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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水龙红铜试铸样币一枚，未发行，清代铜元中的顶级名誉品，铸造精美，存世极罕，素为泉界耆宿汲汲追寻之名珍，此枚正、背面均粗马齿版、低满文，为目前唯一可流通的红铜水龙版别，各类机制币权威目录均有收录，流传有绪。 根据清代户部的要求，各省制造铜元，须援引广东成法，成色、图案及面值以广东省铜元为标准。四川当三十铜元，可能由于当三十的面值不符合户部关于铜元币制的规定，未被获准发行，在清代的铜元中，面值当三十者，仅有四川一省。 目前已知，四川当三十铜元“水龙”和“飞龙版”各有红铜和黄铜两种材质，均极稀贵。其中，红铜“水龙”与“飞龙版”各见四枚，黄铜“水龙”和“飞龙”版各见二枚存世。据悉，中国国家博物馆有四枚全套收藏，系罗伯昭捐赠，上海博物馆藏有红铜“飞龙”和“水龙版”各一枚，分别为李伟先和罗伯昭捐赠。 1993年上海博物馆编撰《清代民国机制币》目录即以馆藏四川当三十红铜水龙为封面，肯定了其在中国钱币中的至高珍品地位。此枚四川当三十铜币，是目前唯一可流通的红铜水龙版别，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是足以奠定藏家收藏地位之重器。 铜元巨星 — 四川当三十 一九九五年，上海博物馆编辑出版《上海博物馆藏钱币 清代民国机制币》一书，在闻名遐尔的珍稀金银币富藏之中，上博以一对四川当三十铜币，作为彩色封面，以此来肯定这枚铜币的地位不只是铜元第一名珍，也是中国机制钱币之巨星。 四川当三十，分水龙和飞龙二个版式，材质亦有红铜和黄铜之分，百年来发现的数量，经过证实的共有十一枚。其中，红铜、黄铜各一对计四枚，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系由四川籍大收藏家罗伯昭于解放初期捐赠。上海博物馆也有水龙与飞龙一对入藏，分别由罗伯昭和李伟先捐赠。其余五枚均为私人收藏，分别是水龙二枚、飞龙三枚。 本品水龙版四川当三十，是台湾郑仁杰编著《中国铜元鉴赏》一书编号393图片原物。此品为红铜，特征是正、反面均大马齿，降满文，满文“宝”字内侧有一轮未剔掉的弧线，与上海博物馆馆藏完全一致。此外，这枚水龙的眼睛雕刻出眼皮，而郑仁杰所藏另一版黄铜水龙（郑谱编号394）则没有雕刻出眼皮，正面为细马齿，高满文，可见民间仅存的这二枚水龙，除了材质不同，还可以确定是二个版式，这使得水龙版四川当三十更加别具趣味。 目前所见的四川当三十，都有明显的流通痕迹，尤其是龙鳞和云朵，都有或多或少的磨损，但是因为它型制特别，坯饼厚重，雕刻深峻，出类拔萃，所以，瑕不掩瑜，丝毫无损其巨星风采，历来被大藏家视为重器。 四川当三十的版式有水龙和飞龙，水龙又分有眼皮和无眼皮二个版，正面还有大马齿、细马齿以及高低满文之分，材质也有红铜、黄铜二种，那么，存在这么多的版别，为何发现数量却如此稀少？二十年前，四川成都钱币学会曾成立专题，请专家学者追踪考证，遗憾的是，因为史料记载不详，始终没有公认的定论。目前较有倾向性的看法是初期试铸，版式未定，旋因规制不符，未批量铸造，仅有少数试铸币留存。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发行之后，因型制不符，官方强制收回，而且回收彻底，以致存世如凤毛麟角。 该钱币曾是旧时苏州钱币学家蒋柏勋珍藏，上世纪80年代末期，其后人求售，辗转卖给台北泉商，余于1991年购藏，并与其陪伴整整十二年。其间，余曾撰写专文，探讨四川当三十的百年沧桑，文章发表于1997年《香港钱币学会专刊》，并附有早期平玉麟仿造版图片，通过比对，正本清源，让读者得以分辨赝品。 2003年，台湾高雄刘蕴宏出售，当时他藏有安徽方孔、广西十文、大清铜币“宁”二十文、民国五年嘉禾一分L.GIORGI签字版等铜元名品。后来刘在台湾《宣和币钞》2004年6月休刊号上特别撰文，叙述他对四川当三十的痴迷，笔下情感真挚，余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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