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古人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王国维却为几担米而自杀

王国维之死

差不多已经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一九二六年，我开始到清华去上学；那时候的清华，可以说是街头街尾“洋化”了的，读的是“洋”书，讲的是“洋”话，一切规矩都是按照美国的，连厕所里的手纸也是进口货，所有这些，都使得像我这样从内陆小城市来的土学生感到眼花缭乱，手足无措。

在这沉浸的“洋”空气中，不久我就发现了一个奇迹：清晨、傍晚，每每看到一个街头街尾土气的老头子，踯躅在水木清华的园林中。他穿着土布棉袍，黑布马褂，土鞋土袜，黑缎子的瓜皮小帽，最刺目的，脑后还留着长不盈尺的小辫子。长发是显然的，决不像是一个校工或管账的小职员。他是谁呢？经过向老同学询问，才知道这个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国学家王国维先生。

当时，清华的学生总数不过三百多人，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留美预备班，称为旧制学生，那时已不招新生了，在校的还有四个班级，约二百多人；一是大学部，称为新制学生，那时还只有两级，每级八十人，我就是第二班的新生。另外，还有新设的研究院，学生不过二三十人。

新旧制的教师是相通的，有些选修课，两部分学生还在一个课堂上课。研究院的教师却并不到大学部来兼课。那时研究院的教授除王国维外，还有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

为了满足研究院以外的学生向这些先生“受业”的要求，学校当局特地安排在每星期六晚上举行校内的公开演讲，请这些先生轮流做学术报告，凡愿意听的届时都可以去听，事前既不要报名，事后也不举行什么试验，完全探取“自由”听讲的方式。记得在一年中，我就听过王国维先生的报告不下五次；他的学识的确是渊博的，讲话也很清楚，深入浅出，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讲的“新莽量衡”。他根据甲骨文等史料，考证出王莽时代的度量衡制度，他还带着一个自己核算复制出来的量器，一面是当时的“斗”，一面是“升”，他边讲边以实物比拟，把这样一个枯燥的选题讲得相当生动。讲过几次演讲，我对这位老先生是满怀敬重的。

第二年（一九二七年）一个初夏的早晨，我坐在校园的树荫下，温习功课，看到王先生从我身边走过，还是一身常穿的土袍土褂，布鞋布袜，虽然神色有些呆滞，精神看来还是好的。想不到第二天傍晚就听到消息说，王国维跳昆明湖自杀了！事后，读到他的助教赵万里所作的《王静安先生年谱》，才知道他自杀的经过。

《王静安先生年谱》写道：“五月（夏历）初二日，夜，阅试卷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自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家人候先生归，至午后犹未至，乃大疑，其公子急蹬迹之，至申刻始得噩耗。次日入殓，友生集哭。奉尸出园，始于裹衣中得一遗书，纸已湿透，惟字迹完好。”

遗书的内容很简单，开头几句就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一代学人就这样与世长别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康有为死于青岛，六月（夏历五月），王国维死于北京。他们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又都是复辟派中人；他们死的情况虽有所不同（一个是老死，一个是自杀），但无疑都是和时局的急剧发展有关系的。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北伐军已囊括长江中下游，山东一带动荡不定；六月，则北伐军已到达河南，冯玉祥军东出潼关，占领河南，渡河北进，阎锡山也已挂起“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旗帜，派兵从娘子关、紫荆关，威胁奉军后路，京津一带草木皆兵，康、王之先后去世，无疑是和这急转直下的形势是有关联的。王的遗书中所说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可以反映他们当时的恐惧愤懑情感的。赵万里的《年谱》中也说：“去秋以来，世变益亟；先生时时以津园（当时溥仪已逃至天津，租住'张园’，做他的小皇帝）为念。新正赴津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津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可见王的死，是忧伤清室这个小朝廷，不惜以身相殉，以表现其“孤忠”的。

但当时他的朋友中，还有不少人为他辩解，说他的死，决不是仅仅为了对溥仪“尽忠尽节”，意义远比这些要深远。梁启超的“挽王静安先生联”，写出了他的看法：“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文中，说得更为清楚。他说：“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割之当否，固不必论。……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赵万里的意思是说，王国维的死，主要是由于本身的苦闷，因为东方文化濒于破灭了，所以对东方文化修养极深的人不得不苦痛而死；至于对清室尽忠，则是次要的，而且只是抽象的尽义成仁，不是对宣统这个具体的小皇帝尽忠。这些辩解，主要的动机是抬高王国维的形象，表明他决不是一个迂腐的复辟派。但他们所举的理由却是很牵强的。如果说对一种文化有很深的修养，就非在这文化濒于破灭时自杀不可，那末，当时对所谓东方文化寝馈深邃的，何止王国维一人，像陈寅恪先生自己就是对三坟五典滚瓜烂熟的人，为什么只有王先生痛苦到非死不可呢？至于说他的死和清室没有关系，也和事实不相符合。从王的遗书日记以及赵万里的《年谱》中都可以看到，他在死前，是如何关心着“津园”的命运，焦急至于咯血。他死后，宣统还“下诏”褒扬，说他“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还“加恩于谥忠悫”，并“赏银二千圆治丧”。可见，王在生前，早已深深地陷在复辟派的罗网中了。

王国维究竟和清室有什么关系？做过前清的什么大官？或者曾受过什么“殊恩”？使他这样“孤忠耿耿”，一直拖着那条小辫子，甚至为这条小辫子而跳湖自杀呢？说来很可怜也很可笑可悲。他在前清连一个秀才都没有考上，什么芝麻绿豆的官都没有做过，一直靠著述和译书维持其清苦的生活。直到他自杀的前四年，也就是一九二三年，才忽然和这个小朝廷发生了关系。经过是这样的：那年春天，他寄住在天津的罗振玉寓中，从事校释“古逸丛书”和“草堂诗笺”。有一天，忽然前清遗老升允来访晤罗振玉，认识了王氏，他回京以后，就向溥仪推荐王“入值南书房”。过了几天，这位小皇帝就下“诏”：“杨钟义、景方昶、温肃、王国维均着在南书房行走。”这就是说，他被聘担任溥仪书房中的最末一名助教（正式教师是陈宝琛等），到六月一日，溥仪又下了“上谕”：“王国维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五品衔有多大呢？比道员还要小一品，跟宣统左右的小太监差不多。五品俸有多少呢？前清京官的官俸只是象征性的，一品大学士的官俸每年只有二百四十两，外加二十石米（他们中的许多人主要是靠贪污卖官和外官所送的“冰敬”“炭敬”来生活和致富的）。五品俸，大概每年不过六十两，再加上几担糙米，如是而已。而这个呆书生，不仅甘心为此而折腰，而且还感激涕零于“皇恩浩荡”，从此以遗老自居重新留起小辫子来了。

王国维做这样的“王者师”不到一年，就碰上康有为、金梁等所策动的第二次复辟阴谋（即“甲子复辟事件”），他因为和复辟派的热心分子罗振玉关系很深。他在北京，又寄住在户部街金梁的家中（金那时当上了“内务府”大臣，是这次复辟阴谋的主持人之一），这就使他也跻身在这些遗老之后，做着“中兴”的迷梦了。就在他们沉醉黄粱的时候，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接着冯玉祥回师北京，囚禁曹锟，并派兵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把这些遗老的阴谋彻底摧毁了。王在他的日记中写着：“甲子十月初九日，黄与出宫幸摄政王府，予侍行，未敢稍离左右。”“十二月初一日，赴日使馆觐见，天颜无恙，温谕有加。”这就是他参与复辟阴谋的经过。他遗书中所说的“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也就是指此而言，到了一九二七年北洋军阀政府濒于土崩瓦解的时候，他所以要惊惧自杀，就是因为受过一年的“五品俸”，并参加过复辟阴谋，赵万里所订《年谱》中所说的“先生的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是说明了王氏当时的心情的。

不仅如此，连王氏到清华研究院担任教授，也是和宣统有些关系的，推荐他进清华的是胡适，而胡适也是参与过甲子复辟阴谋的，他曾是被金梁欣赏的“人才”之一，被开列入金向溥仪“奏请”的“中兴”大臣名单之中；胡还特意由金梁陪同去“觐见”过溥仪，事后还得意扬扬地对人称道溥仪如何“谦礼下士、天纵圣明”。有人问他：“宣统怎样称呼你？”他说：“他口口声声称我胡先生。”“那末，你如何称呼他呢？”他说：“自然是称他皇上。”

这位“臣博士”专诚推荐王国维去清华研究院当教授，也是把复辟意识带进清华园（王的学生赵万里等的著作中，满纸“皇上”“皇舆”“觐见”“甲子之变”等等）。王当时坚决不就，直到一九二五年春，也就是溥仪已从他父亲载沣家里逃到东交民巷以后，“正月，先生被召至日使馆，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见赵万里所作《年谱》），他这才正式应聘，并迁居清华园。至于溥仪为什么对王的就聘清华如此“关心”，是否受到胡适的影响，他在近来写的《我的前半生》中并未谈到这件事，我们也就无从悬测了。

古人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王国维却为几担米而自杀，这实在是一个悲剧。我们还可以说，王氏的一生，就是一个大悲剧。作为一个学者，他的确是博学而多所创见的，是近代不可多得朴学大师，他从二十多岁开始治学，直到他五十一岁自杀，短短的三十年中，著述有六十二种，校勘古籍凡一百九十余种，著述中的《观堂文集》《观堂集林》《殷墟书契编》《蒙古札记》《萌古考》《鞑靼考》，以及《人间词话》《唐宋大曲考》《优语录》等等，都颇有见解，对考古学、史学、西北历史以及古代词曲研究做了很宝贵的贡献。

梁启超论王氏在学术上的成就，有以下一段概括性的评语，他说：“先生贡献于学界之伟绩，其章章在人耳目者：若以今文创读殷墟书契，而因以是正商周间史迹及发现当时社会制度之特点，使古人砉然改观。若创治《宋元戏曲史》，搜述《曲录》，使杂剧成为专门之学。斯二者实空前绝业，后人虽有补苴附益，度终无以度越其范围。”这是说，王氏在考古治史和戏曲学方面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我们还可以说，王氏在晚年专治西北地理历史，考证各少数民族的发生发展，也有了可贵的成就。如果他一心治学，不被牵连进这龌龊的复辟旋涡，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可以想见的。

他之所以不能安于所学，终被牵入复辟罗网而惊惧自杀，主要是受复辟派罗振玉的牵累。他本是浙江海宁的一个书生（一八七七年生），二十一岁时，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他由友人的介绍，到该馆担任抄录，公余从日侨藤田丰八和田冈佐代治学习日文和英文。二十四岁留学日本，翌年患脚病辍学回国，适《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铁云）将其所著殷墟甲骨文千余片影印问世（即世传之《铁云藏龟》），他见而大喜，从此潜心研究甲骨文，考证商周古史，并研究宋元词曲。他在三十几岁前后，先后发表了《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和《人间词话》等有名著作，震惊一时。他自己在《三十自序》中说：“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若戏曲。”“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文学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其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此余之自忘其不敏而独志乎是也。”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喜爱古籍，但并不盲目迷信古籍；他的研究戏曲，是为了要填补这一文学艺术范围内的薄弱环节，这种识见和抱负，是旧中国学人中所不可多得的。正因为有这种识见、抱负，加上孜孜不倦的毅力，终于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

可悲的是正当他潜心于学问的时候，结识了自命遗老、自命清高实际是卑鄙龌龊的文化掮客罗振玉，从此受罗的剥削、摆弄，直至于死！有人说，罗振玉是有名的造假古董骗钱的拐子。一九〇〇年前后，罗在上海创设了《农学报》，专门翻译登载日本英美等国有关农学的文章以欺世，他所请的译员之一，就是当时教王国维日文的藤田丰八，据说，有一天，罗在藤田家看到王所书写的一把扇子，上有“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大为惊赏，从此订交，罗就把王延至《农学报》担任编译，以后，罗先后至广州、武汉、苏州担任学堂监督，他都请王任教习。

王国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罗继续请他帮助译述，实际是以廉价剥削他的精神劳动，罗在以后发表的有关殷墟甲骨文及其他考古著作，实际都是王所撰写的。一个是工于心计巧于筹算的文化投机者，一个却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后者被前者敲骨吸髓，还以为是受其供养，感激知遇，悲剧就发生在这里。

罗振玉为了拉拢王国维，后来还和他结成了儿女亲家（罗的幼女许配给王的长子）。大家知道，罗是有名的复辟派头目，历次复辟阴谋都有份（最后当了伪满“开国”的大汉奸），于是，王这个和清室本无丝毫关系的书呆子，也被牵去当了“南书房行走”，一步步陷下去，终致不能自拔而死！

据传说，罗对王的经济上多方控制，百般盘剥，王在晚年著述，教书的收入，大部分要债还罗的旧账，他后来在经济上穷困无法摆脱罗的要索，也是他自杀的原因之一。看来，这也是事实。证据之一是，赵万里所订的《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记他在自杀那天的清晨，曾“向友人借银饼五枚”。当时清华学校一般教授的月薪有三四百元，像王这样的研究院名教授（王当时实际是研究院的主任教授，名义上由吴宓主持院务），月薪至少在五百元以上，他的生活又很简朴，何至五块钱还要向友人假借呢？他写给儿子的遗书中，还说：“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在城内居住。……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其晚年生活之凄苦，于此可见。

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有这样一些警句：“汉家之阨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文学承恩值近枢，乡贤敬业事同符。君期云汉中兴主，臣本烟波一钓徒。是岁中元周甲子，神皋丧乱终无已。尧城虽属小朝廷，汉室犹存旧文轨。忽闻擐甲请房陵，奔问皇舆泣未能。……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梁启超）称耆哲。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鲰生瓠落百无成，敢并时贤较重轻。”看来，当时陈寅恪先生的那股遗老气味也是很浓郁的。当时，所谓中华民国已成立了十六年，五四运动也已过了八年，中国正逐步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南方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而知识分子中，竟还有跪拜称臣的洋博士，小辫垂肩的名教授，乃至满口“胜朝”“宸听”的大学师徒，声应气求，相互吹捧，那倒真是时代的怪剧和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