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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心怀景仰的晚辈来说，只是提起那些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老先生们的名字，就足以想见前辈们传奇般的飞扬神采，联想到一个个令人神往的故事。
读研时，我们这些前途未卜的小白学生，怀揣着对学术的热忱，无论是各家师承，还是文献版本，或者掌故轶事，只要和学术一点点相关，都能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就像一位导师所说，他学生时代参加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因为服务后勤得以和大教授们有了近距离的接触。那些老先生们在主席台上炯炯有神的目光、机智幽默的谈吐、满身浸润的儒雅气质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那时，他就立下志向，将来一定要和那些老先生们一样，传道授业，做一个在学术领域里开疆辟土的传奇；导师在以后的日子里也几乎完全兑现了他年少时的志向。（说来令人感叹，这位导师，便是英年仙逝的王昊老师。）尽管在毕业后，自己从事了和专业并不相关的工作，但这并没有让我减少对文史的关注。——因为文史的魅力和引力真的是巨大到超出我们的想象。最近读到一篇文章《通行本〈史记〉整理前后》。文章讲述了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治和学术、出版的生态环境”下诸位先生通力合作，付诸心血“以现代规范与标准（标点、分段、校勘等）整理《史记》”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作为史家绝唱的《史记》，尽管它语言生动、文笔洗练，但是没有现代规范的整理，今人想要读懂它也绝非易事。凝聚了顾颉刚、贺次君、宋云彬、聂崇岐四位先生心血的通行本《史记》，几经波折才得以问世。尤其宋云彬先生，当时以“右派”的身份参与此项浩繁的工程，他的心境与对学术的热忱，我们多少都是能有所感知的。即使被打成“右派”，国家也难以舍下宋云彬先生的才识，——学术的魅力可想而知。现今通行的“二十四史”以及《清史稿》的点校本都是在建国初期整理的。上学时自己学的专业是宋代文学，有宋一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宋史》，也是自己非常景仰的一位先生，——邓广铭主持整理的。先生主攻宋史，在文学上造诣同样功力深厚。现今最为通行的辛弃疾词集本子《稼轩词编年笺证》就是由他校订注释。时过境迁，那一代的老先生大都驾鹤西去，可是他们留下的学术成果乃至风神情韵还在深深地影响着几代学人。如今，再次整理“二十四史”以及《清史稿》的计划已经提上日程并开展起来。上学时的几位导师都参与其中，上课时他们会讲起整理的标准与进程，还不时地发出自己是站在前辈老先生们的肩膀上的感叹。现在想来，自己真有些不经意间经历重要历史事件的荣幸。
有关《史记》整理的文章，是在中华书局的电子书《上书房》的创刊号上读到的。（上书房，简单的三个字，就拥有着极大的内涵。胡适曾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写白话文要“不用典”，流毒无穷啊。）整理正史的工作一直由中华书局发起，在创刊号里提起这项伟大工程的源起，再合适不过。和那些老先生们的名字一样，“中华书局”四个字同样能引起景仰与神往。由陆费逵（lù bì kuí，复姓陆费）先生创办于1912年的中华书局已经走过百年历程，文史学专业的学人，都相信百年来的中华书局丝毫无愧于先生创办时“开启民智”之宗旨。经济上没有太大压力的中华书局也开始开拓电子书刊市场，即使他们为自己的电子期刊起了“上书房”这样一个古朴文雅的名字，也难掩他们尝试改变、尝试跟上时代潮流的努力。在极为注重底蕴和古意的文史学科之中，这样的做法总是欠缺了那么一点味道。唯物史学的观点认为，凡是在历史上产生的，终究会在历史上消亡。我们的纸质书籍会不会遭受到这样的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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