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6月，青年毛泽东问他的朋友也是同学的萧瑜打算怎么过暑假。他和萧瑜都是杨昌济的学生，杨昌济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岳父。 萧瑜说他打算当一段时间乞丐。 毛泽东听到后十分感兴趣，问萧瑜：“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 萧瑜没有拒绝。 暑期开始后，两人开始了这段不带分文的“行乞”之路。毛泽东穿着一身旧的裤褂，头剃得像个士兵，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布包。包裹里有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 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对实地调查研究很感兴趣，并且身体力行。毛泽东后来总结过这次调查之行： 历时1个月，走了900多里路，走遍了湖南5个县，没有花一分钱。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受到款待和欢迎。 实际上的过程并不想上面所说的那么顺利，有些时候他们向当地的老乡要点吃的东西，但并不总是受到礼貌的回应。 毛泽东把这次"旅行"与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相提并论，司马迁是毛泽东一生不断反复阅读的《史记》的作者。而司马迁当时在差不多的年龄游历了当时的中华帝国，并记载了帝国内的世俗民情。 青年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就像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这些经历和当时在中国社会上具有更好学历教育的或者更具社会地位的人（如留俄等有留学经历）相比，毛泽东的视角除了具备自上而下的角度，更多了一些自下而上的视野。 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生命中这样的考察民情还有很多很多次。这是伴随他一生的习惯，就像他终身热爱游泳一样。 在1924年至1925年里的较长时间里，毛泽东回到了他出生的村子韶山冲。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除了调养身体外，很多时间用在了调查研究上面。 在建国后的1964年，毛泽东曾经这样总结过： 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说谈话，了解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一是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是可以赢几个钱。 我是先输，输一二快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1块钱。我给了他3块，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 这些经历让毛泽东明白有所得的同时需要有所付出。也让他深刻理解农民们想要什么，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想当然。 然而，这些认知当时所处的年代属于非主流，也让他付出了一些代价。比如说他1924-1925回到老家韶山养病很大程度也是被逼无奈。 事实上，我们发现很多事物太超前也不好，太滞后也不好，但是很难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天时地利人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就曾在一本书里就曾谈到这样的看法。 事实上，时机还是站在毛泽东这一边。正是因为这些别人不屑去做的事情，让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岁月如鱼得水。 1927-1929年的毛泽东，是他在井冈山做“山大王”的时候。他因地制宜的联合当地的土匪，并进行了招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虽然，这一切工作当时受到了党内的诸多质疑。 但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这样的统战策略，此后伴随着毛泽东迎来新中国的成立，一直到现在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井冈山的意义对于毛泽东当然不仅于此，正是在这里，发生了“朱毛会师”，形成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军事力量之一。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发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声响。 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说到：“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特色。这样的“中国特色”的故事在此后几十年里包括现在还会不断发生，并且一直提醒我们要脚踏实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若干年后，毛泽东的这些主张依然受到人们的重视，比如远在美利坚的特朗普，他抓住美国人民的切身需求，提出自己的执政纲领，最终赢得了选举。 伟大的人从来不走寻常路，青年毛泽东就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他指出“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必须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 其实，青年毛泽东早已经是个哲学家，因为已早洞悉“顺势而为”才是真英雄的天机。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纲领，从这一刻起，一切都已经不同以往了！ 后来，这些行动纲领成为现代企业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比如很多人在追捧的华为任正非。 经典的东西从来不会过时，祝青年节快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