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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妹:活着

 最人物 2022-11-18 发布于山东

27岁的刘哈哈,是深圳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她所就职的公司专门为几十家大大小小的工厂招工。

去年4月份,她开始在短视频平台,更新与工人们相处的日常,记录着厂弟厂妹们生活里那些或荒诞不已,或摇摇欲坠的时刻。

她发现,在以机会、创业著称的一线城市深圳,除了梦想和财富、热血和激情外,还有飘荡在流水线上的工人们的迷茫和无能为力。

在与厂弟厂妹们接触的过程中,有时她会觉得愤怒,怒其不争,有时又从内心生出同情和心疼。

他们少有人选择一份正式工,更多选择成为一个随时准备“提桶跑路”的人。

他们把生活压缩到极致,全部身家和生活用品,都可以被一只桶轻易装下。

连同他们的人生。

“你们宿舍是进贼了吗?”

推开门,看到满地的瓜子皮、零食袋,用过的纸巾和几罐被垃圾包围着的啤酒,刘哈哈忍不住质问:“为什么旷工?”

“姐妹失恋了,我们要陪姐妹。”“关你吊事?你发工资?”宿舍里的四位女孩,你一句我一句,满不在乎地回应道,“姐妹大过天。”

这是一个关于工人旷工的投诉。作为人力公司的职工,员工的无故旷工是最让刘哈哈头疼的事,投诉电话接了无数个。

每当她气冲冲地走进员工宿舍,询问旷工原因,理由往往让她觉得匪夷所思:

工作太累了;被拉长吊了(被一条流水线的负责人辱骂);室友不爱干净,影响休息;失恋心情不好;借支不到钱,不想去上班……

在他们眼中,上班像是最不重要的事,优先级排在心情、状态、友谊之后。

更有甚者,因为没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保安起了冲突,冲动之下,向保安撒尿。因为这件事,这位厂弟被工厂罚款后,情绪上来了,索性接着旷工。

打工者们从天南海北涌入深圳,有些已工作数年,熟知社会生存法则;也有些初入社会的“新手”,在面临生活抛出的一个个抉择时,还保留一丝天真和幻想。

来深圳进厂打工前,石头原本盘算着去缅甸赚钱。

一位在缅甸“混得很好”的老友,向他发出邀请,“这边搞钱很容易,你要不要来跟着我干。”出于对熟人的信任和对快速赚钱的渴望,石头没有拒绝。

老友垫付了3万块钱,帮助石头偷渡到缅甸。到了缅甸后,他热情地带石头参观公司,石头发现不大的空间里,每个人只需要拿着手机,不停忙碌即可。

老友没有隐瞒,坦言自己在缅甸搞电信诈骗。如果石头愿意干,就留下一起轻松搞钱;如果不愿意,赔偿3万元后,可以走人。

石头没有犹豫,转身离去。回国时,他走正规渠道,去相关部门自首,又被罚款4000元。几经波折,最终无奈来到深圳打工。

向刘哈哈回忆这些经历,石头显得不甚在意,“那些人在缅甸专门骗外国人。”他庆幸自己还算走运,至少朋友没扣押他的身份证,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有人渴望钱,也有人渴望爱。

一位年轻的厂弟找刘哈哈借400块钱,理由是要给新交的女友买包。

刘哈哈觉得奇怪,怎么刚发了工资,就又要借钱。男孩告诉她,自己和女友从网上相识,女孩给他发过几张照片,二人确立了关系。

半个月前,女友称家人生病问他借钱,他把一个月的工资全部转给了她。

男孩对二人的爱情十分笃定,刘哈哈却认为男孩被骗了。

她和男生打赌,让他告诉女友,包包下个月发工资买,现在没钱了,能不能先借他二百块钱吃饭,以此试探对方的反应。

意料之中,网恋对象收到这条信息,立马拉黑了男生。

刘哈哈带着他去报警立案,路上男生问她,钱还能追回来吗?如果追不回来,那就不报警了吧,他觉得好麻烦。

网恋被骗的厂弟有不少,刘哈哈已经见怪不怪。

在工厂,年轻男孩在休息时,喜欢看直播消遣时间。他们时不时会给女主播们刷点礼物,一些小主播很快就会注意到他们,私下加微信聊天,对他们嘘寒问暖。

“哥哥、哥哥的叫着,这些男孩很容易就沦陷了,特别是那种刚出社会的小年轻。”刘哈哈说。

年轻的荷尔蒙在空中飘散,不少工友们进厂时,最喜欢问的问题之一就是,“妹子多不多”,他们期待进厂后能找个厂妹谈恋爱,生活至少有点盼头。

而不是每天挨到下班后,只能躺在床上补觉,或飙着脏话,在一局又一局的游戏厮杀中,寻找存在感与成就感。

尽管身处繁华的深圳,但厂里的生活却是枯燥无味的。

待在宿舍,等待他们的是游戏和直播。走出厂区,迎接他们的是,会出现在城镇里的夜市。沙县小吃、蜜雪冰城、烧烤摊、麻辣烫……百十来元就可以买到的应季衣物、鞋子,还有生活用品。

泡面,瓜子,辣条,啤酒,烟,成为他们日常娱乐生活的标配。

人生像是被一个巨大的桶笼罩,他们感受不到和这座国际化城市的连接。

2018年,日本NHK电视台拍摄过一部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

纪录片中,在深圳流水线上工作的年轻人们,吃5块一碗的“挂壁面”,喝2块一瓶的“挂壁水”,抽5毛一根的红双喜散烟。没钱住15块一晚的床位时,干脆“以天为盖,以地为席”。

他们口中的“挂壁”一词,意指身无分文却又无事可做的状态。

他们热衷于做日结工,“干一天玩三天”。实在没钱了,又不想工作,就把自己的身份证卖掉,换取100块钱,过着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

这些活跃在深圳三和人才市场附近的年轻人,被网友戏称为“三和大神”。如今,随着城中村的一次次整顿,三和人才市场已经搬迁,周围的廉价旅馆和网吧随之关闭。

但“三和大神”们,却没有消亡。

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截图

张明就是其中一位。每一天,刘哈哈都可以看到他来到求职门店,借着询问招聘信息的由头,在店里给手机充电。

3个月的时间里,他从未没换过衣服,白天在招工大厅玩手机,晚上就睡在路边,饿了就去餐馆,捡别人吃剩的饭菜。

刘哈哈好奇,他为什么要过这样生活。对方气定神闲地给出理由:“太累了,不想去工作。”

类似张明这样的大神,不是少数。他们无法在一家工厂停留太久,为了方便随时换地方,他们把生活压缩到极致,所有的衣物和生活用品都可以被一只桶轻易装下。

这类人通常只做临时工,因为不用缴纳社保、公积金,发到手的工资会更高一点,最少干够7个小时,就可以结到工资。

而一旦觉得太累太苦,或工资拿到手,他们就会随时“提桶跑路”,换一家工厂,甚至是换一个城市。

“能在一个厂干满一年的人极少,通常都是做几天、几星期就走了。”刘哈哈说。

年轻人们可以给出无数个“提桶跑路”的理由。

一些人在无尘室工作,会说自己穿的是“太空服”,觉得环境憋闷难受;还有些流水线速度过快,他们称之为“飞机拉”“火箭线”,快到根本忙不过来;也有人受不了食堂难吃的饭菜和拉长的刻意刁难。

当然也不乏有人就是纯粹的不想干了。为此,他们可以放弃生计、家人和一切社会关系。

刘哈哈见到吴阳时,他正躺在一个桥洞下睡觉。身下铺着一张凉席,身上盖着一块儿薄毯,一双脚露在外面,丝毫不在意有蚊虫叮咬。

原本,吴阳和女友一起在工厂打工,他嫌弃一个月5000的工资太低,觉得再继续干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于是丢下女友,自顾自从工厂跑路。

女友带刘哈哈找到他时,无论如何劝解,吴阳始终躺在凉席上无动于衷。他称自己一定会找到月入过万的工作,并反问女友:“为什么不好好工作,上班时间跑出来?”

“你现在不工作,以后怎么结婚,我四年的青春是喂了狗吗。”女友质问他。

听到这句话,吴阳彻底不耐烦了,“你愿意和我过,就拿个席子一起过来,这里也不用付房租。”

这件事被刘哈哈翻拍成视频,视频的结尾,女孩决定与吴阳分道扬镳。

“可实际上,这个女孩很不争气,随后也从工厂离职,她告诉我们,男友在哪,她就在哪。”刘哈哈无奈道。

刘哈哈时常对这些人感到无奈和愤怒。每天和不同的厂弟厂妹打交道,哄小孩一样劝他们好好工作。遇到脾气非常火爆的,还会遭受言语辱骂。

她鄙夷这些人的粗陋行径,心里也曾有抑制不住的优越感,可更多时候,她理解这些“无药可救”的年轻人。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懒散、堕落,一定程度上依赖家人的庇护。每个月,家人会给远在外地打工的孩子一些零用钱,这些钱支撑起他们不用努力的生活。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年轻人们早已从前辈们身上看到了前途:

多打几个小时螺丝,多几十块收入,人生不会就此改变;工作没有技术含量,更没有成就感,就算在流水线站十年,也不会升职加薪;年满45岁后,没有任何一个工厂会接收他们。

丧失希望,是堕落的根基。刘哈哈至今忘不掉那位落寞的大叔。相遇那天,是大叔45岁生日,而这个失落的中年男人,在生日当天,蹲在路边痛哭。

他告诉刘哈哈,自己问过许多工厂,还能不能继续做工,均被拒绝。招工的要求里,大多写着18-45岁。即便一膀子力气,他却失去了打工的资格。人生就此失去盼头。

看不到希望和未来,年轻一代的打工者,索性放弃努力。他们不愿青春被禁锢在流水线上,可也找不到更好的出路。

“计划”这个词,于他们而言,听起来太远了。久而久之,便像废弃掉的汽车,再也难以启动。

工厂里多的是厮混日子的年轻人,也不乏一些奋斗的身影。

“提桶跑路”“干一天玩三天”,这些都不在小陈的考虑范围内。进厂时,小陈刚年满16周岁,这是部分工厂最低的年龄限制。

几年前,小陈的父亲出了一场车祸,落下腿脚不便的毛病,失去了劳动能力。母亲早早就离开了这个家庭,从那以后,父子二人相依为命。

每个月,小陈都要给家里的父亲打两三千块钱。担心父亲乱花,他会分成几次打到邻居卡里,一次300块钱,再由邻居转交给父亲。

时间再往前推几年,早在14岁时,小陈就步入了社会,偷偷做一些不看年龄的黑工。

当刘哈哈叹息他的生活不容易时,小陈笑着说,“哪里又有十全十美呢?”

80后的李平,同样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打工的十多年里,他在不同城市的工厂辗转。

十年前,李平孤身一人来到深圳这座城市。花了800块钱中介费后,他得以进到富士康。

进厂初期的日子昏暗麻木。由于没学历,李平只能被扫向流水线,被划分到最没有竞争力的人群行列。

流水线一开,成千上万的零件涌来,平均每班次要做一万多批次产品,每分钟就要做二三十件,不容有半点停顿。

李平回忆,那一年,同期的工友里,陆续有几十人跳楼,有夫妻,也有刚进厂的年轻人。“压力太大,赚的钱太少,社会消费太高。”

他们的流水线人生,随着坠楼,咣啷一声停了。

李平决定辞职。这份枯燥且不停歇的工作,他实在干不下去了。就在离开之际,一位领导挽留了他,李平称他为“贵人”。“贵人”将他调到另一个部门,新部门都是大学生和研究生,工作自由,轻巧。

此后,李平在富士康继续工作几年,然而薪资始终没有太大涨幅。他决定趁着还年轻,再到社会闯荡一番,好碰碰运气。

可他没料想到,没有足够的学历和能力支撑,此后的工作,磕磕绊绊,竟都不如在富士康时那份。

压榨和反抗每一天都在发生。

他被老员工欺负,遇到过黑中介,工资被工厂克扣是常有的事,有时候,每个月光水电费就被扣三四百。他进过一些小厂,吃饭时间只有半小时,吃完需要自己洗碗,紧接着,连走带跑地赶回车间打卡。

在一次次奔跑的间隙里,李平萌生一丝悔意,如果当时选择在富士康一直干下去,这一辈子也许就没有担忧了,最起码每个月会有五险一金。

他时常想,有了学历,在社会上才能少受些气。可小时候家里太穷,无法供养他上学。

“进厂都是家里很穷的,不穷谁愿意进厂。”李平无力选择。

在招工大厅,刘哈哈看着来来往往、匆忙疲惫的打工者,意识到他们的失意并不是暂时的,可能延续两代人的生活。

一位16岁的女孩和妈妈一起进厂打工。女孩穿着白色长裙,绑着一根马尾辫,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刘哈哈问她为什么要进厂,女孩低声说,不想读书了。

刘哈哈起初以为,女孩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不爱上学。没想到女孩喃喃道,自己学习成绩还行,也不觉得读书苦,只是不想去学校了。

坐在一旁的妈妈,脸上挂着不甚自然的笑容说,“叫她去,她不想去。”

“你们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三个。”

女孩是家里的老二,哥哥和妹妹还在上学。她猜测,女孩或许是太过懂事,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才执意要和母亲一起出来打工。

面对这对内向的母女,刘哈哈不方便过多干涉她们的生活和决定。

女孩是第一次进厂,她希望,等女孩真正进到工厂后,会改变自己的想法,重新返回学校。

几乎每一个进厂打工的人,都有被骗的经历。

刘哈哈遇到黄毛的时候,他正坐在行李箱上玩手机。

电子厂门口,到处都是拖着行李的求职者和各路中介的身影,热闹、噪杂。唯独黄毛,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

怀着好奇心,刘哈哈去询问了男孩的情况。

黄毛操着一口浓重的河南口音,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他今年刚满16周岁,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在家打了两年游戏。凭借不错的游戏技术,每个月代打陪玩,能赚1万多块钱。可是后来平台下架,他只能赚4到5千左右。

他想出来找份工作,薪资至少要在5千块钱以上。招聘网站的一位中介,加了他微信,热情地为他介绍了一份高薪工作:来深圳进厂做包装,每月保底工资8500块,包吃包住。

黄毛和两位同伴觉得这份工作不错,一行三人从河南千里迢迢来到深圳。

第一天,他们就发现被中介骗了。中介改口安排他们进电子厂打螺丝,工资变成20块钱一个小时,还需要压两个月工资,到第三个月才可以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只管住不管吃。

黄毛不干了,把身份证要回来,准备先找个工地“妥当妥当”。

“后来他和他舅舅去工地搬砖了。”真实世界,无情地击碎了几个男孩的畅想。

进厂打工的年轻人们,大多有着相似的生命轨迹:他们都是出生于农村或小县城的留守儿童,十几岁就辍学进城打工。

在没有家庭和学历作为依靠的背景下,这些年轻人该如何选择想要的生活?

没人能给出答案。

现实是,工厂从不缺少劳动力。每年都有上百万年轻打工者涌入深圳。

小艾和两位同学逃到了新的工厂。

刘哈哈去看望她们的时候,3位00后小女孩正挤在宿舍,一起吃泡面。

她们都是职校的学生,即将毕业,学校原本为她们安排了位于东莞的一家工厂。

这家工厂管理非常严苛,小艾每天面无表情地站在流水线的传送带前,一个动作重复几千遍,一站就是一天,从早上8点钟,到晚上8点钟。除了厌倦外,她很难再产生其它感情。

工作期间,她不能说话,手机必须上交,中途如需上厕所,要严格遵守“小便三分钟,大便五分钟”的规定,助拉(一条流水线负责人的助手)会跟着去,时间到了,如果还没出来,“助拉就开始骂街了。”

同伴是个瘦弱的女孩,为了可以有一点自由喘息的机会,选择去开两班倒的庞大注塑机。

进厂实习前,学校和工厂向她们承诺包吃包住,进厂后,一切都成为幻影。

9块钱1小时的薪资,一天计算10个小时的工时,上6天休1天。扣除伙食费、住宿费,水电费、保险费,干了一个月,最后只有1500元,小艾她们逃到新的工厂时,工资还未发到卡里。

“9块钱1小时,你们也愿意干?”刘哈哈问。

“没办法,不干学校不给毕业证,学生签都是这个价,每年都是这样子。”

同学们向学校老师反映情况。老师“苦口婆心”告诫她们,“有钱给你们算不错了,你们是学生诶,那么多要求干嘛。”

一张毕业证,足以震慑住这些还未彻底踏出校门的孩子。

然而,严苛的管理和超负荷的劳动不断啃噬着学生们的耐心。冒着拿不到毕业证的风险,一些胆大的同学开始陆陆续续逃跑。小艾她们从东莞逃到深圳,这几个月的经历,她们一直不敢告诉家人。

了解完女孩儿们的情况,临走前,刘哈哈叮嘱她们,可以去工厂食堂看看,不要总吃泡面,对身体不好。

小艾却回应道:“有的人觉得吃泡面很不幸,有的人觉得吃泡面很幸福。”

注:文中除刘哈哈外,其余人物皆为化名;除特殊标注外,图片和视频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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