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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Tokyo Trial）是指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的国际大审判。这些人中包括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国、中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11国指派的11名法官组成。中国法官梅汝璈代表中国方面参加东京审判，任中国驻国际法庭法律代表团团长，首席检察官和首席法官。 2020年9月7日，最后一位健在的东京审判历史见证人高文彬去世，他于1946年远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参与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工作，担任中方翻译与中国检察官秘书，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搜集证据与翻译。  历史贡献东京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法西斯同盟国，对在日本政府策划、准备、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担负主要责任的人物，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 “国际社会采取法律手段对破坏人类文明的战犯进行审讯和制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和对战犯战争责任的追究与判决，符合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准则，符合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利益，符合人类对和平与正义的追求。 东京审判从法庭宪章的起草与公布、法庭的组成、对战犯的审判，直到认定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性质和对主要战争罪犯的惩治，都具有不可辩驳的法理依据。 东京审判在两年七个月的审理过程中，盟国并没有以战胜国的姿态对战争罪犯以主观、武断的判决，而是以国际法为根据，在大量的人证、物证的基础上，在给予战犯以充分的自我辩论的基础上而作出的法律判决。“这一点已经得到世界的公认。” 东京审判不仅从法律的角度认定了日本发动的对中国、东南亚和美英等国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而且通过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公开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暴行，尤其是侵华14年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宋志勇介绍，在法庭上，战时日本曾严密封锁的“南京大屠杀”等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被揭露，为审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从政治角度看，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一样，对于制止侵略战争、保护正义力量、倡导世界和平、促使用战争以外的方式解决争端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东京审判向全世界宣告，策划、发动侵略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参与战争犯罪的人，要对侵略战争负责。 东京审判是一场严肃、正义的审判，它惩罚了战争罪犯，维护了国际法的尊严，为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东京审判是国际社会对日本错误国策以及战争罪行的总清算 早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就走上了一条对外侵略扩张的歪路。 按照其错误侵略国策，日本先后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吞并朝鲜，侵占台湾，多次出兵侵略中国大陆。 1931年之后，日本更是变本加厉，先后发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并偷袭珍珠港，进攻东南亚和香港，进行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及“大东亚战争”，使被侵略国家和人民蒙受了巨大战争灾难和生命财产损失。 在战争过程中，日本违反国际法，蔑视人类尊严，犯下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战争暴行，如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化学毒气战、活人身体实验等等，累累罪行，罄竹难书。 国际社会如果对这种反人类文明的罪行置之不理，国际公理将不复存在，国际秩序将失去人性，人类文明乃至生存都将受到危害。为挽救人类文明，捍卫世界和平，必须对日本的上述战争犯罪进行彻底清算。东京审判正是通过揭露、批判日本错误的对外侵略国策，惩罚战争犯罪，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进行总清算，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把战争罪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45年11月开庭的纽伦堡审判和1946年5月开庭的东京审判，正是国际社会这种正当要求和共同意志的体现，是落实反法西斯盟国共同约定惩罚战争犯罪的具体行动，其合法性不容置疑。  向哲浚在法庭上陈词 东京审判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东京审判向全世界表明，阴谋策划、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参与战争犯罪的个人，要对侵略战争负责。 它昭示世界，谁胆敢策划、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不管地位多高，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由战胜国单独组成的，其合法性受到一些人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的质疑和攻击，认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片面审判”和“报复”。 事实上，一方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然是由战胜国所组成，但并非“战胜者裁决战败者”，更不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法庭的设立以及对战争罪、反和平罪的控告也符合既有国际习惯法的法理依据。在审判过程中，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都严格遵循法理法律规定，控辩双方的权利尤其是被告方的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 另一方面，法律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从国内法来说，法律体现的是统治者的政治要求。国际法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国际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要求法律与政治彻底割裂，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是相对独立于政治，不可能绝对独立于政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东京审判的最大政治前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盟国的胜利而结束，否则，就根本谈不到对日本战争犯罪的法律制裁。总体来说，东京审判是比较公正的，体现了国际法的正义原则。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 东京审判揭露了日本侵略战争罪行，为历史研究留下了宝贵史料 侵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其所到之处犯下了累累暴行。但由于战时实行新闻统制和封锁，这些让日本民族蒙羞的罪行都被掩盖起来。而东京审判揭露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策划、实施侵略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犯下的大量罪行，如制造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残害俘虏，等等。日军犯下的这些骇人听闻的战争丑行被揭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极大地震撼了日本国民，让他们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本质。这对战后初期日本反思侵略战争，拥护和平民主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京审判不仅惩罚了日本主要战争罪犯，而且为日本近代历史研究特别是对外侵略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历史资料。 如记录法庭审理全过程的法庭英文庭审记录达48412页（日文为10卷），洋洋千万字。不久前我国影印出版了这部庭审记录，多达80卷。此外，控辩双方共提供书面证据4336件，法庭判决书长达1213页，而法官个人的判决意见书加起来比判决书还要庞大，均创世界审判史之最。 上述各类审判资料基本概括了日本19世纪20年代末到1945年战败投降期间的历史，特别是日本统治者策划、实施对外侵略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犯下的种种罪行，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历史资料库。它为日本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远东国际关系史、国际法特别是战争法规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丰富、权威而庞大的历史资料库。 在看到东京审判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同时，也应看到其缺憾和不足。 比如，没有追究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是东京审判最大的缺憾。天皇是日本战争责任体制中的最高责任者，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不可能彻底追究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这给战后的日本政治带来了严重后果，造成战后日本一些政要、右翼势力拒绝对侵略战争进行诚心的反省和悔改，使日本政治长期右倾化。此外，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诸多罪行，如生化武器罪行、731部队罪行、强征和迫害慰安妇罪行、强征劳工罪行等等，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审判和追究，东京审判涉及的一些国际法问题的讨论也没有完全透彻等。 历史沿革东京审判指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 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1945年12月16—26的莫斯科会议规定，发表了特别通告，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时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其内容与英、美、苏、法4国在伦敦签署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基本相同。  东京审判现场 中国委派法学家梅汝璈为法官。由11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于1946年4月29日向法庭提出起诉书。被告28人，除松冈洋右等3人已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外，实际受审25人。起诉书控告被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 审讯自1946年5月3日开始。 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绞刑，木户幸一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被判处20年徒刑 ，重光葵被判处7年徒刑 。 7人绞刑于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 自1950年起美国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将判刑的首要战犯陆续释放出狱。 这次审判并不能代表所有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意志。但确认侵略战争为国际法上的犯罪，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者列为甲级战犯，是对国际法战犯概念的重大发展。 审判论定1：日军入侵并占领南京是事先预谋的。 2：在日军占领后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20多万人。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 3：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对南京进行了强奸、抢劫、毁房屋等战争行为。 审判经过1945年9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天皇，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代表大本营陆海军部，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1946年1月19日，经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铃木启久等8名侵华日本战犯低头认罪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5月3日，法庭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开始审理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罪行。3日至4日，首席检察官基南宣读42页的起诉书，历数了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被告所犯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 1946年5月，由中、美、英、苏、澳、加、法、荷、新、印、菲十一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28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到1948年11月12日结束，前后持续两年多，共开庭818次，有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受理证据4336份，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整个审判耗资750万美元。从1948年11月4日起宣读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到12日才读完。判决书肯定日本的内外政策在受审查的时期（1928—1945年）内都是旨在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 受审战犯 东京审判28名被告前十位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荒木贞夫、平沼骐一郎、重光葵。 远东军事法庭从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起，到1948年1月2日审判完毕审判期间开庭818次，审判记录共48412页，有419人出庭作证，有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 国际法庭于1948年11月4日开始宣判：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及武藤章绞刑1948年12月23日执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25名日军甲级战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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