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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明钢  1982年，邓小平与傅钟交谈 研读长征的历史，人们常常会问：是什么力量把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聚集在一起，他们明知征途有艰险，却毫无畏惧，万死不辞，前仆后继地奔向一个目标？ 崇高理想，坚定信念，是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伟大旗帜，是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力量源泉。正如《长征组歌》里的那句歌词“革命理想高于天”。 一 中国工农红军基本上由两个阶层组成：一是受过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甚至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懂得一两门外语的政治军事精英；二是来自中国社会底层、大字不识的赤贫农民。虽然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但是红军指战员都懂得，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工农苏维埃的阳光普照整个中华大地。为工农大众而战，为中华民族而战，为共产主义而战，已经成为广大红军将士的共同信念和自觉行动。为了实现理想和信念，他们可以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通过敌人封锁的林华坪时，遭到国民党军机的轰炸，警卫员飞身扑向毛泽东，胡昌保腹部中弹。毛泽东和医生一起为他包扎，但胡昌保已经气息微弱。毛泽东抱着这个不满18岁的小红军说：“会好起来的，我们抬着你走。”胡昌保说：“主席，我觉得血都流进肚子里了。我没什么牵挂，主席多保重。”小红军胡昌保死在了毛泽东的怀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黄有凤说，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毛泽东流泪。 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罗青长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和我同班的一个小伙伴，生性活泼，平时总爱张着嘴乐，我们叫他“叉口”。过草地时，由于饥寒交迫，他倒下去了。临牺牲前，他拉着我的手说：“罗青长同志，我不行了，你们去把红旗插遍全中国吧！”几十年来，这句话始终萦绕在我的耳边，一直在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为了实现理想和信念不畏巨大的牺牲，长征就是历史上这样一项罕见的军事行动。 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后，在甘南，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受命担任陕甘支队司令员。这位红军将领潸然泪下，说：“三军团从第一次反'围剿’的几万人，现在只剩下两千人了……剩下的全是精华，是中国革命的希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踏上征途，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时仅剩7000多人。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近10万大军开始西渡嘉陵江，到达甘肃会宁时只剩3万多人。 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话时说：“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一支平均年龄不足25岁的队伍，面对千难万险而无所畏惧，因为这支队伍每个人的心中都憧憬着绚丽的理想之梦，因为带他们冲锋的是共产党员和红军干部。聂荣臻元帅曾说：红军打仗打的是干部，打的是党团员。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 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的各级领导和指挥员，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很多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以身作则，冲锋在前，战死沙场。每次有战斗任务，战士们纷纷请战，共产党员更是抢在前面。在强渡乌江的战斗中，组织尖兵队。15个名额，全团几乎人人抢着去。三连连长毛振华直接找到团长耿飚请战。 耿飚说：“看看，又来了，我不是讲过嘛，这个任务非同小可。” 毛振华问：“那为什么不让我去？” 耿飚说：“毛伢子，这可是凫水过江，不同于地面作战。” 毛振华一听，当场把衣服脱了，跳到冰冷的江水中，扎两个猛子给耿飚看。 正是党员干部这种冲锋在前、吃苦在先的作风，激发了战士们的极大斗志和勇气。在当时国内的所有军队中，红军军心之团结和士气之旺盛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钟赤兵 二 长征是什么？有位学者这样概括：长征是为了传播理想而进行的伟大远征，千万民众跟着共产党人穿越中国国土，他们坚信路的尽头就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到那个时候，普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能过上与苏联人民一样的幸福生活。 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为了争取一段较为安定的时间，攻占了桐梓。桐梓是古代传说的夜郎国的都城，是贵州“土皇帝”王家烈的老窝。桐梓人在贵州军阀部队中当官的特别多，因此，桐梓的洋楼比别的城市多。遵义没有电灯，而桐梓却有，还有一个小发电厂。攻占桐梓后，红军的每个排都被安排驻扎在一座小楼里。战士们乐坏了，这里看看，那里摸摸，许多战士是第一次看到电灯，感觉特别稀奇。 杨成武为了让全团开开眼界，看看“电”是怎么“放亮”的，就与电厂老板联系，协助他们把被国民党军破坏的电厂恢复发电，红军战士还为电厂运来了煤。电厂发电了，电灯亮了，战士们受到一次具体的理想教育。 三 红军长征翻越了20多座高山，其中的数座位于世界屋脊且终年积雪；渡过了30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险峻湍急的峡谷大江；走过了世界海拔最高的湿地，面积几乎与整个法国相当。更重要的是，红军很多时候处在数倍于己的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中，平均每三天就要发生一次激烈的战斗。然而，再困难、再艰苦、再危险，也没有动摇他们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 中央红军抢占金沙江皎平渡口后，为了抢夺泸定桥，干部团一天一夜急行军120多公里，令人难以置信。总参谋长刘伯承说：“干部团一天走两百里的路程，又是黑夜，又是难走的山路，还有敌人。一个人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呢？他们走到了，而且还打了胜仗。” 12岁参加红军的丁德山说：长征途中，我先后负了12次重伤，有肩膀、腿被打穿的，也有肠子被打出来的。孩子们问我为什么受这么多伤，我说，那是因为我打仗不怕死。我没有“李云龙”的本事，我就是想，你能走，我也能走；你不怕死，我更不怕死。所以我特别能吃苦，能挨饿，能战斗。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总结道：“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四 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红军在长征中屡克强敌、战胜艰险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也是红军具有严明纪律的最根本的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山顶高寒缺氧、险象环生。当年，红5军团第37团的官兵艰难地翻越这座雪山，怀着激动的心情准备与兄弟部队会合时，突然接到中革军委命令：迅速重返夹金山南麓，阻击尾随之敌。军令如山。全团官兵毫不迟疑地掉过头，忍着饥饿、寒冷和极度疲劳，重新翻越雪山，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使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摆脱了敌军追击。 长征途中，红军经过数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少数民族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不了解，再加上国民党和当地封建势力的欺骗宣传，不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存在着怀疑和恐惧心理。因此，宣传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严格遵守纪律，进而赢得各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就成为红军战胜困难、顺利实现战略转移的关键。 1935年5月22日清晨，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进入彝族聚居区。不久，就看到彝民千百成群地挥舞着土枪、长矛，呐喊着出没于山林之中，企图阻止红军前进。 这时，一个战士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杨团长，工兵连连长的枪被彝民下了，衣服也被抢走了！” “人呢？”杨得志问。 正说着，连长王耀南赤身裸体地走了过来。要在平时，谁见了都会笑，但在当时，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杨得志问：“部队呢？” 王耀南说：“都撤下来了。” “他们怎么放了你们呢？” 王耀南说：“碰到一个彝胞，说他是什么头人的代表，要见我们首长。然后，他跟彝胞们叽叽咕咕说了些什么，就把我们放了。” 杨得志说：“人回来就好，赶快找衣服穿上，把部队带好，前面还要你们开路哪！” “请团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王耀南说，“我看彝族同胞不错，他们光扯着嗓子喊，却不开枪。可惜语言不通，不然，讲清道理，我看他们会让我们通过的。不过——”王耀南摇摇头，又说，“我们工兵连，这还是头一次打这样的'败仗’哩！” 看到此情景，杨得志心中赞叹：真是些好同志。被“缴了械”，甚至剥光了衣服——这不仅是在工兵连，在红军战史上以前也是没有的事——不但没有怨言，而且坚信党的民族政策一定会得到彝族同胞的理解，一定会取得胜利。 1936年2月，红2、6军团进入乌蒙山区，敌军切断了通往黔西南的路，将红军包围在大山之中。危急关头，贺龙下达突围命令，要求部队隐蔽行军，不准点火；马蹄裹布，不能发出大的声响。万余名红军官兵严守行军纪律，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敌军防线中钻了出去。 老红军唐建能说：“你们问长征那么苦，为什么能坚持下来？我告诉你，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我们有着铁一样的纪律。长征初期，蒋介石集中了几十个师的兵力，围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我们常常每天要走100多里。在突破大容河、永顺一线时，我们一天一夜跑了180多里，按时赶到了大容河北岸。急行军时，来不及吃饭，更来不及休息，有时饭还没熟，就用洗脸布包着边走边吃。再累也没有人说个不字。” “不管条件有多艰苦，那各项纪律执行得真是呱呱叫！急行军时，白天敌机轮番侦察扫射，有时正巧躲在橘树林里，不能生火做饭，再饿再渴也没有人违反纪律，有时吃生米也没人去摘橘子吃。正因为纪律遵守得好，眼看着马上要丢掉性命也没有人当孬种，爬雪山过草地没有人软腿。”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作报告 五 在长征的队列里，有年过半百的老一辈革命家，也有稚气未脱的红小鬼，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还有少数民族同志。大家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同甘共苦、团结友爱、扶老携幼、生死相助，汇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革命洪流。 长征时，罗青长刚满16岁，长途跋涉使他疲惫不堪，有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一次在草地暂时休息后，他懵里懵懂地跟着部队出发了。走到半路才发觉枪丢了，吓出了一身冷汗。正要回身去找，忽然看见大队指导员傅崇碧帮他扛着枪。傅崇碧看到小战士终于发现枪丢了，严肃而又和蔼地说：“死人也要守着四块板板嘛！你这个当兵的，怎么敢把家伙丢了？”当时，罗青长又羞愧又感激。这件事让他终生难忘。 罗青长在回忆文章中还写道：记得过岷山时，大雪弥漫，寒风怒号，有些红军战士被冻死在那里。与我同班的姜钟同志由于年小体弱，又得了雪盲症，行动十分困难。班里的战友们发誓：“决不让一个人掉队，就是背也要把姜钟背出雪山。”高山缺氧，空气稀薄，一个人行走都气喘吁吁，再搀扶一个人，困难可想而知。但我们就是凭着阶级友爱，共同战胜了困难。藏族同志天宝（桑吉悦希）也是这样依靠相互扶携挣扎着过了草地。直到后来见面时，他仍称呼我为“老班长”，可见战友感情之深。 红一方面军在翻越雪山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几乎都是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红四方面军准备了大量的粮食、衣物，热情地迎接长途跋涉的战友。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也亲身感受到了战友的情谊。过雪山的时候，邓小平的马死了，只能徒步行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慷慨地送给邓小平一匹马和衣服、食品。邓小平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地对子女们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样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 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率红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来自湘西的红军每个人都领到一件毛衣或一双毛袜子。指导员说：“这是四方面军慰劳我们的。人家怕我们到草地受冻，全军上下几天几晚没睡觉，剪羊毛、洗净，捻成细细的毛线，又一针一针织成的。” 由于有了红四方面军的接济和支援，红一、红二方面军才得到充分的休整，这对走完以后的长征路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六 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鼓舞着红军战士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也感动着与红军打过交道的人。 丢失了东北的张学良被迫率部到陕北“围剿”红军，开始自以为红军不过是疲惫之师，一打就垮，没想到在榆林桥、直罗镇，东北军被红军打得大败。被俘的东北军军官看到红军中有老人、妇女和儿童，非常惊叹和佩服，说：“你们真是有主义的啊……难道徐特立、林祖涵先生，邓颖超、蔡畅等女士都是因为没有饭吃才来革命的吗？” 张学良也大为震惊。被俘的高福源团长被红军放了回去，向张汇报红军长征的经过，转达了红军抗日的主张。张学良对身边的军长、师长们感慨地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我们都是带兵的，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队伍带成这个样子，带得都跟你走？还不是早就带没了。”因此，他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想亲自了解一下共产党和红军到底是些什么人。张学良秘密前往肤施（今延安），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双方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共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捉住了蒋介石，迫使其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开创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 七 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访长征路，写下了轰动世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写道，在过去的20世纪里，“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红军的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责编：王喻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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