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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和法家的千年之争：开源还是节流、刑法约束还是礼乐教化
很多人对两宋视为不值一提的弱宋。但其实从另一面看，宋朝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GDP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虽然后世认为宋朝积贫积弱，但不可忽视的是，无论是人口数量、民间的富庶、社会经济繁荣、商品经济发达、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都远超盛唐。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大都出自宋朝。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在后期会单独出一份关于宋朝的文章，多谢大家支持！！！
在这样一个政治开明，重文轻武，文艺复兴的时代，也催生出了一大批文学家，作家，诗人。光是唐宋八大家，宋朝就独占六席。 今天我们主要讲一下唐宋八大家中著名的改革家，思想家王安石 和两个杠精： 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大文学家，书画家苏轼 以及从小熟悉的司马光砸缸故事、编著《资治通鉴》的宋朝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
这三人性格迥异，王安石做事光明磊落、雷厉风行，苏轼才华横溢、张狂率真，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 三人在我们小时候看来，都是大名人，大好人。为何能发生如此激烈的朝堂之争。逼得苏轼被迫离京，下放地方。司马光更是一气之下罢官15年，专心编制《资治通鉴》 这还要从宋神宗即位开始说起。 不得不说宋神宗是个好皇帝，19岁即位，满含一腔抱负，自幼目睹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急于改变现状，想要亲手实现远超汉唐的盛世。
北宋疆域 就在他即位之处便发现了大宋虽然表面看起来一片繁荣，但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少问题： 大量的土地兼并，土豪隐瞒土地，导致税收大减，财政早已出现了赤字，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神宗皇帝即位没多久就发现这国库已经快见底了，不禁让他开始怀疑当年宋太祖、宋太宗的“祖宗之法”是否有问题。改革已经是迫在眉睫。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 如今的当务之急是扭转赤字，让国家有钱起来。 而就在神宗当太子之时，就已经看过不少王安石写的一些文章和理财治国之道。对其早已仰慕已久，可以说是小迷妹。 即位不到半年，听说王安石进京，兴奋的赶紧把王安石招进宫里。在听完王安石对政治经济改革的想法和谋略后，深感这才是我要找的贤臣啊！王安石也被神宗皇帝励精图治，想要富国强兵的伟大抱负所折服。这君臣二人就开始为了自己的理想，看着大宋美好的未来，牵起了小手。
在神宗皇帝的强力支持下，宣扬富国强兵之策的改革变法于熙宁二年开始，又称“熙宁变法”。正式拉开帷幕。
变法主要分为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 王安石主推富国之法应大力开源，想办法给政府财政赚钱，而不是司马光主张的消极节流。其中较著名，也是争议较大的是便是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和市易法。 青苗法规定：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 具体操作规则是，各地粮仓存储一千五百万石钱粮为本金，民户向官府粮仓借贷时，以十户为保，十户中必须有上等户三户，以他们私人财产做抵押。每年正月三十借贷夏天青苗款，五月三十日以前借贷秋天青苗款，夏天青苗款必须在五月底之前还清，秋天青苗款必须在十月底之前还清，每期利息二分，也就是百分之二十。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可以迟交甚至减免利息，只收本金。 这本意是好的，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从民间放贷改为政府放贷，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司马光这个杠精便先从这个开始，和王安石杠上了。 司马光从这条中指出，若当地民官强行要求农民贷款，农民便要背上不必要的利息，只会比增加赋税更加残忍！ 王安石坚信青苗法必定成功，还举出了自己在地方为政时的例子。可王安石自己也没想到。这青苗法在地方可行，可在大面积推广时，竟变了质。 十户联保，七户赤贫户，三户富裕户，赤贫户属于低信用无保障的客户，他们很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按时还不上贷款，这样一来就把风险全部转嫁到富裕户身上。而富裕户本身不需要跟借贷机构打交道，完全能够自给自足春种秋收。可是官府为了完成放贷任务，就会强行摊派富裕户为赤贫户担保。这样一来富裕户也会被拖累成赤贫户
王安石本想从富人身上多挣钱，没想到把穷人富人一起坑了。 再说免役法：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其本质也是好的，免役法通过交钱免役，由差役改为募役，使农民逐步摆脱了劳役的束缚，使人身相对自由，这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最初目的一是为了减轻农民徭役负担，二是借此增加国家财政，尤其是从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获取利益。即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能打击大地主大官僚
你个杠精，我说啥你都要杠！ 司马光这个乌鸦嘴又开始扛上：若是有钱的农民土豪是可以交钱不用服役，但真正的农民仍然无法交起这额外的费用，这是变着法加税！ 方田均税法：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其主要目的便是打倒土豪，清丈出大量隐瞒土地，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农民免除赋税，得到实惠。 可是这一政令在推广时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当地拥有众多田地的土豪拒不配合，勾结官吏上书告状王安石。
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 这是一条利国利民的好政策，推行后水利工程广为修建，保证了灌溉；耕地面积增加，农业生产发展，政府税收增加。 虽然在推广不久后，兴修水利数量逐渐成为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一些地方政府强制百姓修建水利，加重人民负担。好在后来加强了监督管理。在确定工程之前，各级官员要对百姓的意见进行调查，工程量大的需要上报朝廷。在各县施工之前，要求绘制成图，阐述具体施工方法后，上报上级部门。这才遏制了一些当地官员为了政绩，强行修建水利。
市易法：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 市易法解决了当出现通货膨胀时，或大丰收时，防止谷贱伤农，政府出手以低价大量买入因大丰收或别的原因，卖的太便宜的东西。等到灾荒之时，或者市场急需这类物资时，再以平价卖出。不仅调控了市场，国家还能从中赚取差价。 强兵之法中，争议最大的便是保甲法：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 王安石初衷是为了加强对农村的统治，维护农村社会治安； 建立全国性的军事储备；节省了大量的训练费用。 可事实上，尽管保甲法推行多年，宋廷却从未将保甲当作正规军使用，显然将臣之间都对保甲参战没有什么信心。在当时定州新乐县一教场，保丁五十人，有四十九人受“臀杖”（打屁股），而且先打一边，留一边下次再打。而且因为训练、装备都要保丁自己掏钱，贫下户保丁本来就没钱，还要遭受无穷的剥削勒索，又遭受残酷的体罚与迫害，逼得他们往往逃跑外乡。 多地村民为了逃避保甲，竟然发生了不少自残行为，自断双脚来逃避保甲。 司马光正是抓住了这点，向神宗皇帝狠狠的告了一状。说这新法堪比毒药，应立即全面废除！
苏轼在变法之初本是支持变法的，可在变法实施过程中，发现根本是南辕北辙，也加入了反对派。司马光的好友范镇极力反对变法，和苏轼多次上述状告王安石。 王安石看到状纸气得手都在发抖，立刻起草诏书痛斥范镇和苏轼，逼得范镇辞官，苏轼下放到了杭州。司马光听闻几位好友的下场后，也气得罢官回洛阳，十五年不回京。
正当反对派的几个头头被王安石赶走之后，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派内部开始分裂了。 其中的代表便是郑侠，他所绘的《流民图》交给神宗皇帝后，解释道市易法渐渐变了样，小商贩不交钱根本不给营业，一个好好的市易法，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
这极大撼动了神宗改革的决心，他开始动摇了。这段时间反对派的声音此起彼伏。神宗皇帝的皇后，太后都纷纷指责“王安石乱天下” 接下来这改革停了又改，改了又停，问题出现的越来越多。王安石也开始当面指责其神宗“这改革就像煮汤，你这添把火，又浇点水，什么时候才能烧成呢？” 没过多久，神宗便罢了王安石的宰相。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一年后王安石虽然再次拜相，但支持改革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没多久王安石的长子去世，二次罢官。 直到神宗皇帝驾崩，皇太后下诏重新启用司马光，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司马光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 短短几年之内，在司马光和苏轼众人的主张下，尽废新法。 王安石不久后也郁郁而终 总结变法失败的原因，无非以下几点： 撼动了既有利益团体，无法使政令畅通 变法思想没有统一，全国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缺少变法的土壤 宋神宗意志不够坚定，没有坚持变法，在最该支持王安石的时候左右动摇 用人不当，内部分裂，没有好好的培养起自己的拥护派，也没有完全清退反对派 对于监管力度不够，没有形成好的监管体制，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南辕北辙，成了地方官员敛财的工具 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司马光，典型的儒家代表，推崇以德治国，主张以礼乐教化国人 王安石，法家代表，推崇依法治国，主张刑法和法律约束国民 新旧党争的背后，隐含的其实是中国千百年来的儒法之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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