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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沔县探访记》一文由陆懋德所作，发表于1944年《说文月刊》上。陆懋德（1888-1961？），字咏沂，山东历城人。清华学堂第三批直接游美生。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中国现代法学开创者之一。1937年，任职于北平师范大学的陆懋德随学校西迁，之后历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陆懋德在汉期间，曾多次前往沔县考察，先后发表了《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沔县探访记》《谒定军山武侯祠墓记》等文，堪称最早系统关注勉县史迹的现代历史学家。原文为繁体竖排，今尝试以简体横排整理于此，字迹漫漶处以方框代替。 
历来凡经过汉中区者，无不注意于沔县（即今陕西勉县）之古迹名胜，因其为定军山、阳平关及武侯庙、武侯墓之所在也。考定军山为刘先主与曹孟德战争之场，又为诸葛武侯驻兵及埋骨之所，宜其久为游人所欲凭吊而瞻仰。前清王渔洋先生（即王士禛，详见王士禛的勉县诗一文）入蜀，过汉中诗曰：“天汉遥遥指剑阁，逢人先问定军山”，可谓代表一般过客心理之所同然也。余自到汉中区后，屡作沔县之游，因得备观各地，遂志其所见如下，以备访古者之参考焉。沔县为沔水（即今汉江河）所经通，即汉之沔阳也。前清《一统志》称：沔县故城遗址在今县城东十里。然今县城又分为新、旧二城，相去约三里。考《水经·沔水注》，称沔阳“故城为萧何所筑”。其来古矣。《华阳国志》称：“蜀川沔阳为汉城”。再考“汉城”为诸葛武侯所筑，在后主建兴二年（西历二二八年），详见《三国志·后主传》，然则今之沔县，即汉之沔阳，亦即蜀之汉城也。又考《后主传》，武侯以建兴五年（西历二二七年）春，出屯汉中，“□沔北，阳平，石马”。凡此诸地，皆在今沔县境内，所谓沔北，即沔水之北。又考“沔水、汉水本为一水”。《水经·沔水注》所谓“沔水至汉中为汉水”是也。阳平之所在，世多异说。余考《三国志》，蜀将黄忠斩魏将夏侯渊之处，《魏志·武帝传》谓在“阳平”，而《蜀志·黄忠传》谓在“定军山”。由此可知阳平、定军山二地相去不远。余考刘先主与曹公争汉中，《蜀志·先主传》称先主“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山势作极”，此可为证也。今沔县城西有高阁，上刻“古阳平关”四字，南临沔水，再南十里即定军山。沔水与定军山之间，地势平衍，当即古战场之所在也。黄忠斩夏侯渊之地，当在此处。所谓“石马”者，在今县城东。《读史方舆纪要》谓“在沔县东二十里是也”。《汉中府志》谓之“石马城”，并谓为“武侯驻兵之所”，即此地也。定军山下旧有黄忠庙，今已亡矣。
今日古阳平关（田金拍摄） 沔县旧城北二里，有高丘，今人有碑志之，题曰“武侯读书台”。余考宋人陆放翁（即南宋陆游）已有《咏武侯读书台》（编者按：陆游此诗淳熙五年正月作于成都，并非描写沔县读书台）诗，盖斯台之存在久矣。余登其上，见有汉砖残块，侧面皆有几何文花样，大约汉时已有建筑在此。陆放翁诗云：“出师二表千载无，高台当日读何书？”此以武侯曾读何书为问，不易答复。然据《蜀志·本传》裴注所引《魏略》，只知武侯读书，“观其大略”而已。又据《蜀志·先主传》裴注所引《诸葛氏集》，知武侯曾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余谓武侯之出处大节，不愧儒家，而其政治学术，实本申韩，则其平日所读之书，从可知矣。
近人多为武侯空城计西城的故事，即在沔县发生，其说虽误，而亦有所本。余考曲本《空城计》之本事，虽不见于正史，而见于晋人郭冲所著《诸葛亮隐没五事》之一，今存裴松之《三国志》注内。郭氏之意，即指此事在阳平发生，即今沔县之阳平也。考此事是由建兴六年（西历二二八年）武侯攻祁山失街亭退下而起，具详《蜀志·本传》。由《蜀志》所谓“攻祁山”者，《魏志》作“寇天水”，由此可知祁山当在天水附近也。《读史方舆纪要》谓“祁山在今甘肃西和县北七里”，其说不误。祁山既在甘肃，则街亭亦当在甘肃境内。《太平寰宇记》谓“街亭在陇城县（今甘肃秦安县）东北六十里”，其说亦不误。街亭既在甘肃，武侯决不能由此一退，即到沔县。且考之正史，当武侯伐魏之时代，魏兵未能进至汉中区域之内，其事固甚明显也。余谓曲本《空城计》之西城，本是传闻之误。考汉有西城及西县二地，世人多误而为一，不可不辨也。前汉之西城，属汉中郡，见《汉书·地理志》。后汉改西城为西城郡，见《续汉书·郡国志》。此所谓西城者，前清《一统志》谓在今陕西安康县西北，其说不误。《蜀志·后主传》所谓建兴八年，司马懿“由西城欲攻汉中”，可以为证。西城既在安康，可知绝非武侯由天水祁山退下所能经过之路也。余又考汉时又有西县，在前汉属陇西郡，在后汉属汉阳郡，均见前后《汉书》地理志及郡国志。此西县之所在，前清《一统志》谓在今甘肃“天水西南百二十里”，其说亦不误。当武侯由天水祁山退而南下，正过此地。《蜀志·武侯本传》叙述武侯由祁山退下，所谓“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正谓此地也。由此而知西城与西县，本是二地，西城在安康，而西县则在天水。武侯由天水祁山退下，所经过之地，也是西县，而非西城，而前人混而为一，误也。 
乾隆年间定军山图 《蜀志·武侯本传》称武侯卒后，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定军山在今沔县城东南十里。余观此山并无深秀伟大之势，不知武侯何以取为埋骨之所？余考《水经·沔水注》，称武侯墓“因即地势，不起坟垄，惟深松茂柏，攒蔚川阜，莫知墓茔所在”。然则武侯墓之地点，不可考久矣。《水经注》作于北魏时代，在北魏既无墓茔可考，未知何以至今尚有坟墓可见也。今定军山下有二墓，一在中央，前有清雍正年间立碑（编者按：即雍正十三年果亲王允礼所题“汉诸葛武侯之墓”碑）。一在墙下，旁有明万历年间立碑（编者按：即万历二十二年陕西按察使赵健所立“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之墓”碑）。二墓并存，谁是谁非，无可辨证。前清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引谭君炳之说，谓有万历年碑者为真墓，余亦未敢信也。土人（即本地人）称定军山下，时有铜马刺（即俗称之“扎马钉”）及铜箭头出土。余询及守庙道士，果得马刺及箭头各一。并闻昔年出土者颇多，今渐灭少。余查所谓马刺者，约高寸许，上有四刺，随手抛掷地面，必有一刺向上。盖战时用以散布地上，以刺马足，如后人所谓铁蒺藜是也。其箭头即古战场之遗镞，大小长短不一，而多作三棱形。二者皆铜制，而甚坚利，由此可知古人“以铜为兵”，至三国时代尚然。《汉中府志》（编者按：即嘉庆《续修汉南郡志》）谓定军山有“武侯兵书岩”，此固好事者所为，而今亦不可见矣。武侯墓后有二桂树，甚高大，土人谓为“汉桂”（编者按：武侯墓桂花树树龄已逾1700年），虽不可信，然尚为宋元物也。 
护墓双桂（田金拍摄） 由县城向西北行，约五里，在公路旁，有石碑高丈余，上刻“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庙”。由此向东南（编者按：当为西南），行里许，则庙门之牌楼见焉。进大门，有匾额上有“丞相祠堂”四字，用司马懿语也。殿中塑武侯冠服像，虽是近人所造，而颇有古贤士大夫风度。殿内桌上陈石琴一，作青绿色，上刻“章武元年”四字，则亦好事者为之也。守庙道士谓余曰，“此即当年空城计在城楼上所弹之琴，”可笑如此。二门内有砖刻一联曰，“日月高悬出师表，风云维护定军山”（编者按：当为“日月高悬出师表，风云长护定军山”）。此联虽未著撰人姓氏而典重可观。 此庙实为吾国最古的武侯庙，而成都之丞相祠堂反在其后。考《蜀志·本传》，后主景耀二年（259）春，始下诏为武侯“立庙于沔阳”。沔阳即今之沔县，已见上文。武侯死后，百姓因时节私祭于道陌，至景耀二年始立庙（西历二五九年），距今已一千五百八十二年矣。成都、南郑、武功皆有庙，皆远在其后。守庙道士年七十余矣，对余曰：“昔年凡文武大员入川，多由此路，且必住宿庙中，故布施甚丰，庙貌焕然。后来轮船兴，多走水路（编者按：此指长江水路），即有走此路者，自汽车兴，皆不在此住宿，故收入无源，庙宇颓坏”。言之慨然，不胜今昔之感。余考此庙是否即三国时旧址，今不能定（编者按：祠庙旧址原在武侯墓前，明代迁于汉江北岸）。然余见墙壁间多有汉砖残块，或即旧时遗址，亦未可知也。此类砖侧面皆有几何文花样，较普通汉砖为大，而与城固张骞墓中发现者相同。武侯庙中石刻最古者，今只存唐贞元十一年（795）碑一座。盖严武修庙，而沈迥作记。然严字下之武字，已磨灭不清。旧《陕西通志》引此文，则作严氏。余考《唐书·本传》，严武死在贞元以前，不应在贞元十一年尚能修庙，或别一严某也。碑文书法清劲，词句典丽，惜半已磨没。碑阴有宋人题名，仅有绍兴二字可见。其余石刻，尚有嘉靖年间甘茹行书七律一首，万历年间樊克昌草书七律一首，同治年间（编者按：当在光绪十三年）黎庶昌楷书祭文一篇，均有可观。考《唐文粹》所载，尚有裴度、尚驰、吕温等碑文，今皆不存，由此可知古刻之损毁者多矣。《汉中府志》古迹门称“定军山下，图列八阵，聚细石为之，各六十四聚”。此为游人所欲观，而现今已无可见，余考《通鉴地理通释》引荆州图，谓“八阵图聚细石为之，各高五丈，广十围，中间相去各九尺，正中开南北巷，悉广五尺，凡六十四聚，或为夏水所没，冬水退，依然为故。”此是宋人之说，当即《汉中府志》所本，未必作《府志》者尚能亲见此石也。余考八阵之名，已见班孟坚（即班固）《燕然山铭序》，所谓“勒以八阵”是也。所谓八阵，似是古人行军之法，故《华阳国志》载武侯之言曰，“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蜀志·本传》称武侯“推演兵法，作八阵图”，亦是此意。后人不察，乃以聚石数十堆当之，且谓为水流不转，何其陋也。距武侯庙不远，在公路之旁，又有马超庙及马超墓，有前清毕沅题碑。考马氏为三国时之名将，随先主入成都有功，及先主称帝章武元年，马氏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次年卒，均见《蜀志·本传》。然其死在何处，葬在何地，在正史及其他古书内，均无可考。今其墓竟在沔县，未知何据。或当其赴凉州牧就职之时，路过汉中，而病死于此，遂葬于此欤？墓旁□□□陶器残片发现，余曾亲见之。西国考古家谓“野外如有残陶□发现，多是古墓祭器之遗。”然据此实可定为古墓，而仍未能证明为马氏之墓也。武侯庙中有《武侯全集》之版本，余因请守庙道士导观之。据道士言：“昔年文武大员过此，必索取数部，并赠重金而去，现时过路大员甚少，即有人来此，亦不知《武侯全集》之名，故此集版本日就腐朽，现已不能印刷。”余考古本《武侯集》为晋人陈寿所编定，凡廿四篇，其书久亡。今本《武侯全集》，乃前清张澍所补辑，内有《诸葛武侯文集》四卷，《诸葛忠武侯故事》五卷，附录二卷，皆就唐宋以前人所引用者集录而成，其书甚为详博。原版即藏庙中，以期共垂久远，而孰知此本至今亦不能保存也。所幸此集之旧印本，在海内流布尚多，庶不至如陈氏所编者之湮没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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