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创作数十年，抽象艺术大师弗兰克·鲍林终获关注

弗兰克·鲍林（Frank Bowling）的画作《Floggingthe Dead Donkey》（2020年）这一标题，是这位抽象大师经常用来讽刺自己70年来都投入绘画这个媒介的一句话。它是圭亚那语对英国短语“to flog a dead horse”的改编，意思是徒劳无功的行动。不管你怎么拼命地抽打一匹死马，它都不会载你前往市场。正如鲍林所说，在圭亚那，你更有可能找到一头驴，而不是一匹马。1953年，差不多是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加冕典礼的时候，鲍林从圭亚那移民到英国。

《Flogging the Dead Donkey》（2020），

弗兰克·鲍林，照片由Damian Griffiths拍摄，

图片由艺术家及豪瑟沃斯提供

从1830年代摄影的发明开始，到1960年代的概念艺术实验，绘画曾多次被宣告死亡。鲍林自己也经历过一些艰难时期，他自己组织展览，靠偶尔的销售为生。尽管他的作品并非完全默默无闻——从1960年代起，他就定期在纽约和伦敦展出——但直到最近，他才开始受到艺术界顶尖人士的关注。很多时候，他的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的，尤其是与他的雄心壮志相比。然而如今，《Floggingthe Dead Donkey》可以被认为是包含了一种讽刺意味的胜利。继2018年奥奎·恩威佐（Okwui Enwezor）在慕尼黑艺术之家（Hausder Kunst）策划的“Mappa Mundi”之后，2019年泰特不列颠美术馆也为弗兰克·鲍林举办了一场广受好评的回顾展。2020年，也就是创作《Floggingthe Dead Donkey》的同年，蓝筹艺廊豪瑟沃斯（Hauser & Wirth）签下了他，并且女王也将他列入生日授勋名单，为其册封爵位。

从左至右：《Suncrush》（1976），弗兰克·鲍林，Sophie M. Friedman基金会 © 弗兰克·鲍林，照片由波士顿美术馆拍摄，版权所有DACS, 伦敦 & ARS, 纽约 2022；《Woosh》（1974），私人收藏，美国，照片由Jaime Alvarez拍摄，经授权呈献。© 弗兰克·鲍林。版权所有DACS, 伦敦 & ARS, 纽约 2022，图片由波士顿美术馆提供；《Who's Afraid of Barney Newman》（1968），弗兰克·鲍林，泰特美术馆：2006年由Rachel Scott呈献。© 弗兰克·鲍林。版权所有DACS/Artimage, 伦敦 & ARS, 纽约 2022，图片由波士顿美术馆提供

一系列的荣誉接踵而至。展览“Frank Bowling’s Americas”本月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Fine Arts in Boston）开幕，这场大型个展呈现了他在1966年至1975年这十年间于美国生活期间的创作。该展览将于2023年巡展至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与波士顿展览同时举办的是纽约石溪大学（Stony Brook University）举办的“Revisiting5+1”展览，这是对如今广受好评的黑人现代主义艺术家群展的重新评判——1969年，鲍林在石溪大学策划了这个展览。Howardena Pindell选择了一组女性艺术家来以拓展原本的全男性艺术家阵容。同样将于11月在科隆路德维希博物馆（Museum Ludwig）举行的展览将以作品《Floggingthe Dead Donkey》为中心，标志着鲍林被授予2022年沃尔夫冈·哈恩奖（WolfgangHahn Prize）。这幅画已被该博物馆纳入馆藏——这是鲍林的作品首次进入德国公共收藏。

《Middle Passage》（1970），弗兰克·鲍林，休斯顿曼尼尔收藏馆（Menil Collection），

在200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由GilaneTawadros策展的非洲和非洲侨民艺术展出了鲍林的《Map Paintings》（1967-1971），这奠定了他后来成名的第一步。在这些宏伟的画作中，各大洲的模版图像——其中最常见的是南美洲和非洲——漂浮在波涛般的色彩中。自从1971年在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举办个展以来，这些作品很少被展出。现在，它们已经达到了近乎标志性的地位。它们无疑是鲍林最广为人知的画作，即使它们只创作于其生涯里不到5年的时间。然而，在威尼斯的亮相并没有立即产生影响。此后数年，直到2011年加入海尔斯画廊（HalesGallery）前，他一直在大西洋两岸的小艺廊举办展览。伦敦的Poussin艺廊工作就曾在2008年展出鲍林的新作。虽然那个展览里一件作品也没有售出，不过威尔士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Wales）后来购藏了精彩的《Caesar’s Plume》（1975年）。

《Looking West Again》（2020），弗兰克·鲍林，照片由艺术家与豪瑟沃斯提供，

鲍林艺术的核心是为色彩变化带来惊人活力，如色调和材料，以及将颗粒状的视觉细节积累成戏剧性的大尺度全景的天赋。他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拼贴的颠覆性意义和在自由流动的颜料之间交织的潜力。他永不停歇的实验和直观的方法是基于对颜色和几何理论的充分理解。美丑交织在一起。这些二元性是其创作方法的一部分，它依赖于结合多种往往相互矛盾的立场。他的兴趣所在包括18和19世纪的英国山水画、古典非洲艺术，以及早期俄罗斯先锋派的抽象图像。他避免被归类的愿望有时趋向于叛逆，并且还会被讽刺和直接传达的情感所吸引。他不想提出一个容易理解的信息，而是想创造一些真实的东西，符合他自己对世界的体验，以及他对艺术的体验。

鲍林于1966年来到纽约。因为住在切尔西酒店，他很快就沉浸在这座城市充满活力的艺术场景中。他随身带来几卷已经印有图像的画布，上面主要是他母亲在圭亚那的房子和商店。这些构成了他在美国创作的首批作品的基础。在这些早期的作品中，波普艺术的非个人工具被用来讲述，或至少暗示，一个非常个人的故事。到1967年，他获得了一台投影仪，使他能够创作“地图画”的模板图像，将他的图像从个人轨迹拓展至普世的视角。

1969年至1972年，他在《艺术杂志》（Arts Magazine）担任特约编辑，在围绕黑人艺术的本质和政治潜力的辩论中成为了一位重要人物。鲍林认为，基于生活在一个种族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伪装和逃避，黑人现代主义者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意义，但他们的作品也应该得到自主的评判，并与白人同行享有同样的创作自由。1971年，他结识了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这段友谊从此开始，直到这位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在1990年代中期去世。在认识格林伯格几个月后，鲍林放弃了他作品中的具象意象，开始探索色彩的可能性，并在1973年完成了他的流动的、精确控制的“泼洒绘画”（Poured Painting）。1975年，当他回到伦敦时，创作了一些他至今最为形式化的绘画作品，不过它们都暗指站立的人物形象。

通过聚焦这些关键的年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和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让人们注意到至今仍驱动鲍林创作艺术的最根本的张力。如何获得感官体验世界的丰富性和潜在的普遍性——它的光、空间和物质——同时至少提供了对个人经验的复杂性的某种认可，那种受制于历史的压力和社会及私人生活的痛苦和欢乐。在伦敦和纽约两地生活了几十年之后，由于健康状况不佳，鲍林已经多年没有来过美国了。现在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与朋友和家人合作完成大部分绘画的体力创作。这并没有削弱他艺术的力量，甚至在他的形象塑造中释放了一种新的动力，仿佛是对他身体日益受约束的补偿。他经常说起躺在床上，凝视着天花板的轮廓和裂缝，想象着工作室里的作品，以及未来绘画创作的可能性，而他的那些图像，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仍然继续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