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殡葬，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与殡葬相关的礼俗，最早出现在远古人类的思维萌芽期。经过长期发展演变，从上古最为简单的“葬之于野”，到逐渐繁冗复杂的丧葬程序、规则和礼仪，再到今天国家推行的殡葬改革——革除遗风陋俗，倡导生态、绿色、文明殡葬，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不断进步。 本文梳理了从古至今的中国殡葬发展历程，以简要的文字勾勒出每个历史阶段的殡葬面貌，可谓是一部中国殡葬发展的极简史。  原始萌芽 早期原始人类处理同类尸体的方式与动物相似，就是弃尸于野外。据《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载：“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 经过几十万年的发展，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逐渐提高思维能力，意识到了死亡现象，并一直被其困扰：人为什么会死？人死是一种休眠吗？为什么死去的人经常出现在梦中？死去的人会不会变成“更有力量的操控者”？ 这些解释不了的问题，无形之中使人类产生了神奇的幻想，崇敬或者恐惧的心理。 大约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原始人的“灵魂观念”开始形成。面对同伴死亡，人们会在死者的身上或身边撒上赤铁矿粉。 有专家认为，尸体上及周围的赤铁矿粉的红色，象征着血液和生命﹐是表达对死者的崇敬。人死血枯，但加上同色的物质，则是希望死者能在另外的世界中复活。同时，由于野兽害怕红色，在尸体上撒赤铁矿粉，还可以防止野兽对死者的伤害。 总之，处理尸体不全都是“弃尸于野外”了，而是有意识围绕着遗体进行相关活动，丧葬活动开始萌芽。  夏商周时期 约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左右，夏朝开启，这也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个朝代。原始人的灵魂不灭观点流传到夏商周时期。在《礼记·表记》中记载：“夏道尊名，事鬼敬神”、“殷人尚鬼”，这个“鬼”，就与当时人的灵魂信仰有关。在《礼记·祭义》中也有解释：“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为鬼。”也就是说，人死后就变成鬼了。 在殷商时期，世人常用甲骨占卜来询问鬼神。如在《卜辞通纂》所收录的800片甲骨中，有326片是向其祖先问占卜的。这就说明在殷商时期，人们具有浓厚的尚鬼意识和灵魂不灭的观点。 灵魂不灭信仰在丧葬中的直接反映，就是厚葬习俗的盛行。那时的奴隶主贵族们会将陵墓建设得宏大壮丽，并且用大量的青铜器、玉器作为随葬品。因为他们相信，死去的人是以灵魂的形式继续存在着的，所以应该享受和活着的人一样的“待遇”。  到了周朝，有位开国元勋叫周公旦，尊称周公，是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中国儒学的奠基人。他对从远古到殷商时期的礼乐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形成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后人称之为《周礼》。 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仪就是由《周礼》来确立的，历代基本延续。《周礼》包括一整套关于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等方面的礼乐制度，称为“五礼”，其中祭祀之事称为吉礼，丧葬之事称为凶礼。凶礼有停尸仪式、报丧仪式、招送魂仪式、吊唁仪式、入殓仪式、丧服仪式、哭丧仪式、下葬仪式等等，每道仪式都非常郑重其事，有着不可逾越的规范。 比如与丧礼密不可分的丧服制度，就是根据与死者的亲疏关系而制订，依次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这五种不同形式和材质的丧服，绝对不可以乱穿。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也是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学术风气活跃的时代。春秋伊始，各地诸侯相争，原本周礼文化独尊的局面也遭到破坏。看到这种局面，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心痛不已，坚持要恢复周礼，即用周朝的“礼乐制度”来治疗当时社会“礼崩乐坏”的局面。 儒家文化中的很重要一部分内容就是关于丧葬之事，孔子早期从事的就是丧葬礼仪方面的事情。孔子非常重视“孝悌”文化，坚持将“孝”与“礼”结合在一起，曾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就是说父母生前，要严格按照礼节的规定行孝侍奉，父母去世后，也要按照礼节来埋葬他们、祭祀他们，这才是孝的表现。 《论语》上还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思就是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追念久远的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日趋忠厚老实。丧葬之事不仅仅是一家之事，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伦理道德和国风民风了。 尽管孔子本人崇尚精神性的悼念和主张薄葬，但倡导的这种孝道观念，客观上也为当时及后世的厚葬风气提供了理论依据。到了孔子事业继承者孟子和荀子，儒家的丧葬就发展成“礼即是厚葬”的倾向，左右着中国丧葬民俗的导向达数千年之久。  在厚葬之风大为流行的同时，当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抨击，并提出薄葬的理论。如墨家学派的代表墨子，倡导节俭和薄葬。他目睹天子诸侯奢靡的厚葬，劳民伤财、侵害百姓的利益，深恶痛绝。他在《墨子·节葬》中说道：“此为辍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 与墨家一样，道家也是趋向和主张薄葬。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注重节俭、反对奢靡，曾云：“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家的庄子还设想过自己死后的丧葬安排，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就是说自己死之后不必厚葬，就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璧玉，以星辰为珍珠，以天地间的万物作为陪葬品即可。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部集先秦诸子百家之大成的巨著《吕氏春秋》，其中篇章《节丧》，专门讲述了薄葬的好处，并对当时的厚葬现象进行挖苦和嘲笑，认为厚葬就是引诱人们去冒险，去盗坟掘墓。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传统的灵魂不灭观念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阴阳五行、谶(chen)纬迷信、神仙方术等的盛行。 东汉末期，在神仙方术的基础上形成了道教，这些都是厚葬风气盛行的土壤和基础。这一时期的丧葬礼仪基本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丧葬礼仪制度，并且更加趋于系统化和隆重化。尤其是秦汉时期的帝王将相陵墓，修建豪华，随葬之物也非常丰富。 在墓葬方面，出现了砖石墓、壁画墓、画像砖墓、崖墓、石棺墓等大家族墓地；在丧葬礼仪方面也越来越复杂，有了明确的丧葬三个阶段系统化程序，如葬礼之前的招魂、沐浴饭含、大小殓等内容，葬礼阶段的祭典、送葬、下棺等环节，葬后服丧的居丧之礼。“三年之丧”的制度也在秦汉时期大力推行。 秦汉时期的丧葬还有这些特点： 出现了“金缕玉衣”这种近些年通过考古发掘广为人知的随葬之物。“金缕玉衣”是专门为汉代皇帝或高级贵族死时所穿的殓服，玉衣由许多块玉片组成，玉片之间依据死者的身份地位，分别用纤细的金丝、银丝或铜丝加以编缀。死者以玉衣为殓服，是想通过玉对遗体的保护，从而达到尸骨的永远不朽。  黄肠题凑，是汉代丧葬礼仪中比较盛行的一种葬制。所谓“黄肠题凑”，其实就是古代帝王级别使用的椁室，结构异常复杂，几乎牢不可破。这也令盗墓者犯愁，根本无从下手。庆幸的是，正因为汉代黄肠题凑的讲究，我们今天才能保全一些珍贵的文物。  秦汉时期的风水观念盛行，出现了专门讲丧葬时日、忌讳、祸福的书——《葬历》。《论衡·讥日篇》提到:“葬历曰：'葬避九空、地陷，及日之刚柔，月之奇耦。日吉无害，刚柔相得，奇耦相应，乃为吉良。’” 随着东汉蔡伦造纸术的发明和推广，纸钱随葬的习俗也应运而生。之前主要是用铜钱随葬，但“汉以来葬者皆有瘗（yi）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就是说汉代以后，开始用纸钱元宝来祭祀鬼神， “冥币”的诞生就此开始。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丧葬礼仪基本沿袭汉朝。受到佛教、道教的影响，灵魂不灭、因果报应、鬼神显验、肉体飞升等宗教迷信更加盛行，社会各阶层皆受此影响。 道教集传统迷信之大成，将民间的巫术、神仙说、谶纬说、卜筮符咒等一齐抛出来，将鬼和怪说成是极为普遍的东西，以致于在《抱朴子内篇》说道：“山无大小，皆有神灵。”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也带来了诸如佛祖、菩萨、罗汉、天王、诸天、观世音、罗刹、饿鬼、阎罗王等神仙形象，还有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说法。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来世”的观念有了较大的发展，死后的世界也建立起来，并日趋完善。 在魏晋时期，大批有关鬼神传说的志怪小说流行，如干宝《搜神记》、颜之推《冤魂志》、刘义庆《幽明录》等等，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瑰宝的组成部分。 两晋时期，出现了一位名叫郭璞的学者，他被称为风水学的鼻祖，所著《葬书》，是中国古代相墓术的经典之作。所谓相墓术，又称占墓术、阴宅风水术、堪舆术、青乌术等，就是勘察墓地以卜吉凶的方法。研究的对象就是宅地、坟地周围的地势、地形、风向、水流等等，并结合了人事的吉凶祸福。  迷信和鬼神观念如此发达并深入人心，按理说这一时期的丧葬应该是以厚葬为主流，但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经济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厚葬之风并没有流行，反而出现了相对节俭的薄葬。 这一时期的丧葬和之前的秦汉时代及后来的唐宋元明清相比，显得格外俭薄，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为俭薄的时代。如曹魏的统治者曹操和曹丕父子，是这一时期薄葬的先导。作为封建帝王，曹氏父子革除厚葬，率先薄葬，在中国丧葬历史中引人瞩目。 隋唐五代时期 到了隋唐五代时期，中国人的灵魂不灭观念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逐渐向着系统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民间盛行厚葬、风水、七七斋、归葬等丧葬风俗。 隋唐时期的丧葬制度等级化十分严苛，初唐的高祖、太宗皇帝极力推行“法治”和“礼制”并重的治国方针，制定了《唐律》和《贞观新礼》，以及后来的唐玄宗制定了《大唐开元礼》，里面都有关于殡葬的详细规定：如隐瞒父母死讯而不发丧，会被判处流放二千里；父母死后二十七个月内脱去丧服换上吉服作乐，就要判处徒刑三年，等等。  隋唐时期的这些“礼制”，也是继《周礼》之后我们历史上再次通过国家力量，使丧葬礼仪达到全面“制度化”的高度。 隋唐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佛家葬俗也逐步流行，并蔓延到民间。除了“七七斋”即举办七七四十九天的超度亡魂佛事法会之外，佛家的荼毗火葬法也在民间流行。荼毗（túpí），是梵语的发音，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焚烧。这个焚烧原先是指专为僧人死后的火葬，但随着佛教在中国进一步的世俗化、民间化，在四川、山西、江南、福建等地区的民间也流行开来。 宋元时期 随着佛教中国化程度的加深和道教的世俗化，宋元时期的丧葬礼俗出现儒道佛三教合一的现象。火葬、风水及佛事等习俗风靡一时，厚葬之风之昌盛，甚至超过以往。烧纸钱超度等鬼神迷信几乎普及到每一个家庭之中，宋人认为，死后如不作佛事，逝者每日则要在地狱中受尽种种苦难，遭狞厉之鬼的折磨拷打，无法超生投胎为人。 宋代的儒家士大夫，大多奉行传统的“事亡如事存”的丧葬观念，把丧葬看作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厚葬和居丧、祭祀等，均是人们显示孝心的最好时机。北宋大儒李觏（gou）曾说：“死者人之终也，不可以不厚也，于是为之衣念棺椁，衰麻哭踊，以奉死丧。”把丧死之礼，视为“礼之大本”。 既然将丧葬厚薄视为衡量孝与不孝的重要标志，社会上肯定盛行浓厚的厚葬之风。与此同时，一些开明的士大夫也对厚葬深感忧虑，纷纷著书立说加以反对，企图改变这种不良陋习。如宋代宰相王旦临死前，遗诫子弟“勿为厚葬以金实置柩中”；范仲淹向宋仁宗多次进谏，极力反对厚葬；欧阳修主张“俭葬”，认为厚葬“劳民伤财”，于国有害；司马光、程颐、陆游等著名士大夫等都有关于“节葬”的言论和举动。但是，厚葬之风仍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 宋代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火葬最为盛行的时期，尤其是在民间，富人穷人都愿意接纳火葬，为什么呢？ 儒家在丧葬上强调“入土为安”，其目的就是为了用儒家所倡导的贵贱有别的丧葬礼制来维持秩序。但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时代，这种贵贱有别的丧葬礼制规定，使那些富而不贵的人家想在丧葬上的铺张，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而佛教的火葬仪式则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只要丧家有钱，不仅可以在火葬仪式上大讲排场不受身份贵贱礼制的约束，而且还可以博得“孝”的美名，扬名于世。于是，用盛大的佛事斋会、水陆道场来表白“孝心”，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流风习俗。 同时，贫困也是宋代火葬盛行的重要原因。由于宋代土葬费用浩大，贫困家庭无力举行土葬，只能“寒微，祖父皆火化无坟墓，每寒食则野祭而已”。 佛教的火葬一方面为富而不贵的人想在丧事上“风光”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贫民百姓想在丧事上节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量力而行，因此广为盛行。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的丧葬制度和习俗，基本沿袭唐宋。尤其是清朝官方丧葬礼仪的等级差异，比唐宋时期还要强烈，帝王将相都追求丧葬中的奢侈风尚。 与之对比，明清时期民间的丧葬礼仪则具有人鬼相杂的特点。 它一方面充满着人情味，另一方面又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比如，在对待亲人去世的态度上，儒家认为孝子应该哀伤。而民间却是把老人的丧葬视作为一件大喜事，认为老人在世享尽了子孙之福，他的升天应该是值得后人喜庆的事。因此，当老人去世，则应该像婚庆喜事那样大操大办，人们称这样的“丧事”为“老喜丧”或者说是“白喜事”，与婚嫁时的“红喜事”相映成趣。只是婚嫁尚红，衣服、被褥皆为红色；丧葬从白，孝服、灵堂、丧葬用品一般为白色。 明清时期丧葬中的奢靡风尚，也引起了一些士大夫的反感和抨击。明清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直接推动了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的发展。那些反对厚葬、主张薄葬的观点，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 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指出厚葬的危害性，认为厚葬习俗的风行，会导致僧巫横行，对国家财政和百姓经济的负担加重。他撰写了《筑墓杂言》、《葬制或问》等很多著作，抨击厚葬之恶习。 与黄宗羲同时期的陈确，也是一位著名的薄葬论者和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在著作《葬书》中，主张丧事应该量力而行。如认为椁完全可以省掉，只是徒具形式而已，毫无用处；那些为厚葬而破家，以骗得人们的称誉，更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明清时期的王廷相、张居正、王夫之、袁枚、熊伯龙、洪亮吉、王贞仪等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有反厚葬、反堪舆风水、反佛事等先进思想和观念。 （未完待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