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翔 || “五四”前后唐继尧对“西藏问题”的介入与支持

摘 要

唐继尧作为近代云南的长期主政者，曾数次参与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事件，其本人虽不乏作为军阀的局限性，但在关键时刻，唐继尧都挺身而出，与“五四”共舞，为边疆发声，为中国领土主权发声。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继尧所主政的云南在“五四”前后极大地影响了“西藏问题”的走向，阻止了“西藏问题”滑向英国帝国主义的预设轨道，不仅为日后解决“西藏问题”奠定了基础，也为今天我国各民族团结一心打下了历史基柱，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 唐继尧；五四运动；康藏纠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

冯翔（1988—），云南大理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代藏族史研究。

唐继尧作为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云南的长期主政者，其功过学界已多有研究，但学界的研究多关注于唐继尧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往来互动关系〔1〕、在护国运动中的角色〔2〕及其对云南的建设〔3〕，对唐继尧于边疆问题的态度、贡献、政策则着墨不多〔4〕。本文利用中英日各方档案、报刊资料，细致梳理了五四运动前后，在国际国内形势的激荡下及英国不断施压下，唐继尧如何在“西藏问题”上发挥其作用，进而探讨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的积极作用。

一、对康藏局势之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的西南边疆危机以“西藏问题”最为突出，清末时该问题曾在川滇边务大臣署四川总督的赵尔丰〔5〕和查办西藏事务大臣张荫棠〔6〕的不断努力下，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辛亥鼎革、川军哗变、驻藏官员被迫离藏，西姆拉会议的召开，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变得极不正常，西南边疆问题再次凸显出来。

一战结束后，英国为保持自己“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对印度的统治更加小心翼翼，生怕其他势力染指。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英国非常担心“共产主义的俄国”将势力渗透到印度，动摇他们在印度本已危机四伏的殖民统治。这一问题投射到英国对华政策上，便是进一步催逼中国开议“西藏问题”，企图将西藏变为英属印度的“缓冲国”。

1917年7月，类乌齐驻防的川边军与两名藏军士兵因越界割草一事发生口角，藏军士兵被押回川边军营，遭到拷打审问，藏军指挥官噶伦喇嘛强巴丹达要求和平解决，但遭到驻昌都将领彭日升拒绝并处决了这两名藏军士兵，第二次康藏纠纷爆发。虽然事后根据川边镇守使陈遐龄〔7〕的报告，此次纠纷的发生，与彭日升的鲁莽和川滇乱局有很大关系[1]。但从英国档案来看，西藏地方政府得到英国的现代化武器供应，才导致藏军敢于大举进攻。西藏地方政府曾于西姆拉会议后得到英属印度淘汰的大量枪械，包括“5000支英国李·梅特福德(Lee Metford)步枪与李·恩菲尔德(Lee Enfield)步枪,以及相应装备的50万发齐射子弹”[2]，甚至在1916年伦敦禁止向西藏地方出售武器后，英属印度政府仍然在1918年初给西藏地方政府提供了20万发子弹[3]。因此，在战斗开始后短短几个月内，藏军便占据川边大片土地，直抵巴塘。

云南与川、藏皆毗邻，康藏纠纷必然牵连云南。1918年5月，《大公报》报道，藏军“侵入川地为乱，然云南亦恐被其扰害”[4]。为了避免川边恶局在云南重演，8月初唐继尧〔8〕专门致电大理卫戍区司令孙永安〔9〕，“藏酋乘隙蠢动，边界现交通梗塞，无从交涉，惟有饬沿边军队如意防范，乘固我边陲，俟有余力再行进兵大加挞伐”[5]。

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在唐继尧要求大理卫戍区管辖的阿敦〔10〕积极防御的10多天后，康藏纠纷双方就暂时停战，开始准备和谈。这样的结果一方面由于边军奋战，藏军的推进受阻；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唐继尧的表态与滇军的动作引起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注意。

如果说这时唐继尧与滇军的作用还比较模糊，那么进入10月，这种影响就很明显了。由于8月纠纷双方的前线官员和谈结果得不到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的承认，康藏双方军队在甘孜西绒坝岔的战斗仍在继续。10月2日，《大公报》报道，“探闻陈遐龄由康定电致大理孙司令，略云仰望正殷未晤为歉，前据驻盐井杨营长得锡电，称藏番数千逼近该县，属小昌、长甲、泥页等，意图攻盐，请援前来。当以国防所关，电陈唐总司令兹奉电覆，开江电悉，番扰边事关防务已电孙司令非饬驻阿附近军队赴盐应援恳会协力进击，以固边陲”[6]。可见，在收到陈遐龄的援助请求后，唐继尧命令除驻防阿墩的部队之外，都应该赶赴支援边军。唐继尧的表态与滇军的调动必定迅速传到昌都和拉萨，到10月10日，陈遐龄的川边军与强巴丹达率领的藏军签订了《暂议停战退兵条件》。虽然该停战协定写明“并非正式之和议条件”，但基于参战双方的意愿，第二次康藏战争得以结束，川边的局势暂时得到稳定。事实上，在这一时期，西藏地方政府同样希望结束冲突，西藏地方政府的司伦夏扎〔11〕在给英属印度驻锡金政务官员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的信中明确表示了对局势的忧虑，并且认识到藏军的暂时性胜利只是由于四川的内斗[7]。坎贝尔〔12〕也向英属印度政府报告，停战之后，西藏地方政府便派色拉寺的堪布赴雍和宫任职[8]。这本属宗教事务，是西藏与内陆的传统宗教联系，但在西藏与中央关系极不正常之时，这样的举动就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显然，西藏地方正在寻求与中央政府缓和关系。为了避免滇军加入战局，藏军方面曾表示不会袭扰云南，“滇边阿墩独立连长杨恩斗、行政员杨穆之，八月三十一日报告，迭据探报……藏酋函称绝不扰滇，未便越境启衅破坏前好，计惟严守中立加意防范”[9]。唐继尧的表态显然改变了局势的天平，侧翼增大了藏军的压力，不仅缓和了局势，更助陈遐龄达成了比先前8月更为有利的条件，为边军补给争取了时间，有效抵制了英国企图利用康藏间矛盾而长期介入“西藏问题”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

二、抵制朱尔典“开议西藏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一份关于印度利益的备忘录中，英属印度方面认为1907年的《英俄协定》“存在大量本质上是自我否定的条款”，导致他们无法干涉西藏事务[10]，而“现在的情况与1914年完全不同。布尔什维克政府已经正式废除了1907年的条约。俄国背弃了协约国。”[10]英属印度认为在“西藏问题”上终于不被俄国所束缚了，同时，英属印度方面也清楚知晓中国国内的乱局，认为“除非中国中央政府恢复了她的权威，否则这些无关紧要的地区将不在北京的控制之下”[10]。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13〕提醒过英国外交部，“一个重新统一的中国将加速使西藏回到她的怀抱”[11]；印度事务大臣也认为“如果停战协议过期而没有达成新的协定，那么西藏人将会从他们占领的土地上被驱逐，因此他希望朱尔典不要错失任何机会，在条件合适之时推进此事。”[12]为此，朱尔典自一战结束后，便不断赴中国外交部催促开议“西藏问题”，并派台克满(Eric Teichman)〔14〕以副领事的身份，赴川边介入纠纷的调停，企图造成另一种“西姆拉模式”〔15〕，台克满频繁向朱尔典报告川边的战况，以为其进一步逼催开议做好准备。1919年4月2日，朱尔典从台克满的报告中得出结论：“中国现在无法控制这么广大的地区，只能维持名义上的统治。而四川和云南军阀之间的争斗，与中央政府也不和，导致当前中国中央政府在这里是十分无力的”，并向此时主政英国外交部、曾作为印度总督发动了1904年入侵西藏的寇松(George Curzon)〔16〕报告，说现在中国根本无暇顾及西藏[13]。在朱尔典看来，这样的“条件”千载难逢，甚至在“五四”之前及运动爆发初期，朱尔典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作为外交部代理总长的陈箓〔17〕曾用外蒙的例子作比，向朱尔典表示：“中国想要保住面子……在(中俄蒙)条约之下，俄国在外蒙获得了至高的影响力，但中国保住了表面上的权力。”[14]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北京政府极有可能在“西藏问题”上对英国进行较大让步。

具体就表现在1919年5月30日，朱尔典到中国外交部与陈箓进行了一次正式的接洽。陈箓提出双方可将1914年的草约作为再次谈判的基础，但其中四个方面必须有所改变：第一，关于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声明必须写进条约正文；第二，中国官员将驻扎在贸易市场；第三，自治的西藏承认宗主权的内容必须写进条约正文；第四，边界划分如下：将瞻对、德格、昆仑山以南，当拉岭、三十九族、察木多、德格土司以北青海部落划归内藏[15]。对此，朱尔典认为陈箓所提的第一和第三点的改变都没问题；至于划界方案还可以再讨论，特别是在刚刚从川边回到北京的台克满的帮助下[15]。朱尔典并将此提议报告至英外交部，经过数轮的商议后，8月1日寇松正式通知朱尔典，“陛下政府认为，你电报中5月30日的提议……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基础是合理的，因此授权你立即与中国政府展开谈判”[16]。

但作为利益攸关方，云南方面对在北京进行的中英会谈表示了不满，对此朱尔典并不以为意，他在给寇松的报告中认为唐继尧的发声“只是政治宣言，不需要太严肃对待”。作为朱尔典的得力助手，台克满也认为谈判与云南的关系不大[17]。

但事实上，1919年初时，朱尔典对唐继尧却是另一番态度：康藏纠纷的波及面扩大时，朱尔典曾要求云南军队进驻川边保护外国人，“现在川藏边境匪乱日炽，旅居该处之外人非常危险，亟应派遣军队前往保护……能否由云南方面酌派军队前往保护”[18]。这个时候中英谈判还未见踪影，朱尔典更担心的是英国在华传教士及商人的安全〔18〕。这种情况下，朱尔典显然认为川边的局势与云南方面有关，认为云南派兵介入并无不妥。朱尔典甚至还威胁道：“如果贵国政府对于派兵问题不能办到，本国政府当自行设法派遣军队前往”[18]。可见朱尔典的标准：云南是否与川藏的利益相关，只在于是否涉及英国利益。

对此，外交部也曾专门致电唐继尧，“英使称报载藏番叛乱，扰及云南中甸、丽江等县……请为保护等语。查藏番内扰曾据川边报告，并该使函称有扰及滇境之事。如确实，希查照派兵防堵，并对该处教士及家属切实保护”[19]。2月20日，唐继尧回电，“藏番扰乱川边，曾饬滇边文武严防，并未犯及中甸、丽江等县。外人寄居均甚安谧。”[20]从唐继尧的回电可见，在第二次康藏纠纷爆发后，云南方面就已经做好了防范的准备。

朱尔典将唐继尧视为他谈判计划的心腹大患并非没有道理。在谈判受到全国各方反对并中断后，朱尔典在给寇松的报告中特别提及“云南督军甚至威胁要进军西藏”[21]。9月1日，《申报》报道“西藏为滇川屏障，关系极巨，日前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由康定致唐联帅电，云奉电足见关注国防热诚加人一等，感佩无极”[22]。日本的情报也显示10月初云南督军唐继尧就已在部署武力[23]。因此，1919年10月22日朱尔典到外交部催促恢复谈判时，陈箓称需要等待四川与云南方面派代表来京，届时再行开议，而朱尔典则威胁“吾恐唐继尧派兵入藏并无欲派人来京。如唐继尧果派兵入藏，本使可保有重兵与唐相遇也。”[24]

当然，唐继尧的派兵意图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919年9月25日，身处印度的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致电外交部，主张“中央主持速饬川滇甘三省合筹兵力，饷械由中央接济，责成一统兵大员出关督率，策竟全功。胜则直捣黄龙为上策，次宜恢复川边原状，与藏人直接谈判，推诚开导”[25]。陈遐龄同样认为如果有中央与甘滇的支援，武力解决藏事也并非不可能，并反驳划界方案，提出“我军直抵拉萨时，藏界又从何划？”[26]10月6日，陆兴祺再电外交部，“据探报藏传言川边华兵出发，至康巴者二万人。拉萨已下动员令，派喇嘛噶布伦赴前线”[27]。17日，陆兴祺再报告“英廷此时似尚无并藏决心，阿富汗战事尚暗中未了，常驻重兵……英报着论，主用交涉手续向中国推诚妥商，无用兵助藏必要”，主张此时可以“川滇甘三路进兵”[28]。可见唐继尧派兵介入康藏纠纷是有一定支持者的。

朱尔典的威胁也并非空穴来风。陆兴祺同样提醒到，“我谨慎不可轻敌，最宜注意者即边亚萨密彼轨路已通，驻有廓尔喀籍兵，虑其乔装藏服，突出巴塘一路，中截我军”[28]。外交部迅速将陆兴祺的电文转发给相关边疆大吏。10月26日，唐继尧回电外交部，“悉藏事未决，陆长官所称各节自在意中，滇省军队业已陆续开拔，刻又电催熊督，饬川军速谋进行”[29]。

经过唐继尧的派兵宣示与各方报告的支持，对藏事颇为熟悉的大总统徐世昌〔19〕也同意派部队支援，“顷闻唐继尧欲将川边之藏兵先行驱逐，今派定陆军第八旅与四川军队协同办理，该旅不日即可全部出发。观将来形势如何，尚有可续派陆军第六旅之意”[30]。

各方试图通过用兵来解决“西藏问题”的消息不久便被英国人获悉。12月14日，广州军政府致电北京，“云南唐总裁电称前接京电知与英使确商西藏界务，当将意见复电密商，嗣接驻滇英领来函质问，事洩于外，殊不可解等语。究竟因何洩漏，请即查明”[31]。12月19日，外交部致电云南、四川、川边和甘肃四方，“藏案英使力催续议，经部严词拒绝，该使称恐因此产生重大关系，语近恫嚇。同时英外部向施使〔20〕而为同一表示，并称将为严厉对待”，外交部对此得出意见：“揆其用意，不外以他项交涉与我为难，或唆使藏番内侵二法。边局重要，自应及早严防，以免意外”[32]。

对比外交部在1919年初与朱尔典会谈时的态度，就会发现至年末，外交部对于处理“西藏问题”的态度，几乎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其中缘由，除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唐继尧一直以来的强硬表态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唐继尧动员滇军的武力支援显然成为北洋政府外交部“严词拒绝”的底气来源之一，正是这份底气，在关键时刻抵制了朱尔典的图谋，为五四运动中逐渐觉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添砖加瓦。

三、与“五四”共舞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转折点之一，它的爆发也极大地影响了“西藏问题”的走向。五四运动爆发以来，媒体从未放松对领土问题的关注。1919年8月19日，《大公报》认为英国要求的划界过于苛刻，“直将甘边青海云南片马尽纳西藏之内此实不能承认”[33]。8月23日，《大公报》连发2篇关于“西藏问题”的报道。第一篇转载日本报纸的内容，认为英国在西藏的策略是其霸业的一部分[34]；第二篇则十分关注英国在“西藏问题”上所扮演的侵略者角色，并提醒政府注意“英政府对于阿富汗及中国西藏，亦以对待波斯之手改入牢笼之中，是故关于中英谈判西藏问题，中国当局务须以波斯之事为前车之鉴”[35]。

舆论的关注对身处谈判事务中心的陈箓不可能不产生影响，鉴于曹汝霖、章宗祥的下场，陈箓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所处的地位，为此不断以借口搪塞朱尔典。8月13日，朱尔典提出其新方案，“内外藏名称系在印度会议时所定，且为权宜之计，既无根据，又无界限，将来必多障碍。本公使为久安之计，另有提议，以备采择。一拟将内外藏名称取消，仍用中国西藏名称，原议内藏之地，一半划归中国，一半划归西藏”“拟将巴塘、理塘、打箭炉、道孚、炉霍、瞻对等处划归中国，将德格及其以西等各处划归西藏。”[36]但8月26日的内阁决议反对朱尔典的新划界方案[37]，嗣后在大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龚心湛〔21〕的同意下[38]，9月5日外交部致电相关各省大员，述说了5月30日和8月13日两次会谈的大致内容，并认为朱尔典“实已大有让步”，希望各省“有何意见，希速电部，以资参酌”[39]。次日，《晨报》报道，朱尔典谒见徐世昌，而“元首告以国内民气未便，遏止前此举国力争青岛，现在西藏事同一律，故必须得舆情尤洽”[40]。面对国内形势，在徐世昌的要求下，外交部于9月20日组织了第一次“藏案研究会”[41]，邀请北洋政府内熟悉藏事的官员、议员参加。陈箓在开会的演说词中直接提出了急需解决的问题：“第一为解决西藏问题迟速利弊之研究”，认为此时军事解决恐怕不容易办到，而外交谈判，“当此国内多事民气激昂之际，既不能不坚持中国方面之主张，而藏事久不解决，则历年愈多，中藏感情亦日趋暌隔”“其次为西藏界线之研究”，其关键在于“对内亦不致有变更领土之嫌，因以激起各方面之反对”[42]。足见五四运动造成对北洋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影响，甚至在会议的讨论中，多次提到处理方案的准绳在于“满足全国希望”[42]。

9月22日，唐继尧通电全国将五四运动中反对与英国开议“西藏问题”之声推向高潮。唐继尧向来与北洋政府不睦，措辞激烈，“与英使所议划界办法，无故失地三千里，直使川滇屏障完全撤销”。从唐继尧的电文可见，他对藏事颇为熟悉，特别指出“昌都设官征赋，已历十年”，直接质疑外交部认为的朱尔典“实已大有让步”的说法。唐继尧非常犀利地指出，这样的谈判“是无异承认森姆拉会议〔22〕[43]，并告知北京方面“此时所部当已出关，滇省立即派兵而出，阿墩分途并进……此正议也”，最后强硬表示如果外交部与朱尔典达成协议，那么“川滇厉害切身，誓不承认”[43]。

唐继尧的通电引起北洋政府国务院的重视，要求外交部谨慎办理[44]。对于唐继尧的“激烈措辞”，外交部不得不谨慎回复，“中央必当尊重全国意见，与英使坚持内外一致，总期于国有济，绝不草议结致失国土也”[45]。10月1日，朱尔典再到外交部逼迫陈箓同意开议，陈箓郑重向朱尔典指出“反对者当有唐继尧！”[46]

唐继尧通电的影响力还跨越了西南，直抵东北〔23〕。东三省议会在知晓外交部与朱尔典的谈判内容后，同样以强硬措辞致电外交部。10月27日，接吉林省议会电，直指外交部与朱尔典交涉是“失地丧权”，仍需“据理力争”[47]，并特别要求“俟熊川督暨唐滇督率兵将藏番占康地收复后再与英人会议”[48]；10月29日，接奉天省议会电，“本会为人民代表机关，既有所闻，难安缄默。仍望据理力争，坚持到底”[49]；11月1日，接黑龙江省议会电，“所认条件损失国土两千余里，实属辱国丧权。国人极端否认，希即取消以顺民意”[50]。面对东三省议会的严词痛陈，北洋政府国务院为防止再发生“风潮”，命外交部“即将大要情形通电各省转知议会”[50]。

11月5日，外交部再次组织“藏案研究会”，从会议记录来看，虽然外交部认为考虑军事解决的方案超出了其职能范围[51]，但也表明在民意的压力下，北洋政府越来越发现藏事无可退让，而唐继尧提出的军事解决成为选项。12月19日外交部组织第五次“藏案研究会”，会中陈箓发言颇强硬，“英使迭次催促开议藏案，最近曾予严词拒绝，外交上可暂告停顿。此后可一意筹策实力上之布置”。[52]

面对唐继尧的“军事解决”及其通电在五四运动中将反对开议“西藏问题”的浪潮推向顶点，1920年1月20日朱尔典提出如果中国政府愿意，可以赴拉萨召开会议[53]。为避免招来指责，外交部迅速将此事电达唐继尧，“英使近日又来本部催询并请派员赴拉萨开三方会议，业予拒绝”，并请唐继尧调查“滇藏界线”，以备“将来继续交涉可以实力所至为划界标准”“倘藏番再有内侵之举，亦可有备无患”[54]。唐继尧回电称“西藏为国家领土，自无划界之可言，更无外人置喙之余地。力拒三方会议具见伟略……尧已派混成一旅驻阿墩以遏藏番内侵，并可相机会同川军恢复失地。此时计已抵滇边，自当慎固封守，积极布置，仍为主持正义，杜狡谋以维主权而保领土”[55]。

正如唐继尧所言，国家领土“无外人置喙之余地”，中英之间就“西藏问题”的谈判在五四运动爆发出的强大民意之下彻底结束。日后的国民政府与英国进行小规模的讨论，但都不涉及“划界”。所谓基于“西姆拉会议”的内容也彻底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对维护国家统一，巩固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意义，而这其中一份功劳必少不了唐继尧的。

四、唐继尧的争议与局限性

虽然唐继尧在五四运动中反对开议“西藏问题”功不可没，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每一历史人物都会受到他所处时代的局限。

1920年1月27日，《大公报》报道唐继尧抛出了一个老议题——西康建省。有关西康、西藏建省的讨论由来已久，从清末到民国，一直是各界讨论甚多的话题〔24〕。但唐继尧此时重提旧议，似乎有借他在前一阶段因反对开议“西藏问题”积累的声势来扩充自己势力范围的意图。唐继尧在阐述他的西康建省规划时，反对以往讨论中将繁华的康定作为省会，提出将巴安县(今巴塘县)作为西康省会。唐继尧提出此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巴安距离云南较近，便于施加影响〔25〕。更明显的，唐继尧还特别提出“康南一面距滇非遥，省会足以兼顾，似可不设各县治”[56]，足见其想法。

舆论对唐继尧的“西康建省”提议多持反对意见，认为“突发改西藏〔26〕为行省之议，彼果有何把握而为此高掌远跖之谈乎……不过想到那里即说到那里而已，岂真欲见诸实行哉？”[57]四川督军熊克武也反对唐继尧的改省之议，“各县所征粮税，逮及近年仅供地方行政费用犹且不敷，其他军政各费统由川省接济，一旦改为行省，规制恢复自不能仍旧辙听任芜废地面辽阔，接济綦难……故财政一端已大足为改省之障碍。”[58]与熊克武矛盾颇多的四川省长杨庶堪〔27〕同样持反对意见，“建省之实必先为百年之计规划，固宜宏远而经营，伊始要当分别缓急按期进行……俟康地略能自给，不待内陆协济，彼时建设省制势犹反掌，即收改组更张之效，复免捉襟见肘之虞。”[58]

更关键的是，川滇军阀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一定程度上第二次康藏纠纷的爆发也与军阀间的内斗有关，连防御工作都需要外交部一再呼吁各省“不分畛域，协力设防”[59]。川滇各自部队调动以对藏军造成一定的威慑与牵制是可行的，但要滇军“会同川军恢复失地”真正执行起来则是困难重重的。北洋政府国务院、外交部在给川滇两省的电报中也透露出对于两省共谋军事解决缺乏信心，“现在藏局既已如此从情，口舌之争，断难于事，有无转圜之机，仍应以川边兵力能否实行戡乱为断”[45]。而没有川滇会同，边军仅是守成都已困难，何况“戡乱”？有会同进军的可能，那么选出一位军事领导者就是必要的。据《大公报》报道，唐继尧“委命陆军中将黄毓成〔28〕为征藏总司令”[60]，这是一个极具挑衅意味的任命。因为黄毓成不仅是唐继尧的亲信，还是护国运动中的要角，声名赫赫，更重要的是黄毓成曾于1913年在重庆击败熊克武。显然唐继尧需要一位兼具名望与统兵能力的亲信来担此重任，以确保处理对藏事务的领导权。

陈遐龄作为康藏冲突第一线的指挥官，在局势暂定之际，也想借机扩充自己军队实力，“遐龄主张以战斗解决界线问题者，非敢孟浪一掷，实系确有把握”，但需要“接济款壹百万元，德国七米粒九步枪弹陆拾万发，川造六米粒八步枪弹叁十万发，九子步枪弹药壹拾万发，日本速射及江南厂造管退，湖北造克鲁森各种山□弹酌配壹万发，哈乞克斯、马克森各机关枪弹壹拾万发，汉阳厂步枪贰千枝”，但也为自己留了后路,“万一接济一刻难到，则惟有暂以和议延缓”[61]。陈遐龄与熊克武的矛盾尖锐，熊克武自然不会允许陈遐龄的边军被如此量级的武器给武装起来〔29〕。11月20日，熊克武的代表尹亮易向外交部递交了一份说帖，将川滇边的矛盾体现得淋漓尽致。尹亮易言：“滇军由阿敦子进攻巴塘，甘军进攻昌都，巴塘、昌都均系川边中干，各省军队必会萃者岂甘滇军与边军不生冲突乎？抑镇守使能命令之耶？似此意见不化诚恐边防有失，害及四川，熊督何以对川人，何以对国家”。一番激烈呈词之后，尹依亮提出本质问题：“应请政府一面电陈使服从川督计划，一面电嘱熊督任以全权庶畿边军效用”[62]。

由此可见，熊克武与唐继尧一样，都想取得处理相关事务的领导权。唐继尧与熊克武都是同盟会的早期成员，与广州军政府关系复杂，特别是唐继尧，位列广州军政府七总裁，试问北洋政府怎么可能为此提供大量资源？甚至总统府的吴笈孙秘书长早就提出过：“用兵一节，刻下南北未统一，窒碍殊多”[63]。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于中国人民及舆论的反应迟钝且傲慢，但他对中国的政局还是有所了解的，认为四川军阀们的通电“不过一种政治演说，理论极高大”，但他们“急需械弹，非在对藏开战，意在自相战争，或保持各人之地位”[64]。对于唐继尧与陈遐龄，朱尔典认为：“唐之电报确实虚言，不过希望中央汇款耳”“陈遐龄之电报亦可信否？以本使观察陈之电报舍非为政治作用，藉以抵制熊克武而已”[24]。

在争吵、要弹药、要授权无果后，12月19日，唐继尧致电北京，说明云南与北京之间的密码电文已被英国人知悉，希望查明原因，此时应“拟由南北各派专员另由川滇甘三省各派参赞在沪合组界务会议，从长讨论”[31]。12月29日，一直关注“西藏问题”的徐世昌以总统府名义向外交部交送了一份意见，认为1914年陈贻范赴西姆拉议约为解决藏事制造了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既能“解国民之愤”，又能“和平解决”的唯一办法便是按清朝旧制“与藏人直接商议”〔30〕，而非“口舌所能争也”[65]。实际上，自1920年3月，朱尔典卸任回国，藏事趋于和缓，但南北各方军阀间的矛盾日烈，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粤桂战争相继爆发，各方皆无暇再关注西藏事务。

五、结 语

从1918—1919年，从巴黎到北京，从北京到昆明，国内外局势都在剧烈变化，而“西藏问题”与整个中国的局势紧密相关。对于“西藏问题”，北洋政府从“保住面子”转变为“满足全国希望”，五四运动自然是其中的核心推动力，而在“西藏问题”上激发这种驱动力的，正是在西南局势上具有关键影响力的唐继尧。无论是在第二次康藏纠纷停战前唐继尧调动部队以壮声威，还是五四运动爆发后的驰援边军与通电全国，都深深影响了“西藏问题”的走向，这在实际支援川边的金钱数额上可见一斑，陈遐龄的代表在给北洋政府的呈函中写到：“我军饷绝弹尽，粮糗空匮，日益穷戚，罗掘无地，士兵饥毙三百之多……兹财政部虽有六万圆之接济，仅得二万圆”[66]，而在云南财政同样吃紧的情况下，唐继尧仍然拿出一万圆支援边军[67]，仅这一项就已达到掌握中国财政大权的北京政府所支援的二分之一。

陈遐龄的窘困与熊克武的要挟有关，“川督派刘成勋解弹五万发款二万，逼令我军退出雅防，始行交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滇省唐督军于乡匪肆扰时，尚济我巴军万元。远在大理之孙司令永安亦济巴军以杂粮，始得收复巴、理。”[68]可见川边局势的转圜离不开云南方面的支持。虽然唐继尧本人不乏其作为军阀的局限性，但在关键时刻，唐继尧挺身而出，为边疆发声，为领土主权发声。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继尧所主政的云南在这一时期极大地影响了“西藏问题”的走向，阻止了“西藏问题”滑向英国帝国主义的预设轨道，不仅为日后解决“西藏问题”奠定了基础，也为今天我国各民族能够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打下了历史基柱，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交陆军部说帖一件,1919-04-22[B].外交部门03-28-012-01-01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2] FO 535/18,Viceroy to Secretary of State Government of India,25th Match,1915[B].英国外交部档案.

[3] IOR L/P&S/10/714,Letter from Bray,Government of India to Bell,1ot Jan 1918[B].印度事务部档案.

[4] 佚名.滇中之内乱外患[N].大公报(天津),1918-05-12(6).

[5] 佚名.藏番夷匪同扰滇边[N].大公报(天津),1918-08-03(6).

[6] 佚名.滇南近训[N].大公报(天津),1918-10-02(6).

[7] FO 371/3688,Translation of a letter,dated the 3rd day of the 9th month of the Earth Horse (corresponding to the 8th October 1918) from the chief minister of Tibet,to Major W.L.Campbell,C.I.E.,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B].英国外交部档案.

[8] FO 371/3688,From Major W.L.Campbell,C.I.E.,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to Secretary of State Government of India in the Foreign and the Political Department,Dated Gangtok,23th October，1918[B].英国外交部档案.

[9]佚名.金鸡碧马间要讯 云南特约通信[N].大公报(天津),1918-10-12(6).

[10] FO 371/3688,India Desiderata for Peace Settlement,India Office,4th December，1918[B].英国外交部档案.

[11] FO 371/3688,Decypher from Sir J.Jordan (Peking),No.24,12th Junuary,1919[B].英国外交部档案.

[12] FO 371/3688,India Office to Foreign Office,24th January,1919[B].英国外交部档案.

[13] FO 371/3688,BRITISH LEGATION,PEKING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Earl Curzon of Kedleston,FOREIGN OFFICE,No.138,2nd April,1919[B].英国外交部档案.

[14] FO 371/3688,Enclosure No.8 in Peking No.545 of December 13th,1918.Interview,Friday,6th December,1918[B].英国外交部档案.

[15] FO 371/3688,Sir J.Jordan to Earl Curzon,Peking,No.305,31th May,1919[B].英国外交部档案.

[16] FO 371/3688,Earl Curzon to Sir J.Jordan,Foreign Office,No.358,1st August,1919[B].英国外交部档案.

[17] 长帮办会晤英馆台副参赞问答一件,1919-07-17[B].外交部门03-28-012-03-01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18] 陈代理总长二十九日会晤英使问答,1919-02-19[B].外交部门03-28-024-04-00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19] 藏番扰乱事,1919-02-17[B].外交部门03-28-011-03-01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20]收云南督军电复洽电藏番事,1919-02-20[B].外交部门03-28-011-03-01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21] FO 371/3689,Sir J.Jordan to Earl Curzon,Peking,No.544,17th October,1919[B].英国外交部档案.

[22] 佚名.西藏问题之滇讯[N].申报,1919-09-01.

[23] 本田事務代理致內田外務大臣,1918-10-06[B].西蔵ニ関スル英清交渉一件附尼保爾事情第四巻B0304119000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24] 部长会晤英朱使问答,1919-10-22[B].外交部门03-28-015-01-02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25] 收西藏办事长官电,1919-09-25[B].外交部门03-13-070-05-00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26] 收川边事通电稿二件事,1919-09-06[B].外交部门03-28-014-01-00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27] 收西藏办事长官电,1919-10-06[B].外交部门03-13-070-05-00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28] 十月十七日接到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由腾越发来密电一件,1919-10-17[B].外交部门03-28-015-01-03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29] 收云南唐继尧电,1919-10-26[B].外交部门03-13-070-05-00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30] 国务院函一件周肇祥呈报川滇对藏事,1919-11-03[B].外交部门03-28-015-02-001.

[31] 藏事唐继尧来电由,1919-12-19[B].外交部门03-28-016-02-0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32] 藏事电四川熊锦帆先生川边镇守使甘肃省长云南督军,1919-12-19[B].外交部门03-28-016-02-01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33] 佚名.最近之西藏交涉问题[N].大公报(天津),1919-08-19(3).

[34] 佚名.东报论英国霸业西藏问题[N].大公报(天津),1919-08-23(3).

[35] 佚名.西报论英国在中亚之政策[N].大公报(天津),1919-08-23(3).

[36]部长会晤英朱使问答一件,1919-08-26[B].外交部门 03-28-013-01-0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37] 函送签注西藏界务议案,1919-08-13[B].外交部门03-28-013-02-01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38]藏事函送致新甘云等省电稿由,1919-09-05[B].外交部门03-28-014-01-00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39]发新疆省长云南督军川边镇守使四川督军甘肃督军电藏事,1919-09-05[B].外交部门03-28-014-01-00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40] 交涉停顿中之西藏问题[N].晨报,1919-09-06(2).

[41]书启国务院国秘书长藏案,1919-12-10[B].外交部门03-28-016-02-01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42] 藏事研究会第一次会议录 附演说词,1919-09-20[B].外交部门03-28-001-02-0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43] 收云南唐继尧电 藏事,1919-09-22[B].外交部门03-28-014-02-00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44] 藏事函送唐继尧皓电请妥核办理由,1919-09-24[B].外交部门03-28-014-02-00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45] 致四川熊锦帆先生云南唐蓂赓先生电,1919-09-25[B].外交部门03-28-014-02-0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46] 部长会晤英朱使问答一件,1919-10-03[B].外交部门03-28-015-01-00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47] 吉林省议会来电由,1919-10-23[B].外交部门03-28-015-01-02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48] 收吉林省议会来电,1919-10-23[B].外交部门03-28-015-01-0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49] 收奉天省议会来电,1919-10-29[B].外交部门03-13-070-05-00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50] 黑龙江省议会来电由,1919-11-03[B].外交部门03-28-015-02-00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51]藏案研究会第三次会议录,1919-11-05[B].外交部门03-28-001-02-01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52]藏案研究会第五次会议录,1919-12-19[B].外交部门02-16-014-02-00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53]部长会晤英朱使问答纪要,1920-01-20[B].外交部门03-28-016-03-0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54] 电云南督军 藏案,1920-02-04[B].外交部门03-28-016-04-00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55] 收云南唐督军电,1920-02-18[B].外交部门03-28-016-04-01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56] 佚名.唐继尧拟改西藏行省[N].大公报(天津),1920-01-27(6).

[57] 佚名.西藏改省之空谈[N].大公报(天津),1920-01-29(6).

[58] 佚名.熊杨反对西藏改省原电[N].大公报(天津),1920-01-31(6).

[59]院部致各省督军省长通电,1919-11-03[B].外交部门03-28-015-02-00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60] 佚名.滇苚短简征藏番遣派军队[N].大公报(天津),1919-11-22(6).

[61]函送川边镇守使条陈处理边藏意见及吴局长说帖请查核见复由,1919-08-20[B].外交部门03-28-013-02-00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62]四川代表尹亮易说帖一件,1919-11-20[B].外交部门03-28-015-02-03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63] 国务院函一件函送川边镇守使条陈处理边藏意见及吴局长说帖请查核见复由,1919-8-21[B].外交部门03-28-013-02-00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64] 英馆问答一件西藏问题,1919-10-15[B].外交部门03-28-015-01-01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65] 院交抄府交说贴一件,1919-12-29[B].外交部门03-28-016-02-02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66] 国务院函一件 藏事,1919-07-25[B].外交部门03-28-012-03-01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67] 佚名.滇黔杂讯[N].大公报(天津),1919-05-16(6).

[68]川藏事咨送陈遐龄感有两电由,1919-10-31[B].外交部门03-28-015-01-0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注释：

〔1〕具体内容可参见谢本书：《论唐继尧》，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164—189页；马俊林：《唐继尧时期滇军的分裂》，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104—108页；潘先林、陈启喆：《滇风黔雨铸金瓯：1920年非常国会迁滇及其活动述论》，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1期，第51—59页；谢本书：《护法时期孙中山与唐继尧的“电报战”》，载《学术探索》2014年第5期，第81—85页；郭卫东：《“打倒军阀”语境下的唐继尧之死》，载《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80—88页；段金生：《试论西南军阀地域范围流变（1916—1927）》，载《史林》2015年第4期，第135—146页。

〔2〕具体内容可参见高建国：《试论唐继尧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第78 —85页；李侃、李占领：《护国时期的唐继尧与孙中山、梁启超》，载《民国档案》1995年第3期，第71—78页；宾长初、刘上琼：《也论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问题——以护国运动中的唐继尧为例》，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20—124页。

〔3〕具体内容可参见温梁华：《东陆大学创办始末》，载《思想战线》1993年第2期，第8—11页；史允：《白银逆流——唐继尧政府的金融体制与民国时期滇银大量外流现象的关系探析》，载《思想战线》2009年第4期，第139—140页；吴臣辉：《论唐继尧在云南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168 —170页。

〔4〕具体内容可参见段金生、段红云：《西南边疆的内部差异及南京国民政府治策的调整》，载《思想战线》2012年第1期，第110—114页。

〔5〕赵尔丰（1845—1911年）：字季和，今辽宁辽阳人，清汉军正蓝旗人。曾任川滇边务大臣，后改任驻藏大臣（未赴任）。1911年，署四川总督，镇压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后，被迫让权于四川军政府，但仍据总督署企图反攻，军政府擒赵尔丰后随即为都督尹昌衡所杀。

〔6〕张荫棠（1864—1937年）：字憩伯，广东南海（今广州）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纳资为内阁中书，次年考取海军衙门章京。后任驻美参赞、领事，调西班牙任代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随唐绍仪赴印度与英议订藏印新约，始关注藏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以副都统衔奉旨往西藏查办事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约成返京，后出任驻美公使。

〔7〕陈遐龄（1873—1950年）：字立鹤，号云皋，湖南省辰州府溆浦县人，早年留学日本。1917年10月，陈遐龄任护理川边镇守使。翌年2月，继熊克武之后正式被任命为川边镇守使。4月，藏军进攻西康，陈遐龄迎击，8月与藏军停战。1922年获北京政府将军府授予“康威将军”。1925年2月去职，此后隐居北京。1937年归乡。此后，担任湖南省参议会参议员，作为地方名士参与社会事业。

〔8〕唐继尧（1883—1927年）：字蓂赓，云南会泽人。于1915年发动护国战争，被视为袁世凯下台原因之一。护国战争结束后，任云南督军兼省长。1917年支持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1918年被推为护法军总裁之一。1921年3月，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位广州军政府总裁联名电唐继尧出任广州军政府第四位总裁。1922年3月唐继尧回滇复任滇督，同月在陈炯明的劝说下，表示不会支持国民党北伐。1923年创立东陆大学（云南大学的前身）。1924年孙中山曾任命唐继尧为广州大元帅府副元帅，唐未接受。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唐忽而就职，但是国民党不予承认。唐继尧命龙云、胡若愚、唐继虞、卢汉率滇军主力7万人东下，企图推翻广州国民政府，但半途被桂系的李宗仁击败，势力大减，1927年因部下龙云、胡若愚等发动兵变而被禁锢，后逝世。

〔9〕孙永安（1886—1969年）：字竹青，云南昆明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毕业。历任湖北第三中学教官、云南讲武学堂教官、库伦兵备处督办及独立机关枪营长，后出任南北统一会干事、云南讲武堂炮兵科长、云南第一区戍卫总司令官驻扎大理。1923年，出任滇军总参谋长。

〔10〕阿敦：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清代时属维西厅，称阿墩子。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设阿墩弹压委员。民国元年（1912年），设阿墩县。1913年，改为阿墩行政委员。1932年，改建阿墩设治局。1935年6月，以当地藏传佛教寺院“德钦林”音译更名为德钦设治局。1949年5月，升为德钦县。

〔11〕夏扎·班觉多吉：原为颇本香喀巴之子，后与夏扎·彭错多吉之女成婚而进入夏扎家族，并成为家族的继承人。他原为大昭寺商卓特巴，1892年在噶伦伊喜罗布汪曲去世后暂代噶伦。此后他曾前往大吉岭参加中英之间贸易协定的谈判。1893年返回拉萨后正式出任噶伦。1903年因主张与英国人议和而被十三世达赖喇嘛革职。1907年再次被起用，1908年被达赖任命为伦钦。1910年他随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1912年回到拉萨。1913年参加西姆拉会议。1914年返回拉萨，因为不满其在西姆拉会议上的作为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冷落，1919年逝世。

〔12〕威廉·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1918年4月至1919年3月短暂出任锡金政治专员。

〔13〕朱尔典（John Jordan，1852—1925年）：英国外交官。毕业于贝尔法斯特皇家学术研究所和皇后学院。1876年来华开始外交活动。1896年奉调朝鲜，任驻朝总领事、代办等职。1906年调任驻华公使。1911年成为驻华使节团首领后，积极推行英日同盟，加紧对华侵略，掠取中国的路矿权利，支持袁世凯破坏辛亥革命、窃取胜利果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鼓动北洋军阀对德宣战，后扶植直系军阀扩大内战。1920年退休回伦敦。

〔14〕艾瑞克·台克满（Eric Teichman，1884—1944年）：英国外交官和东方学者，在剑桥大学的冈维尔和凯斯学院接受教育。在中亚进行过数次旅行。1917—1918年参与调解第一次康藏纠纷。在英国外交界具有一定名气，被形容为“风度翩翩的人物”。台克满去世前曾担任英国驻重庆大使馆顾问，反对英属印度政府的西藏政策，是卡罗口中的“失败主义者”。著有《领事官在中国西北的旅行》（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North West China）、《领事官在藏东的旅行》（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和《中国事务：对中华民国近代历史和现状的考察》（Affairs of China：a Survey of the Recent History and Present Circumstanc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等书。

〔15〕即中国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属印度政府的三方谈判，以逼迫中国中央政府承认英国所谓的“西藏自治，从而实现将西藏变为'缓冲国’”的侵略目的。

〔16〕寇松（George Curzon，1859—1925年）：第一代寇松侯爵，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898年至1905年曾任印度总督，1904年主导了对西藏的军事入侵。晚年自1919年至1924年任外相，曾在决定英国的政策方面起主要作用。

〔17〕陈箓（1877—1939年）：字任先，1912年4月，任北京政府外务部政务司司长。1915年6月，任都护使驻库伦办事大员。翌年7月任册封专使，在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册封大典上代表中国中央政府赐活佛金册、金印。1917年4月，因病辞职。1918年5月任外交部次长。同年末，外交总长陆征祥出席巴黎和会，他代理外交总长。1920年2月，任驻法国全权公使。1923年8月，兼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1928年7月，他结束公使职务归国。1934年，他任国民政府外交顾问。1936年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副会长。1938年，参加日本成立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为伪外交部部长。翌年2月19日，在上海被军统特工射杀。

〔18〕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承担着为英国驻华领事机构收集情报的职能。

〔19〕徐世昌（1855—1939年）：字卜五，号菊人，又号水竹邨人、弢斋。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城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远祖为浙江鄞县人，祖籍天津。曾任庆亲王内阁的协理大臣。1918年，徐世昌被选举为第二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晚年，日本尝试邀其出任华北临时政府官职，徐世昌拒绝任职。1939年6月6日，徐世昌病逝于天津，享寿85岁。

〔20〕即驻英公使施肇基。施肇基（1877—1958年）：字植之，江苏省苏州府吴江县人，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1914—1920年任驻英国公使，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1919年巴黎和会，并拒绝签字。

〔21〕龚心湛（1871—1943年）：原名心瀛，字仙舟，安徽合肥人。民国初期皖系政治人物，曾代理国务总理。早年留学日本，曾在多国使领馆任随员多年。1912年出任武昌造币厂厂长、汉口中国银行行长等职。1914年，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1915年6月，升任北京政府财政部次长。1916年4月，任参政院参政。1919年1月，任北京政府财政部总长兼币制局督办兼造币厂总裁。1919年6月13日至9月24日，代理国务总理，因不堪吴佩孚电斥而请辞。1924年11月，他任段祺瑞执政政府的内务部总长，1925年12月任交通部总长。1926年4月段倒台后辞任。晩年住在天津英租界，退出政界办实业。1942年3月，任汪伪政权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议会议委员。1943年12月，在天津病逝。

〔22〕即西姆拉会议。

〔23〕全国各界都是通过唐继尧与熊克武的通电才知道外交部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的谈判中关于“西藏问题”的详细情况。参见收奉天省议会电，1919-10-30，外交部门03-28-015-01-03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24〕参见李勇军：《清末民初的西藏建省论》，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70—74页。

〔25〕巴安因距离云南较近，不仅与云南经济联系密切，且易受云南因素的影响。如1932年的“巴安事变”，作为西康藏族政治精英的格桑泽仁，任国民党西康党务特派员，从成都派人到康定筹备设立驻康办事处，自己率领巴安籍的学员从云南返回家乡巴安，路经昆明时，受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和云南省国民党党政官员欢迎，并被龙云授“滇边宣慰使”职衔，获赠云南造单筒步枪100支及长波电台一部，成为格桑泽仁最初起事对抗地方军阀刘文辉的有力资本。

〔26〕原文如此，但其实讨论的皆为西康建省的内容。

〔27〕杨庶堪（1881—1942年）：名先达，字品璋，后改字沧白，号庶堪，四川省重庆府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人。早年结交了同乡邹容。1905年8月，加入同盟会，并成为重庆支部负责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杨庶堪推举张培爵任蜀军政府都督，自己担任顾问。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四川熊克武任讨袁军总司令，杨庶堪被熊克武任命为四川民政部长。不久，熊克武败北，杨庶堪流亡日本。1915年，杨庶堪赴上海，参加陈其美举行的起义，但以失败告终。1918年3月，熊克武任四川督军，四川省议会接受其推荐，选举杨庶堪为四川省省长。杨庶堪于10月回到四川主持政务。不久，政学系支持的熊克武同孙文支持的杨庶堪发生对立，1920年9月，杨庶堪兵败下野。1921年6月，杨庶堪任国民党本部财政部长。1923年2月，击败陈炯明后，杨庶堪任大元帅府秘书长。1924年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后因同蒋介石、戴季陶政争失败而辞职。1933年由于对蒋介石不满，杨庶堪隐居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庶堪留在上海，拒绝汪精卫的邀请。1942年8月6日，杨庶堪在重庆病逝，享年62岁。

〔28〕黄毓成（1884—1958年）：字斐章，云南镇沅人，滇军将领。1904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入同盟会。1908年末毕业归国，被分配到云南讲武堂任骑兵科教官。1911年，黄毓成参与发动昆明重九起义，升任混合旅旅长。1912年4月，黄毓成率骑兵支队入贵州，随后任贵州督军府少将参谋长。1913年，黄毓成奉命进攻熊克武，攻克重庆后，黄毓成被任命为重庆镇守使，并晋升中将。后被北京政府革职，黄毓成随后辞去军职。不久，黄毓成被云南都督唐继尧任命为云南省水利总裁，任职两年。1915年袁世凯称帝，云南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黄毓成任护国军挺进军司令。1916年2月，挺进军扩编为护国第四军，黄毓成任军长，杨杰任参谋长兼第一纵队司令。1918—1922年，黄毓成历任滇军驻川师长、司令部参赞等职务。后辞职闲居上海。1937年，接受南京国民政府命令，回到云南任云南禁烟特派员。1949年后，黄毓成任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8年在昆明去世。

〔29〕熊克武曾扣留北京政府与陈遐龄之间的通讯，甚至截留陈遐龄的军饷。参见《将扣留本部寄川边文件发交由》，1920年2月2日。外交部门03-28-016-04-00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30〕即1919—1920年派出甘肃代表团入藏。参见邱熠华：《1919—1920年甘肃代表团入藏史事探析》，载《中国藏学》2013年第2期（增刊），第106—121页。

《西藏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