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戈访谈：还有什么值得我去激动(2)

  　　王夫刚：一个可能令你暗笑的问题：怎样完成一首诗？

　　韩文戈：如果是说一首诗完成的细节，可以讲每首诗写作的过程都不会雷同。大致来说，我是有感而发，我说的“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志”“道理”，而是某一物象给我的“直觉”“直感”。一句诗形成了，然后是一首诗。不久前我刚完成一首诗，题目叫《冒雨经过一座废弃的钢铁厂》：
　　
　　我和雨一起，飘在郊区废弃的钢铁厂，
　　雨是天空的血，我是天空的落叶。
　　那时，钢铁也已凋落，
　　锈是钢铁与时间的血。
　　 
　　我看到你在雨中散步，我落在你身上，
　　你像我得以重生的树干。鱼群消失的旷野，
　　我拥有一片呼啸的森林。
　　你拥有最初的，也是最后的。
　　
　　铁锈奔流在荒芜的厂区，地球是一条船。
　　南墙下的花园枝残叶败。
　　我们像此时的天象，雨的时辰正把时辰淡忘。
　　锈迹斑斑的街道淹没在夏秋之交。
　　
　　一切都在加速分离：船与岸，灵与肉，
　　豆粒与豆荚，童年与暮年。
　　一切都会失却记忆，会轻，会薄，
　　成为旧的，被扔进遗忘或雨中。
　　
　　铁锈爬进泥泞中的草茎，开出野蔷薇花，
　　结出铁的草籽。
　　野蔷薇是大地的血，
　　你是我的血。
　　
　　这首诗写于一场大雨之后的第二天。那天早晨我去乘车，在公交车站北侧是一个即将迁出市区的半开工状态的钢铁厂，我几乎每天都要从这个车站上下车。大雨如注，我刚好经过那个钢铁厂的正门，看到一群门卫正用扫帚把雨水向厂外的街道上赶，我仔细看他们的动作和被赶出来的雨水，但没有什么感觉。次日等车时，看到很长的街道、临街的绿化带和小花园全是已经晒干的颜色深红的铁锈，我一下子回想起头天的雨景，并且越来越清晰，雨、花草、门卫和雨里的行人，以往的经验蓦然被铁锈的颜色调动了起来：这血色，这秋天，这些残败的植物！我的诗就是这样产生的。当时没有纸（即使有纸我恐怕也不会当众用来写诗），我怕这感觉丢失，便把一些句子保存在手机里。值得说明的是，初稿上蔷薇花被写成了玫瑰花，这是一种我写作时接近腐朽的惯性，但最后我把玫瑰换成了蔷薇——事实上，那工厂的花园里就是蔷薇——蔷薇的平民化也拯救了这首诗。

　　王夫刚：另一个可能令你暗笑的问题：一首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韩文戈：这是个很矛盾的话题。诗到底有没有标准？尤其是新诗？可这个问题却经常被人问起。我觉得到目前，新诗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不应该有。但每个诗人都应有他自己心目中的好诗标准，否则他无法完成写作的任务。当然，诗人能不能按照他心目中的好诗标准写诗呢？有时候想的和做的可能不是一回事。我只想说，我会按照我自己的标准去写，概括起来说，我希望我的诗在骨子里是硬朗的，在语言上是透彻的，在情感上是痛疼的。

　　王夫刚：汉语是一种复杂而精致的语言，但近年来有一些奇怪的论调却在试图削减它的内在之美。我读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山本来就是高的，所以“高山”的说法是错误的。这种勇气可嘉的表达偶尔也会带来“无理手”在特定环境下所产生的诧异感，但“无理手”终归是无理手（只有在伟大的喜马拉雅山眼中，“高山”才是不成立的）。诸如此类的蔑视相对论的观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语诗歌进程中泥沙俱下的事实。这里我想和你具体讨论的是，怎么处理写作中的语言问题？

　　韩文戈：好的诗歌写作是有连贯性的，而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鉴赏一个诗人的作品必须要了解他，研究他，包括他的生存状态和他的经历，要了解他的生命全景。似乎话说得有些远了，那么就说说语言问题。一个诗人的语言也不是割裂开来的，就诗而言，一个诗人能今天用“长枪”明天用“板斧”吗？在处理语言时，我觉得“删减”是最好的途径。打破自己的语言习惯就是创新。我在写作时没有“诗理论”可言，只有惯性，只有语言流的流动给我的那份感觉来引导我写出下一句。

　　王夫刚：近年来，有些诗歌评论家（或曰“诗歌表扬家”），大开“文本细读”处方，这与古即有之的笺注已不相同。说实话，我本人对他们的工作是信不过的——但如果诗人在自己的某一首诗中完成一次“文本细读”的旅行，将会是另一种有根源的赏内析外遭遇掌声：得意忘形最初可不是一个贬义词。

　　韩文戈：的确，这种使人生疑的“表扬体细读”似乎成了一股小潮流，我近来一看到这样的文字就逃开，它的肉麻使我不舒服。你的意思是让我也“自我肉麻”一次？还是免了吧。诗歌是心灵的化学反应，诗歌文本是已经完成的化合物，任何试图对它条分缕析的事都是费力不讨好的。

　　王夫刚：这样的观点被我赞成：一首诗中，每一行乃至每一个词都应该拥有出处。优秀的诗人会对此做出正确的应对。而你对一首诗“第一句”的理解——第一句的好坏直接影响你是否继续读下去——在我这里分量更重一些——我觉得，第一句的好坏直接影响一首诗的存在价值。你是否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更犀利更条理的阐述？

　　韩文戈：说实际的，我很少阅读当下各种诗歌杂志——手边也的确不多。更重要的是我故意不去精读、泛读那些作品，我是怕被同化，这也是我抵抗诗时尚、诗流行的一种被动选择吧——这不是矫情。但我在最近的一两年却绕不开网络诗歌，在这之前我宁愿把时间浪费在电子游戏上。随着诗人博客的增多，我有时也尝试欣赏一下，但多感觉失望，这种欣赏的激情终止于对诗歌第一句的阅读：千篇一律的平庸雷同。这给了我以警醒，别人读我的诗会不会也同样感到疲倦？所以我在《诗歌手记》里写下“第一句的好坏直接影响你是否继续读下去”。怎么突破？突破多少？那是另一回事了。

　　王夫刚：知识有益于诗人但不能成就一个诗人——至少，不能成就一个优秀的诗人。从这个角度来说，灵感是存在的也值得称许和珍惜。你认为灵感在你的写作中占有多大比重？有一个偷梁换柱的说法，诗歌属于闪电，而闪电不能修改。当你面对自己的作品，你是否愿意通过不断的修改获得写作的乐趣？你觉得修改是写作的组成部分还是可有可无的附加条件？

　　韩文戈：我在回答“怎样完成一首诗”时提到从物象产生直觉，这直觉其实就是灵感。所有诗都应该产生于灵感。关于修改，我的早期作品基本是不经修改的，我说的是《吉祥的村庄》时期，写什么样就什么样，一气呵成，这就造成了语言的较大浪费，不节制。从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对一首已经完成的诗不厌其烦地修订，这已是我的份内之事。这种修改大多限于对细部做一道减法题。

　　王夫刚：在你的书架上，与诗歌有关的图书是最多的吗？人间有无尽的好书但我们基于时间给予个体生命的有限历程必须作出选择：你读的最多的是诗歌书籍吗？你有哪些阅读习惯和经验愿与我们共同分享？我们的记忆仿佛越来越少了，这是图书日益增多的必然理由吗？

　　韩文戈：我的藏书比较杂，诗歌书籍占三分之一吧。另外的书多是历史、地理、哲学、民俗和科学通俗读物，还有一些经典小说和散文。诗歌书籍一直是我的枕边书。读感兴趣的书，并使之系统化是我的习惯。单就诗歌写作而言，读书的多少不构成特别关系，我们活着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要了解，所以别的书也一样需要读。但是我觉得读得太杂大多，如同在互联网上获得海量信息一样，把自己变成一个“知道分子”，有百害而无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