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王稼祥在会上说：全党支持毛主席，王明等其他人不要争了

老覃昨天写了《1937年，斯大林问王稼祥红军还有多少人，一旁的王明抢答：30多万》一文，讲的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后，毛主席就如何在抗日战场上坚持独立自主进行了一番深谋远虑的策划，从而在洛川会议上提出了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这之后，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他又做了大量工作，才让党内同志对这个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

然而，随着王明在1937年11月29日回到延安，形势出现了急剧变化。

王明这次回来，是专为夺权而来。

他回到延安后，席不暇暖，在1937年12月9日主持召开了 “十二月会议”，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展开了批判。

王明滔滔不绝地在会上作 《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 的报告，一直讲了两天。

他扮演着“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严肃地批评说：“我们不要提改造政权机构，而要统一的国防政府。”

他慷慨激昂地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

不用说，他已经由先前的“左”倾路线一下子跳到了右倾投降路线上来了。

他这一副扯虎皮，拉大旗，张口闭口就是马列经典，并时不时抛出一两句“斯大林同志说……”的派头，狐假虎威，镇住了不少人。

这些人认为自己以前的思想认识错了，反复地检讨自己，做起了自我批评来。说什么“太过强调独立自主，妨碍到统一战线了”，“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了”。

不过，因为毛主席的坚决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最终未能形成会议决议。

饶是这样，王明还是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和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必须补充一下，会议还成立了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

12月下旬，中共代表团到武汉同国民党谈判期间，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二者合为一体，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共长江局，其中，由王明担任中共长江局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

王明负责长江局工作以后，随着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武汉各界以及国外人士的接触面不断扩大，他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开始目无党纪，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甚至以毛主席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造成了恶劣影响。

这还仅仅是开始。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大力鼓吹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要求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

也因为毛主席等人的坚决抑制，三月政治局会议没有形成决议，但会议决定由王明起草一个会议总结。

王明回到武汉后，把他的报告改头换面，以《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为题，在《群众》周刊第19期上公开发表。

3月21日，王明还自作主张地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以最我党高领导人自居，分送中共中央和国民党。

实际上，王明也在这一时期不断拉帮结派，企图让长江局压倒中央局。

毛主席也因此发出了“我的命令走不出这个窑洞”的感叹。

为了克制王明，毛主席让任弼时去莫斯科替代王稼祥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要任弼时把王明在国内的胡作非为的表现向共产国际做个详细的报告。

老覃在上个月写了《1932年，周恩来要求由毛主席指挥红军作战，任弼时等人却强烈反对》《1932年，任弼时、项英宣布解除毛主席的军权，王稼祥急得气冲斗牛》等文章，着重讲了1932年任弼时初到中央苏区时由于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理解，与毛主席发生了种种误会，但随着在革命道路上的实践增多，他越来越为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所折服，成为了毛主席的铁杆粉丝。

即任弼时到了莫斯科之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万五千字的报告，将王明回国之后的种种言行汇总成文字，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做了报告。

而在此前，陈云、王稼祥等人也向共产国际报告过毛主席的领导工作。

斯大林是一代雄主，胸有韬略，通过陈云、王稼祥的汇报，早已对毛主席的领导才能激赏不已。

此番读了任弼时的报告，觉得很有必要终止王明的过格行为了，派王稼祥带着自己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

话说，早在1932年，任弼时和项英宣布解除毛主席的军权的时候，王稼祥就已经是毛主席的铁杆粉丝了，当时，急得气冲斗牛，为毛主席仗义执言。

在遵义会议上，他更是为毛主席“投出了关键的一票”。

有了惩治王明的“尚方宝剑”，王稼祥兴冲冲地回国了。

可笑的是，王明尚不知自己的形象在斯大林等人的眼里已一落千丈，听说王稼祥回国了，他在武汉颐指气使，发出指令，要王稼祥向他当面汇报共产国际的指示。

王稼祥没有理会他。

王明牙根有点痒痒的，发电报回延安，让步说：如果王稼祥不能来，就务必将共产国际指示以电报方式迅速发来。

延安方面也没有理会他。

延安方面这时候在忙一件事——筹备六届六中全会。

要知道，自从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的五一村召开以来，时间已经过去10年了，这期间，发生过太多太多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丢失，苏区的五次反“围剿”，红军长征，遵义会议，草地分兵，张国焘另立中央、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王明回国……很多事要总结，很多账要清算。

1938年9月，是总结和清算的时候了。

延安给王明发电报，要求长江局的常委们都返回延安准备参加六届六中全会。

王明不知道情况已变，还趾高气扬地发了一封电报，指令毛主席和延安的常委到长江局开会，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地点必须定在武汉。

王稼祥读了王明的电报，又好气，又好笑，回了一封电报，勒令王明务必准时准点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警告说：“如若不来，后果自负。”

王明看到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几个字，马上尿裤子了，乖乖收拾行李，跟着周恩来、博古等人从武汉返回延安。

1938年9月29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顺利召开。

王稼祥在会上作了《国际指示报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王稼祥传达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都认为，中共在朱、毛等领导下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王稼祥说到这儿，故意模仿王明以前说话的口气，补了一句“斯大林说……”。

他说：“斯大林说：'毛泽东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全党同志都要支持他，拥护他，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了。’”

王明听了王稼祥的话，整个身子就像是散架了一样，瘫软在那儿，动弹不得。

在我党的党史上，有两次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一次就是遵义会议，另一次则是六届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而六届六中全会完成了对教条主义的一次总清算，从组织路线、政治路线上基本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并形成了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思想也从此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