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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放】 当我们想了解、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除了声势浩大地推动巨大的变革，还有一些微小却不能忽视的力量，能够用推动人心的方法改变世界。正是这样的改变，让“公民科学”四个字在我心中变得沉甸甸的，非常珍贵。我分享四个关于公民科学的小故事。它们离我们或远或近，有一个就发生在我身上。四个故事凑在一起，能让我们重新思考发现和探索世界的方式。 全球假毛虫计划：公民科学放大科研力量 第一个故事始于一个小小的物件。它是什么呢？一块果汁软糖？一块橡皮泥？一块小塑料玩具或是一块电线皮？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绿色小段，其实参与了我们对地球的认识的改变。
不起眼的绿色小段 我们对世界的好奇心是无穷无尽的，这些好奇心里有一些本质的信息。比如地球上的生物为什么在热带较多，在寒带较少？不管是植被还是生态系统的样貌，还是昆虫、鸟类的种类，都会在高纬度地区变少。这是我们不甚了解的。我们也不了解：为什么生态系统内的关系会发生如此复杂的变化？沿着中国海岸线前进，从福建到安徽，再到上海，再往北去到黄河口、辽河口，我们会发现动物和动物之间、动物和植物之间、动物和人之间、人和土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在变化。 整个星球尺度上的复杂变化，有哪个团队能搞清楚呢？谁能用数学模型或其他生物学方法去描述呢？这对科研团队而言是概念性的问题，也仿佛是不可回答的问题。但这样宏大的问题，却在小小“果汁软糖”的帮助下取得了突破。 这种绿色小段有点像橡皮泥，又有点像塑料，是一种被捏出来的小结构，呈毛毛虫的形状。几年前，近3000只“毛毛虫”被寄到全球的不同地方，从婆罗洲（加里曼丹岛）一直到极地的苔原。科研工作者和志愿者把这些“毛毛虫”挂在树枝上，安在树叶上，或者就在脚下的草里找个地方放下。
假毛毛虫们 全球的志愿者用的“毛毛虫”是一样的，用的胶水是一样的。“毛毛虫”的颜色、气味、固定的方式也是一样的。4天、5天，最长14天后，人们把“毛毛虫”回收寄到牛津大学。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毛毛虫”的身体变了，捕食者在它们身上留下了痕迹。蚂蚁过来咬一口，留下两个细细的颚印。鸟类从空中俯冲下来，进行短暂的啄食发现不能吃后离开，留下楔形的印痕。小型哺乳动物，比如鼠类，留下细小的牙印。数以万计的痕迹，记录了从热带雨林到极地苔原，从平原到高山、峡谷的不同地方，近3000只“毛毛虫”所受的不同捕食压力。把全球的数据结合在一起后，一项科研工作发表在了著名的科学杂志Science上。研究的主题就是通过假毛毛虫揭示捕食压力在地球不同区域的变化。
假毛毛虫带来的科研成果 我想，这推动了我们在星球尺度上了解动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使用的主要工具仅仅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假毛毛虫。这不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科学实验，整个计划的操作方式是简单的。正是公众参与、多团队的合作，让大尺度的、难以想象的研究成为可能，把复杂的科研拆解成小小的可操作的部分，就像一个个乐高模块那样，拼搭起宏大的世界。这就是公民科学的魅力所在。 帝王蝶的故事：市民将城市变成保护区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是自然历史纪录片中大名鼎鼎的帝王蝶。帝王蝶缔造了了不起的迁徙。它们聚成彩色的云朵，从加拿大出发，途经美国北部的大湖区、中部和南部，最终抵达墨西哥湾沿岸。在鸟类之外，帝王蝶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迁徙者。在迁徙过程中，它们从亲代开始飞。飞到途中，亲代死去，子一代继续飞。子一代又在途中死去，子二代，也就是孙子和孙女们继续前辈迁徙的意志，完成漫长的旅途。
漫天飞舞的帝王蝶 人们对帝王蝶有巨大的热情，公民科学家们协助制成了迁徙路线图。帝王蝶的翅膀被贴上标签。大家在自己的后院暂时地捕获它们，记录位点，再把它们放掉。成千上万条数据拼凑出了帝王蝶的迁徙轨迹。 这还不是全部。后面的故事更打动我，也更能让我们思考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在过去20年中，帝王蝶遭遇了严重的生存危机，种群下降了80%甚至90%。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除草剂草甘膦的大量使用——在公路的养护，城市花园草坪的建设以及其他不合理的对待自然的方式中。
帝王蝶的生存危机 怎么办呢？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们想到了一个有趣的方案：如果我们不能改变政府对土地的规划，不能阻挡大规模的工业化除草杀虫以及其他发生在城市和荒野的对自然的粗暴干涉，那我们能不能绕过这些大范围的管理，寻求一些自己可以掌控的小空间？ 一项研究做出了评估。在奥斯汀、印第安纳波利斯、明尼阿波利斯等帝王蝶飞过的城市，如果市民在兜里揣一袋马利筋——也叫乳草的种子，在街头花园旁边、单位和学校周围、小池塘等日常生活中不被关注也未受严格管理的地方撒下，为帝王蝶幼虫带来食物，或许就可以避开除草剂、杀虫剂滥用的地区及其他难以左右的管理区域，留出帝王蝶的生存空间。几万市民的参与，每人一年10把种子，帝王蝶濒临灭绝的命运或许就可以改变。
帝王蝶幼虫取食的马利筋 这个故事很简单，带来了两个结果。第一个是越来越多的马利筋丛被种了出来，帝王蝶种群出现了局部的恢复。第二个结果更加有趣。很多垃圾场、过去不被注意的地方，随着一把把种子被撒下去，开始受到关注。人们开始清除垃圾，搭配一些乡土植物，打造更漂亮的花园。因此，一些社区花园的房地产价值提升了，周边曾经脏乱差的地块变成了更令人喜欢、快乐的地方。这是非常棒的副产品。 在简单的故事背后，是跨越大洲的迁徙，是公众、公民科学家通过看似不起眼的调查和行动对一个物种命运的改变。一个个小小的空间，如果在国家的尺度上联系起来，就能形成巨大的自然保护努力。这样的努力改变了局部的生物多样性，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也是一个尚未成功，还在继续进行着的故事。 藏鹀和观鸟喇嘛：乡土文化、宗教和牧民家乡 第三个故事以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为中心。很多人可能也知道他，或者听过他的故事。大家常常不叫他的名字，直接管他叫观鸟喇嘛，或者画鸟喇嘛。他叫扎西桑俄，是寺庙里的一个堪布，喜欢画画，把很多时间花在用学习到的新式画法，以及传统的藏族画法去画身边的鸟、身边的花、身边的自然。 在他生活的家乡，有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只在局部区域分布，叫藏鹀。在2006、2007年我和扎西认识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关于藏鹀的研究。大家对这个狭域分布的物种的生态学知识和其他各种信息都是空白的。当时，我们也没有能力拿到科研课题，组织调查队伍，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力挖掘藏鹀及其身上的自然历史故事。中国太大了，需要填补的空白太多了。怎么办呢？ 扎西说，我也许可以提供帮助，我会画画。他给我们画了很多有趣的画。在一幅画里，他把家乡的山川画成了两种颜色。深色代表藏鹀在冬天待的地方，浅色代表能在夏天看到藏鹀的地方。这相当于展现了种群生态学中最经典的物种季节性迁移。扎西用一幅很简单的画告诉了我们迁移发生的时间、海拔，一个中国特有鸟类的冬居地和夏居地。
扎西画的藏鹀季节性迁移示意 还有一次，他和我们说：有一片山上有三窝藏鹀，我给你们画一画它们生活的地方；我熟悉藏鹀，能认出哪一只属于哪一窝。他画了一幅点图。这幅画像极了我们用GPS颈圈或其他追踪器做动物研究时的示意图。扎西说，这三窝藏鹀挺有意思。两窝在一个山坡面上活动，可能有亲戚关系，能接受活动范围的重叠。另外一个家庭可能是独立的，和另外两个家庭之间由山脊线分隔。这个家庭占的空间更大，也更凶一些。这是一个很好的动物迁移扩散、家域范围和家庭间小关系的研究。
扎西画的三窝藏鹀分布图 通过这些工作，我们2013年在《动物学杂志》一起发表了中国第一篇藏鹀的野外生态学研究。这些研究的核心部分来自扎西和他的小伙伴一块画的画和实地观察。他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熟悉自己的家乡，对自然有一种惊人的敏锐洞察力。当他们把这样的能力，画画的技能，加上对于家乡的热情融合在一起，促成了非常棒的结果。 还有更有趣的事。扎西把鸟画出来，在学校里交给孩子们，用这些画给他们起名字。你叫藏鹀，他叫黑颈鹤，他叫高山兀鹫。孩子们拿到画以后，在身边寻找属于自己的鸟。我的黑颈鹤生活在什么地方？我的高山兀鹫会把巢筑在什么角落？这是非常棒的自然教育。
扎西的自然教育 扎西还做了更了不起的事。在北京召开的世界保护生物学大会上，他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在我的电脑上画了一组画。我当时不知道他到底会讲什么。但是，他后来在全球研究人员面前的讲述，我认为是为期六天的大会最打动人心的报告。 他说，1984年，他还小的时候，家乡年保玉则有漂亮的高海拔夏季牧场，和低海拔冬季牧场。那时没有多少人，只有他、他的家庭、他的邻居。后来，从雪山上流下的河流好像变干了，牧场质量变差了。更严重的是，人们开始学习外来的生活方式，不再一大家人生活在一起，想过三口、四口之家的生活，希望有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大家都挤到了冬季牧场定居。当人们发现身边的变化时，雪山上流下的河从三条变成了两条，从两条变成了一条。再后来，最后的一条河也在夏季干了挺长的时间。冬季牧场也不再能承受越来越多的家庭和畜牲。
扎西画出的年保玉则变迁 扎西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只是一个僧人，似乎只能念经，祈祷土地的平安。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他希望向会场的人传达家乡发生的事。那里是藏鹀生活的地方，也是有着雪豹、岩羊和高原生态系统的地方。他需要帮助。 报告结束的时候，全场起立鼓掌。我站在会场里面，觉得很感动。报告并非来自一位科学家。我看到了当地人用他们的本土知识，结合他们的文化、对家乡的热情而做出的努力。 努力延续了下去。扎西回到家乡，创办了“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他和牧民们开始监测土地，观察雪豹，看草原的变化。他们跟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及其他机构合作。年保玉则成为了我们了解青藏高原，了解气候变化，了解草场变化的非常关键的研究和实践区域。 在这片土地上，围绕藏鹀，围绕一个会观鸟、画鸟的喇嘛，非常动人的故事发生了。对家乡文化的认同形成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自然保护力量。当地人用自己的投入、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宗教去打动外部世界，让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一道推动家乡的保护和建设。这个故事是我心里一个美好的场景，而且今天依然在不断前行。 貉口普查：上海市民参与野生动物管理 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上海。在这里，我们目睹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貉在城市里的变化。这种动物从在山上独居变成在小区里群居，从夜间行动到白天大摇大摆地出来晒太阳。它们有可爱的一面，会探索并适应环境，在有螃蟹的地方吃螃蟹，在有鱼的地方吃鱼，在草坪上挖蚯蚓、挖小昆虫，有时会跟人接触，和市民对视。它们也有不那么可爱的一面，会吃垃圾，会跟猫抢猫粮，会吓到老人和小孩。它们的叫声、粪便、气味甚至存在本身，都可能让一些人觉得不自在或不适。
扎堆抢食物的貉 受上面三个故事启发，我觉得在像上海这样的城市里，野生动物从来都不仅仅是它们自己。它们每时每刻都和人发生关系，在人的小区生活，吃跟人有关的食物。市民看到被它们改变的环境，会因它们而高兴、困扰或者苦恼。在这样的城市环境，面对貉这样的物种，公民科学和市民参与或许是我们唯一能用于了解它们，从而支持城市自然管理的办法。 在今年的七月份，学生、教师、企业员工、政府职员、自由职业者等各式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接近300人的团体。他们是参加“貉口普查”活动的科学志愿者。一个周六的晚上，140多名志愿者去到42个小区，观察这些小区里貉的生活、人的生活、人们对貉的态度、貉对于人的反应。我们估算貉的数量，评估城市的哪些特质能吸引貉。通过跟众多市民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城市自然，又不能够接受什么样的城市自然。
公民科学家参与“貉口普查” 我想，只有把公众的意见、科研团队的数学模型、栖息地管理、政府的城市野生动物管理计划等拼凑起来，我们才有资格说自己在思考城市野生动物的事，希望在城市里找到一个野生动物的管理方案。 几年前，我跟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员工一起讨论：也许我们能够有一个数据平台，也许能够和市民一块去调研，从而构建、充实这个平台。这些想法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在市民的帮助下真的搭建起了数据平台，真的把中国城市野生动物的故事，尤其是人和兽类在超大城市冲突和共存的故事用高水平的科研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更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些故事还产生了绘本。继第一本之后，第二本、第三本也在构思中。在此过程中，我们带出了中小学科研的一等奖，形成了中小学野生动物种群分析以及野生动物跟人共存的课程。这进一步推动了城市野地的恢复。我们去到杨浦滨江等城市公园绿地，在公园里堆木头，让整齐划一的草坪更有自然的样貌，为城市的野生动物增加栖息地。
逐渐拓展的行动网络 进展还在继续。跟我们在一起的公民科学家从100人变成了300人，可能会从300人变成500人。数据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教材、课程、绘本及其他科普信息也在不断推出。 在这个故事里，大家一起探索正在发生的未知变化。不管是复旦大学，还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或是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没有任何机构是项目的“所有者”。其中的数据、知识属于每一个人。我们非常努力地把所有数据开放，打造透明的数据平台，让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可以加入城市野生动物的探究、保护和管理。 我希望上海形成中国城市的一个范例。我们在上海的摸索可以在更多区域展开。其中，我最珍视的是市民的投入，以及公众、科研机构和政府之间的合作。这样的合作会让我们更有希望迎来更美好、更和平的明天。 以上四个故事一直激励着我。我希望未来有更多故事发生在我们本土，发生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和野生动物更好地共存于这个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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