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蒙教育 作为封建大家庭，沈家的男孩可以进学校，还可以送到外地学习，女孩只能在家学女红（绣花之类）。父亲沈季航是清末秀才，却很开通，他不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他在家中开设的私塾，不光教男生，也教女孩子。大厅是男生的课堂，女生的课桌则安放在他自己的房间，与大厅的男生隔开。女孩子们也能识字，也能像男生一样背《论语》，一样听他讲孔子门人弟子的故事。他还让女孩背《木兰辞》，给我讲木兰从军的故事。就这样，父亲在顾及“男女授受不亲”旧规的同时，为女孩子争取到了受教育的权利。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文质彬彬而又潇洒倜傥。开了一段时间私塾后，父亲进了县立城东女校和襟江小学当教书先生。晚上，父亲在油灯下批改学生作业，我常守在父亲身旁，一边剥瓜子给父亲吃，一边看父亲工作。有时父亲随手拿出一本作业，翻到其中一篇作文让我读，开始有点结结巴巴，后来我居然能一字不差地读下来。 从此，父亲每天出个题目教我写作文，还教我背诵唐诗宋词等。我记性好，听父亲教上两遍，就能朗声背诵。虽对含义不甚了了，但对韵律把握得很好。父亲听我背诵古诗文，如沐春风。后来除了教我背诵诗书外，还教我写毛笔字。我也满心欢喜，刻苦用功，正式上学校读书之前，便已经能写楷书和行书了。 小孩子都喜欢听大人讲故事，秀才出身的父亲不喜欢讲童话或神话，喜欢把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忠、孝、节、义等思想用人物故事或古诗名句的形式讲给孩子们听。忠，讲岳飞“精忠报国”；孝，讲孟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节，讲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义，讲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这些古诗名句和故事，在我们两姐妹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沈季航虽然是封建时代的文人，但在两个县立小学教了很长时间的书，与师生们朝夕相处，接触了不少新鲜事物，思想开通。他常把小学五六年级的语文课本带回家辅导女孩，我们获益匪浅。因此，我们离开私塾就考进正规学校读书，1929年，我入泰兴县城东女校读小学五年级，沈珉则直接考入泰兴县立初级中学。 20世纪20年代，对于一个偏僻小县城的女孩子来说，能上正规学校读书，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学校的学习内容和课间活动丰富多彩，女孩子也可以参加体育活动。我和姐姐在学校里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感受到身心的解放，真是开心极了！ 在沈家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我和姐姐沈珉最亲密。姐姐性格内向，温柔善良，勤劳孝顺，五六岁就开始帮助母亲做家务，照顾弟弟妹妹。为了给弟弟妹妹喂饭，往往自己顾不上吃。等忙完后，饭已经凉了。这时她就随便扒几ロ冷饭，喝几口剩菜汤了事。等到她大一点儿了，就帮母亲做针线活儿。在油灯下做鞋、做衣服，常常熬到深夜，困得眼睛睁不开，把针扎到手上了，オ睡觉。天刚放明，便起来诵读诗文，随后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尽管柔嫩的肩膀承担了如许繁重的家务，沈珉从不放弃学习的机会。她和我一起跟着当教书先生的父亲读书、识字。她没上过一天正规小学，在父亲的指导下自学了小学课本，熟读了许多古文、诗词，所以后来直接考入了中学。 沈家的衰落是从1922年大伯父去世后开始的。封建世家书香门第，本有许多繁文缛节，大伯父又官至翰林，在小县城丧葬仪式排场显得特别大。 1926年，我11岁时，父亲去世。接着，大伯母、长兄、堂嫂等相继去世。没有钱办丧事，只好变卖家产。先卖土地，后卖房子，再卖家具、首饰、字画。连年几个丧事办下来，家族元气大伤，家境日趋困顿，最后只好分家。 此时，我们一家只剩孤儿寡母，没有经济来源，主要靠外婆家接济维持。最困难时，只能以菜粥糊口。 我12岁那年，正值军阀混战。当时我年纪尚小，弄不清军阀谁打谁。据泰兴县志记载，1927年3、4月间，大军孙传芳所属郑俊彦部败退江北，路经秦兴县境时，沿途勒索钱粮，大肆劫掠，致使难民成灾。大群的老百姓涌进县城乞讨。他们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男女老幼纷纷沿街席地而卧，有的一倒下就永远起不来了。几乎每天早晨都会有人死去，满街都能听到灾民们的哀号之声。我在县城里长大，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凄惨的景象。对此，心中充满同情，同时又疑惑不解。 5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进入泰兴县城。我看到一个医官指挥部下在沈家大门口插上红十字牌子，觉得此人眼熟，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大堂兄，大伯父沈文瀚的长子沈彦堪！在沈彦堪的指挥下，沈家将原来存放棺材的大厅打扫干净，铺上稻草，又让家人拿出自用的被褥给伤兵和难民用，还把沈家的米粮拿出来，用大锅熬粥施舍给难民。家中男孩女孩都出来帮忙。我的姐姐沈珉在臂上戴着红十字袖章，帮助医官照顾伤员。12岁的我也不甘落后，主动为难民和伤员端粥。 我为那些伤兵端粥时，见有的伤兵手不好使，就耐心地喂他们。大堂兄沈彦堪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拍拍我的头，赞道：“很好！很好！琬儿有同情心，会伺候人了” 那些逃难的同胞刚歇了几天，又传来军阀进犯的消息，难民们继续逃离。我们一家也随着母亲逃到常州。 几个月后，局势稍稍平稳，一家人才返回泰兴。这次赈济难民和逃难的经历，给12岁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亲眼看到了军阀混战、百姓遭殃的惨状，也看到身为国民革命军医官的大堂兄沈彦堪医治并赈济难民的义举。 沈彦堪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幼年的脑海里。另一个印在我脑海里的革命者形象，是泰兴县立初级中学（前身为襟江书院，现为泰兴中学）的刘伯厚老师。 刘伯厚，1886年生于南京。两江师范毕业，历任教师、校长。大革命失败后曾参加中共泰兴县委领导的反“清党”斗争。因此被捕入狱，惨遭毒打。后经多方营救，方得开释。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泰兴中学领导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中入党，1946年部队北撤时，光荣牺牲。 1931年，我进入泰兴县立初级中学，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大片国土沦陷，千万同胞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事变的第二天中午，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即送到了泰兴县立初级中学。同学们看了报纸，群情激愤。在刘伯厚老师的领导下，全校师生迅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学生会主席汪普庆很会写诗，全校师生都被他的救亡诗感动。我当时是班长，带领本班同学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并带头上台作抗日演讲。 有一次，我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罪行，在班上向同学们宣传抗日，当讲到东北同胞沦为任人宰割的亡国奴时，我情不自禁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同学们先是默默流泪，接着便哭成一团。有的一面哭，一面悲愤地高声呼喊：“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不做亡国奴！” 这时，忽然有人拍案而起，大声道：同学们，不要哭，哭有什么用？要行动！ 同学们这才注意到，刘伯厚老师不知何时来到了教室，坐在最后一排。刘伯厚老师对大家说：同学们，你们的爱国热情是好的，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怎能对政府的不抵抗行径不闻不问？我们要行动起来，唤起民众，要求政府坚决抗日，收复国土，拯救东北同胞！ 学生会组织大家写壁报、贴标语、上街游行，动员群众捐钱捐物，支持东北义勇军。但报上不断传来消息，在九一八事变后仅四个月，东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全体师生无不痛心疾首。 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的冲击下，我的心中孕育着强烈的反帝、爱国的情怀。60年后，1990年6月，我撰写了《怀念爱国主义启蒙老师刘伯厚烈士》一文（收入《刘伯厚烈士碑揭幕纪念集》)。文中我写道：“我之所以能够在当时上海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泰兴中学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打下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基础。我一直认为刘伯厚老师是我爱国主义的启蒙老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