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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沿线所见金属下颌托葬俗 再考察 ——以中亚、新疆及固原三地 出土金属下颌托为中心 内容提要：本文重新考察了陆上丝绸之路所见金属下颌托葬俗，从而注意到此种葬俗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存在差异。因为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来看，中亚、新疆出土金属下颌托与内陆绝大多数地区所出金属下颌托有明显不同，反而与固原地区的金属下颌托葬俗形态较为接近。中亚、新疆及固原出土的下颌托与覆面伴出，有时还发现有额饰，因此已不宜孤立地考察其下颌托的用途。通过分析三地金属下颌托的形制和组合关系，发现金属下颌托组合覆面的葬俗来源很可能就在中亚地区。并认为中亚、新疆地区所见下颌托组合覆面的葬俗可能是异化与嫁接过程后的产物，并最终被中亚粟特人加以利用，赋予祆教信仰含义。由此可见，下颌托葬俗的内容与意涵并非一成不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作一类，忽视出土原境及与其他伴出物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金属下颌托组合覆面葬俗 中亚、新疆及固原 粟特人 英文摘要 A Re-examination of the Metal Chin-Straps Burial Custom along the Silk Road Ma W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metal chin-straps burial customs of tombs along the Silk Road, and notic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uch this funeral customs in the process of circulation. Regardless of diachronicity or synchronicity, it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shape of the metal chin-straps in most areas of China, instead, it were closer to the funeral form in Guyuan. The metal chin-straps combined with coverings excavated in Central Asia, Xinjiang and Guyuan, sometimes the special crowns were also been found. Therefore,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investigate the use of the metal chin-straps. Then, after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tal chin-straps burial customs of tombs in Guyuan during Sui and Tang Dynasty with Central Asia and Xinjiang, and its source is likely to be in Central Asia. Finally, it was also believed that the burial customs of the metal chin-straps and masks in Central Asia and Xinjiang were the product after undergoing the process of alienation and grafting, and which were inherited and transformed by Sogdians to give meaning to the faith. Thus it could be seen that the content and meaning of the metal chin-strips burial customs are not static, and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It is wrong to ignore the origi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companions, and draw a conclusion simply. Keywords: the Metal Chin-Straps combined with the Coverings Burial Customs; The Central Asia, Xinjiang and Guyuan; Sogdiana 迄今为止，我国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金属下颌托[1]，自北魏平城时代直至元大德九年，共计59例[2]，此外，贵州遵义、铜仁等地的土司墓（13—16世纪）中也发现有形制近似于唐宋时期的金属下颌托，共计11件，材质有玉、金、银三种，有的还伴出有金属覆面[3]，但其装饰意味已十分明显，结构也大大简化，可视作北朝以来此类葬俗的余绪。由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主要为金属下颌托葬俗的渊源、产地及形成过程，因此选择不将唐代以后发现的金属下颌托纳入本文的讨论。[4]至于那些与金属下颌托材质不同的毛麻编绳、丝绢一类的下颌托则主要集中出土于新疆地区，其时代一般较早[5]，与中原内陆相比，新疆地区北魏至隋唐的墓葬尚未发现金属下颌托随葬的葬俗[6]，反而继续流行丝绢一类的下颌托，可见这两种材质不同的下颌托的葬俗意涵可能存在差异。 近年来受固原出土金属下颌托葬俗的启示，冯恩学首次提出“下颌托可能源于祆教文化”这一观点，[7]紧接着学界展开了有关金属下颌托葬俗文化属性的讨论。吴小平认为“金属下颌托是萨满灵魂观的产物”；[8]王维坤与宋馨则分别结合了中国境内金属下颌托的发现，认为金属下颌托与萨满信仰有关的说法毫无根据，同时也认为金属下颌托应与祆教无涉，但就下颌托本身的起源，二人的看法则有所不同；[9]还有学者从墓葬个案出发，关注到固原九龙山M33出土金属下颌托可能是对欧亚草原地带所流行的帐幕进行了模仿，同时冠饰上的弯颈鸟状图案形似天鹅，或许代表了琐罗亚斯德教的祖尔万神信仰。[10] 此外，根据与金属下颌托组合下葬的情况，国外学界也有一些新的看法。如日本学者大谷育慧注意到了北魏时期流行的金属下颌托常与金属项饰共出的现象，通过对比出土有金属项饰的毕克齐镇古墓、伊和淖尔北魏墓M1、M3及贝加尔湖附近鲜卑墓葬中发现的金银器，发现金属下颌托组合金属项饰的葬俗可能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迁徙或文化交流有关[11]，西方学者中还有人认为金属下颌托与花冠等组合形式的出现代表了一种贵族女性的新风尚[12]。这些研究无疑为我们全面认识此类葬俗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毋庸讳言，笔者对于部分学者关于金属下颌托的论断无法苟同。所谓下颌托，必然与固定死者下颌紧密相关，因此“颊带＋颌勺”的形制特点是判断其源流的重要依据。同时在研究中，下颌托葬俗中不同材质、功用以及有无特殊信仰意涵等问题也变得愈发难以回避。但是目前来看，既往研究尚存在两种误区：对于与金属下颌托组合或伴出的其他装饰物存在关照不足的情况，即并未区分哪些金属下颌托是单独下葬，而哪些则是与其他器物组合使用，所以会对其功能的认识出现偏差；或是将下颌托葬俗与汉地“口含”、“九窍塞”等葬俗相连接，这无疑将此种葬俗的外延进一步扩大，并不利于有效解决此类问题。职是之故，本文不揣冒昧，以时间上互为早晚、部分接续，并且下颌托材质及使用情况差异显著的丝绸之路沿线（主要为中亚或内亚地区、新疆以及内陆）为考察区域，欲重新探讨此种葬俗的具体内容、来源，并尝试讨论固原地区金属下颌托葬俗出现的动因等问题。 ● 向下滑动 查看注释→ [1]下颌托一词，最早由周大成提出，详所撰《我国古代的“下颌托”——介绍一种防止死后下颌骨脱落的特殊装置》，《口腔学纵横》，1986年第2期，39页。 [2]相关统计详参宋馨（Shing Müller）《中国境内金属下颌托的源流与演变——兼谈下颌托与流寓中国粟特裔的关系》，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526—531页；霍巍、庞政《试论中国境内出土的下颌托》，《考古学报》2020年第2期，141—160页。宋馨曾提示国外瑞士与比利时有发现两件时代可能为北魏时期的金质下颌托，造型华丽，很可能也属于平城时代的遗物，但由于未见实物与明确的出土信息，这里选择暂不收入统计；固原九龙山M28出土有下颌托残件，以往学者未曾注意到。另据霍巍提示，香港梦蝶轩展出的金银器中，也有一组嵌套使用的器物，包括了额带、项圈、指环与下颌托，与固原地区所见金属下颌托有相似之处，详参霍巍、霍川《青藏高原发现的古代黄金面具及其文化意义》，《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3期，148—149页。因此截止2021年，金属下颌托的相关发现共计59例，当然也不应排除还存在因本文统计遗漏或散见于个人收藏的金属下颌托。 [3]详参李飞《颜面——贵州出土的黄金覆面与下颌托（上）》，《当代贵州》2018年第37期，80页；又同氏《颜面——贵州出土的黄金覆面与下颌托（下）》，《当代贵州》2018年第41期，80页。 [4]为了方便讨论金属下颌托形制变化与丧葬意涵，本文暂不涉及宋元及以后晚期墓葬所出土的结构简化明显的下颌托，特此说明。 [5]这些所谓“下颌托”，形制极易与新疆本土流行的绑带一类器物混淆，丧葬意涵也较为复杂，需要对其进行细致甄别，兹不赘举，下文详述。 [6]与之截然相反的是，新疆吐鲁番地区汉唐间更为流行一种将贵金属质地的眼罩、唇盖缝制在面衣上的葬俗，参陆锡兴《吐鲁番眼笼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期，69—74页。 [7]冯恩学《下颌托——一个被忽视的祆教文化遗物》，《考古》，2011年第2期，62—67页；相似观点见王春燕《关于吐尔基山辽墓金下颌托的一点思考》，《北方文物》2014年第2期，22—29页。 [8]吴小平《论我国境内出土的下颌托》，《考古》，2013年第8期，97—103页；相似观点还见付承章《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下颌托问题初探》，《赤峰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9—13页。 [9]王维坤、赵今《再论我国境内出土下颌托的性质及其来源——兼与冯恩学、吴小平二位商榷》，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3—36页；前揭宋馨《中国境内金属下颌托的源流与演变——兼谈下颌托与流寓中国粟特裔的关系》，510—519页；相似观点并参王飞峰《中国境内发现的下颌托及其相关研究》，《北方民族考古》（第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107—130页。 [10]陈婧修《固原九龙山M33出土下颌托研究》，《西域文史》（第十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6月，145—158页。 [11][日]大谷育慧《北魏・北朝並行期の遺跡より出土した金属製頭部結束具と頸部飾：ユーラシア東部草原地帯での広がりに着目して》，《金沢大学考古学纪要》40，2019年，123—140页。 [12]S. Stark（史书仁）, Central and Inner Asian Parallels to Find from Kunszentmiklos-Babony (Kunbabony): Some Thoughts on the early Avar Headdress,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15（2009）, pp.288-304. 一、 新疆及中亚地区 所见金属下颌托的形制及特点 目前中亚地区金属下颌托葬俗最早出现于阿富汗席巴尔甘（Shibarghan）黄金之丘（Tillja-tepe）墓地，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该墓地6座墓葬中发现有4件金质下颌托，且均发现有额饰，墓主可能为大月支或早期贵霜王朝的贵族，该墓地出土的金属下颌托被认为是中国境内所见金属下颌托的主要来源[13]。在公元前后直至5世纪的阶段内，中亚及新疆地区又相继出现了与金属覆面相组合的下颌托葬俗，新疆地区出土的下颌托材质还几乎都为纺织品，更说明了这一葬俗实际流传过程的复杂性。以下着重通过对新疆地区下颌托葬俗、覆面葬俗以及中亚所见金属下颌托的梳理与分析，尝试讨论此种葬俗早期阶段的特点。 （一） 根据新疆地区已发现的下颌托葬俗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形制、用途均不固定，推测仅作绑带或帽绳之用；第二阶段：下颌托的雏形出现，但不具备颊带+颌勺的基本形制；第三阶段：真正意义上的下颌托葬俗产生，下颌托为造型精致的丝绢所制，且形制固定为勺形，常与金属覆面相伴出。 首先，有必要梳理新疆地区已发现的形制、用途不甚固定但在发掘报告中称其为下颌托的一类葬俗。以墓葬发现来看，新疆地区自公元前1000年至约公元1000年之间，不时发现此类葬俗。男女性墓主均有佩戴，其丧葬意涵尚不清楚。如公元前8世纪扎滚鲁克多人葬85M2出土的毛编绳绑带[14]，用编绳系在下颌位置，且都与死者头部帽饰相连，形制简单，这让人怀疑其可能仅为死者的帽绳（图一）。该墓地89M2还发现有婴儿使用编绳的情况，同时在M14中还发现死者下颌处垫高木块的情况，更说明绑带并非固定下颌的用途[15]。可见，如扎滚鲁克墓地所出原报告认作下颌托的绑带，可能并无实际固定下颌的用途，并且由于形制简单极易与帽饰佩绳混为一谈。值得吟味的是，普遍随葬织物的葬俗是新疆地区固有的特色。
图一 扎滚鲁克多人葬出土高帽及下颌托 （采自《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 《新疆文物》1998年第4期，38页，图四六）
其次，稍晚在公元前后，尼雅、山普拉等地则逐渐出现下颌托的雏形，即一种使用素绢绑住死者下颌的葬俗开始出现[16]。绢虽然为简单丝料，但当时西域各地仍需内陆进口，属贵重物品，因此用于随葬表明了墓主的身份。如山普拉墓地M01出土带有针绣纹饰的素绢即包裹于男性死者下颌部位，有意做成勺形，且留孔以露出胡须。而尼雅95MNIM3、M6墓主下颌以上明显系有双条绢带固定于死者脑后[17]。以上两地出土素绢绑带，仔细观察与“颊带+颌勺”的下颌托仍有不少差距，山普拉墓地M01出土素绢整体装饰性强，虽有勺形素绢包裹死者下颌，但是并无明显的颊带固定的痕迹；尼雅95MNIM3、M6使用的双条绢带固定性虽强，但无形制明确的颌勺。因此，以上两地发现的素绢仅算作下颌托的雏形。此外，山普拉墓地中同时也有毛编绳绑带发现（5例），更说明该阶段尚处于新疆本土葬俗与外来葬俗交流的初期。尼雅墓地M1还出土有四件倒梯形覆面，两侧各连一条红色绢带，不与纺织品下颌托共出（图二），可见这一时期覆面与下颌托组合的葬俗也并未产生。 最后，约在公元2—3世纪左右的营盘地区出现了一种使用勺形素绢组合仿五官覆面的葬俗。以东汉晚期营盘墓地M15为例[18]，墓主面部先用麻布糊成人形，前额处贴饰有长条形金箔片，面罩涂白并用墨线勾勒出五官，绢带绣成精致的勺形以贴合下颌，颊带固定在死者头部（图三）。应该说，M15出土的下颌托既符合颊带+颌勺的基本形制，还发现与仿五官覆面（带有纹饰的金箔额饰[19]）配套使用，使得新疆地区真正意义上的下颌托葬俗开始出现。
图三 营盘15号墓发现胶麻胎面具 （采自《尉犁县营盘15号墓发掘简报》， 《新疆文物》1998年第2期，11页，图一二） 总结来看，从新疆地区雏形下颌托的出现直至真正下颌托的产生，经历了葬俗内容与意涵逐步确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本土化的影响，也有外部因素的介入。可以想见，中亚地区使用的金属下颌托约在公元前后进入新疆绿洲地区，并与本地纺织品随葬传统产生交流，从而异化出了形制上相似，但材质有所区别的葬俗形式。此种丧葬文化上的连接关系，在中亚至新疆地区仿五官金属覆面的流传细节中表现更为明显。 （二） 与下颌托葬俗类似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墓主佩戴写实化金属覆面的葬俗也开始在新疆地区流行，其形制与工艺均受到了中亚地区的影响，面具不开孔洞，使用人群多为这一时期新徙入新疆地区的居民。 以新疆昭苏县波马土墩墓发现的金面具为例，该面具比例仿真，面部刻画入微。面具边缘下折，可以用于固定。以金箔为原料采用镶嵌、锤揲、模压和抛光等技法，表现了一位蓄须的男子形象（图四）。从随葬品角度分析，波马古墓无论从金丝编织带还是出土剑鞘，或是戒指的制作工艺、纹饰及形制等方面，均与阿富汗黄金之丘墓地出土的金器相仿，其年代可能为汉晋时期。该墓形制在伊犁河流域尤其是昭苏草原较为常见，甚至在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也普遍存在。一般认为其墓葬族属与月氏或乌孙人有关，显然此地出土的金面具葬俗可能受大月氏影响，即源自中亚。
图四 昭苏波马古墓镶嵌红宝石金面具 （采自《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 《文物》1999年第9期，彩版四） 无独有偶，中亚地区也发现有类似形制的金面具，可使我们更为直观地理解仿五官金属覆面葬俗自西向东的传播情况。收藏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金面具（图五），出土于比什凯克（Bishkek）附近的萨石（Shamshi, Chu Valley, 楚河河谷）墓地，墓主为女性，年代约在公元4－5世纪左右。该金面具与波马古墓所出金面具同样采用了宝石镶嵌、抛光等工艺加工金箔并覆于墓主面部，面具高度仿照五官，眼部罩有宝石，鼻脊与两颊还留有细密小孔，可能缀有附加装饰，该面具上还有生命树图案，代表了一种古老的世界观。以金质面具下葬的习俗在中亚地区流传已久，它是该地区贵金属葬仪中的一种，并至迟大约在两汉之际可能已经影响至新疆地区。
图五 中亚吉尔吉斯斯坦萨石墓地出土镶嵌红宝石金面具 （采自Gold of Ancient Kyrgyzstan, p.36） 此外，吉尔吉斯斯坦塔拉斯（Talas）河谷上游的科特门—特尤比尤（Ketmen-Tyobyo）遗址曾出土有一件金面具及下颌托，首次为我们展现了中亚地区金属下颌托与金面具组合的葬俗形态，尤其是该遗址还出土有一些微型面具，为我们提供了金属下颌托组合覆面葬俗曾在中亚流行的证据（图六）。该件金面具残长24厘米、宽15.5厘米，在覆面眼部上方可见由背部锤揲出竖条纹饰表现眉毛，眉尾处有细小穿孔，可能用作丝织品连接之用，护眉下方清晰可见两个眼部留孔，护眉与护鼻相连，鼻饰一侧残存原面部装饰一角，以下残缺不见。与之伴出的还有1件下颌托，单颊带，颌勺不开口，边沿有细密凸起点纹。墓地的相对年代可能在公元4至6世纪初，墓主推测可能为游牧民族，随葬有较多贵金属制品。从金面具与下颌托的组合情况来看，最有可能的丧葬形态应是下葬时先于墓主面部罩上仿五官面具，然后才套上下颌托并系于额部（即原护眉末端的穿孔处），这一点也与营盘M15出土的绢带绑于贴金额饰两侧的情况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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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六 中亚出土金面具残片组合下颌托葬俗及微型面具 1、金面具残片及金属下颌托(采自Gold of Ancient Kyrgyzstan, p.25)； 2、微型面具（采自Gold of Ancient Kyrgyzstan, p.25） 同样地，喜马拉雅地带的中段与西段地区也曾发现有5件黄金面具，相对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6世纪左右，与新疆地区的黄金面具葬俗极为相似这些面具有的与真人面孔大小相当，有的则是微型面具，均用捶揲法制成，其五官用颜料勾勒。一些面具边沿还钻有小孔，用以固定于面部。没有钻孔的面具则边缘下折，也可达到固定的效果。西藏的西部地区与南疆地区汉晋时期交流频繁，这与高原丝绸之路的开辟不无关系，因而两地的考古学文化也有许多相似之处[20]。如果说，新疆仿五官黄金面具葬俗是受中亚影响而产生，那么，青藏高原的黄金面具与新疆地区的同类器源头相仿，即也可能源自中亚[21]。 经上所述，新疆地区固有的随葬纺织物的传统流传有序，因此，当中亚地区的金属下颌托葬俗进入新疆地区后，其内容发生了异化。一方面，新疆地区既有的绑带习俗与中亚地区的金属下颌托葬俗相融合，出现了颌勺+颊带的基本要素，但是材质仍以纺织品为主；另一方面，新疆地区金属覆面与纺织品下颌托组合下葬，是葬俗交流的表现。同时，中亚本土的金属下颌托与覆面或单独下葬或配套使用的情况，也造成了此类葬俗在传播过程中会出现进一步异化的可能。可见，使用人群的不同，可能造成金属下颌托葬俗内容与表达具有较大差异。以下就中原内陆与中亚、新疆地区所见金属下颌托葬俗的异同做一些简要分析。 ● 向下滑动 查看注释→ [13]前揭宋馨《中国境内金属下颌托的源流与演变——兼谈下颌托与流寓中国粟特裔的关系》，508―509页。 [14]新疆博物馆文物队《且末县扎滚鲁克五座墓葬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5―8页。 [15]新疆博物馆、巴州文管所、且末县文管所《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新疆文物》，1998年第4期，14页。 [16]和田山普拉M1根据出土器物可推测年代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之间，相当于中原地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详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43页。民丰尼雅遗址如95MNIM3、M4、M8出土双条固定下颌的绢带，其下限可能至公元3世纪，参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1号墓地M8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期，40页。 [1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95年民丰尼雅一号墓地船棺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8年第2期，25页。 [1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M15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期，4—15页。 [19]毋庸置疑，将形制近似于冠饰，且饰有纹饰的金箔额饰缝于墓主覆面上的做法应始自中亚地区，也侧面证明了固原地区下颌托组合覆面葬俗中出现的额饰并非孤证，这类葬俗应视作一种组合型葬俗。 [20]仝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2期，96页。 [21]Mihály Benkó, “Burial Masks of Eurasian Mounted Nomad Peoples in the Migration Period (1st Millenium A.D.)”,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 Vol. 46, No. 2/3, 1992/93, pp. 113-131. 二、 中原内陆所见金属下颌托葬俗 与中亚、新疆的异同 上文介绍了中亚金属下颌托葬俗在进入新疆地区后发生了明显的异化，出现了形制类似而材质不同的同类器物。与之相反，中原内陆所发现的金属下颌托葬俗则形制固定、发展有序，与新疆地区差异明显。数量上，中原内陆所发现的金属下颌托，自北魏至隋唐时期较为集中；形制上，以北魏平城时代所见下颌托的形制与功能最为明确，隋唐及以后则装饰意味较浓。因此下文将中原内陆北魏至隋唐时期出土的金属下颌托与中亚、新疆地区的同类器进行比较，列表如下[22]，再尝试作一些分析。 中原内陆所见金属下颌托的 主要类型 表一 北魏至隋唐时期金属下颌托的类型
如表一所示，中国境内北魏至隋唐墓葬出土的金属下颌托根据形制差异可分为双颊带有头箍型、覆面（有额饰）组合单颊带型以及无头箍型三种。其中，无头箍型下颌托大约在唐初至盛唐之间发展出花冠组合无头箍型下颌托的新样式。 北魏平城时代典型的金属下颌托为双颊带有头箍型，该型下颌托的颌勺一般较大且装饰繁缛，颊带与颌勺相连处采用合页结构，并紧紧缠扣在头箍上，固定下颌的实际用途明显。此类下颌托的流行时间较短，北魏平城时期以后基本不见。北魏还发现有一种无头箍型下颌托，颌勺装饰不再繁缛，颊带一般为多条，颌勺较大，形制简单，对后世影响较深。北魏时期的金属下颌托还常与金属项饰共出，两端穿孔，边沿同样捶揲出细密的针点纹，有些还镶嵌有宝石，分布在今山西大同及内蒙古中部、东北部地区（图七），当然，固原地区的北魏墓当中也曾有类似的项饰发现，配套出现的还有金耳环等饰品，可见其与特定的丧葬等级制度具有一定的关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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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图七 北魏墓葬发现金项饰 1、大同南郊M208:10； 2、大同南郊M107:10； 3、化德县陈武沟M10:1； 4、伊和淖尔M6； 5、伊和淖尔M3出土项饰及其出土情况 大约在唐初至盛唐之际，长安、洛阳等地新出现有一种花冠组合无头箍型金属下颌托的样式，形制受北魏影响，只是与花冠组合下葬，表现为贵族女性特有的礼仪性葬俗[24]（图八）。由于下颌托只是系于花冠上，颌勺形制简单，多为薄片，装饰性意味较强。虽然下颌托与花冠共出，但二者并不成为一体，只是搭配使用。如贺若厥墓（621年），金乡县主墓（722年），李倕墓（736年）出土的下颌托，还可能和李唐王室与代北鲜卑的渊源有关[25]。唐后期发现的金属下颌托，主要受上述新风尚的影响，下颌托形制进一步简化，南北方地区均有发现，且不再受制于墓葬等级的约束，平民化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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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八 唐初至盛唐时期新出现的花冠组合下颌托葬俗 1、李倕墓复原花冠及银质下颌托 （采自《唐李倕墓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6期，图三八、图二九—7）； 2、金乡县主墓出土花冠与铜鎏金下颌托 （采自《西安唐金乡县主墓清理简报》，14、15页，图三四、三五） 总而言之，中亚、新疆所见金属下颌托葬俗与中原内陆异大于同。虽然以上地区所出现的金属下颌托均为颊带+颌勺的形制，但差异也较为明显。差异主要有三：1、形制上，中原内陆所发现的下颌托颊带一般为多条，且大都固定于头箍上，中亚、新疆则不然，其下颌托多为单颊带的形制；2、葬俗的使用者方面，中原内陆所发现的金属下颌托，使用者多为女性，在进入唐代后几乎成为李唐皇族所特有，直至中唐及以后才有泛化的表现，而中亚、新疆地区的下颌托葬俗则基本不做性别的区分，且目前发现多为男性佩戴；3、组合关系上，中原内陆所发现的下颌托鲜有与覆面组合下葬者，多为头箍、花冠等，中亚、新疆发现的下颌托则多与覆面伴出。 （二） 比较而言，固原地区北魏至隋唐时期的金属下颌托葬俗则十分耐人寻味。进入隋代，继中亚、新疆之后，固原地区首次出现了金属覆面组合金属下颌托的葬俗，无论从形制还是丧葬意涵上来看，均与中亚关系密切。目前，固原地区已发现金属下颌托4件，均与覆面共出。九龙山M16在墓主面部发现铜片锈蚀痕迹，因此推测其面部也原有覆面装饰[26]。这里选取出土信息明确且形制完整者，与中亚地区做一些对比（表二）。  从时间上看，科特门—特尤比尤遗址与固原发现金属下颌托相比，前者时间较早，后两者均晚，或存在接续关系；从制作工艺上看，九龙山M33所出金属下颌托组合覆面的情况与科特门遗址有所接近[]，固原史道德墓所出下颌托工艺则稍显复杂，细部纹饰如云气纹等有汉化的特征；３件下颌托均与覆面共出， 科特门遗址未发现有额饰， 固原所见金属下颌托葬俗使用的额饰与下颌托是两套器物，只是配套使用[]。结合前文所述，新疆地区公元2、3世纪就已经出现了额饰与下颌托组合的葬俗，其影响可能来自于中亚地区，因而才会被粟特人沿用，改造并带入汉地。 在丧葬意涵的表达方面，以上几例下颌托也与中亚地区渊源较深。这里以九龙山M33与史道德墓覆面额饰为例作简要分析。九龙山M33额饰正中央为新月抱日图案，其两侧各有一组对称分布的颔首飞舞翘尾状鸟、小型新月抱日和卧伏状小鸟，在额饰边沿还锤揲起联珠凸点纹作为装饰（图九）。固原史道德墓覆面额饰中央也为新月抱日图案，中央两侧锤揲起凸叶脉纹（图十），据原报告记述，墓主面部还附着有丝织物残留，因此推测该墓主可能原佩戴覆面（带有额饰）并与下颌托搭配使用，下颌托与覆面为两套器物，二者仅留孔相连接。征集品虽然丧失了出土原境，但显然与以上两件额饰图案的内容有相似之处，其来源可能相同。因此我们可以从上述图案出发在中亚地区将这一图案的丧葬表达做进一步还原[]。
图九 固原九龙山隋墓M33所见金属下颌托 （采自《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下册，15、16页）
图十 史道德墓出土金覆面及下颌饰 （采自《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下册，19页） 固原地区所见金属下颌托葬俗，从额饰、覆面、下颌托（颌勺+颊带）的组成结构来看，无疑是一种嵌套使用的组合型葬俗。虽然额饰部分可与新疆营盘M15以及中亚地区发现的额带相类比，但是该地区额饰图案内容的祆教属性却不应忽视，可见，此种葬俗应是一种中亚祆教徒采用“图像置换”的方法将符合祆教信仰意涵的元素置于源自中亚地区的原生性葬俗之中的做法。 8世纪中叶托克－卡拉（Tok-Kala）遗址中的纳骨器所描绘的亲者举哀的祆教超度亡灵的仪式（图十一），即提供了解释其文化属性的证据。由图可知，纳骨瓮的图案分上下两部分，下方绘有一个专人守护的圣火坛，侧边为穿白袍的死者，被祭司、亲友围着。上方顶部中央绘有新月抱日图案，两侧各有一个飞舞的翅膀，同时几个女子正在欢乐舞蹈。通过瓮表面的图案可知，该场景描绘的是祆教葬礼的内容。瓮的下半部分表现了葬礼进行时亲者恸哭、祆教祭司主持仪式的严肃场面，而瓮的上半部分则表达了死者仪式后领受上天光明到达天界的美好祝愿，即用新月抱日图案表现祆教天界是“提供奴婢和欢乐的地方”[27]。在中亚艺术中，以乐舞场景指代天界的做法也很常见，而天界的欢乐与葬礼的悲伤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也反映了祆教徒追求光明美好的仪轨[28]。
图十一 乌兹别克斯坦托克—卡拉遗址出土纳骨瓮 （采自葛乐耐《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年，154页） 另一个可资比较的纳骨瓮实物出土于7世纪撒马尔罕（Samarkand）的穆拉—库尔干（Murra-Kurgan）遗址（图十二），展现了更为精确的祆教内容。瓮下方为长方形，绘有两个穿长袍的祆教祭司，戴有口罩与裹头，二人围着一个圣火坛，正在进行某种超度亡灵的仪式。上方则为尖锥形，绘有两个相对起舞的女子或是神祇，她们头顶居中的位置是花卉衬边的新月抱日图案，暗示了祭司主持仪式的目的是为死者超度灵魂并使之去往天界极乐，这一纳骨瓮描绘的场景明确了整个葬礼在严格的祆教仪轨中进行[29]。
图十二 撒马尔罕发现纳骨瓮 （采自葛乐耐《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4页） 因此综上所述，由新月抱日象征死者灵魂去往天界是祆教葬礼的重要环节，它不仅象征了祆教徒死后的最终归宿，还常出现在纳骨瓮顶部中央，纹样形制与头冠类似，也具有信仰意涵。 据此，我们可以说固原粟特裔墓葬所出额饰上的新月抱日图案，很可能脱胎于上述祆教语境下的中亚传统丧葬习俗。首先，墓主在葬礼中所戴象征祆教信仰的额饰，常出现于中亚图像艺术中，由神祇佩戴并参与亡灵升天的过程，因此这些额饰可能具有祆教超度灵魂的含义；其次，在仪式结束后额饰与墓主一同进入墓室，继续保护墓主使之灵魂去往天界并领受上天光明[30]。此外，其对粟特地区丧葬文化的借鉴还体现在与日月纹样组合的其他图案上，如九龙山M33额饰上的一组飞鸟就可能源于祆教艺术中“吉祥鸟”的形象，通常其颈部系有绶带，作振翅状，通常与头光、火焰等伴出，有吉祥和好运的象征[31]，它与日月图案组合的形式是中亚祆教艺术常见的母题，在进入汉地后，与汉地既有的飞廉、凤凰等形象较为接近，成为导引死者灵魂去往天界的象征物[32]。有时吉祥鸟还会被人首鸟身的祭司形象所代替，以适应于表现更为严肃的葬仪场景。 结合前文所述，我们可以进行如下的推论：金属下颌托葬俗从中亚、新疆传至内陆应存在两种路径，其一为由中亚地区经北方草原地带至平城的间接传播，即先由中亚地区向西伯利亚地区播迁，后经蒙古进入内陆长城沿线，最后到达平城，再传播至内陆各个区域[33]；其二则为中亚向内陆直接传播[34]，该路径可能与中亚粟特裔族群的东渐路线有关。前者由于拿来主义意味更浓，所以不免导致与中亚本土之间差异明显，后者使用人群仍为中亚族群，因而更具原貌特征。 ● 向下滑动 查看注释→ [22]参看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所、大同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230页；山西省考古所、大同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298页；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锡林郭勒伊和淖尔文物保护管理站、正镶白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M1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1期；庄用兴、佰嘎力《内蒙古发现的北魏完整贵族墓漆棺进行开馆保护》，《中国文物报》2014年3月26日，第1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九龙山汉唐墓葬》，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129页、图版四四，3、4； 贠安志《陕西长安南里王村与咸阳飞机场出土大量隋唐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6期，50页；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91页；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下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20页； 西安文物管理局《西安唐金乡县主墓清理简报》，《文物》，1997年第1期，14页，图34；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唐李倕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6期，10页，图29-7；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皇帝岗唐木槨墓清理简报》，《考古》，1958年第12期，66页，图1；山西省考古所《我国历代古墓出土下颌托登记表》，收入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所、大同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2006年，492—495页。 [23]详见固原寨科乡李岔村北魏墓相关出土器物，前揭《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中册）》，97—98页。 [24]一些贵族墓中也发现极少数男性佩戴下颌托的现象，但并无花冠伴出，如唐李徵墓，该墓发掘报告遗物介绍中未列出下颌托，但在墓葬平、剖图中看到有“下颌托”的器名出现在器物编号50处，由男性墓主佩戴，且形制不明。详见湖北省博物馆、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唐李徵阎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8期，31页，图1器号50。 [25]详参陈寅恪《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收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83—235页；另见同氏《隋唐制度渊源略伦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175页； [26]大谷育慧以固原南塬M28所出银箔饰片边沿的联珠纹及中部的鼓勺形状，与M33、史道德墓相对比，发现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而认为其为下颌托颊带，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M16、M33与M28所发现的金属覆面组合下颌托葬俗，证明了九龙山隋唐墓葬的葬俗具有同一性特征。详参前揭[日]大谷育惠《北魏・北朝並行期の遺跡より出土した金属製頭部結束具と頸部飾：ユーラシア東部草原地帯での広がりに着目して》， 130页。 [27][法]葛乐耐（Frantz Grenet）著，毛铭译《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年，165页。 [28][俄]马尔夏克（Boris Marshak）著，毛铭译《突厥人、粟特裔与娜娜女神》，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年，138―142页。 [29]前揭葛乐耐《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154页。 [30]类似情况可参看罗丰、荣新江《北周西国胡裔翟曹明墓志及墓葬遗物》，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裔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上册）》，269页。 [31]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48页。 [32][意]康马泰著、毛铭译《唐风吹拂撒马尔罕——粟特艺术与中国、波斯、印度、拜占庭》，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年，30页。 [33]孙机还曾提到，朝鲜及韩国部分地区在一些墓葬中也发现，墓主头戴步摇冠的同时会固定下颌的器物，形制可与平城时期的金属下颌托相类比。纵观整个欧亚大陆来看，金属下颌托葬俗分布广泛，在包括地中海地区，内陆欧亚西部及中亚地区的范围内都又发现，体现出一定的内亚化传统。此外也有学者在讨论北魏伊和淖尔M1的文化因素时指出，控制着草原丝绸之路的游牧民族，将制造玻璃器的技术从黑海地区传播至欧洲东部，并经中亚、西伯利亚进一步传布东方，可见草原丝绸之路在魏晋南北朝动荡时期，成为北方草原民族沟通西域与辽东的重要通道，北魏太武帝时期大月氏人在平城制造玻璃的相关记载可为辅证。详参氏著《中国圣火》，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94―95页；并参包桂红《内蒙古锡林郭勒伊和淖尔M1文化因素试析》，《文物》2018年第3期，87页。 [34]青海都兰热水墓地曾出土有一批黄金面具及金质下颌托，即提供了这样的证据，详参前揭霍巍、霍川《青藏高原发现的古代黄金面具及其文化意义》， 148―149页。 三、 中亚、新疆及固原所见 金属下颌托特殊性葬俗的动因分析 通过前文所述，中亚、新疆以及固原三地所见金属下颌托葬俗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下颌托组合覆面的特殊性葬俗，这些葬俗或包含着中亚旧俗。尤其是固原地区的相关发现，还具有一定的信仰意涵表达，与内陆其他区域差异明显。分析其形成的动因主要包含两个层面。 首先，不管是中亚、新疆还是固原，三地所发现葬俗传统均与汉地有异。如马王堆M1墓主面部也罩有织锦与素绢，最外层可能原覆有面巾，但是下颌部位却不见任何丝织品，因而墓主尸体虽保存完整，但舌头却因尸僵被挤压出口腔[35]。武威磨咀子汉墓同样只见覆面，不见墓主下颌有被固定的情形[36]。汉地口含一类的葬俗更是要求上下牙床分离，下颌不可能做到紧闭的状态，只有西方惯以唇盖封口并垫高死者头部以保持下颌紧闭[37]。应该说，使用下颌托随葬在西方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1200—前800年的阿提卡（Attica）与雅典（Athens）就发现有金质下颌托，与唇盖并存，并持续保留至前4世纪，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继续向中亚地区传播，阿富汗的黄金之丘是为一例，该墓地的金质下颌托以及众多发现都佐证了古希腊罗马对大夏的文化移植[38]。 而如前文所述，使用黄金面具下葬习俗在欧亚大陆范围内，其传统也由来已久。如古代埃及、迈锡尼、科索沃、色雷斯、乌尔、沙特阿拉伯东北部地区等，从公元前3千纪直至公元前1千纪后半段一直流行有该种葬俗，其通常用细线通过面具四角的圆孔固定在死者头部。[39]并约在公元前后也进入了中亚地区，从而出现了下颌托与覆面组合的葬俗类型，新疆地区更是利用当地既有的丝织品随葬传统，进一步将其异化，产生了使用金属覆面与丝织品下颌托组合下葬的新方式。而中亚地区的此类组合型葬俗则继续发展，约在公元2—3世纪间，将眼盖、鼻盖与唇盖缝制于丝织品覆面上，影响了5—10世纪包括欧洲东部、西伯利亚、中国境内的新疆、内蒙古地区，以及东北亚朝鲜半岛等广大地区。 同样地，在死者头部置冠或额饰的做法也在欧亚大陆很早阶段已开始流行，并伴随着希腊化传播至中亚地区，其形制并非环形套在头部，而是为带状系在墓主头后，在中亚地区墓葬中男、女性均有佩戴，而根据固原入华粟特裔墓葬所戴额饰来看，这种被粟特裔族群所改造的葬俗，在既有的额带上先“添加”了产自波斯王冠的日月冠图案，其次又根据本地区的信仰习惯，在丧葬意涵的表达上又“置换”了原有的表达，成为专门表现神祇或丧葬仪式“天国”的象征意象。 质言之，使用下颌托随葬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其传统并非始自汉地，而在西亚及地中海地区，虽然使用金属下颌托随葬的年代更早，但是金属下颌托组合覆面的葬俗却仅集中于中亚及新疆地区，似乎也意味着中亚地区应是此类组合型葬俗的来源地。即，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这类组合型葬俗的来源与内容具有复杂且多样的特点，可以暂时称其为“外因”因素，但是区域特色及使用人群的种族与文化特征，始终是决定其丧葬意涵表达的关键所在，也是某一类葬俗出现的“内因”因素。 首先可以关注“外因”因素。中亚地区出现金属下颌托组合覆面葬俗具有一定的地域逻辑。如所周知，中亚地区一直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在外部环境的长期冲击下，使得中亚更易于接受不同民族的丧葬文化并加以改造、融合，如月氏贵族对金属下颌托葬俗的改造，粟特裔赋予金属下颌托葬俗信仰意涵等案例都可看出中亚文化的包容性特点。再如七世纪前后在片治肯特发现的居住遗址，或是同一时期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上，都出现了唐朝侍者、皇帝皇后的形象，表现为初唐的样式[40]，其构图形式、表现方法等方面也均受到了唐朝宫廷绘画的影响[41]，这些特点无一不体现着粟特地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度。 而从葬俗的流传与异化现象的“内因”因素来看，中亚地区还具有一种文化走廊的特殊意义。因为不管是下颌托葬俗，还是面具葬俗，都在该地区有所异化，从而兼具了东西方的文化因素。同时由于该地区地域文化的独立性，使得对外来葬俗始终带有一定的主观选择性，一旦加以改造，其流传的时间很可能较葬俗原产地更为久远，也使得我们得以追索其源头。 同理，固原地区下颌托葬俗出现的原因也应包含两个层面。从“外因”因素看，寓居固原的粟特裔从北魏中期至隋唐时期延绵不绝，他们借军功入宦，空前团结。同时，管理马政与毗邻六胡州等便利条件则使得他们极大地保留了“本土特色”，这是唐代其他区域所不具备的[42]。从墓主身份来看，首先作为原州马政的管理者，史道德及史诃耽等史氏成员无疑功效卓著。史诃耽因管理马政从地方官员一跃成为京官，并担任中书省译语人，可见朝廷对其极为信任；史道德以恩荫出身，先迁玉亭监，后拜兰池监，直至六十六岁时因疾去世，可见在任时延续了先辈的恭谨与忠诚，《唐会要》卷七二下录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其中所记载的开元年间西北马政“幅员千里”伟业功勋，史道德应在其列。吴玉贵还曾指出，史氏墓地发现的《安娘墓志》与《史诃耽墓志》志文除讳字、出身、籍贯等身份信息有所差别外，其他文辞内容完全雷同，应是抄自同一文本的现象，同样的雷同现象还可见于安师与康达墓志[43]，可见史氏家族墓葬书写汉文墓志已成惯例，因此内容较多雷同[44]。史氏家族上下一心，主动汉化的原因主要在于，作为享受政治殊遇的地方势力，只有积极接受王朝制度的约束与管辖，才能使得其家族绵延不绝。而作为马政实施中的普通粟特裔平民来说，显然也保持着与史氏一样的忠贞与勤勉，他们一方面受政策优惠，留有游牧的生活习性，同时在受王朝管辖，在墓制方面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国家认同。 从“内因”因素看，固原隋唐时期入华粟特裔墓葬在丧葬文化上的自我选择同样不容忽视。粟特裔将自身的信仰文化融入到源自中亚草原地带的丧葬习俗中去，更在进入汉地后与汉族埋葬方式相折中，包含了深厚的民族情感与记忆。例如，1、史道德墓将原穿孔佩戴于胸前的金币死后口含下葬[45]；2、原本是汉化象征物的墓志志石，其上却出现了中亚地区所流行的有翼张口怪兽与公羚羊等形象。这些现象无疑都说明了粟特裔族群在墓葬中也会刻意表现自身的族群性特征。固原地区粟特裔墓葬的自我选择也在墓葬建制中有所体现，如以发现有覆面组合金属下颌托葬俗的史道德墓为例，该墓在包括墓葬全长、封土高度、墓室尺寸等方面较符合其官阶，其余各墓葬以官阶大小棺床材质也有所区别，依次为石质、砖砌和生土三种，可见整体上史氏各墓较符合唐墓等级制度，但是同时，各个墓葬的天井数普遍高于官阶，史道德墓的天井甚至达到了7个，似乎还说明了这些墓葬的营建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并非完全由官方配给。因此，史道德墓“逾制”的天井、过洞数与极具本土化特色的葬俗的出现，可视作粟特裔家族入华后日渐增强的族群意识的一种“极端化”反映。 总体来看，固原粟特裔墓葬中兼具国家认同性与自身族群性认同性，是一种虽然具有两分的特点，但却体现出了绝对统一的嵌套型结构。换言之，正是由于固原地区稳定的外因因素与粟特裔族群共同营造的和谐的政治氛围，才使得内因得以出现，并最终在丧葬环节呈现出特殊的表达。在笔者看来，“外因”因素常因为“显而易见”所以被较多提及，但中亚地区内迁民族的文化属性则往往变成“隐性因素”容易被视而不见。 结论 本文尝试重新考察了固原地区以及丝绸之路沿线范围内所见金属下颌托葬俗的葬俗内容，注意到了在这些区域中，中亚、新疆及固原地区的密切关联。中亚地区金属下颌托组合覆面葬俗产生较早，并约在两汉之际传播至新疆地区，与新疆本地丧葬传统产生交流。内陆金属下颌托葬俗的流变则主要受使用人群的影响，如北魏至隋唐时期金属下颌托主要由贵族使用，承继了北魏的影响，并在中唐以后有平民化的趋势。而固原地区出土的金属下颌托由于受到了墓主粟特裔身份的影响，因此更多地表现出祆教信仰特色，同时粟特裔对金属下颌托葬俗的改造也说明了此种葬俗流传的复杂程度。 固原地区粟特裔丧葬文化的“相容并蓄”，体现了该地寓居的入华粟特裔族群与汉族相融合的同时也保留有较多族群性的特点，这既是他们的生存之道，同时也体现了唐代社会在安史之乱以前对粟特裔的宽容程度[46]。可以想见，这些特殊的丧葬文化必然是寓于特定时空背景内才会发生，因此我们也才会看到，在固原地区中唐以后的粟特裔墓葬中，其丧葬文化已然与汉人无二了。 事实上，古代文化交流的具体情形可能远比我们想得要复杂得多，这就要求我们对既有考古发现作全面关照，具体到下颌托研究而言，针对下颌托的材质差异、与其他伴出物的组合关系，甚至是不同墓葬的出土情境等，都需要就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作一类，忽视出土原境与其他伴出物之间的关联，窥豹一斑拈出讨论。概言之，某些古代随葬物品的使用功能及意涵并不存在绝对的一成不变，在某种葬俗的实际流传过程中很可能受使用人群的影响而存在一定的异化与嫁接。 ● 向下滑动 查看注释→ [35]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马王堆一号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28页。 [36]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2期，11―12页。 [37]曾有学者认为，新疆吐鲁番地区中古时期流行的覆面来源于先秦以降的面衣传统，详参王澍《覆面、眼罩及其他》，《文物》1962年第8期，84页。本文以为不然，该文所谓的面衣，在中古时期的较长阶段内，仅流行于新疆而不见于内陆，其上通常有风格鲜明的中亚造型艺术出现，可以说，虽然从外形看，其与内陆先秦时期的面衣可能相似，但内涵绝不相同。以阿斯塔那北区墓地发现的覆面为例，其形制多为仿五官的眼盖、鼻盖与唇盖直接缝于丝织品并覆盖在死者头部，或是直接为帽套结构覆盖，并不开口。而同时期汉地面衣则有记载云“几郎就木之时，面衣忘开口，其时匆匆就剪，误伤下唇，然旁人无见者”。其“开口”的做法与新疆地区覆面的功能有着本质的差别，见[唐]段成式撰，曹中孚点校《酉阳杂俎》，续集卷一《支诺皋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8页。 [38]前揭宋馨《中国境内金属下颌托的源流与演变——兼谈下颌托与流寓中国粟特裔的关系》，513页。 [39]前揭仝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96页。 [40]前揭葛乐耐《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3—21页。 [41]如日本学者影山悦子曾将阿弗拉西阿卜大使厅壁画与李贤墓的仪仗图、客使图以及敦煌莫高窟220窟维摩诘经变图中的外国使节图等作了对比，发现前者较多模仿了后二者的构图与表现方法，继而认为中亚粟特地区在向大唐输出胡族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大唐的文化影响。参E. Kageyam, A Chinese Way of Depictions Foreign Delegates Discerned in the Painting of Afrasiab, Iran: Questions et Connaissance (Ed. By P. Huyse), Paris. 此据同氏著，王东译《撒马尔罕壁画所见中国绘画因素——高丽使者是否在拂呼缦王治时到访》，《丝绸之路考古（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167—178页。 [42]前揭李锦绣《史诃耽与隋末唐初政治——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一》， 49—60页；前揭同氏《史诃耽与唐初马政——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二》， 261—276页。 [43]详参吴玉贵《凉州粟特胡裔安氏家族研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319页。 [44]前揭荣新江《中古入华胡裔墓志的书写》，《文献》2020年第3期，136—137页。 [45]林英《九姓胡与中原地区出土的仿制拜占庭金币》，《欧亚学刊》（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19—129页；另参姚崇新《北朝晚期至隋入华粟特裔葬俗再考察——以新发现的入华粟特裔墓葬为中心》，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裔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603页。 [46]海外学者常用“折中主义”与“世界主义”二词概括唐代社会的特征，初见于杜希德（Denis Twitchett）、芮沃寿（Arthur F. Wright）1973年在欧洲举办的隋唐史研究会上合写导言，Edited by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43。相似观点同见于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哈佛中国史》第三卷，Mark Edward Lewis. China’s Cosmopolitan Empire: The Tang Dynasty，(Cambridge, Mass. :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p.163—164。中译本见陆威仪著，张晓东、冯世明译，方宇校《世界性的帝国：唐朝》，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147页。这其中探讨的核心观点即为“夷夏观”的变迁，张广达将其总结为“蕃心”与“华心”，集中体现在对于域内外民族文化的相容并蓄到唐帝国政治文化上的认同，造成了隋唐时期多族群的互动与世界主义观念局面的出现，并与自汉代以来形成的华夷观有很大不同。此据2017年张广达于台湾政治大学系列学术讲座第一讲内容，题为《唐宋变革时期中原地区华夷观的演变》。 编者按：本文在原文基础上有所调整改动，引用请参照原文。马伟：《丝绸之路沿线所见金属下颌托葬俗再考察——以中亚、新疆及固原三地出土金属下颌托为中心》，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83-29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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