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一号机密”：一场隐秘而伟大的接力

1935年2月的一晚，上海黄浦江畔夜色深沉，执行接头任务的中共地下党员韩慧英猝然被捕。与此同时，在石库门楼房中等待她平安归来的陈为人“度秒如年”，独自面对年幼的孩子和十几箱“极度危险”的中共“一号机密”。

“一号机密”，即中央文库，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几乎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领导机关撤离上海前的所有重要文件。为了这座中央文庫，十几位中共党员隐姓埋名，前仆后继，甚至勇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国民党、日本人的眼皮底下腾挪隐藏，让关乎中共生死存亡的档案文件“毫发无伤”，最终在革命胜利之时“完库归党”。这是一场近20年的伟大“接力”！他们一诺千金守护“一号机密”，用生命写下对党的绝对忠诚。

一群“无名者”的使命

张唯一、陈为人、韩慧英、韩慧如、徐强、李云、吴成方、周天宝、刘钊、缪谷稔、郑文道、陈来生……他们在接受保护中央文库的任务时，都慨然承诺，誓以生命守卫。

上海江宁路673弄10号，这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最早的中央档案馆所在地。1927年到1931年间，党的历史上一些主要领导人经常在这里阅办文件、开会，一些重大事件的决策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从创设伊始，中央文库就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档案库。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保证安全，党中央明确：文件和机关必须分离。地处中央领导机关所在的上海，中央文库的极端重要性更加凸显。

1931年，受周恩来委托，瞿秋白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对当时应当收集和保管的文件资料范围、内容和如何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都作了明确、周详的规定。瞿秋白还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中央文库建立后，受到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周恩来直接指定张唯一为第一任保管人。张唯一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对外身份是木器行老板，江湖人称“张老太爷”。

其实张唯一生于1892年，当时还不到40岁。但他非常沉稳，总是从容不迫、临危不惧，所以大家给他起的雅号就成了“张老太爷”。正是这种超越年龄的沉稳，使得张唯一成为守护中央文库的第一人。

被周恩来“点将”后，张唯一开始了自己的“双面人生”：白天乔装打扮，是出手阔绰的商人，晚上则钻到楼上伏案工作，一丝不苟。一旦有任何危险信号，张唯一就要带着十几大箱文件立即搬家。

保护中央文库，这是一项极其“孤独”的事业。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库址一定要达到独立居住、独立活动的要求;只派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其他领导成员不得过问文库的工作;文库工作人员也不能参加支部大会、集会游行和其他活动，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文库地址不能固定，每遇险情或更换负责人，都必须立即搬迁。

“孤独”的价值

中央文库设立不久，就因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而陷入危险。当时，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要求他立即携带全部文件转移。张唯一雇了黄包车，连夜把文件分几次运到了自己位于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一幢独立小楼的家里。

“孤独”在此时显现出“孤独”的价值。张唯一因保管中央文库极少与外人联系，当时并没有暴露，在他的家中，中央文库躲过一劫。

不久后，张唯一的工作日益繁重，以策万全，中央文库交到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手中。

陈为人1921年入党，革命经验丰富，他还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曾经两次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久经考验，为人十分可靠。陈为人在狱中受过重刑，染上了严重的肺病。之前，他长期在北方工作，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在上海休养，没什么人认识他。

陈为人的妻子韩慧英也是中共成立初期就入党的“老革命”。按照当时中央关于秘密工作的规定，中央文库的保管者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于是，夫妻二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他们的上级正是“张老太爷”。

陈为人是湖南人，他伪装成湘绣店老板，一楼开店，楼上则密藏中央文库。陈为人平时整编文件，对外隔绝，文件进出都由韩慧英同张唯一单线联系。

陈为人把厚纸上的字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抄成小字，把文件空白的纸边都剪下烧成灰，放在夹弄的阴沟里用水冲掉——目的是尽量减少存放面积、缩小目标。时常，陈为人还要把文件上下搬动，防潮防霉。经过陈为人长达数年的精心整理，文件体积由他接手后的20多箱缩减为5箱。

姐妹接力铸忠诚

意外再次降临。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今永康路）文安坊的中共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

韩慧英被捕后反应很快，装作是农村妇女，哭哭啼啼地说自己是来找工作的，什么也不知道。但韩慧英最终还是被国民党特务识破，随即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张唯一、韩慧英受尽酷刑，但两人始终守口如瓶。单线联系再次保证了中央文库的安全。

陈为人当机立断，带着孩子们和文件撤离。由于缺少社会关系，陈为人无法在上海找到保人，他不得不花高价在高档住宅区租下了一栋二层小楼。湘绣店老板摇身变成了木材行老板。而实际上，为了给中央文库提供掩护，陈为人已耗光所有经费，他与孩子们每日食不果腹。

一段时间后，山穷水尽的陈为人给韩慧英在河北老家的妹妹韩慧如写信，称慧英病重，请她来上海看望。赶到上海后，韩慧如在惊诧中明白了一切。韩慧如在回忆录中记述：“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段艰苦的日子。最小的女孩已经1岁多，只会爬，不会走，身上穿的是抽掉了棉花的破背心。”

刚到上海时，韩慧如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在姐姐的影响下，她早已心向革命。后来，韩慧如接替姐姐，成为地下交通员，想方设法与党组织重建联系。

越来越长的“牺牲者”名单

1935年底，飽受敌人折磨的韩慧英出狱，辗转回到了家里。后来，韩慧英外出教书，她通过学校的地下党员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接头人是中共情报系统上海负责人徐强，他与陈为人在一家小饭店里见面。韩慧如记得，那天姐夫回家后很高兴，跟孩子们说：“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菜盘子都舔光了。”

接管中央文库的陈来生

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让陈为人放下了心头的重担。但那时，陈为人的身体状况已不容乐观，党组织要求他将中央文库转移到徐强家中，马上住院看病。

陈为人拒绝接受进一步的治疗，他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党的经费了。”但陈为人的脸上依然洋溢着笑容，他对家人说：“和敌人斗了这么多年，难道我还斗不过病魔？”

陈为人还抱病写下一份“开箱必读”，作为誓死捍卫中央文库的最后嘱托。那份“开箱必读”，对5箱文件的分类作了说明，详列了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文件形成的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一目了然。1937年3月，陈为人病逝，为守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年仅38岁。

使命在共产党人手中接力。李云、周天宝、刘钊……一段时间内，中央文库的保管人因党组织工作需要几经更换，文库也由此经历了几次相对密集的转移、迁址。

1942年夏天，中共上海情报系统负责人吴成方为当时的文库保管人缪谷稔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和缪谷稔联系的地下交通员郑文道被日本宪兵抓去了。

中央文库再度遇险！在被日本宪兵押送途中，郑文道跃出车厢，头脚俱伤，血流如注。一周后，郑文道出病房受审，他趁敌人不备跃窗跳楼，壮烈牺牲，年仅28岁。敌人一无所获，“一号机密”依然安全。

“一号机密”完库归党

陈来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央文库保管人，从1942年7月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达7年之久。陈来生接到任务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那么多箱文件从缪谷稔家安全运出。

陈来生想了一个办法，“小鱼钻网眼”，发动自己所有的家人，每人每次只带几份文件，把文件藏在竹篮、面粉袋里。经过一个多月的“蚂蚁搬家”，陈来生将中央文库安全转移到新址。

后来，陈来生又向岳父借钱租下了成都北路972弄3号的厢房，开了一家“向荣面坊”作掩护。阁楼里空间逼仄，墙壁却格外厚实。原来，陈来生把中央文库的档案文件沿着墙壁从地板一直堆到顶棚，外面钉上一层木板夹墙，墙上又糊着报纸作掩饰。

为了守护中央文库，陈来生用光了全家的钱。开面坊也不光是伪装，他真的需要挣钱。在那之后，陈来生又曾几次转移文库，守护文件安全。

1949年，中国革命迎来了伟大的胜利！9月，陈来生将其保管的约15000份文件交给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委组织部出具证明：“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这是10多位共产党人，用信仰和生命谱写的接力赛。至此，“一号机密”完库归党。如今，它们完好无损地被收藏在中央档案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