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届政协会议通过了“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任务被下达各方后，一众设计师和工程人员立刻以饱满的热情展开了工作。 就连毛主席、周总理也亲自参与到了纪念碑的建造工作中，纪念碑背后一百多字的碑文就是出自周总理之手。  那么，周总理为写好这段碑文，究竟做出了怎样的努力？除了亲手书写碑文，周总理还领导了哪些纪念碑修建工作？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在即，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城，共商定国大计。 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决议，如具备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 已经将五星红旗定作新中国国旗、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位我国国歌等。  除此之外，为了纪念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流血牺牲的人民英雄，中共中央领导、各界代表、广大群众一致同意建造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 决定建碑后，政协会议将纪念碑奠基仪式定在了9月30日下午6点。届时，以毛主席、周总理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社会各界代表均会出席该仪式。 不过在奠基典礼之前，还需要确定一个建碑主题。在主题酝酿过程中，周总理表示： “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为了纪念死者，鼓舞生者。” 毛主席听完深表同意，其他与会人员也纷纷点头赞许，这短短八个字，将建碑意义完美概括。  9月30日当天，毛主席携中共中央领导干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碑奠基仪式。 平常的奠基仪式，往往是奠基人象征性地铲一锹土就算完事。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伟大意义，注定了这场奠基仪式也会来得无比庄重、肃穆。 待一众奠基人员站好后，毛主席来到队伍的最前方，精神抖擞地立正站好，两手紧贴裤缝，以激昂雄迈的声音施令道：“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 毛主席罕见地亲自带头整队，在主席的庄严口令下，大家闻风而动，快速整好队形。紧接着，毛主席上前一步，亲自拿起铁锹铲了一锹土。  周总理主持奠基工作 随后，周总理、刘少奇、十大元帅等100余位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接连上前，共同为纪念碑铲土奠基。 纪念碑奠基后，兴建委员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设计方案。很快，来自海内外240多种方案被送至北京。 大体来说，设计方案分为三类。首先是最常见的平铺地面式，其次是巨型雕像式，最后是碑形、塔形式。 经过国内各方代表和专家合议评选，最先排除了平度地面式的设计方案。 后来委员会参考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碑”和北海“琼岛春阴碑”的设计理念，挑选出了8种可行方案送呈中央，由周总理亲自决定。  琼岛春阴碑 有了方向后，接下来就是建造细节部分。随着时间推移，纪念碑各项建造方案相继敲定，唯一摇摆不定的就是纪念碑的碑顶形式，和底座镶嵌的八幅汉白玉浮雕主题。 在碑顶形式上，专家们各抒己见，有人认为建筑顶就很好，既显磅礴大气，又与天安门广场四周的建筑相得益彰。 也有人更青睐群像顶，在纪念碑顶部雕刻革命领导人的雕像，既可以纪念其功绩，也能够让群众时时刻刻瞻仰。 最终，兴建委员会主任彭真考虑到纪念碑碑体达到40米，如此高度之下无论远近都看不清楚群像面貌，于是拍板决定采用传统建筑顶。  于是，就有了现如今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卷云、下有重幔的小庑殿顶。 而浮雕主题的选择过程更加漫长，为此兴建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一个史料研究会，在众人七嘴八舌的建议下，终于提交了九种浮雕主题，并报请毛主席亲自定夺。 毛主席观阅后，将原本的“井冈山会师”改为了“八一南昌起义”，“义和团运动”改为了“甲午中日海战”。 后来中共中央内部又经过多次讨论，终于确定了八幅浮雕主题，分别为五四运动、南昌起义、虎门销烟、抗日游击战争等。  主题方案确定后，八幅浮雕交给了十六位国内知名画家、雕刻家来完成。与此同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其他各项工作也相继展开。 工程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建造地基、建筑队全国各地搜寻合适的碑心石材料、开采队忙着在北京房山挖掘用于雕刻汉白石浮雕的矿石... 凡是被邀请参与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工作中的人士，纷纷投入到各自的任务当中，热火朝天的纪念碑修建工作就此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纪念碑修建参与人员当中有一位女建筑家，她就是兴建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  周总理亲自撰写碑文提起林徽因，外界对其第一印象大多是作家、诗人，但除此之外，林徽因在建筑领域还有着十分高深的造诣，她是我国第一位女建筑家。 1952年，梁思成被任命为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副主任，林徽因则是以委员身份参加了设计工作。 虽说此时的林徽因已经病入膏肓，但在此等有关家国大义的事情面前，她毅然拖着病体投入到了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当中。 在她与梁思成的起居室内，有两张专门用于绘图的书桌，桌子的另一侧就是病室。  梁思成每天去上班之前，会和林徽因共同制定一天的工作计划，助手将计划一一列出后，再交给病床上的林徽因指导修改。 在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中，林徽因需要负责碑底须弥座的装饰工作。设计装饰图案时，林徽因采取了唐代风格。 她一直认为，唐朝文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中的一段华彩乐章，唐朝的雕塑刚柔并济。 同时又吸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中的精致与细腻，粗狂中有细腻、豪迈中有妩媚、浑厚却不失灵巧、凝重中也有轻灵。 唐代的雕塑代表着完美、和谐，是林徽因心目中中国古代艺术最完美的结构体系。  所以在进行建筑设计时，林徽因非常喜欢借鉴唐代风格，此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不例外。 风格确定后，林徽因前前后后画了几百张浮雕草图，优中选优后决定把橄榄枝作为主体部分，设计出一个将花环为主要装饰的浮雕。 花环上再饰以牡丹、荷花、菊花，整体装饰将唐朝风格与中国传统纪念性符号完美结合，非常大气、典雅。 当林徽因将完工后的设计稿呈递给彭真审阅时，得到了对方的大力赞赏。 两人在进行工作上的沟通时，不知不觉就聊到了纪念碑其他方面的设计，在得知毛主席将亲自为纪念碑正面题字后，林徽因下意识的问道：“那背面的碑文谁来写？”  彭真闻言，一边摩挲着下巴一边说道：“周总理的字不错。” 的确，周总理的书法水平在中共中央一众领导干部当中算得上非常出色，一手颜体字颇为潇洒俊逸。 当纪念碑建造工作开始之后，雕塑家刘开渠便亲自上门邀请周总理题写碑后的碑文，周总理欣然应邀。 不过，即使书法功底如此之深的周总理，在面对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时也颇为小心翼翼。他没有第一时间下笔书写，而是搬到了北戴河居住，以期安心书写碑文。 在周总理准备书写碑文的那段时间，他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书写一遍碑文，白天工作很忙，晚上回到住所后还继续苦练。 周总理一个字一个字的推敲，反复在纸上临摹、试写，一丝不苟地用毛笔，将每个字在几平方厘米见方纸上书写。 等到每个字的笔画、走势、结构了然于胸后，他又开始在纸上一气呵成的整篇练习。 从落笔到一气呵成的写完整副碑文，周总理就用了一周时间，之后又苦练四十多遍，并从中挑选出自己最满意的几幅，交给了委员会审核。 周总理最后的这几幅字，既美观又大气，通篇结构严谨、流畅。 将碑文交给刘开渠时，总理仍然一脸谦虚地说道：“你们把这么光荣的一个任务交给我，我不敢怠慢，专门到北戴河苦练了一段时间的字，你看看行不行，不行我再重写。” 刘开渠随即展开总理的作品，一边观摩一边忍不住地赞叹，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 ” 周总理这篇全文110余字的碑文，用楷书写成，不光具备珍贵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是一副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具备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后来，这幅字不光闪耀在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背后，还被印刷在了1958年5月发行的邮票上。 兴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拿到周总理的题字后，商议决定以鎏金方式将这些字镌刻在纪念碑上，这一建议得到了全体工作人员的统一支持。 周总理也觉得此事很有必要，特批了一笔购买黄金的经费。现如今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面的碑文，就是自上世纪50年代凿刻后鎏金上去的。 这些鎏金大字，表现了中华儿女世代怀念人民英雄的情怀，也倾注了周总理的心血与热忱。 除了亲自为纪念碑书写碑文，其实周总理还领导展开了很多有关纪念碑的工作，可以说纪念碑从头到尾的修建都有周总理的身影。 全方位领导纪念碑修建早在纪念碑选址时，周总理就曾一锤定音，一句话让大家心悦诚服地同意了纪念碑的建碑地址。 当时有人提议将纪念碑建在东单广场，毕竟那是北京当时的商业中心，纪念碑在那里可以让更多人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也有人提议建在八宝山，毕竟这里安葬着无数革命英烈，况且八宝山也要建造革命烈士纪念馆，届时正好方便后人前来瞻仰和祭奠。 当然，更多人赞成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因为这里是北京最大的广场、是北京一处重要的象征、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纪念碑建在这里，能够最大程度体现对人民英雄的敬佩，也能让英烈直接看到中国未来的崛起。 当大家陷入激烈的讨论时，周总理一句话顿时统一了大家的意见，他也赞成建在天安门广场，理由是： “这是五四运动兴起的地方，也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一块圣地，是所有人敬仰的一块地方。” 此言一出，建碑地点就算是确定了下来，众人心悦诚服。而在确定建造方案时，也是周总理层层剥茧抽丝，确定下来现如今纪念碑的样貌。 当初周总理领导纪念碑修建工作后，专门向兴建委员会下达指示：“不可闭门造车，要让全国人民都参与进来。” 于是兴建委开始向全国各大建筑单位、院校建筑系征集建造方案。 240余个方案陆续被送到了北京，建筑专家们又层层遴选，从中精挑细选出8个方案。 大家反复开会商议、研究后，仍然确定不下来究竟采取哪种方案，且分歧较大，无奈之下只能交给周总理定夺。 周总理亲自审阅了8种方案，他没有从里面做出选择，而是吸取八种方案想法，参考各方意见，汇总提出了一个更加完美的建造方案： 纪念碑建造在天安门广场正中央、呈正方形，建筑面积约为3000平方米。纪念碑分为碑身、须弥座、台座三部分，高度达37.94米。 这个方案提出后，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兴建委员会的一致认可，争议了多日的纪念碑建造方案终于被确定下来。 周总理能够提出一个令所有人信服的设计方案，这不光是因为他本人下苦功夫研究了各种方案、取长补短。 更重要的是，周总理也是中华民族解放历程的亲身经历者，对于纪念碑的主题有着深刻的理解。 此外，在确定纪念碑朝向问题时，也有周总理的身影。按照中国的传统，一般的纪念碑都是正面朝南，这也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开始的计划。 但是商议过程中有人提出：“天安门广场开展政治集会时，大家一般都是从长安街进入，游客们一般也是这个路线，他们第一眼看到的纪念碑是碑的北面。” 所以，这些人提议纪念碑坐南朝北，将毛主席书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朝向北面，让世人第一时间瞻仰到纪念碑。 不过很多人驳斥了这个观点，因为这违背了传统，会让瞻仰者分不清楚纪念碑的正反。两种意见长时间僵持不下，只得反映到周总理那儿。 周总理反复思考后做出决定：“坐南朝北。”他的解释是： “纪念碑的实际意义很重要，不能让传统形式大过意义，要让前来天安门广场的人，第一时间就看到纪念碑的正面。” 此话一出，顺利说服了那些坚持坐北朝南的同志。并且，在纪念碑的浮雕创作上，周总理同样予以了指导。 首先，在纪念碑底座创作浮雕这一意见，提出者就是周总理。到了后续的挑选艺术家创作环节，也是周总理拍板决定的负责人。 兴建委员会成立后，周总理特地强调：“浮雕位于纪念碑的外面，是人们看到纪念碑最直观的画面，所以浮雕一定要体现纪念碑的政治内涵。” 为此，周总理提出了两个浮雕创作原则：既要体现出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革命征程，又要具备很高的艺术品位。 绘画组和雕塑组到位后，周总理又亲自带领大家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他叮嘱他们要先学习、先了解，充分吸收历史营养，结合国内外最新创作成果，最后再下手创作。 于是，全组人员在刘开渠的带领下，走遍祖国大江南北，细致参观了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太原晋祠彩塑等各地雕刻文化艺术。 这一举措为后来众人继承中国古典雕塑精华、表现革命题材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也直接造就了后来纪念碑的八大汉白玉浮雕。 结语人民英雄纪念碑，从提出设计到落地完成，一共耗费了近十年时间。 1958年5月1日，纪念碑落成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周总理、朱德元帅等人亲自为纪念碑揭开红披。 随着红披的缓缓落下，周总理书写的110余个鎏金碑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它将会永远激励中华儿女不断向前、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奋斗终生。 对此，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进行讨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