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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北京，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第四次来到中国。与此前三次都不同，他这一趟短短五天的来访行程满满，除了公开演讲和活动，还要接受若干个专访。尽管成名已久，但在对诺贝尔文学奖有着特殊情结的中国，勒？克莱齐奥还是感受到了惊人的热情，其中不变的也许只有作家本人。
这并不是勒·克莱齐奥第一次来中国，只不过，此前没有任何一次的到访，使他被如此多的人和相机簇拥。
不到五天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12月6日，他现身北大秋林报告厅，为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次日在法国文化中心答读者、记者问，12月9日又受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邀请赴院演讲。所到之处人头攒动，欢迎他的巨大海报、条幅早早被张贴起来—他说，就是那些条幅，构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带给他生活的最大改变。
他的上一次北京之行是不到两年前的2008年1月28日，那时，诺贝尔奖的光环还没被扣在他头顶，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慧眼识珠邀请他来京，为他的作品《乌拉尼亚》颁发“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项。授奖仪式之后，主办方也曾安排一场勒·克莱齐奥作品研讨会，吸引到现场的，不足十人。
勒·克莱齐奥并不以为意。或许，在读者、作者、评论者三者之中，受到诺贝尔奖影响最小的正是作者自己，他一如既往的神情冷峻、少言寡语，也一如既往，在寒冬里穿着那双咖啡色的旧凉鞋（去年他就是穿着西装和凉鞋到北京领奖）。有人问他祖上是否有贵族的血统，所以不愿意双脚受到束缚，他的回答刚好相反：“不，可能因为我的祖先是农民，我也呆惯了非洲、墨西哥，才特别不喜欢束缚我的脚。”
不断迁徙的游牧民
在社科院的演讲，勒·克莱齐奥选择了《旅行、读书、写作》的题目。
他引用法国同乡、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那句著名的“我憎恨旅行，憎恨探险家”作开头，不过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相反感受：“旅行对我来说一直是生活的一种理想，是对我想象力的实现。”他绝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猎奇游客，“我更像是游牧民族的一分子，迁徙，然后驻扎，生活一段长长的时间，再继续迁徙。”
从孩提时代开始，勒·克莱齐奥就着迷于看地图和各种游记，那是一种幻想中的远行。他出生在1940年二战期间的法国尼斯，那几乎是一个不可能旅行的年代，孩子们甚至无法自由地出去玩，祖母家周围的空地和花园里都曾被埋了地雷，偶尔出门散步，也会看见法语和德语书写、画着骷髅头的警告牌：严禁擅入。直到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出行都还有种种困难，“我小时候，从法国南部去巴黎，需要一天多的时间，必经的桥梁被炸断了，只能在那里下火车、蹚过一条河然后再上另一列火车。那是个封闭的世界，对我来说唯一的旅行办法就是读书。”
幸好他的曾祖父留下了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使他小小年纪就开始在文字世界里畅游，也使他极早就意识到，书是比任何房产或银行存折更宝贵的财富。那些书来自毛里求斯，是他父亲从故乡继承的遗产。两百多年前，勒·克莱齐奥家族的一位先辈为了躲避法国大革命，举家逃离了英吉利海峡边的法国村庄布列塔尼，原本想去印度，结果在毛里求斯上岸，开始了新生活。经过了几个世代，到他曾祖父时，勒·克莱齐奥家已经拥有了整个毛里求斯岛最丰富的私人藏书。
勒·克莱齐奥记得其中有很多18世纪装帧精美的书，作者不仅包括法国的经典作家雨果、夏多布里昂、伏尔泰、卢梭，也有英国的狄更斯、萨克雷、拜伦、莎士比亚、司各特，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满满的五个书架里，有两个放的都是游记，对我来说它们是最有吸引力的。其中大部分写的是印度、非洲、马斯克林群岛，另外还有些伟大的探险作品，杜尔维尔的，布甘维尔的，勒库克的，拉佩鲁斯的……当然，还有《马可波罗游记》。”
除此以外，带插图和地图的《百科全书》也是他爱不释手的，“里面有很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拍摄的照片，那时的影像世界还是古老和追求异国情调的，比如我看到的中国图像，就是穿着长袍的满洲人、拉人力车飞奔的苦力、或者是贵族家庭里裹着小脚的女人……这一切都给我提供了似真似假的图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要出发远行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永难忘怀的敲打声
8岁时，勒·克莱齐奥有了第一次的旅行机会—和母亲、兄弟一起，去尼日利亚寻找父亲。这也是他记忆里第一次与父亲见面。
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30岁时被迫离开了毛里求斯，二战前后的二十余年里一直在尼日利亚行医。他是他所在省份唯一的医生，“从接生到截肢”，什么都做，也从未有机会返回父母妻儿寄居的尼斯团聚。
勒·克莱齐奥跟随母亲登上了一艘名叫“荷兰非洲线号”的客货混装轮，从波尔多出发，一路停靠非洲西海岸的各个港口，向目的地尼日利亚的哈科特港缓慢靠拢。就在这个漫长的旅途中，他写出了生平的头两个小说，都很短，一篇就叫《长长的旅行》，正好跟当时的心境相符，另一篇更需要想象力，“《黑人奥拉笛》，我塑造出了一个想象中的人物。”回想起当时为什么写，勒·克莱齐奥说：“既是为了排遣长途旅行的无聊，也是为了消除一种焦虑，因为我即将见到一个对我来说几乎是陌生人的父亲。”
轮船在西非海岸第一次停靠时，上来了一批非洲人，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他们没有钱，为了搭船到下一个港口，必须在船上劳作以冲抵船票。“有人发给他们每人一把小锤子，他们的工作就是敲打掉船身上的锈。我看见他们在大太阳下工作，用铁锤敲打船壳，那种声音我至今无法忘记，悲哀而让人倦怠，混合着轮船马达的震动。我好像还能看到8岁时在船上看到的非洲人皮肤上的汗水，仿佛还能听到他们做着奴隶般的工作时嘴里哼的小曲。这个记忆就像战争的记忆一样，很早就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现实。而残酷的现实在我到达尼日利亚后进一步得到佐证，我看到很多非洲人被链条锁着，被拖去给当地的官员挖游泳池。”
勒·克莱齐奥的父亲在尼日利亚行医的二十年，也是他与殖民主义抗争的二十年。父亲对当时白人当局的蔑视态度至今影响着勒·克莱齐奥，“即便现在，我看到一些欧洲国家以各种名义向非洲派遣人员，我也仍然对他们表示怀疑。”
在尼日利亚的日子几乎决定了勒·克莱齐奥此后写作的全部主题：对边缘人、弱势群体的关注，对欧洲理性文明之外古老文化的探寻，对环境的关切，对普适理想的怀疑，沙漠，非洲，父亲，儿童……同时，他也开始追问自己的个人身份、探索家族的历史：“我想起我的祖先在毛里求斯岛的经历，他们也曾剥削过别人。”
不相信乌托邦，但相信未来
10岁时从非洲回到法国，勒·克莱齐奥很快发现“我获得的知识已经用不上了”。他所了解的那一切：非洲文化的力量、非洲孩子在炎热气候下性早熟的现象、蚂蚁的世界……对于他的法国同学们来说几乎毫无意义。“我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写作。”
另一方面，家族基因里的那种叛逆、流浪、自我放逐，越来越在他身上显现出来。尽管23岁时他就因出版的第一本小说《诉讼笔录》一举成名，但他却厌恶精英主义的文坛氛围，逃离名利场，在墨西哥中部的小城一住经年。他的足迹遍布非洲、美洲、亚洲，常常是接受了某一所异国学校的教职，便在那个遥远的他乡驻留三五载，“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完全从属于一种文化，真正让我感觉到像衣服一样的东西，就是文学，它比任何一个场所都要更真实。”
无论旅行、阅读还是写作，对勒·克莱齐奥而言都类似于一种自画像的方式，了解自己的局限，并试图接近他者。他多次在采访中提到：“早已不是萨特、加缪的时代，我们不再有理由相信，文学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变世界。文学既没能阻止战争，也无法消除贫穷，甚至，我们总希望为饥饿的人写作，却往往只有吃得饱饱的人才有闲情来看我们的书。我无法不承认，这个时代文学的无力。”他说自己只能做一面鼓，“事件发生时，会在我身上造成某种震动，我的写作就是表现我受到的震动。这面鼓不是用来宣战或宣告，只是用来敏感地反映这个世界。”
在《乌拉尼亚》里，勒·克莱齐奥完成、又覆灭了自己童年时代的乌托邦梦想，但仍不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大概无论你我，还是这个世界，都在一场终站未详的旅行中，但是我本人并不因此而悲观。从我幼小时经历的殖民时代到现在，我看到了很多改变，世界的交流正在变得全面。我能感觉到强烈的未来气息，那是一种乐观的气息，也许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有一天会被人们称作是'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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