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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使臣陆贾第一次来到番禺（今广州）时，南越王赵佗用个性十足的的方式接见了他。 这是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一统中原后，意欲收服割据岭南的赵佗，于是派陆贾南下劝降。 赵佗身居岭南多年，自称“蛮夷大长老”，平日里身穿越人服饰，头发梳成椎髻，见到陆贾时，他双腿向前叉开而坐，没有半点儿中原礼俗的样子。 陆贾当面数落他，赵佗还不服气，说：“假如我当时也在中原逐鹿，哪见得就比不上汉皇呢？” 清代学者屈大均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意思是，广东自古远离中原，受中原声威教化的影响较小。 用王道正统的观点来看，古代岭南的发展史，似乎是一段接受中原教化的历史。从中原进入岭南的移民，历来被描述为传播文明的使者，中央朝廷的每一次变动，都有可能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 但是，中原帝王都的声教，并非文明的唯一标准。从广州这座城市的历史，可以看到不同力量之间长期的博弈与交融。 01林语堂评价广东人，说其“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这种性格似乎从两千多年前就被刻进了岭南的文化基因。 南越王赵佗本是河北人，早年在秦朝当官，他之所以在岭南割据称雄，还要追溯到秦始皇时期的一次远征。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将囊括四海的步伐伸向了五岭以南的疆土，命屠睢率领50万大军南征百越。史书记载，此战十分惨烈，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秦尉屠睢一时轻敌，遭到越人夜袭，当场阵亡，百战百胜的秦军在南征途中狠狠地摔了个跟头。 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军吸取教训，先在湘江与漓江之间开凿灵渠，确保后勤补给，并训练精锐的水军“楼船之士”，随后以任嚣为主将，赵佗为副将再次出兵岭南。 四年后，任囂与赵佗率领的秦军平定岭南。秦朝在岭南设南海、桂林和象郡三郡，置“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其中任嚣为南海尉，总领岭南全局，赵佗为龙川县令，共守南越。 岭南，包括今广东、广西及海南等地，先秦时聚居于此的越人被称为“南越”。 任嚣对岭南的经营一直持续到了秦末乱世，为统一大业立下汗马功劳，史书将他与当时在北方防御匈奴的蒙恬并称：“秦北有蒙恬，威詟漠庭，南有任嚣，恩洽扬越，而始皇乃得以自安。” 这一时期，来自中原的戍卒、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与谪吏，为岭南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并与土著的越人通婚。 任嚣采取宽松政策，“抚绥有道，不敢以秦虎狼之威，复加荒裔”，接受南越习俗，与越人和睦相处。他任职数载，越人皆诚心归附。 公元前208年，秦朝灭亡前夕，任嚣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但他已经走到生命尽头。于是，任嚣召赵佗到番禺，临终前将岭南托付给他，说：“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 当时南海郡的治所番禺，即今广州市。 秦亡之后，赵佗不负任嚣所托，迅速派兵切断通道，严守关口，在番禺自立为王，史称“南越武王”。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缘，为东江、北江、西江三江相汇之地。南岭以南，三江来水分别从博罗田螺峡、清远飞来峡、肇庆羚羊峡倾泻而出，汇入珠江，奔涌向海。 由于古时候广州“州治临海，海流秋咸”，当地人习惯将穿城而过的江河称为“海”，称今黄埔南海神庙一带为“大海”，而“小海”指今荔湾一带。 在古代，广州不仅坐拥浩荡江水，还有三十余峰逐级而下，其中，以白云山为第一级，越秀山为第二级，番山、禺山为第三级。 屈大均在《广州新语》中描述广州的山势时说：“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越）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番山、禺山大约在一千年前随着广州城市建设而被夷平，后来逐渐退出历史。 直到南越国灭亡的一千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仍然觉得依山临水的广州城有“王气”，下令在越秀山修建望海楼（后改称镇海楼，即现在的广州博物馆馆址）。 这座雄伟的五层高楼取“威震海疆”之意，表面上像是一个观景楼台，实际上代表帝国对这片海疆的统治。按照当时统治者的迷信心理，其修建是为了镇压广州的“王气”。 02史书记载，赵佗活了一百多岁。在赵佗统治期间，南越国长期处于承平年代，他继承任嚣的政策，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南越风俗，对南越旧俗良则从之，恶则禁之，并鼓励南迁的中原汉人与南越土著通婚，此即“和辑百越”。 当年陆贾见赵佗时，指责他“反天性，弃冠带”，整天和越人混在一起，想要以区区南越之地与大汉天子抗衡。 这是因为，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看，赵佗割据自立，身着越服，是落后的表现。 可从另一方面来说，赵佗摆出“椎结箕踞”的姿态，更容易与越人打成一片，从而在潜移默化之中移风易俗，史书说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 这种“文理”正是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初次融合，在赵佗的领导下，南越国也渐渐学习了来自中原的音律、衣食、人伦、语言文字、政治制度。 赵佗去世后，南越国又存在了二十多年。汉武帝在位时，派五路大军直捣番禺，灭南越国后，在岭南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合称“交州九郡”。 南越国灭亡后，汉朝将岭南的政治中心移往苍梧郡广信县，意欲削弱番禺的政治地位，却不经意间唤醒了此地的另一个特性——平民属性。 当时，番禺昔日的王室禁地变成了平民区，大量民众涌来，在王城的城墙下贩卖商品，建起了广州最早的“城中村”。 据《史记》《汉书》记载，当时的广州已经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商品集散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北方中原的主角似乎总是赫赫有名的明君贤臣、名将大儒，而远在南方的番禺，却把历史的舞台让给了无数默默无闻的商贩。 三国时期，孙吴统治下的交州划为交、广二州分治，其中广州的州治为南海郡番禺。 广州由此得名。 孙吴大臣步骘南下到广州为官时，登上象岗山，遥望珠江烟波万顷的壮阔景象，才知道当初赵佗为何会选择这里作为王都，赞叹道：“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 只因古人常将广州的江河称为“海”，所以步骘说，这里真是海岛上的肥沃之地，是宜于建立都城的地方。 于是，步骘筑立城郭，围绕着曾经的南越国王宫，对番禺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营建。 步骘扩建的广州城在南海之滨焕然一新，直到两晋之际，这里仍是庇护南下移民的世外桃源。 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十室九空，远在越秀山下的广州城却是一片平静祥和的乐土。有个南下移民去世后，在墓砖上刻下：“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 03南朝梁武帝在位时（502年-549年），菩提达摩从印度航海来到广州，他后来被称为中国禅宗的始祖。 达摩祖师在广州留下了两处史迹：一处是今广州上下九步行街旁边的“西来初地”，这里相传是达摩祖师西来登岸处；另一处是光孝寺的“洗钵泉”。 广州光孝寺原是南越王赵建德的故宅。三国时期孙吴学者虞翻被贬广州后，来到赵建德的故园中讲学，每次前来听课的学生多达数百人。虞翻在园中栽种树木，人们将这个园子称为“虞苑”。到了虞翻去世后，这个园子被捐出作为寺庙，因为其前身为王苑，故俗称“王园寺”。 达摩祖师在广州登岸后，见王园寺的和尚每天都要到外面挑水喝，就告诉和尚们，寺院的地底下有黄金。 因为王园寺曾是南越国王故宅，又是大学者虞翻讲学之地，大家都相信其中确有宝藏，就跟着达摩，挑起锄头往下挖。挖了几丈深后，黄金没找到，却挖出了甘甜的泉水。正当众人失望时，达摩却说，这不是用黄金的斤两可以来计算的。 据《光孝寺志》记载，人们在这里打了一口井，称为“达摩井”或“洗钵泉”，其“味甚甘冽，盖石泉也”。 到了唐代，六祖惠能到广州时，光孝寺（当时名为乾明法性寺）有了“风幡之论”的著名典故。 当时，印宗法师在寺中讲涅槃经，讲了一半，指着飘动的幡说，问大家是幡为何而动。 有人说是幡在动，有人说是幡随风而动。 正当众僧为此争论不休时，惠能来到寺中，插话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乃仁者心动。” 菩提达摩在广州登岸，开启中国禅宗的历史，其实蕴含着广州另一个古老的属性——海洋属性。 秦汉时期，广州流传的果布、珠玑、玳瑁等商品多来自于海外。广州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红海乳香、蜻蜓眼式玻璃珠等文物，也是海外舶来品。甚至就连秦始皇发兵征服岭南的原因，一说就是看上了“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 史学家吕思勉认为，早在先秦时，“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至交、广者。”这条从南海出发，通往东南亚等地的航线，即“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  珠江“八门入海”示意图。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04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已呈现出“舟舶继路，商使交属”，海外商船“岁十数至”的繁荣景象。 当时坊间流传一句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这是说，广州的刺史在城门附近转一转，就能收获几千万钱财。 隋朝灭南陈，一统南北后，接管了广州的海外贸易市场，也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惧，他们担心隋朝加重对商人的盘剥。于是，番禺人王仲宣起兵反隋，以恢复南陈为名，引兵围广州。 隋朝不得不派兵平叛，解广州之围，随后请出本地土著领袖冼夫人安抚民心，才平息了这场动乱。 为此，隋文帝杨坚规定，“外国使人欲来京邑，所有船舶沿拆江河，任其载运，有司不得搜检”，确保海上贸易畅通，禁止广州官吏不得从海外客商身上侵吞牟利。隋代，广州“商贾至者，多取富焉”。 隋炀帝时，在锐意经略海外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岭南的统治。 自隋炀帝起，朝廷在广州建南海神庙，祭祀南海神祝融，祈求海不扬波，风调雨顺。南海神庙的意义不仅在于祭祀，它也是王朝统治的象征，南海神被朝廷推崇，南海也受帝国管辖，但这种超越人间的力量是王朝统治者赋予的，以此宣称这片山海已被纳入帝国的体系。 到了唐代，从南海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乃至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有了一个官方名称——广州通海夷道。 此外，唐朝在广州设置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使院。这一时期，“广人与夷人杂处……日发十余艇……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号称“涨海奥区，番禺巨屏。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 六祖惠能在广州留下“风幡之论”典故的时代，除了佛教外，还有无数外来文化在广州争奇斗艳。 从这条伟大航道而来的外国来客，在广州“蕃坊”定居，做生意，购田宅。唐代的蕃坊在广州西城外，大致以今光塔路为中心，始建于唐时的怀圣寺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蕃坊的居民以大食（阿拉伯）和波斯人为主，他们信奉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等不同宗教。 商贾骚动之下，广州开放包容。但即便是强盛的大唐帝国，对广州这种重利的风气还是看不惯的。 农为本，商为末，官府认为商人都是逐利之徒，广州一带“猎浮淫之利，民罕著本”，而商人表面上对官员毕恭毕敬，背地里也与官府若即若离。 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广州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官商矛盾。 当时，有些商人不堪官吏的任意盘剥，向广州都督路元睿告状。然而，路元睿不顾商人们的说辞，只知官官相护，判定商人有罪。这激起了商人们的愤怒。 那时有钱人家中经常用“昆仑奴”（即东南亚一带的“黑人”）作为仆役。其中一个商人的昆仑奴闯入官署，提刀杀死了路元睿及其十多个亲随，并带走了路元睿的尸首。昆仑奴完成刺杀之后，与商人登船入海，逃之夭夭。路元睿死后，人们从他家拉出了几大车金银珠宝。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广州又发生了所谓“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的事件。 中国史籍中常引用当时地方官员的描述，认为这是大食、波斯等国趁乱出兵攻打广州的事件。但在阿拉伯等国的史籍中都找不到相关记载。 有不少人认为，作乱的其实是居住在广州的蕃客，这背后也是官与商、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冲突。 蕃商攻入广州城，“劫仓库，焚庐舍”，其主要目标都是官衙与官仓。由于地方官上报朝廷时不敢名言，而是夸大其词，在史书中就变成了兵众攻城的历史事件。 唐代广州的繁华如梦，后来被黄巢起义军踏碎。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私盐贩子出身的黄巢率领他的军队攻入广州。黄巢看重广州“市舶宝货所聚”的金山银库，却在掠夺之后，将对唐朝的满腔愤恨发泄到广州城上。 史载，广州“初尉佗筑之，后为步骘修之，晚为黄巢所焚”。黄巢四面纵火，大肆焚烧，使广州遭受自东汉末年以来最严重的灾祸，同时，大批居住在蕃坊的蕃客也被黄巢屠杀。《中国印度见闻录》说，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祆教徒等，总共有12万人死于这场劫难。 由于黄巢手下大都是北方人，南下后水土不服，疫病大发，黄巢只好放弃广州，再次挥军北上，攻打唐朝都城长安。但就是黄巢在广州短短停留一个月期间，广州至阿拉伯的通航被切断，听说黄巢大肆屠杀蕃客后，直到唐朝灭亡（907年），外国船舶都不敢来广州了。 五代十国时，割据广州的南汉政权在国内外商人的共同努力下，重建蕃坊，再度开海，才修补了黄巢起义留下的创伤。 《南汉书》声称，诸国之中当属南汉富甲一方，“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南汉君主虽然暴虐，却支持宽松的营商环境，广州远离北方的军事打击，故而民安物阜，经济繁荣。 在此后以海上贸易闻名世界的宋元时代，广州城再度走向复兴，但也存在一条隐秘的暗线。 05宋朝的官家起初并不喜欢广州崇尚经商的氛围。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这首诗出自宋代，大致意思是读书人只要参加科举考试，考上了就可以光宗耀祖。 在文风鼎盛的环境下，崇尚打开国门做生意的广州显得格格不入。 宋灭南汉后，宋太祖一度禁止广州人采珠，规定采珠贩卖的人，年轻的充军，年老的回家耕田。这就是要劝老百姓专心务农。 广州有名的“五羊传说”，入宋之后在世间广泛流传起来。最早记载相关故事的晋代《广州记》，也仅在宋代《太平御览》里留下残篇。 南宋《南越志》写道：“昔有五仙牵五色羊至此。”传说，有五位仙人骑着羊，手执穗禾降临广州，祝福广州永无饥荒，之后五仙腾空飞去，五羊化为石像，故广州有“羊城”之称。 尽管这个故事的年代被设置在了广州建城之初，但其蕴含的思想，显然更符合宋时以耕读为本的主流价值观。 宋朝在广州设立市舶司，最初目的是控制当地的对外贸易，由官方垄断经营。其中有一项规定：“敢与蕃客贸易，计其值满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过十五千以上，黥面配海岛；过此数者，押送赴阙。”你看，商人生意做太大的话，还要治罪。 历经官方与民间的长期拉扯，宋朝才逐步放开政策。 淳化二年（991年），朝廷见广州商人不听号令，屡禁不止，只好承认“广州市舶每岁商人船舶，官尽增常价买之，良苦相杂，官益少利”。另外，朝廷允许“自今除禁榷货外，他货择良者止市其半，如时价给之，粗恶者恣其卖勿禁”。 这是减少对商人的剥削，扶持商业发展，并放开禁令，允许私商大量进入市场。 于是，中外商船再度云集广州。广州作为国际城市，汇聚了来自海内外的奇珍异宝。宋人郭祥正如此评价广州市场：“斛量珠玑若市米，担束犀象如肩柴。”广州的商人用斛量珠玑，像卖米一样成批贩卖，卖犀角、象牙的人像是卖柴一样，用扁担挑着到处走。 两宋之后，元代亦是一个开放的朝代。 但元朝军队南下灭宋，入主广州时，又一次对广州造成毁灭性打击。 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陷落后，宋臣拥立的小皇帝赵昰南下避难。面对咄咄逼人的元军，广州臣民为捍卫宋室，曾三次夺回广州。 元军被激怒后，对广州一带大肆破坏，直到南宋君臣淹没于珠江入海口的崖门。宋末元初的陈大震在《南海志》中写道：“天兵南下，平夷城壁，楼橹雉堞，一切荡除。” 元军攻入广州后，毁掉了宋朝市舶司办公的市舶亭，并绕开广州，以福建泉州为主要通商口岸，率先恢复泉州市舶司。 泉州，是宋元时期与广州齐名的海上贸易城市。宋末，在泉州主掌市舶司多年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向元朝献城归降，使泉州免于战火摧残。 元朝想以泉州取代广州，并垄断海外贸易，曾五次禁商下海，规定非官本船不能从事海外贸易。所谓官本船，即进行海外贸易的官船，一般由官府建造海船，发给本钱，挑选经手人入海贸易，所得利润三七分成，官府得七分，商人得三分。 可是，广州人自古就继承了经商的文化基因，朝廷根本抑制不了他们出海的心。《南海志》记载，当时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与地区多达141个，超过唐、宋时期，可见无论官府如何控制，这条历史悠久的航线始终无可替代。 于是，元朝只能再次在广州设市舶司。在历经多次摧残、限制之后，珠江上依然千帆竞渡，广州的海上贸易市场欣欣向荣。  南宋时期的岭南。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06明清时期，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广州却成为为数不多的开放窗口。 明朝两百多年间，市舶司几度兴废，长时间实行海禁政策，不少沿海居民铤而走险，靠走私谋生，却被划为强盗、海贼。 正统十四年（1449年），走私犯黄萧养从广州大牢越狱，率领一百多名囚犯起义，抢了军械库，后聚众万人，船数百艘，以“拜佛削羊”（攻打佛山、广州）为口号，围攻广州八个月。 后来，明军增援赶到，黄萧养不敌，逃到珠江河面的白鹅潭，被流矢射中，落水而死。 嘉靖年间“争贡之役”引发的海禁，让广州市舶司取得一家独大的贸易地位，更是清代一口通商的预演。 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名细川氏与大内氏两大商贸集团来明进行贸易。这两路日本人到了宁波，接受市舶司检验，由于双方的“勘合”（明廷所颁发的凭证）有新旧之分，都觉得自己的靠谱，因此大吵一架。 细川氏旗下的浙江人宋素卿深知官场门道，通过贿赂明朝官员取得信任。 在之后的宴会上，细川氏商团居于首席，大内氏退居次席，受到冷落、大内氏商团不甘人后，竟然因此大打出手，团抢出之前被收缴的武器，与细川氏商团在宁波展开械斗，沿路烧杀抢掠，与倭寇无异。 这一事件平息后，明廷在震惊之余，决定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州市舶司一处。 此后，明朝继续加强对广州贸易的控制。万历年间，朝廷派太监李凤为广东税使，掌管广州的经济大权，每年要求广东向朝廷征解二十万税银。同一时期形成的“三十六行”，负责垄断外贸事务，堪称清代十三行的雏形。 明代人称广州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这句看似有些自豪的评价，也表明当时的广州贸易是为大明王朝服务。  明代广州府境图 清朝初年，朝廷有了另一个实行海禁政策的理由。 当时，南明的国姓爷郑成功收复台湾，郑氏与清廷对立多年，随时可能发兵反攻。 清廷为了防止东南沿海民众与郑氏联合，于是五次颁布禁海令，勒令片板不准下海，又三次颁布迁界命令，迫使沿海居民烧毁房屋，内迁数十里，敢越界者，将下狱处死，海岸边一时成了“无人区”。 对于广州这样一个“四民之中，商贾居其半”的贸易都会，遏止商业意味着扼杀生机。 清初，广州人歉收时买不到粮食，丰收时又卖不出去商品，再加上战争、气候等因素，顺治年间，广州一度陷入“人相食”的大饥荒，城邑衰败，民间残破，人口从明末的38.56万人锐减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22.42万人，近四成人死于非命。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水师攻下台湾后，“禁海迁界”的理由不复存在，康熙帝下令停止迁界，恢复开海。朝廷正式宣布：“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次年，设立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处海关。 在当时，朝廷是否决定开海贸易，既不听商贾之言，也不考虑洋人意见，全靠天恩浩荡。 有官员奏报，闽、粤两省沿海内迁的老百姓回家时，感恩戴德地说：“我等离去旧土二十余年，毫无归故乡之望矣，幸皇上神灵威德，削平寇盗，海不扬波，我等众民得还故土，保有室家，各安耕获，乐其生业。不特此生仰戴皇仁，我等子孙亦世世沐皇上洪恩无尽矣。”  清代广州十三行：图中可看到怀圣寺、六榕花塔、镇海楼等广州代表建筑 07可惜好景不长。 乾陵二十二年（1757年），朝廷再次收紧对外政策，关闭其他几处海关，只留下广州一处通商口岸。至此，广州进入“一口通商”时代，其英文名Canton也成为老外口中中国的代名词。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据不完全统计，从1700年到1830年，输入广州的白银多达4亿两，粤海关的关税收人占全国关税总额的30%。 在一口通商的时代，广州十三行得到清廷特许经营。行商在对外通商中扮演着代理中介的角色，外商来华做生意，都需要经过他们进行交易。 十三行行商凭借垄断性贸易而发家致富，怡和洋行的伍秉鉴，一度成为帝国首富，与潘、卢、叶三家号称当时的“广州四大富豪”。  伍秉鉴画像 但是，垄断性的生意表面上风光无限，背地里往往需要政治的加持。 据统计，从1800年到1843年，伍秉鉴家族为了上下打点先后自愿或被迫捐出了1600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各种私底下的贿赂及送礼。 1842年，清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除广州外，清廷又新增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十三行的贸易垄断一去不返。 行商地位下降，失去利用价值后，清廷对伍氏家族进行最后的压榨。《南京条约》中的巨额赔款，有100万出自伍秉鉴家族，而此前《广州和约》的600万赔款，伍氏也帮清廷出了110万。 伍秉鉴在战争的风雨中心力交瘁，走向人生终点。就在《南京条约》签订的几个月后，年迈的伍秉鉴在写给美国朋友的信中说：“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过去两千多年间，政治、经济等不同力量在广州的博弈，铸就了广州的千载繁荣，也书写了这座城市的举步维艰，而伍秉鉴只是其中一个牺牲品而已。  外销画：1856年广州十三行大火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驻扎于广州的英军为了防止中国军民对外国商馆的袭击，将十三行周边的大片民房拆毁，筑起防御工事。 12月14深夜，愤怒的广州民众点燃被拆毁的房屋，火势迅速蔓延，直至吞没整个十三行地区。到第二天下午，除一栋房子幸存外，其余全部化成灰烬，广州十三行最终在大火中成为历史。 在风雨如晦的时代背景下，广州走进了新的动荡时代。 参考文献： [宋]周去非；杨武泉注解：《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97 [清]阮元：《广东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杨万秀主编：《广州通史》，中华书局，2010 叶曙明：《广州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 刘志伟：《广州三重奏：认识中国“南方”的一个视角》，《知识分子论丛》，2018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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