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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就是广州

 最爱历史本尊 2022-11-23 发表于广东

汉朝使臣陆贾第一次来到番禺(今广州)时,南越王赵佗用个性十足的的方式接见了他。

这是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一统中原后,意欲收服割据岭南的赵佗,于是派陆贾南下劝降。

赵佗身居岭南多年,自称“蛮夷大长老”,平日里身穿越人服饰,头发梳成椎髻,见到陆贾时,他双腿向前叉开而坐,没有半点儿中原礼俗的样子。

陆贾当面数落他,赵佗还不服气,说:“假如我当时也在中原逐鹿,哪见得就比不上汉皇呢?”

清代学者屈大均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意思是,广东自古远离中原,受中原声威教化的影响较小。

用王道正统的观点来看,古代岭南的发展史,似乎是一段接受中原教化的历史。从中原进入岭南的移民,历来被描述为传播文明的使者,中央朝廷的每一次变动,都有可能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

但是,中原帝王都的声教,并非文明的唯一标准。从广州这座城市的历史,可以看到不同力量之间长期的博弈与交融。

01

林语堂评价广东人,说其“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这种性格似乎从两千多年前就被刻进了岭南的文化基因。

南越王赵佗本是河北人,早年在秦朝当官,他之所以在岭南割据称雄,还要追溯到秦始皇时期的一次远征。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将囊括四海的步伐伸向了五岭以南的疆土,命屠睢率领50万大军南征百越。史书记载,此战十分惨烈,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秦尉屠睢一时轻敌,遭到越人夜袭,当场阵亡,百战百胜的秦军在南征途中狠狠地摔了个跟头。

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军吸取教训,先在湘江与漓江之间开凿灵渠,确保后勤补给,并训练精锐的水军“楼船之士”,随后以任嚣为主将,赵佗为副将再次出兵岭南。

四年后,任囂与赵佗率领的秦军平定岭南。秦朝在岭南设南海、桂林和象郡三郡,置“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其中任嚣为南海尉,总领岭南全局,赵佗为龙川县令,共守南越。

岭南,包括今广东、广西及海南等地,先秦时聚居于此的越人被称为“南越”。

任嚣对岭南的经营一直持续到了秦末乱世,为统一大业立下汗马功劳,史书将他与当时在北方防御匈奴的蒙恬并称:“秦北有蒙恬,威詟漠庭,南有任嚣,恩洽扬越,而始皇乃得以自安。”

这一时期,来自中原的戍卒、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与谪吏,为岭南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并与土著的越人通婚。

任嚣采取宽松政策,“抚绥有道,不敢以秦虎狼之威,复加荒裔”,接受南越习俗,与越人和睦相处。他任职数载,越人皆诚心归附。

公元前208年,秦朝灭亡前夕,任嚣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但他已经走到生命尽头。于是,任嚣召赵佗到番禺,临终前将岭南托付给他,说:“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

当时南海郡的治所番禺,即今广州市。

秦亡之后,赵佗不负任嚣所托,迅速派兵切断通道,严守关口,在番禺自立为王,史称“南越武王”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缘,为东江、北江、西江三江相汇之地。南岭以南,三江来水分别从博罗田螺峡、清远飞来峡、肇庆羚羊峡倾泻而出,汇入珠江,奔涌向海。

由于古时候广州“州治临海,海流秋咸”,当地人习惯将穿城而过的江河称为“海”,称今黄埔南海神庙一带为“大海”,而“小海”指今荔湾一带。

在古代,广州不仅坐拥浩荡江水,还有三十余峰逐级而下,其中,以白云山为第一级,越秀山为第二级,番山、禺山为第三级。

屈大均在《广州新语》中描述广州的山势时说:“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越)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番山、禺山大约在一千年前随着广州城市建设而被夷平,后来逐渐退出历史。

直到南越国灭亡的一千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仍然觉得依山临水的广州城有“王气”,下令在越秀山修建望海楼(后改称镇海楼,即现在的广州博物馆馆址)

这座雄伟的五层高楼取“威震海疆”之意,表面上像是一个观景楼台,实际上代表帝国对这片海疆的统治。按照当时统治者的迷信心理,其修建是为了镇压广州的“王气”

02

史书记载,赵佗活了一百多岁。在赵佗统治期间,南越国长期处于承平年代,他继承任嚣的政策,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南越风俗,对南越旧俗良则从之,恶则禁之,并鼓励南迁的中原汉人与南越土著通婚,此即“和辑百越”

当年陆贾见赵佗时,指责他“反天性,弃冠带”,整天和越人混在一起,想要以区区南越之地与大汉天子抗衡。

这是因为,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看,赵佗割据自立,身着越服,是落后的表现。

可从另一方面来说,赵佗摆出“椎结箕踞”的姿态,更容易与越人打成一片,从而在潜移默化之中移风易俗,史书说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

这种“文理”正是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初次融合,在赵佗的领导下,南越国也渐渐学习了来自中原的音律、衣食、人伦、语言文字、政治制度。

赵佗去世后,南越国又存在了二十多年。汉武帝在位时,派五路大军直捣番禺,灭南越国后,在岭南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合称“交州九郡”

南越国灭亡后,汉朝将岭南的政治中心移往苍梧郡广信县,意欲削弱番禺的政治地位,却不经意间唤醒了此地的另一个特性——平民属性

当时,番禺昔日的王室禁地变成了平民区,大量民众涌来,在王城的城墙下贩卖商品,建起了广州最早的“城中村”。

据《史记》《汉书》记载,当时的广州已经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商品集散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北方中原的主角似乎总是赫赫有名的明君贤臣、名将大儒,而远在南方的番禺,却把历史的舞台让给了无数默默无闻的商贩。

三国时期,孙吴统治下的交州划为交、广二州分治,其中广州的州治为南海郡番禺。

广州由此得名。

孙吴大臣步骘南下到广州为官时,登上象岗山,遥望珠江烟波万顷的壮阔景象,才知道当初赵佗为何会选择这里作为王都,赞叹道:“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

只因古人常将广州的江河称为“海”,所以步骘说,这里真是海岛上的肥沃之地,是宜于建立都城的地方。

于是,步骘筑立城郭,围绕着曾经的南越国王宫,对番禺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营建。

步骘扩建的广州城在南海之滨焕然一新,直到两晋之际,这里仍是庇护南下移民的世外桃源。

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十室九空,远在越秀山下的广州城却是一片平静祥和的乐土。有个南下移民去世后,在墓砖上刻下:“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

03

南朝梁武帝在位时(502年-549年)菩提达摩从印度航海来到广州,他后来被称为中国禅宗的始祖

达摩祖师在广州留下了两处史迹:一处是今广州上下九步行街旁边的“西来初地”,这里相传是达摩祖师西来登岸处;另一处是光孝寺的“洗钵泉”。

广州光孝寺原是南越王赵建德的故宅。三国时期孙吴学者虞翻被贬广州后,来到赵建德的故园中讲学,每次前来听课的学生多达数百人。虞翻在园中栽种树木,人们将这个园子称为“虞苑”。到了虞翻去世后,这个园子被捐出作为寺庙,因为其前身为王苑,故俗称“王园寺”

达摩祖师在广州登岸后,见王园寺的和尚每天都要到外面挑水喝,就告诉和尚们,寺院的地底下有黄金。

因为王园寺曾是南越国王故宅,又是大学者虞翻讲学之地,大家都相信其中确有宝藏,就跟着达摩,挑起锄头往下挖。挖了几丈深后,黄金没找到,却挖出了甘甜的泉水。正当众人失望时,达摩却说,这不是用黄金的斤两可以来计算的。

据《光孝寺志》记载,人们在这里打了一口井,称为“达摩井”或“洗钵泉”,其“味甚甘冽,盖石泉也”。

到了唐代,六祖惠能到广州时,光孝寺(当时名为乾明法性寺)有了“风幡之论”的著名典故。

当时,印宗法师在寺中讲涅槃经,讲了一半,指着飘动的幡说,问大家是幡为何而动。

有人说是幡在动,有人说是幡随风而动。

正当众僧为此争论不休时,惠能来到寺中,插话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乃仁者心动。”

菩提达摩在广州登岸,开启中国禅宗的历史,其实蕴含着广州另一个古老的属性——海洋属性

秦汉时期,广州流传的果布、珠玑、玳瑁等商品多来自于海外。广州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红海乳香、蜻蜓眼式玻璃珠等文物,也是海外舶来品。甚至就连秦始皇发兵征服岭南的原因,一说就是看上了“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

史学家吕思勉认为,早在先秦时,“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至交、广者。”这条从南海出发,通往东南亚等地的航线,即“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

珠江“八门入海”示意图。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04

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已呈现出“舟舶继路,商使交属”,海外商船“岁十数至”的繁荣景象。

当时坊间流传一句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这是说,广州的刺史在城门附近转一转,就能收获几千万钱财。

隋朝灭南陈,一统南北后,接管了广州的海外贸易市场,也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惧,他们担心隋朝加重对商人的盘剥。于是,番禺人王仲宣起兵反隋,以恢复南陈为名,引兵围广州。

隋朝不得不派兵平叛,解广州之围,随后请出本地土著领袖冼夫人安抚民心,才平息了这场动乱。

为此,隋文帝杨坚规定,“外国使人欲来京邑,所有船舶沿拆江河,任其载运,有司不得搜检”,确保海上贸易畅通,禁止广州官吏不得从海外客商身上侵吞牟利。隋代,广州“商贾至者,多取富焉”

隋炀帝时,在锐意经略海外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岭南的统治。

自隋炀帝起,朝廷在广州建南海神庙,祭祀南海神祝融,祈求海不扬波,风调雨顺。南海神庙的意义不仅在于祭祀,它也是王朝统治的象征,南海神被朝廷推崇,南海也受帝国管辖,但这种超越人间的力量是王朝统治者赋予的,以此宣称这片山海已被纳入帝国的体系。

到了唐代,从南海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乃至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有了一个官方名称——广州通海夷道

此外,唐朝在广州设置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使院。这一时期,“广人与夷人杂处……日发十余艇……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号称“涨海奥区,番禺巨屏。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

六祖惠能在广州留下“风幡之论”典故的时代,除了佛教外,还有无数外来文化在广州争奇斗艳。

从这条伟大航道而来的外国来客,在广州“蕃坊”定居,做生意,购田宅。唐代的蕃坊在广州西城外,大致以今光塔路为中心,始建于唐时的怀圣寺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蕃坊的居民以大食(阿拉伯)和波斯人为主,他们信奉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等不同宗教。

商贾骚动之下,广州开放包容。但即便是强盛的大唐帝国,对广州这种重利的风气还是看不惯的。

农为本,商为末,官府认为商人都是逐利之徒,广州一带“猎浮淫之利,民罕著本”,而商人表面上对官员毕恭毕敬,背地里也与官府若即若离。

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广州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官商矛盾。

当时,有些商人不堪官吏的任意盘剥,向广州都督路元睿告状。然而,路元睿不顾商人们的说辞,只知官官相护,判定商人有罪。这激起了商人们的愤怒。

那时有钱人家中经常用“昆仑奴”(即东南亚一带的“黑人”)作为仆役。其中一个商人的昆仑奴闯入官署,提刀杀死了路元睿及其十多个亲随,并带走了路元睿的尸首。昆仑奴完成刺杀之后,与商人登船入海,逃之夭夭。路元睿死后,人们从他家拉出了几大车金银珠宝。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广州又发生了所谓“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的事件。

中国史籍中常引用当时地方官员的描述,认为这是大食、波斯等国趁乱出兵攻打广州的事件。但在阿拉伯等国的史籍中都找不到相关记载。

有不少人认为,作乱的其实是居住在广州的蕃客,这背后也是官与商、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冲突。

蕃商攻入广州城,“劫仓库,焚庐舍”,其主要目标都是官衙与官仓。由于地方官上报朝廷时不敢名言,而是夸大其词,在史书中就变成了兵众攻城的历史事件。

唐代广州的繁华如梦,后来被黄巢起义军踏碎。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私盐贩子出身的黄巢率领他的军队攻入广州。黄巢看重广州“市舶宝货所聚”的金山银库,却在掠夺之后,将对唐朝的满腔愤恨发泄到广州城上。

史载,广州“初尉佗筑之,后为步骘修之,晚为黄巢所焚”。黄巢四面纵火,大肆焚烧,使广州遭受自东汉末年以来最严重的灾祸,同时,大批居住在蕃坊的蕃客也被黄巢屠杀。《中国印度见闻录》说,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祆教徒等,总共有12万人死于这场劫难。

由于黄巢手下大都是北方人,南下后水土不服,疫病大发,黄巢只好放弃广州,再次挥军北上,攻打唐朝都城长安。但就是黄巢在广州短短停留一个月期间,广州至阿拉伯的通航被切断,听说黄巢大肆屠杀蕃客后,直到唐朝灭亡(907年),外国船舶都不敢来广州了。

五代十国时,割据广州的南汉政权在国内外商人的共同努力下,重建蕃坊,再度开海,才修补了黄巢起义留下的创伤。

《南汉书》声称,诸国之中当属南汉富甲一方,“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南汉君主虽然暴虐,却支持宽松的营商环境,广州远离北方的军事打击,故而民安物阜,经济繁荣。

在此后以海上贸易闻名世界的宋元时代,广州城再度走向复兴,但也存在一条隐秘的暗线。

05

宋朝的官家起初并不喜欢广州崇尚经商的氛围。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这首诗出自宋代,大致意思是读书人只要参加科举考试,考上了就可以光宗耀祖。

在文风鼎盛的环境下,崇尚打开国门做生意的广州显得格格不入。

宋灭南汉后,宋太祖一度禁止广州人采珠,规定采珠贩卖的人,年轻的充军,年老的回家耕田。这就是要劝老百姓专心务农。

广州有名的“五羊传说”,入宋之后在世间广泛流传起来。最早记载相关故事的晋代《广州记》,也仅在宋代《太平御览》里留下残篇。

南宋《南越志》写道:“昔有五仙牵五色羊至此。”传说,有五位仙人骑着羊,手执穗禾降临广州,祝福广州永无饥荒,之后五仙腾空飞去,五羊化为石像,故广州有“羊城”之称。

尽管这个故事的年代被设置在了广州建城之初,但其蕴含的思想,显然更符合宋时以耕读为本的主流价值观

宋朝在广州设立市舶司,最初目的是控制当地的对外贸易,由官方垄断经营。其中有一项规定:“敢与蕃客贸易,计其值满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过十五千以上,黥面配海岛;过此数者,押送赴阙。”你看,商人生意做太大的话,还要治罪。

历经官方与民间的长期拉扯,宋朝才逐步放开政策。

淳化二年(991年),朝廷见广州商人不听号令,屡禁不止,只好承认“广州市舶每岁商人船舶,官尽增常价买之,良苦相杂,官益少利”。另外,朝廷允许“自今除禁榷货外,他货择良者止市其半,如时价给之,粗恶者恣其卖勿禁”。

这是减少对商人的剥削,扶持商业发展,并放开禁令,允许私商大量进入市场。

于是,中外商船再度云集广州。广州作为国际城市,汇聚了来自海内外的奇珍异宝。宋人郭祥正如此评价广州市场:“斛量珠玑若市米,担束犀象如肩柴。”广州的商人用斛量珠玑,像卖米一样成批贩卖,卖犀角、象牙的人像是卖柴一样,用扁担挑着到处走。

两宋之后,元代亦是一个开放的朝代。

但元朝军队南下灭宋,入主广州时,又一次对广州造成毁灭性打击。

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陷落后,宋臣拥立的小皇帝赵昰南下避难。面对咄咄逼人的元军,广州臣民为捍卫宋室,曾三次夺回广州。

元军被激怒后,对广州一带大肆破坏,直到南宋君臣淹没于珠江入海口的崖门。宋末元初的陈大震在《南海志》中写道:“天兵南下,平夷城壁,楼橹雉堞,一切荡除。”

元军攻入广州后,毁掉了宋朝市舶司办公的市舶亭,并绕开广州,以福建泉州为主要通商口岸,率先恢复泉州市舶司。

泉州,是宋元时期与广州齐名的海上贸易城市。宋末,在泉州主掌市舶司多年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向元朝献城归降,使泉州免于战火摧残。

元朝想以泉州取代广州,并垄断海外贸易,曾五次禁商下海,规定非官本船不能从事海外贸易。所谓官本船,即进行海外贸易的官船,一般由官府建造海船,发给本钱,挑选经手人入海贸易,所得利润三七分成,官府得七分,商人得三分。

可是,广州人自古就继承了经商的文化基因,朝廷根本抑制不了他们出海的心。《南海志》记载,当时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与地区多达141个,超过唐、宋时期,可见无论官府如何控制,这条历史悠久的航线始终无可替代。

于是,元朝只能再次在广州设市舶司。在历经多次摧残、限制之后,珠江上依然千帆竞渡,广州的海上贸易市场欣欣向荣。

南宋时期的岭南。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06

明清时期,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广州却成为为数不多的开放窗口。

明朝两百多年间,市舶司几度兴废,长时间实行海禁政策,不少沿海居民铤而走险,靠走私谋生,却被划为强盗、海贼。

正统十四年(1449年),走私犯黄萧养从广州大牢越狱,率领一百多名囚犯起义,抢了军械库,后聚众万人,船数百艘,以“拜佛削羊”(攻打佛山、广州)为口号,围攻广州八个月。

后来,明军增援赶到,黄萧养不敌,逃到珠江河面的白鹅潭,被流矢射中,落水而死。

嘉靖年间“争贡之役”引发的海禁,让广州市舶司取得一家独大的贸易地位,更是清代一口通商的预演。

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名细川氏与大内氏两大商贸集团来明进行贸易。这两路日本人到了宁波,接受市舶司检验,由于双方的“勘合”(明廷所颁发的凭证)有新旧之分,都觉得自己的靠谱,因此大吵一架。

细川氏旗下的浙江人宋素卿深知官场门道,通过贿赂明朝官员取得信任。

在之后的宴会上,细川氏商团居于首席,大内氏退居次席,受到冷落、大内氏商团不甘人后,竟然因此大打出手,团抢出之前被收缴的武器,与细川氏商团在宁波展开械斗,沿路烧杀抢掠,与倭寇无异。

这一事件平息后,明廷在震惊之余,决定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州市舶司一处。

此后,明朝继续加强对广州贸易的控制。万历年间,朝廷派太监李凤为广东税使,掌管广州的经济大权,每年要求广东向朝廷征解二十万税银。同一时期形成的“三十六行”,负责垄断外贸事务,堪称清代十三行的雏形。

明代人称广州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这句看似有些自豪的评价,也表明当时的广州贸易是为大明王朝服务。

明代广州府境图

清朝初年,朝廷有了另一个实行海禁政策的理由。

当时,南明的国姓爷郑成功收复台湾,郑氏与清廷对立多年,随时可能发兵反攻。

清廷为了防止东南沿海民众与郑氏联合,于是五次颁布禁海令,勒令片板不准下海,又三次颁布迁界命令,迫使沿海居民烧毁房屋,内迁数十里,敢越界者,将下狱处死,海岸边一时成了“无人区”。

对于广州这样一个“四民之中,商贾居其半”的贸易都会,遏止商业意味着扼杀生机。

清初,广州人歉收时买不到粮食,丰收时又卖不出去商品,再加上战争、气候等因素,顺治年间,广州一度陷入“人相食”的大饥荒,城邑衰败,民间残破,人口从明末的38.56万人锐减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22.42万人,近四成人死于非命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水师攻下台湾后,“禁海迁界”的理由不复存在,康熙帝下令停止迁界,恢复开海。朝廷正式宣布:“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次年,设立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处海关。

在当时,朝廷是否决定开海贸易,既不听商贾之言,也不考虑洋人意见,全靠天恩浩荡。

有官员奏报,闽、粤两省沿海内迁的老百姓回家时,感恩戴德地说:“我等离去旧土二十余年,毫无归故乡之望矣,幸皇上神灵威德,削平寇盗,海不扬波,我等众民得还故土,保有室家,各安耕获,乐其生业。不特此生仰戴皇仁,我等子孙亦世世沐皇上洪恩无尽矣。”

清代广州十三行:图中可看到怀圣寺、六榕花塔、镇海楼等广州代表建筑

07

可惜好景不长。

乾陵二十二年(1757年),朝廷再次收紧对外政策,关闭其他几处海关,只留下广州一处通商口岸。至此,广州进入“一口通商”时代,其英文名Canton也成为老外口中中国的代名词。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据不完全统计,从1700年到1830年,输入广州的白银多达4亿两,粤海关的关税收人占全国关税总额的30%。

在一口通商的时代,广州十三行得到清廷特许经营。行商在对外通商中扮演着代理中介的角色,外商来华做生意,都需要经过他们进行交易。

十三行行商凭借垄断性贸易而发家致富,怡和洋行的伍秉鉴,一度成为帝国首富,与潘、卢、叶三家号称当时的“广州四大富豪”。

伍秉鉴画像

但是,垄断性的生意表面上风光无限,背地里往往需要政治的加持。

据统计,从1800年到1843年,伍秉鉴家族为了上下打点先后自愿或被迫捐出了1600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各种私底下的贿赂及送礼。

1842年,清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除广州外,清廷又新增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十三行的贸易垄断一去不返。

行商地位下降,失去利用价值后,清廷对伍氏家族进行最后的压榨。《南京条约》中的巨额赔款,有100万出自伍秉鉴家族,而此前《广州和约》的600万赔款,伍氏也帮清廷出了110万。

伍秉鉴在战争的风雨中心力交瘁,走向人生终点。就在《南京条约》签订的几个月后,年迈的伍秉鉴在写给美国朋友的信中说:“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过去两千多年间,政治、经济等不同力量在广州的博弈,铸就了广州的千载繁荣,也书写了这座城市的举步维艰,而伍秉鉴只是其中一个牺牲品而已。

外销画:1856年广州十三行大火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驻扎于广州的英军为了防止中国军民对外国商馆的袭击,将十三行周边的大片民房拆毁,筑起防御工事。

12月14深夜,愤怒的广州民众点燃被拆毁的房屋,火势迅速蔓延,直至吞没整个十三行地区。到第二天下午,除一栋房子幸存外,其余全部化成灰烬,广州十三行最终在大火中成为历史。

在风雨如晦的时代背景下,广州走进了新的动荡时代。


参考文献:

[宋]周去非;杨武泉注解:《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97

[清]阮元:《广东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杨万秀主编:《广州通史》,中华书局,2010

叶曙明:《广州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

刘志伟:《广州三重奏:认识中国“南方”的一个视角》,《知识分子论丛》,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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