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金庸告别人间江湖的第四个年头。  但金庸笔下的江湖似乎从未离开—— 前几天，高伟光周一围版本的《射雕英雄传之东邪西毒》开机。  图源：新浪微博 而在此之前，《射雕英雄传》已经多达19个版本。 若把金庸的小说加一块，翻拍次数早已破百。  纵然烂片居多，经典寥寥，只要传来翻拍的消息，大家还是会在将信将疑中暗暗期待。 都说金庸武侠是成人童话，刀光剑影快意恩仇，风花雪月儿女情长，尽收其中。 侠者行走江湖，有浓情大义的至纯至真，亦有贪嗔痴怨人之本性。 如此嬉笑怒骂纵横世间，恰似金庸自己。 金庸本名查良镛，拆“镛”字而得。 祖上为名门望族，单康熙年间就以“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征服科举届。 到他那个年代，门第不再，书香延继。 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哥，表姐蒋英是声乐教育家，也是钱学森之妻，琼瑶则是他的表外甥女。  金庸先后有过三任妻子，和夏梦的“露水情缘”却最常为人乐道。 据传小龙女的原型是夏梦，王语嫣也带着夏梦的影子。 夸张点的轶闻，说金庸对夏梦得用上“一见钟情”“梦中情人”此类词语。 最离奇的要数称金庸当年是为追求夏梦，才去做了几年编剧。  金庸和夏梦对台词 然而，那些耀眼的亲戚与他无多交集。 至于夏梦，金庸从未回应传言，真假几分早已不为人知。 就连武侠作者，也只是他不以为然的一个身份。 金庸曾言，人这一辈子，要“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既是“闹”，也不满足于只惹一处尘埃。  叛逆分子 金庸笔下的黄老邪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五行八卦奇门遁甲、琴棋书画经济兵略，无一不知无一不晓。 单就这一特质而言，金庸是有些像黄药师的。  金庸饱读各类书籍，作家沈西城第一次走进金庸书房，便大为震惊—— “整个书房犹如一片汪洋大海”，三百多平的屋子，四面到顶全是书籍，还没算上别处的储书室。 爱搞怪的倪匡是金庸身边最像老顽童的朋友，喜欢冷不防向他发问，尽是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天文地理、历史时政、社科百家……金庸通通能答。 唯一一次没答上来的，是英国女王的姓氏。  不过，金庸最像黄老邪的地方，应当是叛逆。 “别人叫我干什么，我偏偏不干。” 那时，他还是查良镛。 查良镛勤学，从小成绩拔尖，却被退学了两次。  第一次是在上高中，训导主任颇为蛮横武断，同学们敢怒不敢言。 他直接写了一篇壁报张贴出来，带头发声。 文章绘声绘色，讽刺戴眼镜的训导主任是“东游西窜”的“眼镜蛇”，看得同学们拍手称快。 气得训导主任坚决要开除他，好在校长极力争取，才勉强让他“主动”退学。 第二次是考上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之后。 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但凡听到校长名字就要起立站定，双脚“噔”得并拢。若哪位同学没有这么做，会被围攻罚跪。 查良镛自是不满，他认为有争议可以辩论，用暴力的方式实在过分。 此言一出，当然又是被迫退学。 想来，令狐冲行事任性，总因触犯门规违逆师命被罚，倒有几分查良镛的影子。  被开除之后，他只能去报社从翻译做起，一步一步慢慢变成编辑。 查良镛少时的梦想是当外交官，因而不仅大学读的外交系，后又在上海东吴大学研修国际法。 当时他在报社发过几篇社论，被中国外交部的官员注意到，邀请他去做外交助理。 机会放在眼前的时候，他却犹豫了—— “我一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守规矩。” 思索再三后，查良镛谢绝好意，自此斩断外交梦。 他考进《大公报》做新闻人、去长城电影制片厂当编剧，是为了自由。 后来离开《大公报》、放弃电影业、决意创办《明报》，也是因为想要表达和行事不再受人限制。 查良镛不无打趣地说：“跟人家打工很困难，所以要自己做老板。” 彼时香港报业正是红火的时候，许多报纸奉行“3s”法则：“sex（性感）、scandal（丑闻）、sport（体育）”，下流报道不断。 而《明报》创办之初，查良镛就将其宗旨立为“公正、善良、独立、不党、不倚”。 “《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 从此，查良镛便开始了“左手武侠，右手社论”的双线人生。 金庸在《明报》上连载《神雕侠侣》，虽自己的确乐在其中，但主要还是为了保证报纸销量。 只不过，武侠是副本，做新闻才是主线任务。 他最看重社论，每日都要写上百千字刊出，评一评天下事。 自己当老板，说话自然不必束手束脚。 他言辞犀利，结果被狂热分子列在暗杀名单里，排名第二，第一位已经死了。 后来报社真的被寄了炸弹，幸好及时察觉包裹可疑，赶紧报了警，最后眼睁睁看警察在马路中间引爆炸弹。 “即使危险迫在眼前，感到恐怖也不卑怯退却。因为我不想被我小说中的英雄们取笑啊！” 金庸的自由亦有原则，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人们。 中英就香港回归问题谈判时，撒切尔夫人专程去香港单独约见金庸，想利用金庸的影响力，与我国政府讨价还价。 金庸直言反对，“她跟我没什么好谈的，就不谈了”。 虽与从政之路擦肩而过，但他在远离庙堂之处，做起了为国为民的江湖游侠。 小说里，金庸群策侠者，习武救国济苍生； 现实中，查良镛以笔为剑，针砭时弊警当下。 时人爱他敬他，甘称其为“香港武林盟主”、“香江第一剑笔”。 狡猾商人 金庸小说里的侠客，大多吃穿不愁，总有金银在手。 他本人亦如是，倪匡曾打趣他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最有钱的文人”。 赚钱这一点，金庸的确天赋异禀。 15岁和两个同学合写《献给投考初中者》，是国内第一本升学教材，红遍考学届。 后来念高中和大学的费用，都出自这本书的版权费。 他在《新晚报》任职时，香港报业野蛮生长，把连载小说作为营销手段。 在主编罗孚的半劝半逼下，陈文统和查良镛先后试水武侠小说。 陈文统写下《龙虎斗京华》，署名梁羽生，新武侠时代拉开序幕。 金庸起初毫无头绪，情急之下灵机一动，以站旁催他的老工为原型，创造出第一个出场高手——《书剑恩仇录》的绵里针，陆菲青。 自此，新派武侠小说一炮打响。 倪匡说：“在1957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 后来还发展出了“金学”，国内外不少学者研究其间妙处。 金庸却坦言：“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 不仅出书本本都是畅销书，金庸做生意的眼光也精准独到。 上世纪80年代，香港印刷报纸要凭美金从北欧进口白报纸，当时时局动荡，汇率浮动较大，掌握汇率成为报社经营的关键。 《明报》经常能用很低的价钱买进大量白报纸，等到价高同行买不起的时候，明报就用稍微便宜点的价钱卖给他们。 人们都以为是当时明报合伙创办人沈宝新的功劳，毕竟在分工上，他负责报纸销售，金庸负责文字。 然而有人跑去向沈宝新请教才得知，能掌握美金汇率浮动的，竟是金庸。 不过，生意人做起老板来，却是不那么惹人爱了。 金庸曾说：“职工的薪金和退休金要小心计算，不可随便放松。” 《明报》当时已经成为香港知识分子趋之若鹜的报纸，在报上有专栏几乎是文化人地位的象征。 和名气之盛截然相反，《明报》是给专栏作者的稿费实在不高。 遇到作者要求涨薪，金庸总以各种离奇理由回绝。 林燕妮叫金庸加稿费，金庸笑眯眯地说：“你那么爱花钱，加了又花掉，不加。” 挚友倪匡的亲妹妹亦舒也闹腾，金庸笑道：“你都不花钱的，加了稿费有什么用？” 亦舒气不过，在专栏里直骂金庸，语词辛辣刺骨。金庸依然是笑：“骂可以骂，稿照登，稿费则一概不加。” 有次倪匡酒劲上来了，当着一众作家的面大闹金庸，要求加稿费。 倪匡满以为金庸会一口拒绝，没曾想他应了下来：“倪匡兄，好好，我加！” 事后稿费确实有加，但只加了百分之五，敷衍尽显。 倪匡自觉被戏耍，气得打电话过去开骂，金庸不急不躁，要给他写信说明。 两天之后，信到倪匡手中，只见上面洋洋洒洒列了十几条理由，什么经济如何不景气啦，报馆开销如何大啦。 最后点出，一人加了稿费，大家便都要加稿费，开支实在难以平衡。 句句言辞恳切，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既叫人忍不住点头，又让人心酸难受。 倪匡看完，只能无奈揶揄：“我虽然蛊惑精灵，却斗不过老查，他是老奸巨猾。” 何以为侠 金庸如此抠门，其实是因为办报之初吃尽苦头。 为了办报，金庸把小说赚来的钱全都投进报纸，朋友劝告无果，说他非倾家荡产不可。 他却觉得，“倾家荡产”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也没有多少财产。 彼时香港的报刊是现在的两倍多，报纸要卖1万份以上才能维持生存。《明报》刚开始只能卖出四五千份，报社举步维艰。 最困难的时候，金庸当时的老婆朱玫要变卖昂贵首饰帮忙支撑。 也正是因为金庸一直以来精打细算，得势后富而不骄，才让《明报》从当初的四开小报，一路成长壮大为享誉新闻届的明报集团。 其实，金庸并非守财饕餮。 当年写完《鹿鼎记》后，金庸在武侠小说如日中天之时突然宣布封笔。 只因各种类型都已尝过，自觉往后难以出新，所以宁可自认“江郎才尽”，也不愿为一时名气重复过去。 香港武林盟主就这样，解下腰间三尺剑，江湖从此不争锋。 明报集团上市后，金庸退出管理层，低价转出股权，只挂个名誉主席的空衔。 香江第一剑笔，事了拂衣去。 此后游山玩水赏天下，研学静修冶心性，好不快活。 对于私人钱财，金庸也是不甚在意。 央视想要《笑傲江湖》的翻拍授权，金庸说，如果能像拍三国水浒那样拍他的作品，他愿意把版权费降到一块钱。 此后，江湖上便有了金庸一元卖版权的美谈。 其实他还承诺过，如果翻拍不改编小说，就倒送十万。可惜没有送成功，剧本还是被改了。 晚年金庸曾向往住在西湖附近，他出生于浙江，尤爱江南景致。 从小说里就能看出来，金庸极擅长勾勒江南意趣。他喜爱令狐冲夫妇，便把两人安排在西湖边过逍遥日子。 杭州政府得知后，特意为金庸留下西湖旁一大块地，盛情邀他前去居住。 金庸没有拒绝，也没有全然接受。 他要自掏腰包为这里盖屋造园，并承诺在百年之后捐给市民，对公众开放。 “我不能把西湖的福气都享尽了......我只是临时来住住而已。” 于是金庸花了1400多万，耗时两年，将其置成清朗秀丽的古典园林，取名为“云松书舍”。 结果只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就捐给了杭州政府。 金庸觉得，这个地方太大，房舍结构太精美，他一个普通老百姓，住这样好的地方不合适。 这种淡财的心态不止向外，对朋友也历来如此。 和倪匡一起打牌，金庸称得上是逢赢破财。 倪匡自认牌品差，输了总忍不住撒泼闹腾。 金庸不但跟哄小孩一样软软哄他，还随手送上不菲珍品，包括但不限于昂贵相机、价值十几万的劳力士手表等。 金庸脾气极好，倪匡称其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 有次几个朋友到金庸书房玩，他正伏案写社评，客人们聊到兴头上吵闹不已，还老是到他桌前用电话。 他没有半分恼意，反倒安慰略带歉意的朋友，连连说不要紧。 金庸对朋友，已经到了宠溺的程度。 倪匡爱吃鱼，金庸每每和他吃饭，都把鱼头夹到他碗里。有次倪匡口腔发炎不能吃了，金庸高兴地说：“你不吃，我吃！” 认识十多年，倪匡到那时才知道，原来金庸也喜欢吃鱼。 金庸爱棋如痴，小说里用“玲珑棋局”讽喻人生，现实中拜数位顶级棋手为师，只为精进棋艺。 然而和朋友下棋的时候，他却会为了照顾友人心情假意输局。 梁羽生去世前几日曾打电话给金庸：“有机会再一起下围棋，这次你就不要让我了。” 梁羽生（左）和金庸（右） 金庸待人赤诚又温柔，身边都是情深意重的老友。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对于你我这般的平常人来说，为国为民似乎实在是听起来遥远。 我们埋首于自己的生活中，越来越难听到远方的哭声，在迷茫和疲惫中踽踽独行。 阵痛和无奈逐渐成为当代人生活的常态，太多人试图躺平后又迅速鲤鱼打挺回到内卷现实中，如此形成道道仰卧起坐的人类景观。 但，金庸依然用一生给普通人指出了一条“侠者之路”—— 不必惊天动地，也无需武功卓绝，只需善良与勇敢。 史航评价金庸说：他是一个不肯背对这个世界的人。 不去背对这个世界，便是你我力所能及的，最小单位的侠。 点个「在看」，愿金庸天边安乐，现世侠义永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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