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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 9 月 17 日的墨西哥城，一对年轻情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登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但女孩马上意识到自己丢了雨伞，于是他们又赶紧下车，随后挤上了第二趟车，在后排坐下。 几分钟后，一辆迎面而来的有轨电车从侧面撞上公共汽车，将车子拖行了几英尺。几名乘客当场死亡。 
自画像《破碎的柱子》展示了事故对她身体的破坏。《时代》杂志曾将弗里达的艺术总结为 “以画笔和颜料绘制出的充满痛苦磨难的自传。” 幸运的是，男孩子亚历杭德罗·戈麦斯·阿里亚斯（Alejandro Gómez Arias）只受了点轻伤，但他马上看到女孩伤势严重：一根铁扶手从她的骨盆部位穿过（她后来回忆说就象“剑刺穿公牛一样”）， “剧烈的冲撞撕开了她的衣服。车上有人带着一包金粉……那金粉撒满了她血淋淋的身体。”
这个女孩就是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全名：Magdalena Carmen Frida Kahlo y Calderón）。在那场事故中，她的盆骨骨折、肩膀脱臼、锁骨骨折，扶手刺穿了她的腹部和子宫，脊椎断了三处（医生后来发现还有三块椎骨也断了），右腿断了11处…在此后的29年中，她做过至少32次手术…也因此丧失了生育能力，虽然她尝试过但都最终流产…但她仍然顽强地活了下来，并在日后成为一位标志式的人物，一位拥护共产主义的艺术家，一位女权主义者。  墨西哥二十元纸币上印的是每一届的总统先生，每隔几年就会更新。五百元纸币是为了纪念墨西哥革命一百周年而发行的，两面各有一幅肖像，即弗里达·卡罗和迭戈·里维拉。弗里达的肖像，仍然是标志性的连成一字的浓眉和传统发式与服装。
弗里达1907年7月6日出生在墨西哥城郊区Coyoacan的蓝屋（La Casa Azul），父亲威廉·卡罗（Wilhelm Kahlo）是来自德裔犹太移民，经营着一家照相馆；母亲玛蒂尔德·卡尔德隆·冈萨雷斯（Matilde Calderon y Gonzalez）是西班牙和土著混血儿，是一个严格而虔诚的信徒。
 蓝屋不仅是弗里达童年时的家，也是她从1939年到去世时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在迭戈安排下，蓝屋于1958年作为Frida Kahlo博物馆开放，那时迭戈也已去世一年了。
弗里达与母亲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但与父亲关系很亲密，他向她介绍欧洲哲学家的著作，如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弗里德里希·席勒和亚瑟·叔本华…她自小就在父亲的照相馆里帮忙，并从他的朋友那里接触到了绘画。
 摄影师的父亲镜头下的弗里达
六岁时，弗里达患上了脊髓灰质炎，康复后留下后遗症，走路一瘸一拐，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对学习新知识的渴望。1922年，作为第一批被录取的35名女孩之一，弗里达进入国立预科学校学习，打算将来从事医学工作。 预科学校时的弗里达，幽默、开朗、外向与自恋。她在学业上表现出色，对墨西哥文化非常感兴趣，并且在政治上也变得活跃。
在学校时，弗里达认识了一群持不同政见的学生，与他们的交往也进一步激发了她对文学和政治的兴趣。她还与其中一位积极分子亚历杭德罗成了恋人。校园、青春、激情、梦想…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将她年轻的身体和对未来的计划撞得支离破碎。她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一个月，浑身打满石膏，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回家后又在床上困了几个月。为了打发时光，弗里达的父母给她做了一个特别的画架，并在她头顶上放了一面镜子，这样她就能对着镜子画自画像。在弗里达一生中，她创作了143幅画作，其中55幅是自画像。虽然发型、服装和肖像各不相同，但总是以无动于衷、坚定的目光展示着自己。她说：“我画自画像，因为我常独处，也因为我是我自己最了解的主题”。 1926年，弗里达完成了她的第一自画像《穿着天鹅绒裙子的自画像》，她将它作为爱的信物送给亚历杭德罗，然而两人最后终告分手。
 她最著名的自画像也许是《带荆棘项链和蜂鸟的自画像》
1927年，弗里达加入了墨西哥共产党（PCM），并开始接触墨西哥城的艺术和政治圈子。她认识了摄影记者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和古巴革命家胡里奥·安东尼奥·梅拉（Julio Antonio Mella），彼此成了亲密的朋友。1928年6月，在莫多蒂组织的一次派对上，弗里达被介绍给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彼时他已经是墨西哥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也是PCM中极具影响力的成员。其实弗里达在预科学校时就不止一次见过迭戈。当时迭戈正在校园里创作一幅名为《创造》的壁画。弗里达经常在一旁观摩，她还告诉一个朋友，总有一天她会嫁给他。迭戈对弗里达向他展示的作品中的诚实和独创性印象深刻，鼓励她继续自己的艺术追求。尽管迭戈当时已有家室（这是他的第二次婚姻），并且两人年龄相差近20岁，但两人很快就开始了浪漫的关系，并于1929年8月21日结婚。 他们婚后搬到了莫雷洛斯州农村，在那里弗里达完全致力于绘画
弗里达母亲并不满意这场婚事，说两人在一起是“大象和鸽子”（ 指两人在身高、体重和年龄上的过分悬殊）。然而，这场婚事得到了父亲的首肯，部分原因可能是父亲知道迭戈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女儿的医疗费用吧，不断的医疗费用已经使这个中产家庭濒临破产了，他希望有人能接替他照料女儿并继续支持她的艺术追求。“我的人生里有两次重大事故。一次是车祸，一次是迭戈。迭戈是目前为止最糟糕的。”弗里达曾经这样评价她与迭戈·里维拉的婚姻。
迭戈被誉为“墨西哥文艺复兴”的美术巨人，而他的另一个名声则是他沉溺女色。婚前他曾告诉弗里达自己的这个毛病，并且表示：没办法，医生都说这是他身体的原因，但他愿意尝试为弗里达保持忠诚。然而，里维拉并未能遵守自己的承诺。事实上，蜜月期还没结束，两人就已经有诸多矛盾了。 他们的家与工作室，该房子由一座桥连接的两个独立空间组成，这似乎也是两人关系的一种写照。
而性格奔放、感情强烈的弗里达也从来不是一个逆来顺受者，只不过与迭戈不同的是，她是一个双性恋者。 她与匈牙利摄影师尼古拉斯·穆雷（Nickolas Muray）有一段断断续续持续了10年的恋情
穆雷被认为是在镜头前捕捉到卡罗最丰富多彩的男人👆 1936年，弗里达加入了第四国际，并经常在蓝屋会见国际知识分子 、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她还向流亡的俄共领导人、她的政治偶像列昂·托洛茨基及其妻子纳塔利娅· 塞多娃（Natalia Sedova）提供住处，她与托洛茨基也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 还有日裔美国雕塑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 尽管这样，当弗里达发现迭戈与她妹妹克里斯蒂娜的不伦之恋时，她还是感到了双重的背叛，并将内心的痛苦以她一贯强烈的风格在自己的画作中演绎出来。 在不断的冲突中，两人于1939年离婚。但次年即复婚，维持着一种“开放式婚姻”，一直共同生活到弗里达离世。尽管两人关系起起伏伏，但在艺术上弗里达还是从迭戈那里受益匪浅，而迭戈也里是真正深刻理解弗里达的人，他在一封信中对朋友说：“她的画尖刻而温柔，硬如钢铁，却精致美好如蝶翼；可爱如甜美的微笑，却深刻和残酷得如同苦难的人生。”在这幅早期肖像里，迭戈拿着调色板和画笔，象征着他成功画家的地位，弗里达在这里只是一个妻子，穿着传统服饰，是一个被动和支持的角色，牵着才华横溢、广受赞誉的丈夫的手。她站在丈夫左侧，人物位置与传统的婚姻肖像画相呼应，表明她作为女性的道德地位较低。 事实上，在弗里达绘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被迭戈的盛名所笼罩，被称为“壁画家的妻子”，直到晚年才获得国际认可, 迭戈反过来被称为“弗里达的丈夫”。他们的婚姻中有欣赏、恩爱、背叛、合作、憎恨…两人都相信共产主义，他们投身于墨西哥的人民运动，为本国的民族文化骄傲。20世纪的前期后来被称为墨西哥的文艺复兴。 1938年， 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安德烈·布列塔尼（André Breton）访问墨西哥城期间，被弗里达的画迷住了，经他安排，弗里达在美国纽约举办了第一次个展，并引起了巨大的媒体轰动。1939年，卢浮宫买下了卡罗的《框架》，成为20世纪墨西哥艺术家的第一件被国际知名博物馆购买的作品。 此后，弗里达的国际声誉不断增长。1943年，她的作品被纽约佩吉·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佩吉和她的收藏的故事点此）的本世纪艺术画廊（Art of This Century Gallery）的《女性艺术家》收录。同年，她被任命为教育部美术学院La Esmeralda的绘画教授。《摩西》（1945年）获得了国家奖 《两个弗里达》于1947年被现代艺术博物馆买下 与此同时，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医生做了一个手术试图伸直她的脊柱，但没有成功，从1950年开始，她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轮椅上。
1953年春天，弗里达在墨西哥的Lola Alvarez Bravo画廊做了她在墨西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个展。虽然医生告诫她不要去现场，她仍然乘坐救护车去了画廊，躺在放在画廊中心的四柱床上，与观众讲笑话、唱歌…
同一年，由于软组织坏死，弗里达不得不截去膝盖以下的右腿。“我的画带着痛苦的信息”“绘画完成了我的生活”——弗里达语。（My painting carries with it the message of pain. Painting completed my life.）1954年7月13日，弗里达在蓝屋去世，官方死因是肺栓塞，但有传言说是自杀。她一直在坚强地抗争，终于是累了，生命之火也渐渐地暗淡，离开也的确是一种解脱。她日记里最后的话是：“我希望离开这个世界是快乐的，我不愿意再来”。弗里达在众多的画作中用一种非常直白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一生所受的伤痛（你很难断然分清那些是肉体或是精神上的）：车祸、流产、背叛，但她的画作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主观体验，还包括了她对性别、种族和社会阶层这些社会问题的反思。蓝屋博物馆里陈列了很多弗里达的生前用品。这件石膏胸衣支持着她的身体，也是她的画布。虽然出生于1907年7月6日，但弗里达总告诉人们她出生于1910年。这一年，正是墨西哥革命爆发之时，激进的土地改革，妇女同工同酬法，还有社会主义思潮…她就在这种革命的狂热中长大，民族自豪感的复苏和随之而来的进步思想的传播深深地鼓舞了她。弗里达也同样很直白地在画作中表露出自己的政治倾向，她认为美国是剥削性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化身，是剥削邻国的寄生虫。《墨西哥和美国边界线上的自画像》，1932年。图中，墨西哥一侧以自然、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彩色图像为代表，而沉闷的灰色工厂和污染景观则代表美国，而画家手中的旗帜清楚地表明了其忠诚所在。 尽管弗里达生前就已经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但从上个世纪70-80年代，她受到越来越多追捧，并在 21 世纪达到了一些评论家所说的“弗里达狂热”。她成了一种精神符号，她身上有着太多的标签，马克思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超现实主义，甚至有人称她是“女版切·格瓦拉”…
摄影展上的弗里达的照片 她的个人生活，就如同她的画作与服装一样色泽鲜明而浓烈，痛苦与激情，爱与恨，忠诚与背叛…充满了戏剧性, 在她去世后的几十年里激发了许多文章、书籍和电影。其中包括海登·埃雷拉的畅销书《弗里达：弗里达·卡罗传记》（1983年），电影《Frida，naturaleza viva》（1983年上映）。2002年，米拉麦斯（Miramax）发行了以弗里达为主角的传记电影《弗里达》（Frida），由墨西哥女演员萨尔玛·哈耶克（Salma Hayek）主演，获得了超过5000万$US票房，并赢得了两项奥斯卡金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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