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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画年代的判定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难题。21世纪初，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率领的学术团队创立了岩画研究的考古学方法[1]，十余年的大量实践证明，这套方法能有效突破岩画断代的瓶颈，为后续研究奠定科学的基础[2]。但团队也发现该方法在理解和操作中常存在一些误区，影响结果的准确性。本文总结、分析目前常见的研究失误，并以新疆巴里坤八墙子岩画点[3]为例，重新梳理、探讨这套方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步骤，以期不断改进和完善。岩画考古年代学研究的基本步骤包括图像分类、画面分层、分组与分期以及绝对年代推断等，很多环节都存在一些常见的误区。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考古资料的分类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因为绝大多数岩画图像题材都是动物，故常见的分类方法一般是按照动物种属先分大类，如羊、马、鹿等；其余非动物形象也各自成大类，如人、车辆等。然后再依据形态上的各种细节划分小类（即有的研究中划分的“型”“式”），动物腿的数量、身体的弧度、线条的粗细等都可以作为划分的依据。这样，一批岩画往往被分为十几个大类，数十个“型”“式”。如果是作岩画的题材研究，采取这样的分类方式是合理的，但如果仅是年代研究，如此分类就过于繁缛，而且标准模糊，工作量巨大，容易产生失误。实际上，只需抓住可能与时代差异关系密切且易于把握的主要特征就可分类，不必拘泥于细节。岩画的绘制技法、表现形式、艺术风格等图像的呈现手法是其形态特征的决定因素，应作为分类的首要标准。此外，由于尚未分析各类岩画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建议在这一步就做型、式的区分。画面的分层是年代研究的基础，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全盘皆错。其原理是依据考古地层学方法，判断同一画面上岩画个体之间的“层位关系”，即相对年代关系。常见的层位关系有两种，一是个体间的打破关系，即晚期岩画覆盖并破坏早期岩画的现象;二是个体的“漆化程度”差异。岩画在凿刻完成后，由于大气尘埃的沉积作用，表面会逐渐覆盖一层富含锰、铁离子的有光泽的氧化物薄膜，被称为“岩石漆”[4]，这一过程就是“漆化”。漆化程度即岩石漆颜色深浅度的相对差别，同一画面上颜色越深的岩画个体，经历的漆化时间越久，时代就越早，反之则越晚；如果颜色相近，说明时代也接近（但有时岩石的风化会导致局部岩石漆颜色变化，需注意甄别）。这样，就能把同一画面上有共时关系的个体合并到一个集合中，类比考古发掘中“文化层”的概念，将这种集合称作一“层”岩画，通常一个画面可分为1～4层。根据早晚关系，可排定各层的顺序，就像层层叠压的地层一样。以八墙子岩画YH79-1号画面为例，画面上共30个个体（图一）。首先根据漆化颜色的接近程度，将其分为3层。第①层包含13、15～18、22、23、25～30号个体，第②层包含4、6、8、21号个体，其余为第③层。第①层个体的颜色最浅，第③层个体的颜色最深，且第①层的25、26号个体打破第②层的21号个体，13号个体打破第③层的14号个体；第②层的4、8、21号个体又分别打破第③层的5、10、12和20号个体。因此第①层时代最晚，第②层次之，第③层最早。 
画面分层常有一种误区，有的研究者弱化乃至忽视客观存在的层位关系，而又过分强调岩画的形态特征，认为有共同形态特征的岩画形象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时代应较为接近。由此在分层时，常把一个画面上的同类个体倾向于归入同一层，而把异类个体倾向于做早晚区分。这样每层包含的个体种类几乎是唯一的，看似非常“整齐合理”，实际上与层位关系往往相矛盾。如图一，共存于YH79-1号画面第③层的13个个体，1、2、5、9、11、12、14、19、20、24号个体为线条式，3、7、10号为剪影式；第②层的6、21号个体为剪影式，而4、8号又属于线条式，且与第③层的大部分线条式动物并无明显差别。像这种不同的形象共存于同层，或相似的形象跨越多层分布的案例比比皆是。这是因为，岩画并不是用途明确、制作专门化的人工制品，其作者群体庞大，绘制标准不统一，即使属于同一时代或同一族群，不同作者的绘画能力、审美水平也千差万别，甚至同一作者在不同的目的和状态下也会有不同的表达倾向，因此风格迥异的作品有可能属于同一时代。相应地，造型简单、粗糙、随意的岩画形象，可能在不同时代都有趋同现象，况且还常有晚期的作者模仿早期作品的情况，因此相似的作品也可能会存在于多个时代。所以在画面分层时应坚持以层位关系为本，不要受主观推测的影响。可分两层以上画面和包含两类以上岩画形象的画面一般被称作“典型画面”，是分期研究的样本。分析不同典型画面上的层与层的相对年代关系，把具有共时关系的层合并成组，并排定各组的顺序，就初步形成了分期。一定要选择足够多的典型画面相互验证，如果样本量有限，难免会以偏概全。不同画面之间基本没有直接的层位关系，需依据一些特征鲜明的岩画形象将它们相互联系，这种岩画形象被称为“典型图像”，类似考古类型学研究中的“标型器”，具有分布广泛、时代单一的特点，可作为断代的标尺。包含同类典型图像的层，即可并入同组。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对典型图像的选择不够严谨，往往只关注其数量是否丰富，很少验证其年代是否真的较为单纯。一般来说，造型复杂、刻画精细，或是在风格、技法等方面足够特殊的岩画形象，可作为典型图像优先挑选。这些形态特征说明它不是随意绘制，而是具有较高艺术能力的作者为特定目的专门创作的，代表了特有的文化信息，很难被后世再次创作或准确模仿，可能具有较独立的年代。挑选典型图像后，仔细观察其分层情况，在样本量足够的前提下，如果同画面上的同类典型图像基本没有跨层分布，即都属于同一层，没有相互打破，并且漆化程度接近，就可证明其年代是相对集中的。典型图像确定后，将典型画面上包含同类典型图像的层先合并成组，然后将晚于典型图像的层归为一组，早于典型图像的层归为另一组。自然就把不属于典型图像的个体放入了不同组别，并能计算出它们在各组的分布概率。如果有几类典型图像，则可以相互验证补充。最后综合分析结果，得出所有典型画面的分组以及各类个体在各组的出现频率。典型画面的样本量越大，计算结果就越精确。按照出现频率，将剩余的非典型画面上的岩画个体插入各组，就完成了一批岩画的分期。典型图像的期别归属比较明确，而非典型图像很难一一确认其具体归属，只能推断其处于某个期别的频率高低，以及每期的大致数量。岩画的绝对年代判断方法，分为考古学断代和自然科学测年两种，本文仅讨论考古学方法。其原理是，如果岩画点本身是一个聚落遗址的组成部分，或者附近有其他古代遗存分布，那么岩画与遗址应是密切关联的，可根据岩画分期与遗址分期的对应关系判断各期岩画的绝对年代范围。而一些特征鲜明的岩画形象，也可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法来断代。八墙子岩画点共发现185个画面，640个古代岩画个体，其中动物形象约占90%，其余为人物和骑马人。动物及骑马人形象均以侧面视角描绘，不同的种属除在头、颈、角等特征部位有所区分外，对形体的表达方式基本一致，因此可以把动物和骑马人作为一个大类，统称为“动物类”。而人物形象不仅有侧面视角，还有正面视角，特征部位与动物也多有区别，可作为另一大类。根据呈现手法不同，各大类均可细分为若干小类（表一）。
A类动物：敲凿法绘制。线条式或狭长的轮廓式。颈部不明显，身体比例不协调，躯干和四肢僵直，不表现生理曲度。B类动物：敲凿法绘制。线条式或狭长的轮廓式。颈部明显，身体比例不协调，躯干和四肢僵直或略有动态，基本没有生理曲度。C类动物：敲凿法绘制。线条式或狭长的轮廓式。头颈部和躯干与B类相似，但更富动态，四肢有生理曲度，后肢关节刻画明显。D类动物：敲凿法绘制。剪影式或丰满的轮廓式。头颈部明显，身体比例较协调，躯干和四肢僵直或略有动态，基本不表现生理曲度。E类动物：敲凿法绘制。剪影式或丰满的轮廓式。身体比例较协调，富于动态。躯干和四肢有明显生理曲度，胸、臀、肩部突出，腰部较细，四肢关节和肌肉突出，后肢表现尤为明显。F类动物：划刻 磨制法或敲凿 磨制法绘制，边缘齐整。剪影式、特写式或丰满的轮廓式，其余特征基本与C类动物相同，动态感更强。部分骑马人会特写人物携带的兵器、甲胄等装备。B类人：敲凿法绘制。侧面或半侧面视角，手中持弓箭或不持物。不同类的个体总数及拥有的动物种属数量差异较大（表二）。其中C类动物和A、B类人总数均偏少，A、B、D类动物总数和种属虽然很多，但形态简单、粗糙，均不适合做典型图像。只有E、F类动物，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图案清晰精细，刻痕深峻有力，对关节、肌肉等生理曲度有专门表现，有的骑马人刻画尤其复杂，是较为理想的典型图像。
经过分层，共确认87个典型画面，均未见E、F类动物有同画面跨层分布的现象，而A、B、D类动物和B类人则常见跨层分布。如图一所示，所有F类动物均属第①层，所有E类动物均属第②层，而B类动物则分属第②、③层。由此验证了E、F类动物年代的独立性，适合作为典型图像。共13个典型画面上的13层包含F类动物（表三中所有画面的第①层），这13层即可合并为第1组。组中除52个F类动物，还有2个B类动物（属YH90第①层）。这些画面上没有晚于第1组的层，可知第1组在所有岩画中时代最晚。早于第1组的层共16个（表三中所有画面的第②、③层），其中有19个A类动物、16个B类动物、2个C类动物、16个D类动物、8个E类动物和1个B类人，由此可计算出这13个典型画面上各类个体在第1组的分布概率和时代早于第1组的概率（表四）。
共36个典型画面上的36层包含E类动物（即表五中画面YH24、YH68、YH79-1、YH82、YH87、YH104的第②层和其余画面的第①层），这36层即可合并为第2组。组中除68个E类动物，还有10个A类动物、17个B类动物、8个C类动物、9个D类动物和7个B类人。
这36个画面上，晚于第2组的层共6个，即YH24、YH68、YH79-1、YH82、YH87、YH104的第①层，其中包括18个F类动物和1个D类动物（属YH104第①层），均可归入前文所述的第1组。时代早于第2组的层共28个（表五中除YH104第①层外，所有不含E、F类动物的层），其中包括45个A类动物、31个B类动物、2个C类动物、19个D类动物、5个A类人和2个B类人。由此，可计算这36个典型画面上各类个体在第2组的分布概率和时代早于第2组的概率，并补充D类动物在第1组的概率（表六）。也可知第2组的时代早于第1组，而晚于剩余的层。
时代早于第2组的28层可以合并为一组，但也可进行更细的划分，因为其中4个画面上的8层仍存在早晚关系（表五中YH6、YH31-1、YH76-2、YH89-2的第②、③层）。时代较晚的4层，有3个A类动物、4个B类动物、1个C类动物和8个D类动物，且每层都有C类或D类动物。而时代较早的4层有7个A类动物、8个B类动物，以及A、B类人和D类动物各1个，没有C类动物，且每层都有A类或B类动物。这样，又可以把这4个画面上时代早于第2组的层再分为两组，相对较晚的层为第3组，最早的层为第4组，同样可以计算分布概率（表七）。虽然区分第3、4组的样本量偏少，但除了这4个画面之外，还有21个典型画面上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几乎所有C、D类动物要晚于绝大多数A、B类动物和A、B类人（表八），这和表七得出的概率基本相符，因而这两组的划分可以成立。
经以上分析，各层及层内个体都归入了确定的组别。经过综合计算，可得出典型画面上每类个体在不同组的出现频率（图二；表九）。将剩余的非典型画面上的个体按出现频率插入各组，就完成了八墙子岩画的分期。按从早到晚排序，第4、3、2、1组分别对应了第一、二、三、四期。
第一期个体总数较多，以A、B类动物为主，还有少量D类动物和A、B类人。第二期个体总数明显下降，A、B类人基本消失，D类动物增加，新出现C类动物。第三期个体总数最多，新出现E类动物并占据主流，C类动物和B类人显著增加，B类动物数量回升，A、D类动物则减少。第四期个体总数急剧减少，F类动物出现并占主流，其余种类数量较少或消失。在分期的框架下，还可将动物种属、绘制技法、场景分幅、固定组合等不同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全面认识岩画的演变规律。八墙子第一期岩画最常见的A类山羊形象，与东天山南麓哈密焉不拉克墓地出土的陶双耳罐上的彩绘山羊形象[5]基本一致（表一〇）。该类陶器流行于公元前13～前8世纪，东天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此阶段相当繁荣，聚落遗址分布密集，这与第一期岩画数量众多的特点是相合的。
第二期岩画显著减少，可能代表了文化的衰退。而在公元前8～前5世纪，八墙子岩画点所在的巴里坤盆地考古学文化处于中衰期，遗存数量很少，和岩画表现出的特点一致。第三期岩画数量和种类最多，占主流的E类动物，无论是题材还是形态均与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盛行的动物纹图案一致，巴里坤及周边的伊吾、吐鲁番、昌吉发现的金属牌饰和木器纹样均可见此类造型[6]，其年代为公元前5～前1世纪。这也是当地考古学文化的又一个兴盛期。第四期岩画部分F类骑马人描绘出了弓弢、箭箙、马矟、兜鍪和具装，均是北朝至隋唐时期骑兵的特有装束[7]，其艺术风格也符合该时期的特征[8]，因此年代应为5～9世纪，与前几期有较大间隔。本期岩画在内容、技法等方面与前期显然缺乏延续性，正是这种时代差异的体现。以上通过实例分析，对岩画考古年代学研究的原理、路径和常见误区进行了总结、梳理与更新，希望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总的来说，分类的简明全面、分层的准确客观、典型画面样本的丰富程度、典型图像的检验确认和不同时期个体出现频率的计算是最易被忽视或产生失误的环节，这些环节的准确程度直接决定了研究的成败。具体操作过程可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灵活调整。用考古学的方法，虽不能解决每个岩画个体的精确年代，但可以普遍分析它们的相对年代关系，推断绝对年代范围。把握总体特征和演变规律，保障岩画信息的有序化和科学化，将岩画年代判定融入考古学文化的体系中，从而打开岩画研究的新局面。[1] 何军锋《新疆尼勒克穷科克岩画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席琳《马鬃山区游牧文化遗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任萌、王建新《岩画研究的考古学方法》，《文物》2013年第3期。 [2] 孔令侠《八墙子岩画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潘晓《八墙子岩画的分类与分期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任萌《天山东、中部地区突厥时期典型岩画分析》，《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魏佳《新疆阿尔泰山和天山地区岩画调查与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冯丹《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岩画的分期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魏佳等《东天山地区八墙子岩画典型岩面分期研究》，《西部考古》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 [3] 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等《哈密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1年第4期；《哈密文物志》编纂组《哈密文物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苏北海《新疆岩画》，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2010年7月，西北大学东天山考古队对八墙子岩画点进行调查，资料现藏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4] 岩石漆的形成曾被认为是风化作用，最新研究则证实是其由沉积作用导致。参见Martin Fleisher， et al. “A clue regarding the origin of rock varnish”，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1999（1）.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等《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6]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疆巴里坤县东黑沟遗址2006～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1期；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新疆哈密巴里坤西沟遗址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5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鄯善洋海二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 [7] 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陕西陶俑精华》，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8] 任萌《天山东、中部地区突厥时期典型岩画分析》，《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 （作者：任萌 马健 习通源 王建新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原文刊于《文物》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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