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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到了崇祯皇帝朱由检手里已经千疮百孔，崇祯皇帝试图做一个有为的中兴之君，奈何才德不济，最终大明王朝在他手里覆亡。大明王朝的覆亡，真相其实很简单，四个字就可以总结，那就是——私心作怪。  崇祯皇帝 威胁崇祯皇帝统治的主要是两方面的力量：一个是后金也就是清军，一个是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为了对付这两方面的力量，大明王朝就一直在征收“三饷”：辽饷，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以对付后金军队；剿饷和练饷都是为了对付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 三饷加在一起，每年的征收额大约在2000万两左右，这三笔沉重的负担就像三座大山一般，压在了本就已经走投无路的农民身上。为什么说农民已经走投无路了呢？当时正是席卷全球的气候危机，引发了严重的饥荒、瘟疫以及政治和社会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大明王朝也不例外。 本就走投无路的农民又遭受朝廷年年加派的“三饷”，他们实在没有活路了，只好纷纷加入到民变的农民起义军当中，这就造成了大明王朝的恶性循环：征收“三饷”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农民起义军，而征收“三饷”的结果却导致了更多民变的发生，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起义军。 于是，崇祯皇帝在位十几年只做了一件事：一方面想方设法平息民变，另一方面又不断激发更多民变。崇祯皇帝陷入这个怪圈之中无法自拔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从崇祯皇帝到绝大多数的大明王朝臣子，都是私心作怪，就导致崇祯皇帝在位十几年都没能走出这个怪圈，并且最终被这个怪圈吞噬。 1627年上半年，那时还是崇祯皇帝的哥哥天启皇帝当政，他一如既往地在深宫里兴致勃勃地干着木匠活，远在北京千里之外的陕西却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陕西本就土地贫瘠、百姓穷困，这场大旱灾让老百姓雪上加霜。 在这样异常严酷的形势下，从朝廷到地方政府依然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丝毫不顾农民的死活，雷打不动地把各种苛捐杂税摊派下去。其中有个叫澄城的县是陕西灾情最严重的地方，知县张耀采依旧把老百姓往死里逼，终于导致官逼民反。 一个叫王二的人纠集了数百名认为没有活路的农民齐聚于山上，他们以墨涂面，王二登高一呼，谁敢杀了张知县？响应者甚众，于是，王二就带着这数百名自认为没有活路的农民闯进县城，杀死了张知县，此后就成为专和官府作对的流寇、山贼，这就是陕西民变的发端。  周延儒 下半年，崇祯即位，他认识到了陕西民变的严重后果，派出兵部右侍郎杨鹤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杨鹤向崇祯表示，此行要抚恤将士、安抚饥民，崇祯对此表示认可，但他只拿出了10万两银子让人前往陕西赈济灾民、安抚饥民，10万两银子无异于杯水车薪，导致的结果就是招抚失败，崇祯皇帝慢慢地干脆就放弃了招抚的办法。 3年后，御史王道直上书崇祯皇帝，认为陕西民变都是因为饥民面临饿死的绝境，被逼无奈才铤而走险起义造反，他提出，由官府出钱救济他们，给他们生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就会由贼寇变成良民，这才是彻底解决民变的釜底抽薪的良策。 在这个时候，假如崇祯皇帝不要私心作怪，不要心疼自己那几千万两白银的私房钱，从中拿出个一两百万两白银来赈济灾民，这场风起云涌的民变基本上就可以消弭，也就怎么都不可能涌现出李自成、张献忠这种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更不可能这么快就形成了威胁大明王朝江山的力量。 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自认为英武盖世的崇祯皇帝竟然拒绝了王道直御史的建议。当时压在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负担有多重？一亩地产出大约折合银子一二两，就算是粮价暴涨也就最多值得五六两银子，但要承担的苛捐杂税却高达十余两银子。也就是说，一家勤快的农民起早贪黑劳作，一年下来反要倒贴四五两银子，这让人怎么活？ 在这种沉重负担压榨之下的农民只有三条路：要么饿死，要么逃亡，要么造反。逃亡能逃到什么好地方去呢？当时这种情况各地都大同小异。比如河南一个县1641年全县户口从10035户锐减为2007户，人口从20325人锐减为1875人。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啊！所以，农民要想活下去，只能造反。 崇祯皇帝在位十几年中，多次有大臣上书给他，提出停止加派三饷，并提出动用内帑（tǎng）来解决国家财政运转的难题。所谓内帑，就是属于皇帝个人的私人财产，也就是皇帝个人的私房钱。整个大明王朝16位皇帝，除了朱元璋外，哪个皇帝都有一笔丰厚的内帑，守财奴崇祯皇帝更是积攒了一笔丰厚的内帑，仅白银就高达3700万两。  崇祯皇帝上吊之处 按道理，对崇祯皇帝来说，整个天下都是他的，他要存那么多私房钱干啥呢？但极为讽刺的是，崇祯皇帝偏偏就是个千载难逢的守财奴，他的私房钱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要他拿私房钱出来用于解决国家财政困难，那简直就是做梦！他却没有想一想，假如江山都没了，他那些私房钱还能属于他吗？ 于是，后来哪怕李自成都已经破城在即，崇祯皇帝都始终没有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出钱来救急。只要谁跟他提起这事，他马上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有什么样的皇帝，自然就有什么大臣。崇祯皇帝捞钱厉害，他手下的大臣也毫不含糊，个个都坐拥金山；崇祯皇帝是千年一遇的守财奴，他手下的大臣则是百年一遇的守财奴。这一切，都是私心作怪啊！ 崇祯皇帝曾经重用一位名叫周延儒的大臣，原因是他为崇祯皇帝不动用私房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古人罗雀掘鼠，军心尚且不变。崇祯皇帝听了大为受用，认为遇到了知己。皇帝和朝廷的大臣们在京城个个坐拥金山，他们却要求守卫边疆的将士们罗雀掘鼠——去捕捉天上飞的麻雀和地洞里的老鼠充饥。 这位被崇祯皇帝视为知己的周延儒后来被崇祯升任首辅，1643年，清军入侵山东一带，周延儒主动向崇祯皇帝提出他愿意带兵出京御敌。崇祯皇帝龙心大悦，不久，果然不断收到周延儒发来的捷报，大喜之下，他把周延儒封为太师，这个高位在整个大明王朝只有李善长和张居正坐过。 但后来事情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崇祯皇帝从言官们和锦衣卫的特务们那里得知了真相——周延儒一路上日日饮酒又杀良冒功，身为首辅且被封为太师的周延儒竟然如此胆大欺君，当年12月初九的深夜，崇祯皇帝令周延儒自裁，周延儒竟然想跑，被太监们把他吊死在房梁上，又担心他没死透，太监们干脆找来几枚又粗又长的铁钉钉进周延儒的脑袋。 身为大明王朝皇帝的崇祯，他自己都私心作怪，置大明王朝的江山于不顾，心心念念的只有自己的私利，还怎么能指望他手下的这些大臣们来救国呢？有崇祯皇帝这样私心作怪的皇帝，自然就有一大群私心作怪的大臣，明末的大臣也被认为是历代王朝中最没有气节的大臣。无他，都是私心作怪而已！这就是大明王朝覆亡的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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