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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知道有一个863计划，其中有一项就叫做“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当时全国的重点工程项目。
原因就是商朝因为从河南安阳发掘出了甲骨文，从而在世界上认定了商朝文明的存在，周朝也自不必说。
就是夏朝是否存在一直争论不休，如果找不到夏朝存在的证据，那么中华文明5000的历史就要被打折成3500年，后来在河南的偃师二里头发掘出了二里头遗址，可以基本佐证夏朝的存在。
但是在国际上也只是从神话传说改口成疑似存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有关夏朝存在的史料也十分匮乏，所以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总有一种感觉那是“号称”有上下五千年。
谈起中华文明很容易就和华夏文明等同起来，华夏文明核心地区是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但是往往忽略了长江流域，良渚遗址的发掘以及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从此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就不是“号称”，而是实际拥有。
很多时候有一个似是而非概念混淆如何区分“文化”和“文明”？
在埃及国家博物馆里，解说员会很自豪地对我说：
你看埃及文明的历史清清楚楚，每一代法王统治的年代都明明白白，你们中国的历史很难找出如此清楚的年代划分。
这里面就有一个国际上认定文明的标准问题。 有一种说法，评判一个社会是否进入文明阶段，要看其是否拥有青铜器、文字和诞生了城市。
而考古意义上的“文明”，指人类已脱离野蛮、愚昧状态，有了国家。
国际考古学泰斗、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也说过，文明的评判标准因地而异，没有规定一定要有青铜器、文字和城市这三要素。国家才是评判一个文明的核心。
此前在西方学术界，他们公认的中国进入文明阶段是在商周这段时间，距今3600年到3500年。
而良渚没有青铜器，遗址中虽发现了原始符号，但还不能认定为文字，所以对于良渚是否“达标”曾有争议，现在应该是尘埃落定了。因为“良渚”是一个初期国家的存在。
首先是良渚古城的规模。良渚古城是一个具有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四重结构的庞大都邑。
良渚王城有300多万平方米，良渚还拥有631万平方米的外郭城，相当于8个故宫这么大。良渚外围的水利系统是当前已知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影响范围约100平方公里。
良渚遗址整体建筑的土方量，大概是1000多万立方米。 根据考古发现，这个建筑规模并不是在几百年内慢慢扩大的，而是统一规划、短时期内形成的。
完成这一工作，需组织大量人力，而且要对其进行分配调度、为其提供包括工具、饮食等后勤保障和有效的工程质量监控。
它背后必然是一个拥有深彻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的国家。
国际上六十多个国家的考古专家到过良渚，看到这么大的古城规模，都说：“这么大的遗址，若不是国家，什么是国家。”
在莫角山宫殿区的南部，曾埋藏着两处大面积的炭化稻谷堆积点，据推算有近20万公斤稻谷。这里是良渚城的粮仓，当时因火灾被烧毁，而它们还只是良渚古国粮食储备的冰山一角。
可以想象，当年的良渚城内粮食富足。
良渚城外，先民在此种植粮食。
考古发现杭州临平茅山遗址有5000多平方米的水稻田，去年还在宁波余姚施岙遗址发现十多万平方米的良渚时期稻田。
除了粮食储备，从大量考古发现可知，良渚是个阶级社会。
良渚生产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陶器以及高超的木作建筑，显示当时社会分工十分发达，有加工玉器、石器的工匠。
在众多墓葬发掘中看出，良渚社会分层十分明显。
从普通老百姓到最高级的统治者，起码能分出四五个等级。
高级墓葬的陪葬品以玉器为主，因为玉器稀有。
普通墓葬里只有一些土陶陪葬物品。
还有一个国家的标志就是祭祀。
玉在良渚的祭祀中有着重要的功能。在距今5000年左右，长江下游产生了一个共同的神。
良渚最著名的就是玉琮，它是神像和信仰的载体，就是一个社会高度发达的标志，也是国家的标志。
国际考古学泰斗、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到良渚后说：对于良渚是国家，已进入文明阶段，他一点也不怀疑。
所以，古埃及和西亚社会进入文明的标志，可能是大型城市、金属、文字；
而中国文明的标志可能是玉器、有等级的墓葬、城市等。
良渚申遗成功的意义也在于，中国的文明进化有着中国的特色不必以其他文明为衡量标准。
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混淆就是提到中华文明就想到黄河流域。
中华文明在5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可谓“满天星斗”。
良渚文明就是长江流域的最好代表，因为其特殊原因保存完好，揭示出具备文明的标准“国家”形态而被世界认可。
但在中华大地上的各种地域的文明宛如璀璨星空，这片星空就叫中华文明，跳出了“中原中心”模式的固有思维，去放眼满天星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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