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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人与实践者 学术人，海纳百川，宁静致远，以理解社会； 实践者，知行合一，悟道至善，为关怀天下！ 杜鹏，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问题的提出 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基轴，代际关系变动是透视家庭转型的重要窗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推动了农民家庭转型，其中伴随着代际之间的资源竞争和权力争夺，且典型地体现为婆媳之间的冲突关系。婆媳关系状况敏锐地反映了代际关系的变迁。代际关系变动的结果是子代家庭地位的提升和父代地位的滑落，“学会做老人”逐渐成为当下中老年父代的基本共识，并逐渐形成以子代家庭发展为重心的代际合作。父代甘愿支持子代，甚至依附于子代，婆媳关系趋于和谐。然而，在近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中，代际合作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无论是随着年轻人进城的“老漂”群体，还是在一些发达地区出现的年轻人“啃老”现象，均反映了代际合作逐渐从早期资源合力向家庭日常生活情境扩展的趋势。笔者在进一步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前婆媳之间虽然较少发生激烈冲突，却普遍存在着生活话语权的竞争，家庭关系依然暗流涌动，影响农民家庭生活秩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满足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迫切性的政治判断，而家庭是农民生活的基本单元，因此，理解家庭关系的实践形态，是重塑家庭秩序进而回应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前提。为此，本文将立足城乡中国的时代背景，基于婆媳关系的分析，透过代际合力的温情面纱探寻转型期家庭关系的深层动力和秩序机制，揭示家庭转型中的生活政治。 资源与伦理之间的家庭政治 自20世纪80年代起，家庭关系逐渐成为家庭社会学关注的主要领域。家庭关系是家庭变迁研究的核心范畴，具有独立于家庭结构的研究价值。家庭关系主要包含横向夫妻关系和纵向代际关系两个维度。在传统中国社会，父子关系是代际关系的核心，婆媳关系处于依附性地位。许烺光认为，所有在家庭团体内的关系都是父子关系的扩展，或是附属着、辅助着父子关系的。代际关系是家庭权力结构的映射，对家庭关系具有根本的规定性。纵览学界的代际关系研究，可大体区分为两条略有差异的研究路径，分别是资源视角和伦理视角。 资源视角侧重于从实然层面分析代际互动。经济资源是家庭再生产的基础，资源在代际之间的分配与流动定义了代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代际之间的资源竞争是代际互动的基本动力。就家庭资源的积累方式和配置格局而言，家庭转型过程中子代家庭的经济独立性增强，代际关系趋于离散化。就家庭资源的代际转移规模和代际流动方式而言，农村代际关系变动呈现出渐趋失衡的总体趋势。在东部发达地区，父代的打工收入、房租收入、集体分红收入强化了子代对父代的资源依赖，形成富有温情的“啃老”现象。 伦理视角主要从规范的层面分析代际互动。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传统家庭结构的松散化和家庭伦理的世俗化。沿着这一思路，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家庭性质经历了从伦理本位向核心家庭本位的转变。核心家庭本位不等于核心化，而是强化了“恩往下流”的父代责任伦理。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压力重塑了家庭伦理，激活了家庭的伦理韧性，维系了“家庭主义”的原则。在伦理视角下，转型期代际关系失衡体现了“伦理转向”而非“伦理沦丧”。深厚的文化积淀缓和了现代化的“祛魅”效应，家庭凝聚力呈现出强大的抗逆力性和适应性。 资源视角和伦理视角展现了代际关系变迁的复杂性。家庭中的资源配置始终面临伦理约束，而家庭伦理在家庭资源配置的实践过程中得以再生产。若深入家庭关系的实践逻辑，必然面对交织于资源与伦理之中的“家庭政治”。“家庭政治”是吴飞在研究华北某县农民自杀个案时提出的概念，旨在说明家庭关系中的权力和冲突。家庭政治与“公共政治”不同，家庭政治的权力关系嵌入在亲密关系之中，体现为“义”与“利”混合的“权力游戏”。家庭政治贯穿于家庭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在家庭政治的动力机制下，家庭关系处于一种竞争性均衡状态。因此，家庭政治塑造了家庭关系的底色，并主导了中国农村代际关系变迁的解释框架。问题在于，家庭政治发轫于家庭关系实践中的资源竞争和伦理责任，而“同居共财”的利益连带是家庭政治的基本条件。依照“同居共财”的概念结构，“共财”是家庭化生产的产物，它凝结为“家产”的形态，进而奠定了“同居”的前提。在生产生活一体化的农业社会，农民生活逻辑服从于生产逻辑支配。农业生产不仅是家产积累的主要来源，而且以家庭化生产的劳动力配置模式塑造了家产的不可分割性，由此定义了家庭成员——特别是父代与子代——的权力关系与交换模式，家产配置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家庭关系的形态。 但是，随着乡村社会转型，农民劳动力的市场化逐渐弱化了家庭的生产组织功能，母家庭与子家庭各自成为事实上独立的家产单位，“分家”的意义淡化。同时，过去一个时期的生育政策导致家庭人口结构改变，多子女家庭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子代横向竞争对纵向代际关系的干扰，代际互动中母家庭与子家庭的自主性凸显。其结果是，以家产配置为基础、以家庭伦理为规范的代际关系逐渐式微，基于功能性需要的代际合作成为农民家庭的普遍趋势，代际合作从资源整合扩展到儿童抚育和家务分担等方面，琐碎的日常生活内容进入面对面的代际互动过程。可见，家庭关系日益突破资源与伦理的结构限定，回归其日常生活基础，并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实践内容。日常生活内容逐渐涌入家庭关系的前台，重塑了家庭关系的动力机制。 生活政治：家庭关系研究的日常生活转向 当前的家庭关系研究需要主动回应家庭转型的经验形态，超越家庭政治的分析视角，深入家庭日常生活情境来揭示家庭关系实践的动力机制。在家庭政治框架下，日常生活主要是家庭关系运作的背景，缺乏对于家庭关系的规定性。为此，本文以“生活政治”的概念分析城乡中国背景下农民家庭关系的特征，凸显了家庭日常生活对于家庭关系实践的规定性。为了区别摆脱剥削、不平等或压迫等各种束缚的“解放政治”，安东尼·吉登斯曾提出“生活政治”的概念，认为它是现代性视野中个体自我实现的政治和生活方式的政治，关心的是开放社会中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产生出来的争论与角逐。吉登斯的生活政治概念对于理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家庭生活秩序具有较大启发意义。生活政治是指家庭成员（主要是代际之间）因生活观念、生活习惯和生活模式的差异而发生的竞争与冲突，并聚焦于生活话语权的竞争。家庭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向赋予家庭成员个体的情感表达和交往实践以更大空间，这意味着家庭关系实践具有了更大的反思性。需要注意的是，吉登斯偏重于对自我认同的关切，缺乏对生活政治之“生活”这一情境条件的充分挖掘。因此，立足中国农村家庭生活情境，家庭转型中的生活政治并不取决于个体自我的反思性投射，而是在代际功能性合作的生活架构中展开其微妙复杂的交往机制，展现了转型期家庭生活秩序建构的可能路径。 相对于代际功能性合作的事件性（例如通常聚焦于结婚、抚育、买房等生命历程的重要节点）及其较高的外显度而言，日常生活的私人性和琐碎性为家庭关系研究的日常生活转向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为此，迈向日常生活的家庭关系研究要求重新审视代际关系的性别差异，突破父子关系的分析维度，将代际关系的女性维度即婆媳关系分离出来，以发掘婆媳关系的认识论意义。在家庭关系中，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观念影响下，婆媳关系通常具有更强的日常生活面向；同时，由于中国农村妇女地位的提升，婆媳关系不再依附于父子关系，婆婆与媳妇崛起为家庭日常生活的主体。因此，婆媳关系对于转型期的家庭关系具有较高的敏感性，是透视代际关系变动和家庭关系转型的重要窗口。 本文将从婆媳关系切入，结合城郊农村的田野经验，剖析城乡中国时代家庭关系的实践形态，揭示转型期的家庭生活秩序。本文的田野资料主要来源于2019年在湖北宜昌Ｃ村、武汉Ｍ村和北京平谷Ｘ村等地的田野调研。值得注意的是，城郊村是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焦点，对于研究家庭转型中的生活政治具有比较突出的优势：一是城郊村毗邻城市，城郊农民城市化动力较强，普遍形成白天进城务工、晚上回村居住的两栖模式，家庭的完整性高，代际互动频繁。二是城郊村是流动人口集聚的重要根据地，尤其是当前举家进城的流动模式下，城郊村为研究流动人口家庭关系提供了经验窗口。郊区农民与流动人口虽然存在城市化路径和模式方面的差异，但其家庭关系实践形态存在较大的相似性。本文旨在探寻城市化背景下家庭关系实践中的生活政治形态，并将城郊农民家庭与流动人口家庭的差异置于城乡区位条件之下，以兼顾生活政治的普遍实践机制与区域经验类型。 婆媳关系：生活政治的基本脉络 婆媳关系是指女子因婚姻缔结而形成的与丈夫的母亲之间的亲属关系，它既不同于夫妻之间亲密的姻缘关系，又不同于母女之间相对稳定的血缘关系。婆媳关系是家庭关系中相对脆弱和敏感的维度，它因集聚和承载家庭关系实践张力而成为家庭关系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回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家庭转型历程，婆媳关系不仅在其双方地位关系上发生“颠倒”，而且在家庭关系格局中从依附性逐渐走向主体性，进而促进了家庭日常生活内容的表达，推动了家庭关系的生活政治转向。因此，生活政治嵌入婆媳关系实践，而婆媳关系定义了生活政治的基本脉络。 婆媳关系的变迁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迅速进入乡村社会，改造了乡村社会的结构。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族权”“父权”“夫权”及其附属的伦理纲常受到猛烈批判，“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政治话语提升了妇女的家庭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进一步释放了子代家庭的自主性，子代分家的时间提前，渐次性分家日益替代一次性分家。在这个过程中，婆媳关系趋于紧张，婆媳矛盾大量涌现。有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农民家庭生活中的婆媳矛盾非常普遍，甚至引发自杀的极端行为。婆媳矛盾贯穿了婆媳关系变迁的过程。进入21世纪初期以后，随着子代夫妻外出务工和婚姻市场竞争加剧，婆婆的家庭地位日益滑落，而媳妇的地位则逐渐上升，婆媳关系发生逆转。农民戏言“婆婆成了媳妇，媳妇成了婆婆”，媳妇不再受婆婆的约束，婆婆则逐渐适应角色的变迁，学习如何做“好婆婆”。 在城乡中国视野下，农民家庭逐渐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通过“城乡分离”的空间模式实现资源整合。但是，仅依靠代际之间的资源整合不足以应对城市化背景下的家庭再生产形势，进而产生了扩展代际合作内容（例如代际合作育儿）的要求。上述情况既适用于城郊农民，也适用于中西部长年外出务工的中青年农民。在前者，逐渐形成了引人注意的“中老年周末夫妻”的现象，在后者则呈现出农民举家外出务工的情景。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农民家庭均出现阶段性的“别财同居”现象，婆媳互动的情景趋于日常化。 对于子代家庭而言，家庭劳动力市场化收益的最大化配置必然压缩抚育子代的时间，强化子代对母家庭（尤其是婆婆）的功能性依赖。老年人进城的直接目的是照顾孙辈，其中尤以婆婆进城的现象最为突出。这种方式既可分担子代的育儿压力，又可避免完全的隔代抚育带来的子女教育成长问题。一般而言，婆媳共同生活状态需要维持10年左右，这一时间周期足以塑造并影响家庭关系的整体格局。在上述生活情境中，婆媳互动不再是主要围绕资源分配而展开，而是弥散在大量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中。由此可见，婆媳关系的变迁历程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婆媳双方地位的变化，即婆媳地位的颠倒；二是婆媳关系在家庭关系格局中地位的变化，即婆媳关系从家庭关系的附属地位转变为建构家庭关系的主导地位。当然，婆媳双方地位的逆转是婆媳关系主体性提升的重要条件，只有深入婆媳关系背后的家庭关系格局变动，才能真正触摸到生活政治的脉动。 婆媳关系的政治意涵 在家庭关系的结构中，婆媳关系是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的交错地带，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天然的不稳定性，所以，婆媳矛盾是家庭生活的常态，婆媳关系具有鲜明的政治意涵。家庭政治形态下的婆媳关系依附于父子关系，婆媳矛盾因而难以在根本上冲击家庭关系的总体结构，而是与父子关系构成代际关系既有差异又紧密关联的两个方面：婆媳关系可在一定程度上润滑父子关系，软化“父子一体”的传统范式，脱卸子家庭利益表达的伦理负担，为父子互动构造一个缓冲空间；同时，父子关系是婆媳关系的基准和参照，婆媳冲突一般不易突破“父子一体”的伦理约束。可见，家庭政治视野中的婆媳矛盾主要是家庭内部结构性压力释放的必然产物，是代际紧张的一个“正当性”出口，也是家庭整合的有机内容。 若着眼于家庭转型背景，生活政治视野下的婆媳关系具有鲜明的代际差异特征。当前的年轻媳妇与中老年婆婆关于家庭生活秩序的观念存在着显著的时代差异和城乡差异。时代差异是指时代的巨变导致婆媳具有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和家庭体验，进而引发双方行为逻辑与生活方式的错位；城乡差异体现了城市化对于农民家庭生活逻辑的影响，媳妇比婆婆更深地卷入城市化。在此过程中，婆媳关系实践的生活政治意蕴逐渐浮现。生活政治承认婆媳关系的相对自主性和灵活建构性，定义了家庭关系的实践空间。婆媳关系的敏感点逐渐从具体的家产分配转向模糊的生活秩序，进而重塑了家庭关系的动力机制。因此，只有将婆媳关系置于转型期家庭关系实践的中心，积极发掘作为日常生活担纲者的婆媳的互动逻辑，才能充分呈现其微妙丰富的政治意涵。 生活政治：家庭关系的实践形态 在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生活方式的代际差异构造了复杂、异质的家庭生活情境。生活政治镶嵌在婆媳关系之中，由此激活家庭关系的情感动力，进而超越资源与伦理的纠缠。生活政治视野下的代际互动兼有功能性与情感性，赋予家庭关系实践以更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代际之间的功能性合作构造了生活政治的情境和框架，而生活政治的情感动力促进了代际关系的动态调整，既为功能性合作压力的释放提供了出口，也可能放大代际合作的张力。在这里，笔者将通过婆媳关系的日常互动阐释城乡中国背景下生活政治的基本特征与实践类型。 生活政治的基本特征 家庭关系是在家庭生活中展开的。生活政治聚焦于家庭生活秩序，其核心是生活话语权的竞争。与传统家庭政治中的当家权不同，生活话语权具有非制度化的特点，它依赖于家庭日常生活中婆媳双方的持续建构。生活话语权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它既可以小到“米饭软硬”的细微层次，也可能涉及孙代抚育方式等重要问题。生活政治具有相对性、个体性与隐秘性等基本特征，三者分别指涉生活政治的规范框架、互动逻辑和表现形式。 传统的家庭政治承认大家庭的优先性，具有鲜明的家庭本位的伦理取向，家庭资源配置服从于家庭再生产的整体利益。家庭政治的规范性定义了婆媳互动的路径，媳妇主要以一个“抗争者”的姿态出现。当父代主导的家产分配有违“诸子均分”的公平原则，“一碗水端不平”时，小家庭的抗争才具有充分的道义理由。所以，家庭政治包含了绝对的是非评价与道德争议，且常常伴随着小家庭的忍让或抗争。不同的是，生活政治具有相对性，难以在家庭生活情境中区分出是非问题。因脱嵌于村庄熟人社会情境的约束，婆媳互动的规范框架呈现出更大的开放性。代际之间的功能性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家庭互动的伦理规范。子代家庭支持者的角色赋予婆婆一定的家庭地位，构成她参与生活话语权竞争的道义资源。不过，婆婆难以真正融入子代家庭的生活，却又不能轻易退出对子代家庭的支持，否则将影响子代未来的养老反馈。媳妇虽然是家庭生活情境的主导者，但照看孙辈的现实需要意味着她在婆媳互动中需要适时地让步。媳妇对婆婆的行为再怎么“看不惯、不顺眼”，却不得不“话到嘴边留一半”，尽可能避免矛盾的扩大化。可见，生活政治的相对性意味着婆媳互动存在着诸多的妥协。 如案例1所述，孙辈抚育方式是婆媳之间生活话语权竞争的焦点。例如，在吃饭问题上，年轻人认为要尽早培养小孩独立生活的能力，倡导小孩尽早自己吃饭，而婆婆则普遍喜欢给小孩喂饭，认为小孩自己吃的话，经常“东一口、西一口”，不利于身体健康。在穿衣方面，婆婆总担心小孩受凉，普遍倾向于给小孩多穿衣服，认为“热了总比冷了好”，而媳妇则认为给小孩穿太多衣服不利于呼吸和运动。面对这些差异，婆媳双方心里都或多或少有怨言，但通常不会过分坚持，以避免生活情境的破裂与合作关系的解体。由此可见，婆媳双方的生活体验和生活观念都有表达的正当性，生活话语权的竞争缺乏明确、固定的标准。双方虽然都是“为了对方着想”，却难以弥合生活方式结构性差异引发的“代沟”。年轻的媳妇以城市生活为参照，甚至对标中产阶层生活方式，而中老年的婆婆却依然坚守着乡村生活经验和知识库存。失去传统家庭规范约束的婆媳关系因而呈现出谨小慎微的互动特征。生活政治的相对性凸显了“差异”而非“对错”的重要性，而这种差异具有结构性根源，故婆媳关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的波动状态。 2．生活政治的个体性 家庭政治是围绕家产分配而展开，并聚焦于当家权的竞争。当家权的代际转移是家庭继替的重要内容，且往往反映了母家庭与子家庭之间的“制度性冲突”。婆媳双方分别代表着所属的大家庭和小家庭，其行为逻辑服从于家庭角色规范。与家庭政治的结构性不同，生活政治将家庭关系置于一个非制度化的生活情境，具有鲜明的个体性。在这个情境中，婆媳双方都是能动性的生活主体，且试图根据个体意志而非角色预期来建构家庭生活秩序。生活政治因而导源于个体认知、情感、偏好的差异，并呈现为一个相互调适的交往过程。在代际功能合作的框架下，在如何处理婆媳关系这一问题上，婆媳之间可根据实际情况摸索出一套适合自身的“相处之道”。 案例2 对于如何处理好婆媳关系，湖北宜昌的ZGP颇有一些心得体会：第一，要把媳妇当自己人，不能当外人，要对媳妇好。第二，婆婆要吃得起亏。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少让儿媳妇干活。第三，压儿子、挺媳妇。“儿子媳妇闹矛盾，不管谁对谁错，我先把儿子骂一顿。儿子是自己生的，打两下他都不敢说什么，儿媳妇是别人生的，你没有生她、养她，也不能随便打骂。婆媳之间要互相讨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第四，把媳妇当小孩，不与媳妇计较，多忍让媳妇。（湖北宜昌，ZGP，女，60岁，2019年） 上述案例比较鲜明地反映了婆媳互动的个体性和灵活性。作为家庭日常生活的主体，婆媳在互动过程中的生活话语权表达充分体现了双方的个体意志，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第一，话语内容的个体性。生活话语权的竞争是私人生活政治化的过程，无论是既定的生活观念，还是现实的生活境遇，都可以转化为日常生活话语。“话语”对于家庭成员的个体差异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为个体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的表达提供了载体。第二，话语表达的个体性。生活话语的表达并无特定的程序和规则，而是依赖于具体互动情境中互动主体的性格特质，婆媳双方的情绪、态度和意愿直接决定了生活政治的走向。可见，生活政治逐渐遁入私人生活领域，沿着婆媳矛盾的“前因后果”可追溯至家庭生活的最深处。如此一来，要想断明家务事，则是越来越难了。 ３．生活政治的隐秘性 传统的家庭政治聚焦于家庭资源的竞争性分配，呈现出比较外显的表达形式。家庭资源配置与伦理规范的错位通常引发家庭关系的剧烈波动，导致家庭内部矛盾的公共化和戏剧化，这反而为修复家庭关系提供了契机。即使在原有的矛盾之上缠绕了层层情感羁绊，也始终可以追溯到家庭政治的清晰内核。与家庭政治外显化和戏剧化的形态不同，生活政治缺乏明确固定的附着物，故具有较强的隐秘性。在弥散化的日常生活情境中，诸如饮食习惯、作息时间、消费方式、教育观念、抚养方式等差异都可能引起婆媳关系的摩擦，而这些摩擦难以持续和累积。随着家庭生活场景的转换，此前的心理能量趋于消逝，致使婆媳互动中的情绪常常处于“引而不发”的状态。 案例３ LHG今年54岁，与媳妇一起在北京平谷带孙子。访谈中，她深有感触地说：“儿子的家不如自己的窝。老婆老汉还得有个自己的家。儿子住的家，终究不是自己的家。在这边感觉（自己）是游离的，活着可费劲了。要钱，媳妇给你个脸，你也不舒服，儿子也有压力。自己生点小病，也扛着，医院去不起。生气是难免的……小夫妻吵架，（我）也不舒服，就让他们吵。可以说儿子，不能说媳妇。别人（媳妇）不对也不能说……有的事，忍的忍，让的让，就过去了。只要她不赶我走。有小事引起的不舒服，但不能计较。相互为了（对方）好，也不好说。”（北京平谷Ｘ村，LHG，女，54岁，2019年） 如前所述，由于生活政治的相对性与个体性，婆媳之间的生活话语权竞争弥散于细微琐碎的日常生活之流，缺乏深度交互的实践基础。婆媳关系激荡出的情感能量缺乏积累与发酵的机制，只好“忍一忍就过去了”。生活话语权的冲突因而为婆媳互动预留了较大的回旋空间，婆媳双方调整相互之间的行为预期，婆媳关系呈现出“大事没有、小事不断”的状态。事实上，只有身处于共同生活情境中的婆媳双方才能体会到二者关系的张力，而置身事外的丈夫则对这些琐碎的生活小事颇为迟钝。很多时候，媳妇会向丈夫诉说内心的不满，而婆婆也会向儿子表达自己的情绪。此时，丈夫“一个耳朵进、另一个耳朵出”的“迟钝”以无声的方式缓和了婆媳双方的生活话语权冲突，在客观上维系了功能性合作的代际关系格局。 生活政治的城乡区位特征 以上主要立足城乡中国时代的家庭转型背景，勾勒了生活政治的基本特征，生活政治与家庭政治的差异如表1所示。生活政治的相对性虽然为个体的话语权表达提供了空间，但其相对隐秘的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生活政治的刚性化，从而避免撕裂代际之间的功能性整合。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政治既具有自主的实践机制，又始终面临着家庭功能性合作框架的现实约束，并存在着显著性水平的区位差异。生活政治的显著性水平是指代际互动中的生活话语权冲突外显并影响家庭关系的程度，反映了生活政治的情感强度。代际之间的功能性合作是农民家庭应对市场压力的产物，其核心是通过代际分工协作实现家庭资源的充分动员。城乡区位条件决定了农民家庭代际互动的目标选择和资源状态，进而决定了代际功能性合作的迫切性程度，并影响生活政治的显著性水平。
城乡区位条件主要由城市等级和城乡距离两个变量共同决定。城市等级主要指城市的经济体量和经济规模。较高的城市等级意味着城市具有更强的资源吸纳和压力传导的能力，并体现为影响农民家庭转型的能力，反之，较低的城市等级对乡村的资源吸纳和压力传导的能力较弱。城乡距离主要指农民家庭相对于城市的区位。较小的城乡距离意味着城乡关联度较高，城市经济对乡村的辐射越强，农民家庭越容易参与城市化进程；反之则缺乏城市经济的辐射，农民家庭城市化的成本更高，风险更大。基于城乡区位条件内部变量的配置，大致可以在理想类型的层次建构生活政治显著性水平的区域类型，详情如表2所示。
可见，城乡中国在微观层面具有非均质性，家庭转型中的生活政治存在着空间分布的差异。在城市等级高、城乡距离小的情况下，城市的资源吸纳能力与其经济机会状态具有较高的匹配度，弱化了农民家庭代际合作的功能性需求。由于缺乏功能性合作建构的日常生活情境，生活政治主要体现为片段化的形式，形成如类型Ⅰ所示的不显著状态。在城市等级低、城乡距离大的情况下，由于远离城市化压力，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相对迟滞，代际功能性合作的迫切性程度较低，家庭关系实践甚至停留于传统的家庭政治框架，生活政治缺乏显著性（类型Ⅳ）。但是，在城市等级高、城乡距离大的情况下，城市的资源集聚和压力传导改变了偏远地区农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和成本，而城市的经济机会无法直接辐射农民家庭，从而激活了农民家庭功能性合作的日常情境，城乡生活观念的差异显著地表达为生活话语权的冲突，呈现为如类型Ⅲ所示的显著性。而在城市等级低、城乡距离小的情况下，子代家庭虽容易受城市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影响，但低等级城市的经济体量通常难以为农民城市化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且有限的城市扩张能力限制了土地增值空间和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农民不得不以代际功能性合作的方式维持家庭再生产，进而为生活政治提供了丰沃土壤，如类型Ⅱ所示。结合表2来看，在本文的田野案例中，北京Ｘ村和湖北武汉Ｍ村属于类型Ⅲ，而湖北宜昌Ｃ村属于类型Ⅱ。需要注意的是，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城乡距离是一个相对性的变量，并有可能突破城市的属地管理范围。例如，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民以跨区域流动的方式进入东部大城市郊区，农民家庭的空间流动改变了城市的参照系，低等级城市难以辐射的偏远地区农民家庭进入高等级城市，并引发家庭关系的重构。在湖北武汉Ｍ村、北京平谷Ｘ村调研时，不少流动人口举家外出务工，其家庭关系中的生活政治逐渐呈现出较高的显著性（即类型Ⅲ）。生活政治显著性分布的时空特点展现了城乡中国时代农民家庭生活实践的复杂性和灵活性。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在激活家庭功能属性的同时，也在功能性整合的框架下展开了生活政治灵活多样的实践形态。 家庭关系的情感动力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厚重的家庭伦理和有限的家庭资源极大地压缩了情感的运作空间，设定了“情之礼化”的情感实践路径。由于家庭关系实践既涉及现实的资源配置，也涉及约束资源配置的一套规范性话语，所以，家庭关系实践中容易形成“气”的集聚。“气”是一种情感能量，而情感因家庭伦理之规约而难以实现日常化表达。家庭转型中的生活政治则为情感互动提供了土壤，也为情感的个体化和日常化表达提供了出口。情感不再是家庭关系中的干扰性和破坏性的力量，而是家庭关系实践的日常动力。 生活政治的视野深入家庭日常生活中或隐或显的心理隔膜（或关系裂痕），聚焦于婆媳情感互动的可通达性与可理解性，家庭关系实践的情感动力因而超越了代际之间的功能性整合。生活政治虽然释放了情感表达的空间，但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代际差异难免产生情感的震荡，为家庭生活秩序带来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政治是家庭功能与情感的一种不稳定结合状态。家庭的功能属性扩张越显著，婆媳之间的情感互动空间越大。在不同的城乡区位条件下，农民家庭功能性适应程度的不同导致生活政治的显著性差异。可见，功能性合作在构造了情感动力表达框架的同时不得不面对家庭生活中的情感能量波动。生活政治视野下的家庭关系既富有温情，又暗流涌动，弥散性的情感能量为城乡中国时代的农民家庭生活秩序带来一定的压力，进而催生了家庭关系的调节策略。 生活政治的调节策略 家庭转型中的生活政治为农民家庭秩序带来了隐忧。相对于家庭政治而言，生活政治缺乏情感能量集中释放的出口，由此滋生的负面情感不利于家庭生活的安定。能否调节生活政治并促进情感能量的有序表达，直接关系到家庭关系的稳定。生活政治的调节策略具有鲜明的日常属性，且主要体现在空间策略和关系策略两个方面，其核心是重新界定亲密关系中的距离，促进家庭关系中的情感表达。 空间策略 空间具有社会属性，家庭日常生活是在特定的空间中展开的。随着农民进城，家庭生活缩小到紧密、有限的空间范围。空间策略的核心是通过日常生活空间的调控和区隔，理顺婆媳互动的空间脉络。空间策略主要有以下两个层次：第一，事的空间区隔。在婆媳面对面的生活互动中，生活话语权的竞争必然涉及如何安排家庭空间和如何利用家庭空间，代际之间生活观念的差异难免导致空间冲突。例如，婆婆的家务劳动过程可能扰乱媳妇的生活习惯，影响其生活体验。同时，对于婆婆而言，儿子的家并不是她自己的家，她也没法真正融入子代家庭的生活节奏，面临空间的约束和围困。因此，随着生活政治的展开，家庭生活空间逐渐形成代际区隔，以避免空间交叠引发的冲突。第二，人的空间距离。在有限的家庭空间范围中，婆媳双方在循环往复的互动过程中逐渐探索对方的生活模式和边界，调整家庭空间中的生活轨迹，构造婆媳互动的缓冲空间，保持适度的距离感，以减少个体行为的外部性。 在北京平谷农村调研时，一位中年婆婆提到自己与儿媳妇友好相处的经验是“把儿媳妇当亲戚”。亲戚之间的关系状态就是既亲密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相互之间比较客气；既要关心儿媳妇，又不能过多干预儿媳妇的生活。空间策略依赖于婆媳之间基于功能性需要的自觉调整与默契配合。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空间策略可以突破家庭生活的内部空间，即以适时退场来疏解家庭关系中的紧张。对于一些城郊农民而言，进城的婆婆尚具有利用周末返回村庄的便利条件，从而可以暂时地退出生活政治的场景。老年人平时进城照顾孙子而周末返乡的弹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活政治造成的家庭关系紧张。但是，对于举家进城务工的农民而言，往往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和缓冲空间。 关系策略 生活政治中的紧张根源于婆媳关系的不稳定性，婆媳互动始终存在一定的心理距离。在家庭日常生活互动过程中，一些婆婆试图“把媳妇当女儿”，以求跨越婆媳关系的边界，达致情感一体的状态，但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婆婆将媳妇当作女儿的情感姿态并不一定能获得对方的情感反馈，另外一种可行的应对策略是改变功能合作的关系框架，即以母女关系替代婆媳关系，以缩小代际的心理距离。随着姻亲关系的重要性凸显，嫁出去的女儿不再是“泼出去的水”，娘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子代家庭的日常生活，并且推动了婚居模式变迁，这为家庭关系调适提供了更多选择。对此，笔者在北京平谷Ｘ村调研时农民关于“女婿不挑丈母娘，儿媳挑婆婆”的说法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婆媳关系和母女关系的差异。而在湖北等中部地区，当地流行的“不嫁不娶”的婚姻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父系偏重的家庭关系模式，为家庭关系的功能性适应提供了替代选择。母女关系是高度信任的一体化关系，两代人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差异可以在母女关系的框架下内部化，从而弥合家庭日常生活互动中的心理距离，实现功能与情感的统一，维系家庭生活秩序。 亲密关系中的距离与政治 在本文中，生活政治镶嵌在家庭的亲密关系之中，但生活政治并非“政治的生活化”或“生活的政治化”，生活政治的调节策略旨在安顿转型期的家庭生活秩序，维系家庭功能与情感的均衡。如果说家庭的功能性合作是家庭转型的策略之道，那么生活政治视野下的情感逻辑则反映了转型期家庭关系的深层状态。在吉登斯看来，生活政治的核心是自我实现，而身体是重要支点，亲密关系源于身体的反思性建构。在本文中，亲密的家庭关系是在富有伦理韧性的代际合作框架之下展开的，并依赖于生活政治实践中的空间策略与关系策略，以调控亲密关系中的距离。其中，空间策略的核心是通过重构家庭生活的空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以便维系张弛有度的情感互动，而关系策略的核心是弥合关系中的距离，以疏通情感互动的通道。可见，在转型期家庭关系中，距离的设定和调节是情感能量有序流动的重要条件，家庭关系呈现出“亲而不密”的特征。 距离是在关系中界定的。距离不仅具有空间属性，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一般来说，在家庭关系结构中，基于血缘和姻缘的纽带，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具有一体性，而婆媳关系始终存在一定的距离。在传统的家庭政治中，丈夫（儿子）往往是婆媳关系的媒介，也是家庭政治运作的核心。因此，以丈夫为参照，婆媳关系虽有距离，却具有明确的角色意识，丈夫的态度偏好和行为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政治的走向。在生活政治中，家庭关系中的距离缺乏客观的度量标准，婆媳互动超越了“婆婆”与“媳妇”的角色规定，而丈夫则以相对超然的姿态外在于生活话语权的竞争。家庭生活琐事往往难以吸引丈夫主动介入，且丈夫对于隐秘的生活话语权竞争缺乏足够的敏感性，往往认为是“无关痛痒”“小题大做”。丈夫的不在场进一步扩大了婆媳日常互动的策略空间。可见，作为一种自发调节方式，生活政治的调节策略并没有真正消弭婆媳关系的距离，婆媳关系的距离放大了生活政治的不确定性，设定了生活政治的基本节奏。生活政治弥漫于日常生活之流，赋予亲密关系以政治意味。 结语 代际功能性整合固然是农民家庭再生产不可或缺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关系的平和。作为一种家庭策略的功能性整合并没有为日常生活中的代际互动提供具体方案，反而为家庭关系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并再生产了家庭关系中的距离。在生活政治的视野下，变迁中的家庭并不必然成为农民的“避风港湾”。农民虽然告别了喧嚣、激烈的家庭政治，但是，生活话语权的竞争仍然扰动着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在生活话语权的竞争和冲突中，婆婆和媳妇争论的焦点并不是抽象的家庭权利抑或自我认同，而是家庭生活秩序再生产。生活政治提供了洞察城乡中国时代家庭关系的反思性视角，即不再将基于功能性需要的代际整合视为一种理所当然，而是将家庭关系的调节策略提升为政策自觉，以积极地面对家庭关系的情感动力与交往逻辑。当然，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家庭还面临着阶层分化。处于不同社会阶层位置的农民家庭对代际功能性结合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异。对于少数上层经济精英而言，市场化服务（例如保姆）是支持家庭生活，降低生活政治焦虑的可替代方式。问题是，其高昂的经济成本超出了大多数农民家庭的承受能力，且始终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信任风险。因此，对于大部分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而言，母家庭的参与性支持仍然是低成本且有效的资源，大多数农民家庭需要面对生活政治的焦虑。 面对家庭转型过程中的生活政治，需要反思长期以来国家政策对于家庭的工具主义定位，强化对于家庭的普惠性政策支持。从家庭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型展现了家庭关系动力机制的变迁，启示了家庭政策的调控路径。如何在家庭关系中畅通情感的实践脉络、化解代际功能性整合中的心理负担，构成了当前家庭政策的重要主题。立足于回应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政治命题，当前的家庭政策不仅需要致力于以家庭功能激活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还要关照家庭发展中的个体心理状态，引导代际互动中情感的有序表达。在定位城乡区位条件和辨析生活政治显著度的基础上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维系家庭生活秩序平和稳定的政策支撑。在这个意义上，家庭转型中的生活政治启示了面向家庭生活秩序的基层治理转型。 责任编辑：海纳百川 文章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 （本订阅号仅用于学术与思想公益，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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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花间挹香 > 《中国经济问题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