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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红一、红二、红四三个方面军当中，红四方面军诞生出的猛将尤为甚多，比如有着人尽皆知的“王疯子”之称的王近山、“敢死队长”之称的许世友，这两位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彪悍猛将自不必说。 但实际上，在红四方面军中，有一位猛将，其骁勇敢战的势头丝毫不亚于王近山和许世友，可他的传奇故事却并没有广为流传，这个人就是有着“虎将”美誉的王树声。 不同于王近山、许世友贫苦农民出身，文化水平较为有限的悲戚身世，王树声是三人当中饱读诗书之人，他不仅当过教书先生，20岁那年还干过校长，在那个年代可谓不折不扣知识分子出身。 虽然出身知识分子，但王树声身上丝毫没有一点书生意气的迂腐与胆怯。在浴血突围鄂豫皖时，他身先士卒，以万夫不当之勇愣是在围追堵截中生生杀出一条血路；在孤身挺进河西中，他硬是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和智慧绝地求生；在中原突围时，他再次以虎胆熊心突破千难万险，最终以不可思议的亮眼表现取得了胜利。 王树声打仗有智慧、有头脑，在前线指挥方面他也常常带头冲锋。黄麻起义时，王树林率领农民自卫队攻打反动武装的山寨，敌人拼死顽守，我军进攻受挫，就在这个时候，王树声扯掉上衣，光着膀子，手持大刀，大喊一声：杀啊！一头冲在了队伍最前面。结果，我军如决堤洪水般顷刻便将敌人杀得片甲不留。
事实上，指挥员带头冲锋陷阵这是红四方面军遗留下的光荣传统，就好比苏联政委即便没有枪械，也喜欢抡起板凳铁锹往前不要命的猛冲一样，红四方面军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养成了指战员喜欢亲自带头往前冲狠劲儿。 不过，王树声的狠劲儿就在于他打仗的时候大刀不离手，无论战局变化如何，他都会提着大刀猛冲猛砍。比如，在1931年的一次战斗中，已是师长的王树声带头提着大刀往前冲，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子弹嗖嗖呼啸着飞过他的耳旁，他全然不顾危险跟敌人短兵相接，杀到最后浑身是伤倒在了血泊之中，直到战友打扫战场才从死人堆里发现奄奄一息的王树声。 这样勇猛彪悍的虎将，在我军当中实在不可多见。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战场上勇猛过人的铮铮铁汉子的王树声，西征途中却罕见地向战友下跪，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936年10月，为打通和苏联的陆地联系，解决战略靠背问题以及促成西北联合抗日等需要，红军总部决心组成西路军西征，由于西路军孤军深入，当地群众基础薄弱等因素，部队出征几个月后损失惨重，就连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在部队被打光后，也就九死一生才侥幸生还下来。 一军总指挥尚且如此，其他人的处境可想而知了。而当时王树声担任第九军军长，西征受挫后，部队被打散，王树声只得带领沿途汇聚的战友翻越祁连山、穿越腾格里沙漠、趟过危机重重的草地，一路上除饱经大西北恶劣自然气候的考验，随时还要与意想不到的敌人战斗。
一次，在穿越腾格里沙漠时，王树声带领的4个人遇到了数倍于己的土匪抢劫。王树声凭着敏锐的观察判断这伙土匪只要钱财，若是散尽随身值钱物品，或许会平安度过这突如其来的劫难。 然而，面对大批土匪由远及近地蜂拥袭来，另外的三名战友顿时感觉陷入绝境，打算与土匪来个鱼死网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王树声赶紧劝说战友不要开枪，可任凭王树声如何劝解，三名战友依然不为所动，就在战友即将抬手举枪之际，王树声扑通一声跪倒在战友们面前说道： “这伙经济土匪要的是金条和枪，不是我们的人。要不他们早就开枪了。土匪人多，打起来只会遭受无谓的牺牲；革命战士不怕死，可死在这里值得吗”。 在王树声言辞恳切的苦口规劝之下，三名战友勉强收起了枪，照着王树声的办法来做，而事后证明，这伙土匪也确实只是劫走了他们的钱财和枪支，并没有伤及四人性命。 而也正是在王树声的精准预判之下，四人靠着顽强的毅力，终于走出了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为革命保留下了珍贵的火种。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四人当中就有后来大军区司令员杜义德。
从中可见，王树声此人不仅勇猛彪悍，而且粗中有细，看待问题的眼光十分犀利。恰恰是因为王树声始终一心向党为革命，因此，1955年大授衔，他被授予大将军衔，尽管已经身居高位，但他从来不苛求名利，终其一生他都住在低矮的小楼房里，教育子女十分严格，约束家人无比严厉，叔伯侄孙等人即便在建国以后仍旧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享受到丝毫特殊待遇。 1974年王树声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许世友得知后万分悲恸大哭一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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