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磊丨传记的用途：从传记的社会学到传记社会学

摘要

ABSTRACT

对于社会学的传记转向，学术界依然存在不少争论，最为根本的是传记能否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涉及传记在社会学学科中的意涵与定位。传记既是社会的也是历史的，它超越个体生命而关联群体和制度。传记不是既往事实的简单再现，亦非全然建构，它是一种实在的建构，体现了人们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回顾过往时的意义塑造。传记与社会学联姻，并不是简单地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传记，将其作为构建知识的重要来源，更深层次上乃是强调研究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传记式参与。无论是传记的社会学还是传记社会学，都意在把行动者带到舞台中央，它们在更晚近的发展中构成了广义的传记社会学。

关键词

KEYWORD

传记 传记转向 传记研究 传记社会学

作者

AUTHOR

鲍磊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Part.1

问题的提出

对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降发生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众多转向之一的传记转向（the biographical turn），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顺势提出“传记社会学”的概念来涵括转向之后的进展。笔者曾对此作文探讨，但随着阅读视野的放宽和理解的加深，不少论述显得不够清晰，一些议题也亟待展开。尤其是作为一个包容性的概念，传记社会学涉及的是一种多样化的实践，对于其确切的内涵与外延，目前学界的分歧依然大于共识。因承续的学术传统有异，研究者秉持的立场与视角也各不相同，如实证主义与非/反实证主义之对立。而就解释学、现象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传统或流派而言，在基本预设、核心关切、研究方法方面也是大异其趣。甚至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氛围有别，这一转向在不同国家也呈现出迥然各异的面貌。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介入，在丰富相关研究的同时，也使得该领域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向。从本源出发，是厘清传记社学基本指涉和边界的最佳方案。本文旨在明确作为修饰语或限定语的“传记”的意涵，进而考察它与社会学联姻对于社会学学科的影响。

在这一转向中，“口述史、传记、人生故事、生命史、叙事分析、回忆、人生回顾等标签竞相争夺关注，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注重借由某种方式记录和解释个体的人生经历，但在研究路径、搜集和分析数据的方法上存在着差异”，只不过“传记”被遴选出来，作为这些标签的代表，或者说由它将关联概念打包收纳。由此，延伸而来的“传记研究方法”大抵也是各出心裁，邓津倒是干脆将其视为一系列术语之组合：方法、生命/生活、自我、经历、顿悟、案例、自传、民族志、自我民族志、传记、民族志故事、话语、叙事、叙事者、小说、历史、个人史、口述史、案例史、案例研究、书写呈现、差异、生命史、人生故事、自我故事和个体经历故事等。好一个庞大的概念家族！表述越是多重，指涉越是广义，漏洞就会越多，澄清所需的努力也越艰辛，从传记概念本身出发能更好地奠定这一转向的认识论基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逐项检讨此前学者对于传记概念的界定，这虽有可能却无必要，本文将主要以社会学为视角来审视传记对于社会学的意义。

自社会学传记转向之始，各方争论之核心，便是人们可以将何种价值归到来自个体经历的材料。个体叙事能否达到涂尔干所谓的“社会事实”标准，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传记社会学成立之可能，尤其是实证主义传统在社会学中的主导地位，迫使生命史或生活史的研究者必须面对棘手的方法论问题，即对个体人生的研究是否充满了非历史论（ahistoricism）和唯心理论（psychologism）：“我们赖以获得社会学知识的有效或可取的经验基础是什么？是对成千上万人的定量调查，还是考察单个人的主观现实？”早前的贝克尔，曾为社会学及相关领域传统上缺乏对人生故事的使用提供了一个理由，即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的”假设－演绎法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假设是为验证而构建的，而人生故事并不能提供社会学研究者需要获得的“发现”。那么，传记是否有资格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更进一步要探问的是，以“传记”来修饰社会学而后所呈现的“传记社会学”又有何意义？

Part.2

传记即社会

社会学传记转向首先遭遇的批评，便是其被视为一种个体化的（individualistic）研究路径，内在地存在浪漫化个体及其故事的倾向。换言之，它可能会过于关注个体，从而“迷失”社会的背景与过程。对此，有研究者欲以“集体传记”（collective biography）或“群体传记”（prosopography）来回应，“从社会学角度使用生活故事的条件是，来自同一社会类别或环境的多个生活故事的集合；一个孤立的生活故事可能是心理学家、叙事者或社会语言学家的乐趣，并无任何社会学价值”。但“由于群体历史并非传记，研究某人之生平的社会学是否有效的问题被回避了”。这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的还是量化思维，以为依赖足够多的个案就可以修正单一个案对于（社会）生活经验的可能扭曲。此类努力固然值得肯定，而且借助抽样、内容分析等技术针对特定群体的传记研究已成气候。但问题更应该是，我们如何从单一个案分析中得出与更多案例相关的洞见，以及更重要的，我们如何从对个案的研究中探索某种社会学意义、得出何种社会学理论（知识）。

我们这里不复述既往研究中相关学者的回应，而是再往回走一步，借助狄尔泰的解释学和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观点加以申辩，这既出于他们对该问题的深刻见解，也因为在发掘这一研究路向的传统资源时，他们的观点时常被援引。

狄尔泰最早将生命史转变为人类科学理论的对象，把传记视为把握和诠释社会－历史事实的重要途径。他从解释学出发去观照人们对生命的经验、理解与认识，进而去关注作为生命反思的传记。在他看来，包括自传在内的传记，在叙述个体生命时不可避免地超越个体生命本身而涉及社会群体和制度。事实上，站在身为历史学家的角度看，狄尔泰认为自传是书写历史的手段，是“所有历史理解的根源”。

在传记中，个体是其世界的中心，但个体是在其所处的历史和社会过程中定位自身，进而寻获某种意义的。作为历史存在，人是由历史深刻塑造的生物，因此只能参照时代背景，通过考察塑造个体的特定历史力量来理解个体。在狄尔泰看来，个体的生命，特别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生命，是一个微观世界，反映了其周遭更大的宏观世界。个体生命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单元，它是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总和，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是独立的，人们也无法仅从其自身加以理解。“我们感知世界，评估我们的经历，并根据我们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的社会成员所获得的概念、信仰和思想来制定我们的计划。”因此，个体与他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致力于研究独特个体的重要性，就必须从构成个体的各个部分以及个体所处的大环境来考虑他们的行为：“解释必须考虑部分和整体的相互依存关系，因为只有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才能理解部分，而整体也只有通过它的部分才能被理解。这是历史与传记联系的方法论基础。”

狄尔泰认为，生命联结（life-nexus）和意义（meaning）是理解个体生命和历史世界之间联系的最佳概念。自传作者所阐述的并不只是生命，更多的是生命的联结（性）。在自传中，“自我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理解自己的生命历程：它将人类的基质和与之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关系带入意识”。为了证明个体生命联结本身就包含着历史世界的关联，狄尔泰扩展了“意义”概念的指涉范围：“意义”指的是“生命中各部分与整体的特殊关系”。在理解自己的生命时，个体将“事件和借以理解的内在联结”联系起来，使其便于理解。“构成生命历程的特定事件在现实世界中展开时，与它们的意义有某种联系，就像句子中的单词一样。”透过此种关系，每一个特定的生命经验被集中在一起，因为它的意义建立在某个整体的基础之上。

每个生命都自有其意义。它包含在一种意义语境中，其中，每一个被记住的当下都具有一种内在的价值，并且它又经由记忆的联结（nexus）与整体的意义相联系。这种个体存在感是独特的，不能用概念认知来衡量；然而，就像莱布尼茨的单子一样，它以自己的方式呈现了历史的世界。

在这里，结构既内在于生命经验本身之中，又是反思和诠释的结果，二者看似不相容却完全可以调和。

如果说狄尔泰是站在解释学的角度论证了传记与历史（以及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舒茨则从现象学社会学方向表明，人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共享的世界，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以相同的方式体验于其中。“自我传记式'展露’世界的过程与机制，无论是经历的还是解释的，都绝非发生在互动与交流'之外’。”

舒茨强调日常意义背后的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一个熟悉的世界。常识以普遍有效性的历史形式和文化形式呈现给所有人，个体根据生平情境把常识世界转变为自己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由生平决定的情境”，即处在一种同样由其本人限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并在此情境中确定自己的立场：“根据物理空间和外在时间确定的立场，根据他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确定的立场，还包括他的道德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事实上，当“我从这里”，也就是从“我”当下所处的地方看一件事的时候，他人则是从他“那里”、从他的立场去看。

与胡塞尔关注先验的主体性（transcendental subjectivity）不同，舒茨理论的中心范畴之一是成员（the member）。它意味着，在一个具有相同解释关联性的共同体中，成员关系（membership）被置于主体生命过程的初始条件之中。舒茨从许多类型的关系中，选择了联盟方之间的我－你（Wir-Einstellung，I-thou）关系，它“是在成员间的长时间、持续性对话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积极交流的过程中，双方通过探索对方独特的主体性及其灵活性和最终限度，逐步认识到对方独特的主体性”。在这种关系中，成员可将彼此视为独特的主体。鲍曼指出，这种可能性出于相互的生平牵连（mutual biographical involvement）。

就时间维度看，在个人生平中时刻存在着与其有关的“同时代人”，个人可以和这些人形成一种由行动和反行动构成的相互作用；也存在“前人”，个人无法对他们施加影响，但是他们过去的行动及其结果却对个人解释开放，从而影响他的各种行动；还存在着“后来人”（现代人广义上的读者），个人虽与他们没有共同经历，却可以在预想的未来中调整针对他们的行动。

事实上，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从出生伊始就处在别人为其“规划”好的环境中，因此日常生活中的生平情境总是历史性的，是由社会文化过程构成的，社会文化过程决定了情境的实际形态。以语言为例，对每个人来说，语言已经以一种特定的结构呈现出来，作为其生平情境的社会预先给予（social pregivenness）。换句话说，人类出生在一个历史性的生活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里，语言有一个具体的、预先确定的结构。

舒茨认为，我们出生在一个预先存在的世界之中，这一事实是强加于我们的基本关联之一，它在许多方面决定了我们整个生命。我们任何一个由生平决定的情境都是指以前的情境，它可以被解释为我们之前所有经历的沉淀。我们的生平从我们的出生开始，因此我们出生时所处的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生命诞生之后的所有阶段，成为日后建立主题、解释与动机关联系统的依据。因此，个人日常生活世界绝不只是个人的世界，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一个“我与我的同伴”共享的世界，一个也由他人经历和解释的世界。

我发现自己总是处在一个从历史的角度给定的世界之中，它既是一个自然世界，也是一个社会文化世界，它不仅在我出生以前便一直存在着，而且在我遗世后仍然会继续存在。这意味着，这个世界不仅是我的世界，而且也是我的同伴的世界。不仅如此，这些同伴也是我所处情境的构成成分，正如我是他们身处情境的构成成分一样。通过影响他人并且受到他人影响，个人认识了这种相互关系。

狄尔泰和舒茨从不同角度对于传记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考察，足以回应传记的个体主义倾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巴里认为“传记即社会”（biography is society）。“讲述某个人的真相（truth），象征性地，就是讲述一个完整社会的真相。”传记从不存在于真空中，而是受到文化、经济、社会、历史和心理背景的影响。因此，传记社会学分析的焦点不是重建作为个人生命历程的意向性，而是将传记叙述嵌入社会宏观结构中，研究传记过程与其所处历史时期和社会结构之联系。概言之，传记社会学的目标是超越对单一个体的关注，通过努力，“既保留一个本质上的社会学参照框架，又证明对社会结构和过程的原始知识可以从对个人生活故事的研究中获得”。

Part.3

传记作为一种建构的实在

尽管支持传记转向的社会学者不像托马斯那样，认为“尽可能完整的个人生命记录构成了完美的社会学材料”，但他们大都看到了传记（材料）本身所具有的优点。从本质上讲，传记研究就是试图分析个体叙事，进而了解人们如何借由意义连接而建构他们的社会世界，叙事者的传记性表达被视作进入一个特定社会世界建构的主要途径。但有研究者认为，传记研究缺乏可靠性和有效性，就算排除那些因记忆造成的讹误，传记也总不可避免存在虚饰、夸耀、错误言辞。奥斯特兰甚至从根本上怀疑历史真相可以从传记中得出：“社会学家作为生活史的读者或倾听者，基本上无法确定对过去生活的描述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是当事人对自己过往的想象。”的确，如果认定了主观观点具有幻觉性质，那么对于系统生产出来的意义进行分析就毫无必要。

从认识论出发，朴素的实在论者将生活史视作以一种纪实方法来把握外在现实，认为人生故事反映了活生生的现实，但又认为社会现实可以以一种透明的方式表现出来，是一种“经验上的错觉”（empiricistic illusion），因为社会现实总是模糊的、不清晰的、碎片化的、不连续的。而传记的极端建构论者，尤其是那些倾向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立场的研究者，则认为“并无真相（实），没有现实，也不存在把对象世界与言说世界或书写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存在多重阐释，一切都同样可能”。这一立场的研究者认为，人生故事能够反映现实或经验事实的观点过于简单化，是一种“传记幻觉”（biographical illusion），故事并不是经验的参照。不过，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处于实在论和建构论之间的立场上。

事实上，无论持何种立场，都彰显了一种“求真之志”，但需要确定的是：这个“真”是什么，真理、真相、真诚抑或真实？是历史之真、主观之真还是虚构之真？

真诚的自传作者被认为愿意讲述关于其生活的主观之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陈述应该是符合某一事件或经验的现有经验数据的陈述。当“自传是一种美学上的成功”时，就证明了一种美学之真……当有人认为“'真正’之真包含在'纯粹的’虚构中”时，就出现了虚构之真。

传记研究者显然都会接受一个事实：我们永远无法透过一个人生故事得到一个简单而真实的生命真相，不可能通过口述史得到简单的“历史性真相”。换句话说，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完人”（the whole person）都是一种虚构，是一种创造出来的意象。有研究者区分了三种人生形式：（1）既往的人生（a life as lived），这是真实发生的；（2）经历的人生（a life as experience），它由生活中的人所知道的形象、感情、情感、欲望、思想和意义组成；（3）被讲述的人生（a life as told），它是一种叙事，受讲述的文化惯例和社会背景影响。因此，就自传而言，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简单传达或参照“既往人生”（lives as lived）的方式，所谓的理解和再理解都是解释性的，因此“不存在完全真实、正确、忠实的自传”。在记录一个事件、探索某个时期、纪念特定共同体时，叙事者便在某种意义上重造“历史”，为着特定目的，某种程度的修辞在所难免。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听到的所有故事都必须被视为有效或无效、真实或欺骗。恰恰相反，认识到人生之构建，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找方法来评估什么被建构了。换言之，尽管人生故事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性的，它们总是人为的、可变的、片面的，甚至有些说法可能是错误的，但这些“错误的陈述”在心理上依然可能为“真”，而此“真”或许与实际上可信的叙事同样重要。就正统的弗洛伊德理论来看，即使是“错误的”数据，如果能在其中识别出某种模式，也能在心理上有所启示。不同的叙事塑造了被讲述的经历：“哪一个是正确的？这最终可能无关紧要，因为每个叙事都是一种感觉、一种情绪、一种视角、一种观点。”在故事被讲述的那个时刻，它们都自有其真。

在《忏悔录》开篇，卢梭便理直气壮地宣称：“这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幅严格按照一个人的本来面目如实描绘的画像；这样的画像，过去未曾有过，很可能将来也不会再有。”卢梭自诩对自己“本来面目”（nature）袒露无遗，并以自己的道德操守和人格作保证：

我是怎样一个人，我就把我描写成怎样一个人。如果我当初行事卑劣，我就自我揭露我卑劣的行径；如果我行端品正，为人正直和道德高尚，我就坦诚记述我端方的人品和高尚的节操。我已经敞开我的心扉，让你亲眼看它是什么样子。

类似表态在《忏悔录》中多处可见。但后人逐渐发现了卢梭《忏悔录》中的粉饰乃至事实性错误。解构主义理论家德曼曾专门考察了卢梭提到的“偷丝带插曲”，认为这件事是卢梭所叙述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种种程度不同的羞耻和尴尬场景中，具有特殊感情意义的场景，是一种撒谎与欺骗的真实原初场景，并精心策划置于叙事之中以炫耀口吻讲述。德里达更是激进地认为这件事情从未发生过，书中提到的女仆玛丽蓉也不曾存在。德里达怀疑，卢梭创造偷丝带情节这样的核心故事，只是为了把自己归到奥古斯丁《忏悔录》的叙事传统之中。

在布鲁克斯看来，自传作品中的这类错误从自传作者的角度来看，这对其计划的真实性是不重要的，因为自传作者的目标很少是为了讲述一个定义上的真相，而是讲述有关内在自我的真相。例如，对偷一个苹果罪的忏悔，展示忏悔者真的偷了一个苹果可能不是真相，但如果它表明忏悔者觉得这是某种罪过那就是真相。这种罪需要某种发泄、某种对于罪的叙述，就此而言，苹果故事或多或少是随意的解决方式。因此，对于传记（叙事），要明白的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是从旁观者角度所看到的客观事实，还是在主体看来对其自身而言所具有的意义？

奥尔尼指出，自传的本体论涉及具有核心性的个人生命（bio），在人们生命历程中，“'是’（is）被改编成'曾经是’（was）……（但）'曾经是什么’不再成为现在即如今存在或存有的总体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的东西毫无疑问是过去留下的，但已经完全与它分隔开来”。这表明，我们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因为记忆具有一种通过现在的棱镜去改变过去经验的可能。对此，我们至少需要弄清楚这样一种景象，那就是自传中往往存在一种假想的艺术创造、自我创造甚至是捏造，不论有目的还是无目的，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写自己的自传，实际上就是试图从整体上、在一种对自我进行总结的概括活动中把握自身。自传必然是建立在一系列选择的基础上：已经由记忆力作出的选择和作家对于记忆力提供之素材所作出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为了达成人生的某种统一性或意义，而“最优秀的自传是那些达到相关性（与作者生活的主线具有某种关系的所有因素）要求、以丰富多样的人生经历成为一种概括总结因素的自传。最好的自传是那些把关联性要求和丰富多彩的亲身经历统一起来的自传”。因此，自传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体裁，是一种“信用”体裁。自传作者在文本伊始便努力用辩白、解释、先决条件、意图声明来建立一种“自传契约”，这一套惯例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种直接的交流，所谓“自传契约，就是作者有言在先的一个声明，作者在声明中确定他的写作构想，与读者订立某些承诺”。自传作者确信自己是在讲述自己的生平，相信他们的人生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是我写的关于我的传记。”

据此，传记研究者应秉持一种务实的立场，而不是坚定地忠实于“实在论”或“建构论”。尽管自传叙事或许包括“事实”，但它们不是关于特定时期、个人或事件的是其所是的（factual）历史，它们只是提供了主观性之真（truth）而非事实（fact）。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其“重点是目的：获得对个人生命的洞察或者反映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而不是停留在方法和理论假设上的差异”。换一种说法，“实用主义的普遍观点是，个人的故事或叙述是中心，但它们被搜集和使用的方式不同，为不同的方法和理论目的”。若以实在论为前提，没有经历的事实，便不能算作社会学的传记研究；而建构论则可以用来帮助分析讲述者如何塑造他们对特定事件的经历的叙述，如何通过叙述形成对他们来说的“现实”。

传记研究乃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人类世界乃是由符号连接而成的意义网络。但意义并非物理学事实，它是由人所建构的，个人正是意义的创造者，并根据对社会存在意义的理解而行动。这些意义构成了个人日常生活的基础，社会也借由意义而建构。意义不可能建构于符号的语言系统之外，所以没有人能够建构他自己完全私人的世界，意义总是公共（public）的意义，孤立一人难以建构一个完全无任何参照外在世界的意义。书写自己的历史，就是试图塑造自己，这一意义要远远超过认识自己。“自传不是要解释一种历史的真相，而是要呈现一种内心的真相，它追求的是意义和统一性，而不是资料及其详尽性。”“自传所追求的乃生活的意义。”一言以蔽之，自传作者所表现出的不是一种绝对的客观性，而是一种可称作“主观客观性”的东西，自传坚持的是坦诚性，但并不追求全知性。

再回到卢梭。他说过，“我过去做的事情，我是绝不会弄错的。……我这本《忏悔录》的目的，是要人们准确了解我这一生在种种不同境遇中的内心感情。我向读者许诺的，是我的心灵的历史。为了忠实地记述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的材料，只需像我迄今所做的这样反躬自问、吐露心声就行了”。这便是卢梭与他心目中的读者所订立的契约。在卢梭身上，一种真正新的自我观念形塑了他对于自己人生的描述，而这也应当成为传记社会学的追求。与此同时，普卢默所指出的悖论也需要我们谨记在心：

人生故事的世界当然能够帮助人类实现解放，助力人们理解自己人生，不过，如果我们不小心，它也可能是成为一个故事包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它们很容易成为控制、消费和专注自身的形式，使生命失去人们自以为宣称的真实。

最后还应提及的是，讲述个人的真实情况并非易事，然而研究数据之“真”往往依赖搜集和分析它的条件。生活故事通常指的是“真实的”事件和经历，通常讲故事的人可能是这些事件的唯一目击者，然而如何认知并选择这些事件，进而按照时间顺序重新排序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做出改变（编），也受到叙事惯例或书写惯例的影响。认清这些，研究者如果再具备高超的访谈技术，显然能更容易获得真相。

Part.4

从传记的社会学到传记社会学

从转向之后的走势看，在传记与社会学的联姻之中，我们可以大致理出两种既有差异又有内在联系的发展轨迹和表述策略：其一是“sociology of biography”，可译为“传记的社会学”；其二是“biographical sociology”，可译为“传记社会学”。两种表述的一致之处包括：批评传统社会学研究对于行动者的轻忽，强调传记所体现的个人生命与社会结构之间联系，认可传记作为构建知识来源的可能性，以及对于相关概念的运用。但在研究路径、解释结果以及研究者的介入方面，二者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被公认为社会学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传记研究”，而且日后社会学的传记转向也以此为嚆矢。这并非说此前没有研究者利用传记资料，譬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曾引用富兰克林的自传并将其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但这不是以传记为主的研究，所以也就算不上是传记研究，充其量只是以书面传记的内容为佐证。这种对于传记资料只言片语式的引用，耐心去看，在绝大多数研究者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尤其是在一系列转向之后，对于传记资料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引注也愈发普遍。

我们大致可以说，在托马斯那里产生了“传记的社会学”。一般理解，就是关于传记的社会学研究。展开讲，它是“旨在运用社会学的视角、观念、概念、发现以及分析程序，去建构、去理解某个时代更大历史背景下旨在讲述有关个人历史的叙事文本”。与文史领域的学者不同，社会学所考察“文本”的范围较为宽广，既包括了自传、日记、回忆录、书信、自画像、年谱、简历等以书面形式呈现的文本，也包括视频、录音、胶片、口头叙事等形式的资料。除了研究既有文本，相关研究者还发展出一套研究方法来搜集资料，称呼不一而足，如传记式访谈、生命叙事法、叙事访谈等，大体方案是：被访谈对象获邀谈论自己过往的人生历程，按照自己的方式谈论其自认为重要的事情，通过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理解，建构自我和特定的社会世界。

在托马斯的影响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学，兴起了一波以“人生故事”为主题的传记研究高潮。帕克鼓励使用生活史问卷、日记和信件。伯吉斯在他关于犯罪和家庭的研究中，非常重视个人档案的案例研究。尤其是克利福德·肖在针对青少年犯罪的研究中大量使用生活史资料。在研究对象上，传记资料不断地被用来分析移民群体、社会机构、犯罪团体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人格类型研究，尤其侧重于利用那些旨在描述个人“历史、经历与态度”的生活史或社会大众的生平记录（biograms）。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者认识到“站在行动者的角度看问题”的必要性，也看到了传记个案研究对于记录各类环境中社会成员主观性视角的优势，但他们还是主要把传记作为研究资料来使用，即通过这个或那个个案，研究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普遍特征。事实上，由于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从被研究者那里找到“客观的现实”往往被当作目的，研究者的立场是相对超然的。传记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复兴之后，不少研究者仍然秉持此路向。

传记的社会学着眼于传记所能提供的解释能力。传记并不是独立的，它更多受到社会环境、政治和历史事件的影响，由此出发，传记被当作重要的解释数据（biographical data）。在斯丹莉看来，传记的这种传统模式是线性“拼图”式的：某个方面的信息搜集得越多，就越接近“真相”，即“整个画面”。换言之，传记的传统线性“拼图”模型是一种显微镜，它可以聚焦于个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从而以传记主体的“完整视角”将这些细节整体呈现出来，结果就是“真正的X或Y”。在对传记资料的处理上，以定性分析技术为主，但定量研究也在不断增多，尤其是在计算机分析技术的助力之下。社会学的传记转向还与学科之间的“跨越”有关，尤其是史学、文学与社会学之间边界的不断变动，成为传记转向的重要促动因素。社会学的介入，多少带有开疆拓土的意图。此外，就研究对象而言，相比那些特殊人物，普通人的生平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传记社会学，确切地说就是以传记式路径来研究社会学（a biographical approach to sociology），犹如人之生老病死过程，这样的社会学也是从研究对象的发生、发展直到结局来铺陈的。伯格所著的《社会学：传记式路径》算得上是最早的传记社会学著作。在提到该书的副标题时，伯格说：“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对于材料的组织，尽可能地按照个人传记（生平）中社会经历的各个阶段的顺序来进行。……我们试图通过传记式的组织以及全书的呈现，始终如一地将大的制度结构分析与具体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日常经验相联系。”这种传记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已不限于人物传记，观念、事物、制度都可以用来研究，如“某条河流的传记”“某个城市的传记”“某个政党的传记”。还应当指出的是，有些作品虽然未被贴上相应的标签，但实际上也属于标准的传记社会学研究，如埃利亚斯关于音乐天才莫扎特的社会学研究。

在晚近的发展中，传记社会学开始强调研究全过程乃至结果的呈现方面，研究者以一种移情的方式把自己的生平/传记融入进去，将自己的生命（bio）作为讲述和分析的构建元素。这就是以“传记”来修饰社会学的意义，使得社会学带有研究者个人的生平色彩。研究者的思想观念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有着特定的来源，同时也反思性地参与到同样具有反思性观念的对象之中。英国社会学会下设的传记研究小组发起人之一斯丹莉提倡使用复合词“auto/biography”，以在容纳各种形式的传记和自传的同时，彰显研究者在文本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对他人人生的描述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和理解自己的人生，我们对自己人生的理解也会影响我们如何解读他人的人生。”

传记社会学挑战了作者具有社会“科学性”身份的既有观念，鼓励对有效性、可靠性和客观性这些概念进行重新思考。从19世纪开始，研究者便被要求服从学术写作的“规范”，认为研究者本人不应该出现在其文本中，对于“我”的使用应该受到抑制。但“所有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传，因为所有的文本都有作者的身影，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作者的个人陈述，作者从自我到他人，然后再返回自我”。事实上，作为社会学知识的积极生产者，社会学家并不是简单地去发现预先存在的社会事实与规则。传记社会学正是“强调了作者的社会位置，明确了作者在构建故事/知识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发现故事/知识”。研究议题的选择，本身就涉及一种自传性维度（autobiographical dimension）。研究者对被研究对象的理解是一种主体间的过程，也是一种情感涉入的过程，他们参与一个共同的经历而获得一种共享的经验和知识，达成一种主体间共同的情感体验与认知理解。

研究者当然也有自己的人生经历，他们思想观念自有其来源，并且会在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中受到影响。布迪厄将（科学的）反思性视为发展知识生产手段的一种方式，但这种反思性不能忽视研究者自身的传记经验对研究和知识生产过程的影响，因此，有研究者认为需要重新确立“科学反思性”，将“传记反思性”（biographical reflexivity）这一方法论工具纳入，即将“对研究者自身经验和参与的反思作为研究过程的方法论部分”。通过传记反思方案，研究者可以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野，并在研究过程中对自己的生平经历和立场进行分析性反思。

传记社会学关注“社会学想象力”的发展，它使个人能够审视社会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并重新看待它，没有人可以“外在于社会”（outside society），社会科学家亦复如是，研究者的“自我”是一种“帮助理解他人生命的资源”，它总是与研究工作密不可分。作为研究者，应当认识到：“在你的学术研究中使用你的人生经历，并不断地对其加以省察和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手艺（craftsmanship）是你的拿手戏，你亲自参与了你每一项智力产品之中。”因此，采用这一路径的研究者倾向于承认反思性在他们作品中的作用，即“一种尊重受访者并承认研究者的主观参与”。当然，“无论我们使用的故事是我们自己的，还是访谈对象的，我们都需要提供'负责任的知识’，我们应该诚实以待；我们是我们自己故事中的角色，也是我们自己研究中的行动者”。

对于传统社会科学而言，“工作”与生活是分隔的，科学是客观的，而传记社会学意图在社会科学中进行一场认识论革命。“以认识论为导向的关注，关注自我与他人、写作与阅读中的过去与现在、事实与虚构之间不断变化的边界所产生的政治影响，研究者与作者在文本创作过程中作为活跃的代理人而活跃着。”它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涉及对传记领域的反思以及对实践中传记研究的具体反思。“传记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学家把自身实际置于一种特定的劳动过程之中，并且对他们的知识劳动产品负责。这也意味着承认了知识的情境性与背景性生产，以及社会学家在社会劳动分工中的位置。”

斯丹莉认为，这与默顿提倡的“社会学自传”是相似的，就是将“我”即作者本人带进文本之中，以在场的姿态呈现个人经历、历史与社会结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传记社会学的吸引力之一，在于其对研究者的公开定位重新考量了“自我”和“他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借由探索意义去理解动机，解释生命历史建构背后的意图。

Part.5

结 语

转向只是起点，更重要的是后续表达规则、理解规则的建立。遗憾的是，对社会学传记转向的理论和方法论后果，学界还未以系统和全面的方式进行处理，尤其是在国内学术界，整体上关注度不高。但在“把人类行动者带回舞台”这一广泛性共识之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话题往前推进，顺势采取“传记社会学”这一具有统辖性的表述。也有不少研究者已不再囿于既定的学科界限，在互鉴交流中，促进传记研究的“合流”，以至于有研究者提出“（现代）传记学”的口号。

总体上看，传记社会学意味着从以往抽象和结构方法转向将人们的经历作为解释起点，它是对久已存在的忽略人的主体性或将其边缘化的一种反动，力图更加凸显作为行动基础的个人意义与社会意义。显然，径以汉语“传记”对译与社会学联姻的“biography”，便会使其失掉含义的丰富性。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传记能够成为社会学的基础。传记并不是孤立的，它体现出周遭的情景与社会关系，传记即社会。传记是历史的，或者说彰显了塑造它的特定历史力量。传记并不纯然是实在，也不完全是建构，毋宁说是一种建构的实在或者实在的建构，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回望过往的一种再塑行为，其呈现（方式）映照出人们的一种意义需求、一种本体性需要。在斯丹莉看来，传记对于社会学重要性的原因在于认识论问题：我们如何理解“自我”和“人生”，我们如何“描述”自己、他人和事件，我们如何证明我们以学科的名义作出的知识主张。

除名词外，“biography”亦用作动词，即“为……作传”，《牛津英语大词典》（OED）的界定是：对个人（尤指历史人物或公众人物）人生的描写，使之成为传记或传记介绍的对象。斯丹莉由此出发，在晚近的研究中将传记本身延伸为一种研究方法：“通常被定义为对某个人生命的解释性研究（interpretive study），它是通过书面、胶片、演讲或其他呈现媒介利用相关证据生产的。”因此，“传记”一词指涉既有的叙事文本，也涵盖个人数据的搜集以及对于数据的解释。基于传记概念的理解，本文所强调的传记社会学具有三个层面。就最直白的层次而言，它是对于传记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最为丰富也最为常见。再进一步，乃是以传记资料为主，从将人生故事和传记资料用作某个预测性问题研究的证据文本或例证，转向更为范式性的视角，去关注个体，关注个体的生命、回忆与叙事，并把后者作为构建知识的重要来源，这主要是以丰富扩展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为基础的。最后，传记对于社会学的修饰并由此对社会学作出改变或者说形成一种社会学路数，更加强调思想来源于特定的观点，强调以个人经验的意义为基础，强调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的反思性参与，进而增强社会学的反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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