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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ADI历史 | 西南大区时期重庆市设计院建筑作品回顾研究

 白象街zxz 2022-11-25 发布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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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南大区时期是重庆市院建筑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347个工程项目定量定性的分析和代表作品建筑风格文化趋向与成因解读,揭示了主政大西南的三位开国元勋对建筑“人民至上”的政治判断与历史经验,同时简要介绍了市院几位前辈建筑师的生平。

大区时期是共和国历史上重要而特殊的时期,新生政权刚刚建立,实行新民主主义,在治理上延续了战争年代的大区制度。1949年10月30日重庆解放,这座民国时期的“抗战首都'、中央特别市,转而成为新中国西南大行政区的首府。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均驻节于此,管辖川滇黔康和重庆四省一市。大区设立之初,仅管与国民党军残部及土匪势力的军事斗争尚未完全结束,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巩固新生政权也成为当务之急。在1950年召开的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大区首长提出了“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的号召,由此拉开了重庆大建设的序幕。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特别组建了公营重庆工程公司,其设计部后转为重庆市建设局设计处,1955年2月2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正式下文,成立与市局级机关平行的事业单位重庆市设计院,接管建设局设计处的设计业务,追溯其历史己届70周年。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市院作为重庆市属唯一一家以民用建筑为主兼具市政、勘测设计等专业资质的综合设计机构,其发展历程与这座城市的地位、运势休戚与共同步前行;而1950一1954年的西南大区时期,则是它的第一座髙峰,留下了以大礼堂、文化宫、大田湾体育场馆为代表的许许多多优秀的建筑,成为那个辉煌时代的历史记忆。

市院初期的技术骨干主要来自以徐尚志为核心的怡信建筑师事务所、陶馥记营造厂、民国时期重庆都市计划委员会、留学归国,从上海招聘以及散布在各处在'技术归队'时转入设计院的人员,一时间群英会萃,风华競秀,正是他们几乎完成了当时重庆市域范围内的所有工程设计,构成了西南大区时期重庆的历史画卷。

一、门类齐全,重点突出


根据市设计院至今仍然保存的从民国时期到1980年代中期手绘工程设计图纸选编而成的《图绘城市》(注2)中每年工程项目目录得知,1950一1954年西南大区时期,市设计院共作了 347项工程,包括“设计”和“监造”。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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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954年重庆市设计院设计工程一览表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完全统计,工程分类也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总体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门类齐全,重点突出。


1.1,医治战争创伤,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商贸流通,扩大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生活是头等任务。这类工程包括工业、商贸和科技,合计92项,占总数的26.5%,比重最大。重庆作为“抗战首都',1937年国民政府西迁来此,上海江浙一带的大批企业和人员也随之来渝,奠定了当时重庆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钢铁、机械、棉纺等军工企业为抗战作了重大贡献。大区时期主要是加强与民生有关的轻化工业。在农村,通过土地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粮食产量屡获丰收。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间还建成了各类研究所、试验场、推广站,为工农商业提供科技助力。


1.2,为改善人民的居住环境和出行条件,在住宅、宿舍和市政、交通方面也作了大量工程,这两项共计有46项,占总数之29%,应该说居住建筑不止表中的20项,因为包含括在机关单位总体工程中的不好分出计入。


1.3,狠抓教育,着力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文水平和公民素质,是大区时期一项重大战略。这四年间大中小学及与教育相关的工程计有77项,占总教的22.25%,是所有工程类别中最多的一项。


1.4,大建医院,努力改变缺医少药的情况,保障人民身体健康。这期间新建各种医院、门诊部、防疫站达43项,占总数12.42%,在工程类别中排列第三。


1.5,既改善人民物质生活,又注重精神文明与全民健身,4年内共修建了文化宫、影剧院、俱乐部、动物园、体育场、博物馆、公园等36项,占总数的10.40%,为广大人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


1.6,完善政权机关建设,提高施政效率。新旧中国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新政府在尽量利用旧政府的办公场所的前提下,新建党、政、工、青、妇各类办公设施也是巩固新生政权的必要举措。五年间包省市区县各级各界办公建筑共计40项,占总数的11.56%,其中包括川东行署及下属机构办公设施。


1.7,共产党的政权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建政之后军事力量乃然是新生政权的重要保障和支撑,并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大区期间共完成各级军事指挥机关、营房、仓库建筑共 12项,占总数3.47%,应当说是相当节制的。


二、多样并存,特色鲜明


2.1、建筑风格与文化走向

本章我们将讨论这些作品的建筑风格和美学呈现。总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多样并存,特色鲜明。其中绝大多数简洁、朴素而实用,符合“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特点。这一时期的项目业主,多是军人出身,对城市建设和建筑设计沒有经验,且当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传统尚未中断。建筑师们提出的方案,只要满足使用要求、符合节俭原则,一般都会接受并通过。当然,像刘邓贺三位开国元勋这样高素质大智慧具有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战略眼光的领导干部,他们对重大工程的决策和把控,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正如馬国馨院士在拙著《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甲子纪》序言中所说:1950一1954年,“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时期',“在建筑创作上还属于相对宽松的时期,那一时期的建筑师基本上延续了他们在新政权建立之前的主张和风格','这种多样并存的局面,己经成为新政权早期设计作品的特色,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露其创作上的生命力而引起史学家和业界的注意'。下面我的将通过几个代表性作品加以说明。

2.1.1、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楼

随着重庆解放,西南大区的首长及工作人员进驻中山四路36号院,即今中共重庆市委所在地。抗战期间,这里曾是国民政府的行政中枢,蒋介石也在这里办公。这里绿树成荫,花香阵阵,院内多为民国时期建筑,砖木结构坡屋顶,具有中西合璧的意味。新建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楼也座落在院内,1950年陈明达受命设计监造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大楼。动笔之前,邓小平接见了陈明达等设计人员,具体布置相关事宜,并明确指示党政机关办公楼要“简朴、实用”,于是他果断地放弃了他所熟悉的古建形式而采用现代风格。这是一幢平面为山字型主体为三层的平顶建筑,山字中间一竖为加大层高的两层大会议室,中部入口门厅向外突出并升高至四层,墙顶装饰有工农兵图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该处正面以两根竖直通高的壁柱与两侧较宽的实墙将门窗一分为三,四层窗口上部及入口雨蓬下部有额枋和雀替,女儿墙压顶下墙面收进饰有斗拱。主入口台阶分成宽窄两级,两侧收头的四个花台髙低错落,与建筑顶部丰富的轮廓相呼应,有一种立体构成的感觉。建筑正面偏西,以实墙为主,比其它三面开窗较少。窗户及窗间墙略略凹入饰有海棠形突出纹样,以强调坚向划分的感觉,这种做法为后来不少建筑所效仿。整幢建墙面为米黄色水泥砂浆粉刷,下部以青石勒脚,形成基座。西南局办公楼确实做到了'简朴、实用',又庄重典雅,很好地体现它的政治意涵和文化身份。其形态虽与院内民国建筑相异趣,但通过体量、材料、色彩的把控,加上周边茂宻林木的掩映并不显得突兀,在融于环境的同时,又能突显自身存在的价值,具有较高的文化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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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图设计图,引自《图烩城市》(左)

实景照片,李秉奇提供(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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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局部放大图,引自《图烩城市》(左)

工农兵浮雕实景照片,李秉奇提供(中)

外墙装饰细部照片,李秉奇提供(右)

2.1.2、中共重庆市委办公楼

同一时期,陈明达还设计监造了中共重庆市委办公楼。刚刚解放,中共重庆市委进驻“王園'办公,'王園“是川军将领、曾任江西和四川省主席的王陵基在重庆的公馆,位于渝中半岛枇杷山上,有花园、泳池,风景极佳,视野开阔。为弥补办公面积的不足,遂决定在“王园'侧畔面向长江的山坡上修建新的办公楼。陈明达在深入考察建地地形环境后,一反行政办公建筑严谨对称的惯倒,紧贴地形地貌,灵话进行平面布局、动线安排和体量组合,采取依山就势,层层递进的手法,其主楼由三个横竖交错的体部组成,红瓦粉墙,高低错落,活泼有序。一条宽阔的大梯道直达主楼门厅,其第一个中间平台向两侧延伸,串连起辅楼二层及其右侧的半地下室屋面,使临街一侧的建筑空间开阔疏朗。建筑屋顶也十分考究,除门厅突出升高的体部为四坡顶外,其他横竖髙低不同的体部均为歇山式屋顶,统一而有变化;立主面的开窗每开间三个或两个一组,窗口上下各有一条腰线,横向感很强,与山墙的开窗形式形成对比。整个建筑呈现出鲜明现代特征,是立体构成与有机建筑的成功案例。由于它充分利用地形高差、“化整为零'的作法,使总高五层的建筑,与周边两三层的民居和自然山体和谐协调,体现了中国建筑'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精髓,是这一时期难得精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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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景图片之一(左)实景图片之二(右),引自殷力欣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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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层平面图(左)剖面图(右)

以上图片除注明外均引自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重庆市文物考古所著《中共重庆市委会办公大楼旧址》

2.1.3、川东行署

1950年中央撤消四川省,改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省级行政区,隶属西南军政委员会。其中川东行署先在南岸黄桷垭,后迁至北碚市,在今西南大学校区内。1952年,四个行署撤消,仍归四川省建制。川东行署是一个完整的建筑群,除办公楼外,还有会堂、住宅、宿舍等等。由公营重庆建筑公司设计股多名建筑师合作完成。


其中行署A楼平面呈'山'字型,是一座三层的楼房。中部突出的门厅是立面处理的重点:在一个巨大的实墙框架内,嵌入三层四根圆形柱廊,其顶部有大小额枋与雀替,并施以油漆彩绘,但在施工时改为阳纹图案。大楼入口上的栏板上有咖啡色的匾额,上书'川东行署A 楼“,现在去掉了'川东“二字。门厅前入口平台的两侧置有雕刻精美的石质灯笼,其高度与与首层窗上口齐平,蔚为壮观,但似乎没有实施。窗户与窗间墙亦如西南局作法,强调竖向划分。山面门廊上方设有望柱栏杆,成为二重走道尽端的阳台。整座建筑的外墙为略带黄味的水泥砂浆粉刷,配以暗红色的门窗,加上深深的阴影,更衬托出洁白如玉的柱廊与深邃精美的门厅,高雅而又庄重。值得注意的是坡顶屋面并不出檐,而以高高的女儿墙加以围蔽,稍稍远望就看不到坡顶。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自由落水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突出建筑的“现代性',这也成为当时的一种“范式'。女儿墙的压顶也很精致:上下各有两层线脚,中间凹进,有如须弥座的“束腰“,'束腰'两端及中部饰有不同图案的突起纹样。这种作派显然比西南局办公楼还要讲究,反映了业主和建筑师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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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层平面及正立面图(左)正立面局部放大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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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部节点详图之一,引自《图绘城市》(左)

正立面实景照片引自百度图片(右)

2.1.4、文化宫


文化宫也是大区时期最早动工项目之一。1950年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亲自提议修建文化宫。重庆作为西南大区的首府,又是工业城市,有着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和各业劳动民众,应该有一个规模相当、设施齐全的文化宫来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他说:“重庆解放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打上了肉牙祭,这还不夠,还要让人民打上精神牙祭。'


相关资料显示公营重庆建筑工程公司在取得前川东师范学校旧址用地后,即由公司设计部(后改为重庆市建设局设计处即重庆市设计院前身)进行了精心的规划,主要建筑师为龚达麟、庄人青等。为了贯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园区内大量砖木结构质量较好的建筑得以保留,略加修缮被赋与新的功能;对一些妨碍总体规划以及毁损严重的其他建筑则予以拆除。另外新建了大门、大礼堂(即今大剧院)、图书馆、陈列室、红星亭、游泳池、露天舞台、大众茶社、歺厅、冷饮店、照相馆、小卖部、儿童乐园、观光动物笼舍等,并改建完善区内道路系统、溜冰场、篮球场等原有设施;增建各种花圃长廊、亭台水榭和花木绿植,使文化宫成为重庆解放初期规模最大、设施最全、园景最美的城市公共空间,成为重庆市民美好生话的秀场。文化宫的建筑风格可谓是多姿多彩。既有传统的民族形式,也有现代风格、普罗大众式,还有欧洲文艺复兴式的,可以说是多样并存的典型范本,作为劳动人民美好生活的秀场也是十分合适的。


由龚达麟设计的大门、大礼堂,整体大气、简洁明快而又不失庄重典雅。它们在纯净抽象的砖混结构形体上施以米黄色斩假石,再结合装饰派艺术,反复采用五星、红旗、镰刀、铁锤、齿轮、麦穗、钢笔、圆规、和平鸽、橄榄技等组成精美的图案,以“粉塑”和浮雕的形式,用在建筑内外的墙、柱和天棚之上。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开创美好生活的辉煌愿景与坚强信念。在大门额枋的正面是小平同志亲自题写的“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宫名,背面则是建筑师龚达麟手书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展现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博大胸怀。


由庄人青设计的红星亭虽然不大却颇具匠心。他用两组成对排布、十字交叉的弧形加腋梁柱,承托两层圆盘形屋面,乍一看去,颇有传统圆形攒尖圆亭的神韵。妙就妙在其屋顶竖立的红五星正好处于攒尖宝顶的位置。而且红星亭处于这片区域的制高点,可以同时看到大礼堂,两者一“古”一新,呼应对话,相应成趣。至今红星亭柱面和天棚上的精美“粉塑”依然清晰可见,十分难得。另外,庄设计的红星亭旁的十字花形喷泉水池和为遮档堡坎而建带有花圃廊架的雕塑台,则用纯熟的手法展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園林景观,使重庆人民是不出渝,便可欣赏到西方的艺术,有利于开拓心胸、增长見识。


此外保留下来改作图书室的“中统楼'(注3)以及新建的陈列室、游艺室等虽与普通民房无大区别,属于普罗大众式,但都为劳动人民提供历史文化和科技知识的精神食粮,有助于提高公民的素质,更好地履行“当家作主”的权利和义务。还有保留下来赋与新的动能的川东师范旧建筑筑以及新建的儿童乐园则是传统的民族建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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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宫大门,龚达麟之女龚红梅提供(左)

文化宫大礼堂,龚达麟之女龚红梅提供(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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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题字写“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龚达麟之女龚红梅提供(左)

庄人青手绘红星亭设计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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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堂门厅栏杆照片及庄人青手绘红星亭粉塑图案(左)

红星亭实景照片引自百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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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人青手绘文化宫十字花形喷泉水池设计图(左)

龚达麟手绘文化宫雕塑台及花圃廊架设计图(右)

2.1.5、重大教学楼

新建的重大教学楼是当时众多的大中小学教育建筑的代表之一,由庄人青“主办设计”,是一座典型但加以简化的“中国固有之形式”。平面为工字型,中部教室进深加大、高四层,比其他部位多出一层。建筑造型以中线为轴严谨对称;大小不同、高低错落的歇山式屋顶是其主要特征,轮廓丰富,主从有序。屋顶的正脊、垂脊、戗脊一应俱全,但没有举折变化和飞檐翘角,各类瓦件也不施琉璃。建筑中段呈三段式抅图,底层为青灰色水刷石墙面,二、三、四层及其他部位均为淡黄色水泥砂浆墙面及壁柱,窗间墙有丰富的凹入线脚,中间又突起海棠形阳纹。为了强化视角焦点,中间入口处的三道门窗一大兩小,有如传统建筑之明间与次间的关係,两侧以较宽的实墙收头,虚实对比,效果强烈。下部门廊亦为为四柱三间,一“明”两“次”,其顶部栏板上有望柱栏杆,柱间及屋顶檐下均有额枋与崔替,窗间墙、门窗分格及其他细部都参照传统装饰图案作了细致的处理。正面入口台阶两侧也设有传统的护栏,加上两侧阶梯教室下沉部位室外地面开口处的望柱栏杆,增强了整个教学大楼的古典意味。这些古典部件均以水泥砂浆粉刷,其上的花纹图案也只是素净的突起'粉塑“均为白色,惟主入口门廊立柱采用较高等级的红色水磨石,门窗则着褐红色油漆,整个大楼色彩清新亮丽,仪态端庄,颇有古色古香的书卷气,体现出建筑师的良苦用心。整栋建筑设计周祥、施工精心、质量上乘,内部装修包括水磨石地面和木质大门建成至今已历60余年尚在使用,效果良好。那个时期提倡建筑师“设计、监造”一体化,所以图纸、施工完成度很高,也反映了使用者对原设计的充分肯定与精心维护,成为列入保护名录的优秀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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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层平面图(左)正立面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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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立面图及纵剖面图(左)横剖面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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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图局部及节点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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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教学楼鸟瞰照片,引自八二四研究所《什么是沙坪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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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楼入口门廊实景照片(左)设计大样与实作高度还原(右)

/蒋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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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楼门厅景照片之一(左)教学楼门厅景照片之二(右)

/蒋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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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走道入口门厅实景照片(左)端部外景实景照片(右)

/蒋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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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脊饰实景照片(左)门廊额枋雀替大样实景照片(右)

/蒋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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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门廊细部实景照片 /蒋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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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人青手绘木门大样图

2.1.6、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

平面呈工字型。后部最长一横是住院大楼,共六层;其余部分是两层的门诊部和医技部。平面布局严格按医疗工艺划分各个科室,符合洁污分流医患分流的原则,是当时重庆最大的综合医院。立面处理除突出入口门厅以外,其他部分非常平实,每间一窗,窗口下有线脚拉通,墙面为浅黄色水泥砂浆粉刷。值得注意的是主楼屋面中部设有花圃廊架,为病员提供休憩赏景的去处;其余屋面则有砖拱通风隔热层,以避免顶楼日晒之苦。在有特殊需求的地方,设双层窗户或百页,并装有电排风扇,将功能实用放在首位,符合那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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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图,引自《图烩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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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图,引自《图烩城市》(左)实景照片由尹淮之女尹红提供(右)

2.1.7、大田湾体育场馆

1950年3月,时任西南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贺龙同志从成都迁往重庆办公。他在视察之后说“重庆有220万人口,沒有一个像样的集会场所怎么行?”于是重庆市政府发动机关干部和市民参加义务劳动,硬是把抗战时期跳伞塔旁的小山推平,将弃土填入大田湾的沟壑之中,开辟出大约8万平方米的群众集会广场。1952年五四青年节,在邓小平和贺龙同志的亲切关怀下,西南大区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会在这里成功举办,小平同志专门题字“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解放之初,糟糕的国民体质让人忧心。毛泽东主席发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运动会后,重庆市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由贺龙同志亲自主持,在此修建室内外体育比赛场馆和体委办公楼。成为当时东亚地区规模最大最为先进、也是新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综合体育场馆,在重庆乃至全国体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尹淮设计的体育场是可以容纳约40000名覌众的室外球类、田经运动的比赛设施。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技术标准,尹淮参考了苏联相关的设计规范。在满足体育工艺的空间形体上,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形式符号如拱门、窗格、柱廊、望柱栏杆、素颜盝顶、合角博古脊吻(即取其形而不施琉璃瓦)等作为装饰,但在实际建造中,看台高处的主席台及其两侧的柱廊有所简化,色彩也变成浅色,使其更显时代气息。同是市院元老、造型艺术专业出身的白丁,设计和制作了体育场馆院内的人物群雕以及运动场门楼浮雕和看台边沿望柱栏杆的花飾和兽头,增强了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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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淮手绘体育场设计图,引自《图烩城市》(左)

尹淮手绘体育场渲染图,尹淮之女尹红提供(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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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模型照片,尹淮之女尹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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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实景鸟瞰照片由尹淮之女尹红提供

徐尚志设计的体育馆可容纳约3000名观众,主要用作室内球类、摔跤、拳击等比赛,是一个中部带有弧形屋面的长方形块体。其立面处理主要是作竖向划分,虚实相间、比例匀称、尺度得宜,具有很强的韵律感和节奏感,在檐口、雨蓬、窗间墙处有琉璃饰件。正面两处入口,采用了中国传统拱形门洞,再套上三层高的冲天牌楼,在二楼处以雀替状的挑梁承托阳台,上置望柱柱杆。这种前所未有的组合,既有古风,又具新意,表现出一种大师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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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馆实景照片之一(体育馆实景照片之二(右)

由重庆母城建筑文化口述历史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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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馆实景照片之三,由重庆母城建筑文化口述历史组提供(左)

1989体育馆年改扩建时立面图,建筑师陈荣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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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改扩建时背立面图,建筑师陈荣华丶刘志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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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改扩建时侧立面图,建筑师陈荣华丶刘志扬

徐尚志同时期还设计了体委办公楼,与体育馆隔街相对。其平面也是工字型,为当时公共建筑的流行范式。所不同的是它在建筑风格上属于中国1950年代中期所谓'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典型。其主要特征是高低错落、主从有序的琉璃瓦歇山式大屋顶。整个建筑呈现出中轴对称的三段式经典构图。主墙以宽窄相间的壁柱分隔门窗,比例优雅,韵律感强;屋顶下的墙身略略收进,突出梁枋和柱头上面斗拱状装饰物;主楼重檐之间的窗户更为宽大,分格以横向为主,使其显得更加轻盈富丽。中部入口体部向前突出,正面两根壁柱与两侧较宽的实墙划分出三道门窗,虚实对比,比例得宜。入口上方挑出雨蓬上置望柱栏杆,不设门廊,干净利落。总体给人的印象是沉稳厚重、端庄典雅而略感轻奢,体现出建筑师驾驭这类建筑的出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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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委办公楼,由重庆母城建筑文化口述历史组提供

2.1.8、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这是重庆市设计院在西南大区时期最为重要最为杰出的贡献,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我们将在下一章重点介绍。

2.2、风格取向成因分析

任何建筑都是建筑师建筑观念和价值判断外化和物化的结果;这与他们的教育背景,师承关系和从业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他们也会受到时代背景和业主意志的影响和制约。下面我们将以几位代表人物的经历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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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说陈明达。湖南祈阳人,1914年生,1997年去逝。1932年经莫宗江介绍进入中国营造学社,任刘敦桢助手,参加古建筑考察,整理测绘资料,1935提升为研究生。1940一1942年随梁思成、刘敦桢考察西南地区40余县古建筑。1944年在重庆任中央设计局研究员,1945年参加重庆路网分区規划设计工作,1946年任陪都建设委员会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市院前身公营重庆建筑公司从事建筑设计。1953年调入国家文化部文物局,1960年任文物出版社编审。1971年调到中国建筑科学院历史理论所任研究员至1987年退休。陈一生著作甚丰,是我国著古建筑历史学家。但也接受了现代建筑思想。其師梁思成1945-1947年作为中华民国代表,赴纽约参加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研讨,同时在美国考察讲学并应邀参加了在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关于'体形环境'的学术会议,这些经历使他确立了现代建筑思想,并进而影响到陈明达。从陈在解放之后的几个设计作品可以得到证明。1950年陈明达受命设计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楼,事前受到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南财经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的接见,商讨具体设计事宜。小平同志指示说:“党政机关办公楼要简朴、实用,尽量节省政府的开支,好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陈明达深深地地为伟人“人民至上”的伟大胸怀和聪明睿智感到由衷的敬佩和折服,所以在设计时放弃了他听熟悉的古建形式而采用带有现代感的平顶建筑,只是为了体现建筑的文化身份有节制地运用了一些古建装饰符号,而引入注目的工农兵图案更直接点出了建筑本身的政治意涵。在其后中共重庆市委办楼的没计中则完全采用现代风格,而且颇有地域特色甚至有机构成的先锋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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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达麟 龚达麟之女龚红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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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达麟老师刘鸿典设计的上海美琪大戏院(左)引自百度图片

龚达麟退休后手绘文化宫改造提升鸟瞰图(右)龚达麟之女龚红梅提供

而龚达鳞和庄人青则有所不同。龚达麟(1926——2008),浙江镇海人。曾师从著名画家颜文樑学习西画,后毕业于梁思成、童寯嫡传弟子刘鸿典大师创办的私立宗美建筑专科学校,并随其学习建筑师业务。刘在上海不仅设计了具有中国传统建筑典型特征的上海市中心图书馆,也设计了美式现代风格的上海美琪大戏院。解放后龚除了在重庆市院外,曾短暂地调到重庆市建委规划科和西南建筑设计院工作过,也曾担任过市院职工大学教师。先后主持和参与过杨家坪、人民村等大型居住小区以及鹅岭公园、南温泉公园的规划设计等。退休后在重庆市退休工程师协会发挥余热,提出过文化宫整体改造提升的构想。(注4)庄人青(1900——1975)更为传奇:初随徐泳青学习诗画,又随德国专家学习石印制版,再隨工程师彭任年学习建筑制图。其间加入上海建筑师协会学习业务,并于万国函授学校修完建筑学全部课程,毕业后先后在上海锦名洋行、美亚保险公司、晋益地产公司、公利工程公司、启明工程公司、协泰建筑师事务所、美国房产公司、大成建筑公司等多家中外机构从事建筑设计,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与技能,其同事中有不少活跃在上海的中外著名建筑师。由于他业务精进、工作勤奋,很快进 入高薪阶层。参加过上海市政府大楼的设计,1931年和1935年分别获得上海市住房和南京戏剧音乐学院设计競赛第一名,后者后来扩展成为南京国民大会堂。庄人青在上海执业期间,正是中国现代建筑初露锋芒、方兴未艾的时候,由其同事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大光明电影院,不但是现代风格,而且带有时尚气锋的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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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人青像(左)

庄人青参与设计绘制的原上海市政府大楼效果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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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人青手绘的原上海市政府大楼设计图(左)

庄人青绘制的彩画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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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人青设计的上海私人住宅选例(左)庄人青之孙庄浩提供

庄人青同事邬达克设计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右)引自百度图片

龚、庄两人都曾较长时间生活在上海,受到西方文化和现代建筑的薰陶与影响。解放之初,他们受聘来到重庆,在面对体现劳动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想往的文化宫设计课题时,很自然地采用了现代风格,并与装饰派艺术相结合,将他们的美术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反映出那个时代革命文化的风彩。庄在1958年还主持设计了毛泽东主席来渝视察时下榻的潘家坪招待所(今渝州宾馆),在很长时间内庄人青成为重庆市院建筑专业带头人、没有头衔的总建筑师,曾主持、参与和指导过大量的工程设计。(图十二)总体而言,市院的前辈建筑师,相对于他们的老师辈,属于中国第二代建筑师。在代际传承中,承担着接续、传承和发展的任务。第一代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建筑师,把建筑学作为一门学科引入中国,其时正值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初始阶段。这个阶段,中西文化二元并存和融合,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在民族国家宏大敘事的语境中,他们尝试着为孕育中的现代中国建立一个建筑体系和理论平台。在创作实践方面,中国最早开业的建筑师中,很多人选择了“中西调和“的道路,当然也有坚持现代建筑的。其中运用中国传统形式并与西方建筑技术相结合的,被称为“中国固有之形式”;而采用中国传装飾要素与西方古典建筑形式相结合的,则被称为“现代式中国建筑”。解放初期,张家德、徐尚志、尹淮等毕业于高等院校的市院前辈建筑筑师,他们都受过严格的科班教育,对这段历史知甚深,甚 至有所参与。所以在当时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比较有限、而且在政府提倡“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政策引导下,多数人选择了较为经济可行的“现代式中国建筑”,这一方面是建筑师自己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的释放,同时也是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要“以平等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群体心态的写照,可以说那是一个中华文化自发复兴的时代。1954后,在中国对外政政等“一边倒”、“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背景下,梁思成受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啟发,接过苏联“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口号加以“中国化”,在建筑界倡导“民族建筑形式”的创作方向。由于梁思成的巨大威望和影响,加之地方官员的推波助澜,一时之间甚至演为“运动”。徐尚志设计的大田湾体育馆和体委办公楼,就是其中的典型。徐曾对人说,他本想采用现代风格的,因形势需要,转而采用现在的作法,其实从本质上看,依然是过去“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当代版,只不过手法更加纯熟了。至于这个“运动”的命运,香港大学朱涛教授在他的《梁思成和他的时代》中有精彩而中肯的评述,在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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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尚志(1915一2007),四川成都人。毕业于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解放前与人合伙创办怡信建筑师事务所。解放后加入市院前身公营重庆建筑公司,任设计部主任,后调入西南院,在总建筑师岗位上退休,是全国首批勘察设计大师之一。社会威望很高,曾在业界、学界和政界担任重要职务。作为市院早期负责人,为市院的起步发展和重庆建筑事业作过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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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淮(1924一2008)尹淮之女尹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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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大楼(左)儿长航大楼(右)尹淮之女尹红提供

尹淮(1924一2008),重庆人,同样毕业于重庆大学,也是市院的元老。1963一1984年调到重庆市建委规划处,曾任市建委副主任、总工程师。1985一1988年任重庆市院院长、总建筑师。尹淮在设计大田湾体育场之后,还有不少作品,包括重医附属医院、儿科医院病房大楼和长航重庆港务大楼等。1980年代重庆被列为中央计划单列市,他主持编制了重庆市总体规划,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受到好评。退休之后仍壮心不己,2006年发表文章,提出了“两江四岸'的摡念,为今天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尹淮在重庆规划、建筑界拥有很高的威望,曾任中国建筑学会理事、创作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土木建筑学会理事长等。总之,重庆市院的前辈建筑师们在西南大区时期留下了丰厚的作品,构成了那个辉煌时代的历史画卷。上面列举的几个代表作品,除了已被折除的重医附属医院外,均成为市区两级重点保护文物或列入保护名录的优秀历史建筑,中共重庆市委办公楼(枇杷山旧)、川东行署旧址、大礼堂和文化宫并被列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所有这些,都己成为市院后生再创辉煌再出发的基础和动力。

三、政治判断,人民至上


建筑,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集中反映。南斯拉夫裔英国著名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更是直指建筑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权力。他在《权力与建筑》中说“建筑与权力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因为建筑,特别是大型纪念性建筑,无不取决于并不充分的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掌握和分配。这些建筑象征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也反映了一个权力做出的政治判断(包括判断的水准)”。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主政大西南的三位开国元勋和各级首长对城市建设与建筑是如何作出政治判断的。

3.1、资源配置,重在民生

从第一章的定性定量分析中,我们己经清楚地看到,解放之初的重庆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新生政权刚刚建立,党、政、军、青、工、妇各级机关相应设施亟须建设和完善,但涉及行政办公与军事工程的项目仅占总数的15%,却将85%的资源投入到关乎改善民生的各类工程,从中我们看到了“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在民生工程中,大区领导不仅重视不断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需求,同时也注重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和身體素质,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建成了36个文体类工程,为广大市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

3.2、标准掌握,节俭为要

从1950年邓小平同指示“党政机关办公楼要简朴、实用”起,这项要求就己成为大区时期各项工程的设计准则,把建筑的坚固耐久,满足使用功能放在首位,只是为了体现民族自强和革命文化风彩,有节制地使用了一些装饰符号,绝大多数的外装材料都很普通。实际上也为日后提出“经济、实用、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筑方针提供了实践基础,其意义不可低估。

3.3、尊重人才,百花齐放

前面己经提到,解放之初的建筑师基本上延续了他们在新中国建政之前的主张和风格,各级领导也都普遍尊重知识尊重人材。所以建筑师们提出的方案,一般都能获得通过和支持,正是这种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造成了'多样并存'百花齐放的局面。从深层次上看,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包括广大知识分子之间保持着鱼水相依甘苦与共的关係,在建设共同美好家园开创未来美好生活的热潮中,对工程项目的建设决策与情感表达上容易形成心灵黙契与价值认同,因而经受住了历史的捡验且为后人所称道。

3.4、“简朴”“重威”,绝妙平衡

据陈明达秘书回忆,有一次他们与邓小平讨论设计时,曾提到:汉初,民生凋蔽。留守京城的丞相萧何却大兴土木,营造未央宫。汉帝刘邦回京看到后勃然大怒。认为战乱未止,应当让人民“休养生息”。萧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这才转怒为喜。邓小平说:我们当然要以“休养生息”为主;但日后建设各界人民参政议政的大会堂时,还是要讲究一些,“以重人民当家作主之威”。(注6)果然稍 后一点,1951年鉴于“当时整个西南大区一级党政群机关经常苦于沒有能夠容纳较多人数的集会场所,而且在招待外宾和过往干部的住房也经常感到困难”,于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拨款 200亿元(等于1955年3月流通的新人民币200万元左右),利用马鞍山和蒲草田的40亩荒地,加上新征的50余亩土地,建设一座能夠容纳4000人以上的大会堂,并附设一个招待所,以满足当时客观的需要。(注7)众所周知,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初名西南军政委员会大会堂)是著名建筑师张家德先生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巅峰之作。张在解放前就己成名,但在国民党军队溃败前夕制造的“1949/9/2大火灾”中烧毁了他的全部家当。是解放军找到了这位一贫如洗走投无路的“聋子工程师”,安排他在新组建的国营西南建筑公司设计部作了一名组长,他对共产党、人民政府充满了感激之情。当他面对大礼堂这个新生政权形象表达的重大课题时,经过深思熟虑,决心“集北京皇家建筑之大成”,但采用全新的构图法则,建构一座西南人民“共商国是”的“人民圣殿”。深谙封建社会建筑制度等级森严的他,敢用古代皇帝祭天状如天坛祈年殿的圆形三重檐攒尖宝顶作为中心礼堂的“皇冠”,将形似北京天安门的面阔九间的两重檐歇山式大屋顶的“步云楼”置于入口大厅的上方;而突出于前水平舒展的南北翼楼“具有故宫午门的架势”,在这里却如巨人张开双臂,迎接前来开会、观演的人们,足见张家德对“当今天子”——人民大众的极大尊崇与热爱。

须知,这个雄伟壮丽气势磅礴的方案却经历过一个被弃而不用又起死回生的过程。在大区领导审查方案前,被工作人员认为“不切实际”取下放在了废旧物堆里。幸得负责方案征集的军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段云偶然发现并呈报大区领导,立即受到邓小平、贺龙等人的高度赞赏与一致肯定,才得以从众多方案中脱颖而出。当有人质疑内径达46.3米的半球形钢结构空间网架能否建成时,邓小平说“怎么不能?美国国会大厦就是实例嘛!这个方案又是民族形式的,建成效果一定很好,一定很好!'正如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转达给这位未曾晤面的聋子工程师的短信:“感谢他所构思出来的大礼堂,既庄严、宏伟,又有磅礴的气势,一种可以雄踞百年的气势,这正是我们要的人民大会堂。'也正是三位开国元勋慧眼识珠、鼎力支持,张家德的方案才能不断完善得以实施,用民族建筑形式谱写出一曲新中国的壮美赞歌;正是它高度契合了作为当时文化主体的广大军民的群体心态,做到了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完结合,最终成为新生政权的“徽识”和山城重庆的标志而载入世界建筑史册。

在举世公认的权威著作1987年版《弗莱彻建筑史》收录的新中国43项建筑中,张家德和大礼堂名列第二;2009年又获得中国建筑创作最高奖“中国建筑学会建国六十周年创作大奖”(含改扩建)并成为第一批中20世纪建筑遗产和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邓小平正是用大礼堂“以重人民当家作主之威”,与绝大多数工程的“简朴实用”达到了绝妙的平衡。

难能可贵的是,早在七十年前,张家德就将规划、建筑与地景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和设计,将山地建筑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也把人民圣殿的雄姿推高到顶峰。仔细解读大礼堂,我们不难发现,在体量组合、功能布局、空间调度、动线安排和结构技术方面,特别是三重檐攒尖宝顶与半球形钢结构空间网架的完美结合,张家德更多地借鉴了西方建筑的经验,但在文化表达上则完全采用中国传统建筑语言,既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又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从而创造出巍峨壮丽气势恢宏的人民大会堂,如今我们从远处瞥见、逐步走近、而后进入大礼堂时,在张家德设定的时空进程中,不期然地引起生命情的共鸣与变换,一种朝圣般的圣地感、圣殿感和“人民至上”的思想得以完美的呈现,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张家德对建筑时空艺术的把握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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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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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德手绘大礼堂投标方案立面效果图,长3.63米,高1.9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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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堂建筑初期实景照片(左)

大礼堂建筑初期实景照片,由贺龙手书“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匾额(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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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堂剖面图,右侧为1986年加建的东楼,建筑师陈荣华,以上各图均引自陈荣华等著《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甲子纪》

张家德(1913-1982)四川威远人,出身在一个贫寒的乡村教师之家,自幼勤奋好学。193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同时选修了结构专业课程。自那时起,就矢志于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先进技术相结合。1935年7月张家德从中央大学毕业,同年获得全国高等建设文官考试第二名。在此后三年内,他参加设计了南京军校工程,市民新村等七八十栋建筑,其中南京国民大会堂获得全国建筑工程师第四奖。1938年-1940年,张家德回到四川,在成都蜀华公司担任总工程师,设计了中央大戏院,聚兴诚银行,沙利文舞楼,私人住宅及泸州二十三兵工厂等。就在聚兴诚银行工地检查施工质量时,一场大雨使他患上了肺炎,又被庸医所误,导致终生耳聋,给他的身心和事业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和损害。1941年他在重庆主持迦德建筑师事务所,从事遭日机轰炸的城市抢修和重建,期间主要作品有陕西街建设银行总行、内江分行,小龙坎电影院等。

重庆解放后,他被安排在国营西南建筑公司设计部作了一名组长,但受到设计部主任肖子言(注8)的排斥,等他看到大礼堂征集方案的通知时,距离交稿时间仅剩不到20天,他在设计部解放军出身的副主任的支持下闭门在家,夜以继日仅用十多天的时间,绘制了一幅高1.93米长3.63米的巨幅大会堂彩色立面效果图,用这种震撼人心出奇制胜的办法,终于赢得了三位开国元勋和段云的赏识与青睐,并在他们的领导和支持下,攻坚艰克难,最终建成。张家德方案中选后,随即调往大礼堂工程处。1952年2月9日由西南军政委员会行政处正式批准“张家德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建设局机关建筑师”,“负责担任”“今后你处建筑工程之设计监造工作”,“但不得接受他人委托办理你处本机关以外之工程”,而专事大礼堂的“设计监造”,并担任本工程总工程师,相当于后来设计院提倡的“现场设计”与“监造”。这个文件清楚地说明了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是张家德作为重庆市设计院前身“机关建筑师”的巅峰之作,包括大礼堂的实施方案和施工图说以及项目监造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正如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的设计人丹麦建筑师伍重,“他一生只辉煌了一次,而这一次就成了一个传奇”。

大礼堂工程结束后,张家德随贺龙进京,以甲方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北京新建体育场馆的建设,其组织关系挂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任副总建筑师。参加过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钢结构审查。在文革浩劫期间,他被关押审查达12年之久。1978年由段云上书中央为其辩冤,在邓小平、党中央直接关怀下,才得以平反,调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任副总建筑师,主持高43层、能抗八级地震的钢结构“旅游大厦”,正当他们日夜奋战,赶制施工图时,却因“经济过热”被迫下 马,张家德受此打击,一病不起,于1982年5月20日与世长辞。张家德这位重庆市院杰出的前辈先贤,一生对事业的执着与坚守及其疾恶如仇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值得我们深切的缅怀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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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云长诗(左)

张家德被批准为重庆市建设局机关建筑师的批文照片(右)由张家德之子张开源提供


君耳不聪其心明,学技精湛善哉行,壮心未酬知音少,任教途穷志不穷。重庆解放五零年。检举奸商肖子言,轮流坐庄互抬轿,抬高标价赚黑钱,法院查证多积案,枪毙首恶又罚锾,从此得罪营造界,排诬攻讦总挟嫌。西南礼堂要修建,设计施工一总揽,开山填沟平地面,钢构木架仿天坛,金碧堂皇称富丽,玉阶级比排阑干,坐席五千米四万,造价每米五十元,五八跃进大修建,人大会堂首当先,绘图设计求应徵,成名成家受责谴。建筑学术嚐发展,自购洋书苦钻研,日夜穷究且计算,不给工作不素餐。十年浩劫风云变,祷语诬词飞满天,埋首不言仍苦学,坚忍不拔志弥坚。嗣后国家搞旅游,受命设计严要求,房间两千床加半,四十三层钢结构,领导首肯群众赞,凌霄国内最高楼。正待开工动手建,气候突变压顶愁,君我相处卅二年,两度合作成败间。先后挈来常绿树,与我深结不解缘,老来殷殷寻宗亲,叮咛故乡女族孙,勿忘带来佳良酒,俾我用他送知音。

一九八二年五月傍晚散步中得后一首,次年二月子女送遗信及酒后所作。一九八六年春节日书 段云(时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

3.5、大区之风,精神永存

如果说存在一种所谓“大区风貌”的话,那么这种“风貌”主要不在于“貌”,更在于“风”,即通过建筑外在形式所体现出的“民族之精神时代之文化”的风尚、风气、风采和风韵,也就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思想境界和美学特征。大区时期的重大工程,仅管具有不同的样貌,但都体现了人民政权对国家主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关怀。比如,人民大礼堂作为新生政权的“徽识”与象征,仅管髙大伟岸气势恢宏,但在入口处巧妙地运用七樘精美的垂花门又拉回到了家门的尺度,对进场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观演群众,表现出尊重与欢迎。这三个项目反映了从神权建筑君权建筑到民权建筑公民建筑的转变,从这个视角上看,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下面的事实,更是三位开国元勋“人民至上”执政理念的最佳例证。前面提到,刚刚解放,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曾临时住进枇杷山上的“王园”,并在修建新的办公楼,此事受到刘邓贺的严厉批评。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语气严厉地问道:“你的群主观念哪里去了?那么大一个重庆市,连个像样的公园都没有,你们居然把这么的一片适合人民游玩的场所给占了”!随后,刘伯承,邓小平立即批示要尽快撤出,辟作公园,还给人民,“不应只为少数人服务”。以至即将调往他处任职的市委书记、市长陈锡联将军临行前还专门给刘伯承主席写信检讨,表示市委市政府尽快迁出,并将“王园”和“随园”打通扩大,增建红星亭等游乐设施,作为向全体市民二十四小时开放的枇杷山公园,刘邓贺这才满意,给予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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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志坚手绘枇杷山红星亭设计图(左)引自百度图片(右)

此外,这些项目设计与建设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因地因事制宜、勤俭节约、勇于创新、对待传统有所扬弃、古今中外兼为我用、面向未来与时俱进的原则也是我们应该记取的宝贵经验。在建筑文化的走向上,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大区时期的建筑风格正从“中西调和”的折中主义向现代建筑的转变,而且出现了像大礼堂那样的“将地域性文化因素与全球性先进技术相结合”的优秀范例,而这正是著名建筑理论家刘先觉先生直到上世纪末才指出的“当代建筑文化的总走向”,也是我们要继续追赶与时俱进的风向与潮流。古人云:“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风”与“貌”正是“道”与“器”的关系,显然,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主要是“风”而不是“貌”。大区建筑作为物质形态之“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被超越甚至会消失,但大区建筑之“风”,即“人民至上”的精神内涵却是永恒的财富。今天,当我们仰望先贤,为他们的坚守与业绩感到骄傲的同时,更应该发扬他们的专业精神,继承他们的坚强意志,再创辉煌再出发,擦亮重庆市设计院这块金字招牌!

注 1:《图绘城市》,2015年由时任重庆市设计院院长李秉奇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注 2:中统楼,1937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进驻此楼,故名。 

注 3:刘鸿典(1904年-1995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师承梁思成,童寯等大家。曾任浙江大学建筑系教授,代系主任;并自办私立宗美建筑专科学校、鼎川工程公司,执行建筑师业务;后任东北工业学院建筑系教授、系主任;1956年后任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合校后的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即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系主任,是我国著名建筑师、建筑教育家。在上海期间曾设计过包括上海中心图书馆、南京西路美琪大厦、上方花园等大批建筑,详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0 年《匠心营造》。

注 4: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中国20 世纪建筑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重庆市委办公楼(枇杷山旧址):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丶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其中文化宫大门丶红星亭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宫大礼堂为渝中区文物保护单位。 

● 重庆市体育馆: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丶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 川东行署旧址: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 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楼: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重庆市体委办公楼: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 重大教学楼:重大重要历史建筑。

● 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己折除。

注 6:详百度百科相关词条 殷力欣《西南大区时期重庆建筑文化趋向的转变》

注 7:详见陈荣华等《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甲子纪》 

注 8:肖子言,原基泰工程司二级合伙人,时任国营西南建筑公司设计部主任。后被张家德揭发检举,经司 法机关查实,犯有严重罪行,被枪毙。成为当时轰动西南和全国的大案,详见段云 1979 年致“李先 念、谷牧并转呈邓小平”为张家德的辩冤信。 

注 9:丹麦建筑师师学会为伍重所作墓志铭语 

注 10:详见陈荣华、陈静著《一代建造师的优秀楷模-张家德》重庆建筑 2019 年,10 期 注 

11:详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李晟《重庆这栋藏着无数秘密的小楼成了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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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李秉奇《图汇城市》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11

2、 陈荣华等《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甲子纪》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3陈荣华《试论大礼堂、文化宫、大田湾体育场馆的美学呈现与历史经验》《创新需传承》CAH编辑部,慧智观察2020.10.28

4、 殷力欣《重庆西南大区时代市委办公楼的设计与保护利用》CAH编辑部,慧智观察2020.10.28

5、 重庆考古《中共重庆市委枇杷山旧址入选第四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名录》

6、 陈荣华、陈静《经典是怎样练成的》重庆建筑2019年,10

7、 陈静、陈荣华《一代建筑师的优秀楷模》重庆建筑2019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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