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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现实考量，或趋于理想，曾就职于互联网大厂的他们选择转换轨道，进入高校的大门。在他们眼中，两者工作有何异同？ 肖漫漫 中国人民大学网络管理部副科长 原职位：某外企互联网公司软件工程师 张紫徽 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总工程师 原职位：阿里巴巴集团邮箱总监 + 在大多数人眼里，互联网公司意味着“996”、过劳、突发需求与无休无息；而高校作为它的背面，意味着从容、规律与上下班后截然不同的两半。 然而，在曾身处外企互联网公司，如今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网络管理部副科长的肖漫漫老师眼里，两者却十分有趣地颠倒了过来，外企作息朝九晚六，拥有下班后绝不会有人打扰的纯粹休息时间，而高校的生活却是7×24小时随时待命，还要在各类突发问题出现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在外企时，查阅邮件、技术讨论、解决bug、测试、跑case或做开发，这是肖漫漫作为软件工程师的日常工作，通常不会有太多变化，也鲜有突如其来的事打断她。然而，成为高校网络部门的负责人后，梳理和处理的事情更多，她不得不用备忘录来提醒自己第二天要做什么。并且，她还负责校园网的运维工作，支撑着全校师生的正常校园网络需求，这就要求她全天候随时待命，即使下班了，也依旧重任在肩。 而对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总工程师，曾经的阿里邮箱总监张紫徽老师来说，大厂和高校的生活并不相反，甚至还有些相似。前者有园区里的流水景观，后者有校区里的树木葱茏；前者有各类后勤保障，后者有食堂、医院、篮球场；前者充斥着部门内外的大小会议，而后者也不乏与不同业务部门间的合作磋商。在他看来，大厂没有“更卷”，甚至，在疫情和数字化改革浪潮的双重夹击下，高校的工作强度还要“更胜一筹”。 因此，不管对于曾身处外企的肖漫漫，还是对于曾位居大厂高职的张紫徽来说，与普通人想象的闲适、安逸不同，由大厂来到高校，他们都变得更加忙碌，甚至还失去了大厂中人尽皆知的高薪待遇。而两位为何做出这样“逆行”的选择？他们也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 + 对于肖漫漫来说，进入高校的理由更加切实，“技术竞技场”内的职业焦虑让她在抛弃大厂、寻求稳定的路上更进一步。 对于技术类人才来说，职场生涯不进则退，因此在大厂工作六年后，她必须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同时，在朋友影响下，她也希望进入国企或事业单位等更为稳定的环境。无意中看到的高校招聘信息也让学校成为她的心仪之选。因此，在一番搜索后，她投递了与自己技术方向一致的人民大学网络工程师岗位，顺利进入了高校。 离开大厂后，如影随形的职业焦虑也离开了她。不用与年轻血液赛跑，也不再担心被取代，在高校里，她可以放下一切紧张与不安，坦然面对工作内容，主动学习、应用新技术，为解决师生需求精进能力，享受进步与自我提升的乐趣。 与肖漫漫的考虑与迅速转换不同，张紫徽更像是追随着心中默默涌动的“教育理想”，先从大厂转向中小学教育，又因寻求技术上更大的施展空间，迈入了高校的大门。 早在2014年，还在阿里的张紫徽就与团队开发了“阿里师生”应用，虽然由于平台限制，业务没有深入推进，但却成了他在教育行业的初次尝试。2016年，阿里巴巴合伙人基金创办杭州云谷学校，他主动加入创校团队，负责所有系统的技术设计与研发。然而，受学段特性所限，中小学的智能化缺乏成熟方案，也鲜有创新的空间，为了寻求更大的舞台，也在机缘巧合的促成之下，2018年，他加入浙江大学，担任信息技术中心总工程师一职。 从阿里到高校，抛弃高薪待遇，难免被人问起内心深处的想法。一开始，他觉得是教育情怀作祟，朦朦胧胧感觉应该投身教育行业。而在后续工作中，在慢慢加深对教育、对自我的理解后，他的驱动力也逐渐清晰，从朦胧的教育情怀，转向了家国情怀与“国之大者”。 他说，他的家国情怀起源于陈嘉庚先生。在前往厦门大学作报告时，陈先生创办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两所学校，对厦门、福建乃至整个华南地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再加上受到程开甲、林俊德等浙大老校友事迹的触动，他开始意识到，做教育本就是为大家、为国家奉献，而非为一己私利，这便能解释为什么薪资少了也能做得开心。而随着更多政治理论的学习，他也了解到教育作为“国之大者”，对个人前途、行业发展，对未来的美好生活，乃至对民族复兴都起着深刻且关键的作用。因此，到今天，在叩问自己内心之后，他可以坚定地说，心怀“国之大者”是他投身教育领域，为学校、国家做贡献的最直接动力。 + 除日常作息、晋升要求和职场氛围不同外，肖漫漫用“点”与“面”来形容两者工作上的不同。同时，大厂更偏向技术视角，而在高校，师生的用户体验才是真正核心。 作为研发测试岗的软件工程师，coding（编写代码）曾是她的日常。大厂里分工精细，她只需负责一款软件的某几项功能，测试开发，学习新技术，做出创新。因此，大厂的工作聚焦于点，需要她在上面进行“精而专”的钻研。 但进入高校后，她的工作内容更加多面。她不再进行具体的编程，而是负责校园网络系统的整体运行，无需在纵向上延伸，但需要在横向上发展，讨论、设计和配置全局的技术方案。同时还要了解涉及的每一项技术，掌握更全面的知识。她打了一个贴切又实在的比方：如果说大厂里的工作是正统技术人员，那高校工作就更像是产品经理，不仅要高瞻远瞩，全方位考虑问题，更要负责以产品为中心的一系列工作，设计、开发、运维、优化等，一项都不能落下。 对于产品经理来说，肖漫漫感觉，最重要的当然是用户体验。而在高校中，用户自然就变成学生、教师和各类职工。因此，在做网络架构与规划时，就必须以师生体验为核心。也正因此，一个bug不再仅是一个bug，它更代表着师生的急切需求。在问题解决后，师生用网体验快速提升，这种直观、迅速的正向反馈，也使她收获了大厂里没有的成就感与价值感。 + 与肖漫漫的“产品经理”不同，张紫徽将自己比作公司里的“首席技术官”。作为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总工程师，校园里所有技术相关的事务都要他来规划、负责，甚至拍板决定。以“学在浙大”平台为例——设计成系统还是体系？教师、教室、教务各环节间如何衔接？他们之间是何种关系？每一个问题都要经过他的思虑与考量，并给出方案，作为最后决定的依据。 然而，虽然有教育领域的经验铺垫，但对张紫徽来说，从大厂总监转型为高校总工依旧经历了“阵痛期”。其中，学习新业务的过程也被他笑称为“不断被教育”的过程。 总工程师，或可称为业务架构师，是连接技术与业务之间的桥梁。要做得完美就必须既懂技术，也懂业务，能跟业务部门说“一样的话”，基于业务问题设计、提供技术方案。因此，为了弥补自己业务上的不足，张紫徽需要不断请教别人，而这当中，最让他头痛的就是业务边界问题。 大厂里业务边界明晰、职责分明，每个人都是大系统内的一环，只要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能保障公司的整体运行。而在高校中，一项工作往往涉及多部门的成员，工作推进需要多个部门间不断的切磋与协商。这使工作的难度变得更大，更有挑战。例如，“学在浙大”的研发就涉及了本科生院、研究生院、信息技术中心和学工等部门，在新平台建设初期，工作内容的分配不可能一目了然，需要在不断探讨中从混沌走向清晰。因此，在高校中，组织运行的方式与规则更加灵活，业务流程与边界的不确定性更强，这无疑提高了学习的难度。 然而，疫情成了天然的“粘合剂”，经过两年多的并肩作战后，张紫徽感叹，他所在的信息技术中心已与各个业务部门“背靠背，心连心”，关系默契而紧密。由于疫情时的需求往往需要业务和技术部门高度配合，这就要求大家就事论事、高效沟通，齐心协力解决业务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弥补了业务知识，更重要的是，还与其他业务部门形成了弥足珍贵的信任关系，在原有边界的基础上，让边界“隐形”，形成“劲往一处使”的新型合作模式。 + 未来，对于肖漫漫来说，她的工作重心依旧会放在技术与网络上。例如，引进更多类似于5G、IPv6的新技术，为智慧校园等项目奠定坚实的网络基础，并以服务师生为中心，构建更安全稳定、师生更加满意的网络环境。 而在张紫徽眼中，疫情过后，各个高校都意识到了信息化的关键地位。如果组织和技术搭配得当，信息化对学校发展将具有指数级促进作用，因此，如何用好技术将是巨大挑战。“危机感”，张紫徽始终强调这个词。 对于高校来说，数字化改革是瞬间涌起的浪潮，既带来了“借浪乘风”的新机遇，也自然埋伏了被浪潮“打翻”的危机。“双机”并存下，他脑海里有一个蓝图：继续借助数字化手段，进一步打通教学与科研。同时，建设“教育大脑”，通过数据分析建模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分析，预测并提前告知学习成果。此外，还将精准化帮扶贫困生，在维护学生尊严的基础上，把补助用对地方、用到实处。 “可以畅想的东西还有很多，一步步来吧。”采访最后，张紫徽如是说到。 作者：王静雅 责编：陈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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