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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中学生 吃饭的那些事 文/王小荣 新中国成立后，到1958年，虽然我国的粮食产量实现了9年连续增产（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2013年1月29日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说，那9年增产粮食总量是1689亿斤），但人们吃饭问题仍然十分严峻。特别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减产和58年盲目的大跃进，给粮食本身就紧张的中国雪上加霜，让人们吃饱肚皮的问题更加困难。
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学校实行吃食堂按桌席吃饭。伙食标准各地不同。当年宜宾专区文教局下文规定的伙食标准是县城学校每月6—7元，农村学校5—6元，不得过高也不得过低。同时要求学校要注意节约，减少其它杂费支出和大力降低煤耗，把钱尽量多的用在学生饮食上，做到吃热、吃饱、吃好，菜饭要尽量做到多样化、调味可口，对师生中的病号要给予照顾。中学教职员工的副食品按县（市）一级机关干部标准供应，小学按区一级机关干部的标准供应。要按照国家的副食品供应标准和种类，让师生吃足，严防贪污、克扣、多吃多占和浪费行为。在粮食困难、学生吃食堂中，学校对学生扣饭扣粮的现象时有发生，扣饭扣粮的形式多样。如凡是病号每天只能吃六两，退粮也只能退六两。星期天不退粮，请假不到一天不退粮。请假超期无证明不退粮，即使有证明，下月不退上月的粮。没有请假回家去了，不管时间多长，一律不退粮。这些不退粮的结果就是“变相侵占了学生的供应粮”，因为学生的供应粮是按标准划拨到学校，而没有拨到学生家庭。还有“不准吃饭、扣饭”的各种规定。如没有参加劳动的不准吃饭。有的学校教师给学生布置作业，作业没有做完不准离开教室，不准吃饭。当学生把作业做完时，开饭的时间早已经过了，伙食团（食堂）又以开餐时间过了为由不给学生吃饭。食堂开餐时，对没有排队、编桌席（就是没有编入8人或10人一桌）的学生也要扣饭。学生犯了错误或回家返校稍迟，也因食堂“过时不开餐”的规定，不让这些学生就餐吃饭。还有学生吃桌席分饭时不慎丢了几颗饭，食堂也会因此对该桌的学生采取集体扣饭，每人少蒸一两以示教育处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饿肚子，不分时间和地点、品种乱吃生冷东西就是经常的事，这被学校称为“乱吃风”。有的学校就采取“大搜查”来制止这种“乱吃风”。而大搜查时，则是不分品种、不分来源，如象学生吃的口粮、自己买的盐巴、家里拿来的咸菜、核桃、柑子等等，凡是可进口吃的东西都被搜查出来交食堂“充公”了，甚至有的学校连学生给家里买的煤油也被搜来交公。办食堂是那个时代的大事。1960年宜宾专区在南溪召开全专区生活现场会，除了要求办好食堂外，会上还要求各级领导做到“四同”，克服特殊化作风，不能对学生作出变相的扣饭行为。为搞好生产，实现农业增收，教育领域紧跟形势全面实行精减压缩，部分老师和学生被精减压缩，下放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以“充实农村劳动力”。 仅1958年春，南溪一中就根据上级文件指示，精减下放了教师职员12人、工友9人，使学校人力大为紧张。在1961年宜宾专区下达的“关于生产生活和教学设备的意见”中，确定了学校要建立劳动专业队伍，办好农场的政策。文件要求，凡是500人以上的学校，必须配备全劳动力工人（专业队）5人，500人以下的学校可配备全劳动力工人3人。而这些专业全劳动力工人的来源，一是学校压缩属于城镇人口的人员来充当，二是从压缩的城镇学生中留下一部分。这些人员的口粮标准由国家供应，工资在农场收入内开支。农场专业人员的口粮尽可能由就近粮站拨给，生活用煤力争由当地运输部门或运输专业队伍解决，或与有关部门协作挂钩，通过换工的方法解决。学校农场的面积按人平均三至五厘的标准来确定。农场不交统购，公粮上代金，不缴粮食实物。如果土地是人民公社的，采取协商租赁的方法，付给一定的租金。生产要以高产为主，逐步过渡到“少种、高产、多收”， 农场的产量不准搞浮夸。粮食的品种要多样化，做到淡旺季有调剂，淡不缺、旺有余，让学生在旺季每人每天吃蔬菜2—3斤以上，淡季也不低于1.5斤。老师的标准略高于学生。在安排生产种植时，还要适当种植油料作物，解决食油问题，让学生每人每月能自给1两食油。对肉食问题，要养好猪，发展家禽家畜，要求每人每月吃上各种肉食0.5斤，逐步达到每人每月1斤的标准。宜宾专区文教科1961年1月16日下达了《关于本期期末学校工作安排问题的紧急通知》（[61]教行字第014号），通知要求各校必须有一位党支部书记或校长负责抓食堂工作，保证每人按粮食和副食品的定量，尽可能吃好。要设法增加营养，防止贪污浪费。同时要求各校立即抓好冬季蔬菜的种植，并组织劳动力，加强中耕管理，在寒假期间指定行政一人专职负责，留下少数自愿留校的学生办好蔬菜农场，保证下期学校的蔬菜供应。对留下来参加劳动的学生，每天半日劳动半日休息，休息的时间由学生自由支配。春节前后的四天不安排劳动。除此之外，寒假期间一律不留其它学生在校参加基建劳动。由于1960年自然灾害，为了填肚子，农村许多地方发生了偷青吃青现象，为本来就大减产的农业生产带来更为严重的损失。许多地方农业大减产，加重了灾情，造成有些地方连种子都没有。在南溪县委批转的县人委政法组于1960年9月8日《关于开展社会救灾救济工作意见的报告》中就说，从59年11月起到60年8月止，全县仅肿病的发病人数就多达6万余人。60年3月12日发病到高峰，即有1.6万余人。在这批肿病人中，就有不少教师和学生。1960年5月4日，王吉身校长在支部会上传达了专区校长会议精神后，参会人员进行讨论“狠抓高三”时，周德如老师就讲了她班上的情况，说学生中肿病的人多、月经病人多，她就“感到困难。挑水困难。星期天挑煤时，七除八除后余下的人就不多了，自己思想上就抓不到头是。因挑水太远，茄子秧也干死了”、“班上收了半箩胡豆不见了”。刘兴元说，中师一班“思想混乱，一天就病了十几个。初师一班一天有十几个病了”、“曾圣其家里是贫农。随着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爱护粮食，保卫粮食已经成为人人的职责”，农村中以前那种“偷青吃青”的行为减少了，大部分地区已经制止了偷青吃青行为，但还是有些地方仍然存在。1961年4月15日，南溪县人民委员会文教科下发“关于立即在各中小学生中进行爱护粮食、保卫粮食教育的紧急通知”（61教行字第07号），要求全县各中小学校加强对学生进行爱护粮食的教育，现在“正是小春成熟季节，要发动群众爱护粮食，保卫粮食，做到颗粒归仓，确保小春丰收”。对学生中出现吃青和乱搞粮食（包括偷吃农场的蔬菜）行为，学校只能对学生做思想工作，“严禁搞辩论、批判、斗争”等。要在学校大力宣传和学习刘文学活动，学习刘文学爱护公物不怕牺牲的精神，要教育学生一是本人不损失一粒粮食，二是要监督别人，发现有盗窃粮食行为立即向管区、小队干部反映。三是同学之间要相互督促，人人发挥保卫粮食的作用。从1962年秋期起，家住农村的学生实行自带口粮上学，国家不再供应这部分学生的口粮。但由于在执行这一政策时各地对自带粮入学的办法宣传解释不够，因此学生家长不支持。为此，宜宾专区文教局要求各校，一是必须有一个校长或支部委员负责领导总务工作，该领导以主要精力管理学生的自带粮。学生吃粮必须由学校统一安排，不能任由学生自管自蒸。二是各校要评定好补售粮办法。要由学生自己申请，取具公社证明交学校，结合领导掌握的情况核定。补售粮由县文教科统一掌握，平衡调剂。调剂时在校际间不采取平均主义的作法。三是学生自带粮的标准，学校采取措施，摸清生产队分配的基本口粮，要求学生按分配的粮食种类和数量交售粮站或直接交给学校，其余部分如确实没有细粮，粗粮亦可按规定比率兼收。学生及其家长想在粗细粮上占便利，这是教育问题，不能硬卡或采取其它不妥的办法来限制。自带粮是一次带足还是分次、分期带来交清，由学生自愿，不能强求。
但在实际中，有些学校或地方不执行这一政策，要求学生按规定品种交。1963年10月26日，宜宾专区粮食局、专区文教局又联合下达了“关于家在农村的普通中学生自带口粮品种问题的通知”（教粮联[63]字第529号），要求各普通中学学生交纳口粮的品种“应本着分啥交啥的原则，凭生产队证明为据。只要具有上述证明，粮食部门不必拒绝收纳”。其次是农村普通中学生交纳的口粮，“均由当地粮食部门收纳后按规定出据凭证或发给粮票，再由学生交给学校凭购粮。对于离校较近的社、队的学生的口粮，也可以直接交学校收纳。如果交纳给学校的品种不能直接食用者，可与粮食部门按规定比率兑换。如数量过多，可允许分批分期提取，不代收代管”。对这些自带口粮上学的农村学生，其食用油也按自带粮处理，由学生自带，国家不给供应。但在62年11月，四川省粮厅油脂局下发（62）油业字第213号通知，要求从10月起对这些学生仍按当地城镇标准供应食油。据此南溪县粮食局于11月也下发了“关于家住农村，在城市上学的中学生食油供应问题的通知”，要求县内学校根据家住农村的学生人数造具表册，核实后从10月起供应。实行农村学生自带粮入学，这一政策一直延续下来,直到粮食全面放开止。在粮食紧张的年代，学生还可以带些粗杂粮到校，如红苕，由自己洗后好放在磁碗（或饭盒）中，上课前拿到食堂，食堂人员在蒸饭时统一放到饭上蒸，放学后自己到食堂拿。在90年代初，农村的学生还自带粮食到校交学校伙食团，补燃料费换成饭票，凭饭票在食堂就餐。在1965年宜宾地区教育工作会议上，某校把他们“每月至少打一次晕牙祭、打两次素牙祭”的目标计划作为经验来交流。这还只是“目标计划”，拿一句成语来说还只是纸上谈兵，就成了经验交流的内容。这些让今天的人们看来总是不可思议，但当年确实如此。王小荣，四川宜宾南溪区人，1984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物理系，中学高级教师。爱好读书、游山玩水、集邮，收集地名邮戳、各类文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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