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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卫丽 摘 要： 马球运动在唐代风靡全国，极为盛行，300年间久盛不衰。关于唐代打马球的文物种类很多，有陶俑、壁画、铜镜、画像砖、绘画以及石基座等，这些出土文物[来自wWw.lW5u.CoM]不仅充分反映了唐人喜爱马球运动的风尚，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唐代社会生活的认识，体现了唐文化的开放性，而且彰显了唐代豪迈奔放的时代气息与唐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 唐代 打马球 精神风貌 文物不仅是古人艺术品位的真实写照，也表现人的思想和精神。就唐代打马球文物而言，不仅生动再现了唐代体育娱乐活动的生动场面，是研究唐代打马球运动的珍贵资料，而且反映了唐人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展示了大唐盛世的风采。 一、有关打马球的文物 马球原称波罗球，又叫“打毬”或“击鞠”，是骑在马上用球杖击球入门的一种体育运动。关于马球的起源问题，目前的说法不一。据考古材料证明，早在东汉，马球活动已经表现在画像砖图像中（图一）。曹植《名都篇》中就有“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1]的诗句，描写时人打马球的情形。故有说法认为马球起源于汉代。另一种说法认为，“击鞠”自唐代开始频繁出现于文字记载中，且于公元前6世纪由波斯经西域地区传入中国。打马球运动在唐代曾风靡一时，上自皇帝文武百官，下至一般兵士，甚至连身体纤弱的女子都爱骑马打球，以此为乐。
关于唐代打马球的文物种类很多，有陶俑、壁画、铜镜、画像砖、绘画以及石基座等，现以陕西地区出土的几件唐代打马球文物为典型代表，介绍如下： 1. 1981年陕西省临潼县关山[来自www.lW5U.com]村唐墓出土白陶彩绘打马球俑4件（图二）。高8.5厘米，长14厘米。骑手们头扎幞头，左手持缰，伏身马背，双膝紧夹马身，右手似挥球杖，马作疾驰状[2]。这四件罕见的打马球俑，造型精巧，神态逼真，姿态优美，使人们直观立体地看到了唐代打马球者的形象。
2. 1958年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南里王村唐韦泂墓出土彩绘打马球俑3件（图三）。高32~36厘米。唐代女子打马球时穿上各样服饰，甚至作男子和胡人装扮。该俑分别着绿色、红色翻领外衣，头梳双髻，穿乌鞋，作各种打球姿态。
3. 1971年陕西省乾县章怀太子墓墓道西壁揭取的打马球壁画5幅（图四）。这是目前出土最早最完整的马球形象资料。壁画全图长约9米，高1.3~2.4米，宽6米。马球图描绘了骑马打球的运动场景：画面上有正在跑动的二十余匹骏马，体态丰满，细尾扎结；参与击球者二十余人，皆头戴幞头，身着各色窄袖袍，足登黑靴，手执偃月形球杖，身骑奔马，作出竞争击球的不同姿态。其中一位骑枣红马的骑手跑在最前面，高举鞠杖，侧身向后击球，球在场中滚动，后面几个骑手驱马争抢。场面紧张，气氛热烈，是古代马球运动场面的真实反映，为研究中国古代体育运动提供了图像资料。章怀太子墓中的马球图以其场面之宏伟、构图之绝妙被定为国宝级壁画[3]。
4. 2004年陕西省富平县唐李邕墓出土的打马球图壁画（图五）。壁画全图高130厘米，长305厘米，描绘了唐代马球运动的热烈场面。图中男子骑在剽悍的骏马上，左边男子头戴黑色幞头，黑色飘带在空中飞舞，身穿红色袍服，脚登黑色马靴，手握缰绳和球杆，正回头后望，盯住地上的马球。另一男子则身穿露肩袍服，显出结实的肌肉，右臂上举，正挥动球杆，目标直指地上的马球。两匹骏马前蹄腾空，也配合主人的动作。整幅画面色彩艳丽，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富有强烈的动感[4]。
5. 1956年陕西省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发掘的马球场奠基石（图六）。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出土的这块奠基石，上有“含光殿及毬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未月建”铭文。石刻上关于当时修建马球场的记录，说明唐朝在皇宫建筑球场，是专门为皇帝和显贵们击球用的。唐大明宫遗址专设的马球场地，能使人们从中依稀得见昔日皇家打马球的盛况，同时表明马球场已成了唐代宫殿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陕西地区外，其他地区出土或收藏的陶俑、铜镜、绘画等文物中均有表现马球运动的。如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30号唐墓出土的彩绘泥塑打马球俑（图七）、上海博物院收藏的唐代击球陶俑、1965年在江苏邗江县金湾坝工地发掘出土的打马球铜镜（图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妇女打马球铜镜、安徽所藏的打马球铜镜。用艺术形象反映唐代马球运动的绘画作品有唐代画家韩干所绘的《宁王调马打球图》、宋代画家李公麟所绘的《明皇打球图》以及辽人绘制的《便桥会盟图》等。以上这些反映马球人物或场景的文物，生动再现了盛唐打马球场面，印证了唐人喜爱马球运动的风尚。
二、 唐代马球运动的盛行 在唐朝历代君王的大力倡导下，马球成为风靡一时的体育运动。上自皇帝文武百官，下至一般兵士，甚至连身体纤弱的宫女都爱骑马打球。唐朝自开国皇帝太宗提倡马球运动后，300年间久盛不衰。据文献记载，在唐代22个皇帝中，居然有18个是马球运动的爱好者。穆宗因打球受惊而得疾，敬宗因恣情击球而终为击球者所杀。即便是到晚唐时期，国是艰难，皇帝对打马球的喜好依然不减。唐代的几个球迷皇帝中，要算僖宗李儇的球技最高，甚至自诩为打球状元。值得一提的是，中宗执政时，在长安梨园亭球场还举行过一场精彩的吐蕃与唐代宫廷球队之间的马球比赛：唐景云年间，吐蕃赞普尺带珠丹派使团到长安迎娶金城公主。使团首领觐见中宗，献出聘礼后，又提出想举行马球比赛。中宗应允，于禁军将士中挑选十多名马球高手，在梨园亭球场比赛，并亲临观看。前几回合，吐蕃皆胜。中宗当场走马换将，诏令皇亲国戚李邕、杨慎交、武延秀和李隆基等4人为首的球队与吐蕃十多人对阵，最终取得了胜利。《封氏闻见记·打球篇》中记载的此次唐王朝与吐蕃的马球比赛，反映了唐代马球运动的开放性。 马球运动在当时之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除了它是一项高雅、有趣和富有挑战性的娱乐活动外，还因为它是一项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运动。马球最初可能作为军队练武之用，之后发展成流行于贵族间的体育运动。唐人阎宽在《温汤御球赋》中提到“击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马球在军队中被当作训练骑术的一种手段。天宝六年（747年），唐玄宗专门颁发诏令，将马球作为军队训练的课目之一。皇帝的禁军“神策军”就是最优秀的马球队，那时连提拔将领都以球艺高低来决定。各地军队驻地中往往也都有马球场，一旦有外地军队经过，就请他们在马球场吃饭打球。 除了武士外，读书人也酷爱马球。相传唐代朝廷每次开科取士，新科进士及第后，除了在曲江池游赏宴饮、雁塔题名外，还会在长安月灯阁举办击球会，用马球比赛的方式以示庆祝。当时人们把打马球当作时尚之事，因此在每次进士及第后，也形成了在月灯阁打球庆贺的惯例。 唐代马球的普及不只限于男子，许多女子也热衷于打马球。在宫廷、军队盛行马球的影响下，一些宫女及富家女子也以驴代马，挥杖击球。驴鞠，即骑在驴背上挥杖击球的一种运动项目，是古代马球运动在唐代的新发展。因驴比马矮小温驯，更适宜于女子骑乘。唐代诗人王建的诗中有“千群白刃兵迎节，十队红妆妓打毬”[5]之句，是对唐代女子打马球运动的生动描述。 三、唐人的精神风貌 唐代马球，作为娱乐活动项目，可供人们消遣健身；作为军事活动，能够提高士兵策马作战的技能技巧和实战能力。因此，马球不但可以锻炼人们的体质和灵敏的反应，而且还有益于参与者的身心、骑术和技艺的提高。马球运动由于其技巧性、娱乐性较强，故能吸引社会大众来欣赏或参与。不论皇亲与贵族，不论武将与文官，不论男与女，不论士兵与平民，不论中原与边陲，唐人都热衷于马球运动，这就为唐人的社会生活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内容。马球高手们在球场上风驰电掣，大显身手，体现了唐人能文能武、奔放洒脱的恢宏气度和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唐朝22个皇帝中有18个喜好马球这项体育运动，这也许与李唐统治者的胡人血统有密切关系。胡人多从事游牧，擅长骑马射猎，史学界有“唐源流出于夷狄”之说，认为李唐先祖与胡人通婚，因此注入了胡人血液的李唐大有胡风，崇尚武力[6]。然而，马球运动顾名思义是骑在马上击球，进而可以说是古代游牧文化的“骑”与农耕文化的“球”相互交流和结合的产物。马球运动要求打球者具备娴熟的骑术和在马上灵活运用器械应付各种情况的技能技巧。李唐统治者的胡系血统出身刚好成为其擅长打马球的先天有利条件。同时，马球这项相当惊险剧烈的贵族运动也很血腥，参加比赛者有“碎首折臂”的、有“以球丧一目”的、甚至有“击鞠坠马而死”的，比赛常以性命相搏，场上的争夺异常激烈，甚至造成人亡马毙也在所不惜。由此可见，唐时民风之剽悍，同时也展示出一种唐代豪迈奔放的时代气息。 唐代国力强盛，社会气氛宽松活跃，具有兼容并蓄的开放胸怀，这有利于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当然体育文化也不例外[7]。关于马球的起源说之一，便是唐初在唐太宗的大力提倡下由波斯传入中国并迅速普及。唐代打马球风行一时，不仅成为帝王和贵族阶层健身强体的体育运动，而且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唐代对外交往的史料记载中，关于马球的交流屡见不鲜，中宗李显就曾赐臣下在梨园亭看大唐马球队与吐蕃马球队的比赛。当时相邻的渤海、高丽、日本等国也都有与唐王朝进行马球竞技的文字记载。唐代的马球比赛不只是停留在胜负上，更多的是文化层面的交流，这或许是那个开放而辉煌时代的必然产物。在唐代马球由中国传入日本、东亚，后传播到非洲，逐渐走向世界，乃至影响到现代的马球运动。由此可见，马球在唐代已不仅仅只是一项体育运动，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文化。也可以说，唐代马球文化遗产不仅代表着中华民族和谐竞争、健康时尚的人文精神，又以尽显尊贵的皇家豪华风范引领世界时尚潮流，乃至延续至今，成为上层人士纷纷仿效的高贵运动。唐代马球运动的盛行及其对外传播，丰富了社会文化内容，体现了唐文化的开放性。 唐代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唐代繁荣的经济和开放的文化环境不仅使唐人有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且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和对生活的态度尤为积极乐观，这在马球文化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韩愈在其诗中有“侧身转臂著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8]之句，不仅写出了马球手的灵动与飘逸，更将其球技的得心应手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些诗文形象而充分地展现了唐代马球运动的矫健雄奇与出神入化。在唐人眼里，马球不仅是一种运动，还是唐人精神风貌的展现和张扬。丰富的文化生活和宽松的文化环境造就了唐人开阔的胸襟和恢宏的气度，这便是后世称赞的盛唐气象[9]。 [1] [三国]曹植《名都篇》，《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261页。 [2] 申秦雁主编《神韵与辉煌·唐墓壁画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144页。 [3] 晏新志主编《神韵与辉煌·陶俑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136页。 [4] 《天马神骏：中国马的艺术和文化》，2008年香港“天马神骏：中国马的艺术和文化展”图录。 [5] 王建《送裴相公上太原》，《全唐诗》卷300，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3419页。 [6] 杨立《唐代马球运动种类及其兴盛原因再论》，《学理论》2013年4期。 [7] 王玉强《唐代马球运动和现代马球运动的比较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8] 韩愈《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全唐诗》卷338，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3786页。 [9] 黄萍《马球文化：唐文化的潜流》，《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11期。 （作者工作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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