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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厘清一个基本问题,即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应如何指称这一叛乱政权?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于将安史叛军建立的政权称为“大燕”,这或许来自《安禄山事迹》中“遂伪即帝位,国曰大燕”的说法,以及部分出土墓志中的“大燕”字样。实际上,这里的“大”字与“大唐”、“大周”中的“大”字一样,只是加在国号前的一种修饰。《旧唐书·安禄山传》便明确记载其“窃号燕国,立年圣武”,《陈牟少墓志》中将安禄山起兵建国称为“燕朝革命”,时人杜钦于“燕朝圣武元年六月□□日卒□私第”,张氏的墓志则直接题为《燕故杭州司户呼延府君夫人南阳张氏墓志铭并叙》,这些都说明叛军统治区域内墓志的标题及内容中的“大燕”只是一种修饰性说法。史籍记载,晚唐时“国子监有《孔子碑》,睿宗篆额,加'大周’两字,盖武后时篆也。(冯)审请琢去伪号,复'大唐’字”。这正说明无论是“大唐”还是“大周”都只是一种美称,我们显然不会因此而称唐为“大唐”,或称周为“大周”。鉴于十六国时期已有几个以“燕”为国号的区域性政权,我们不妨将安、史所建立者直接称为“燕政权”或“燕朝”。 燕政权依次经历了安氏父子与史氏父子的统治,共两姓四任君主。目前学界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安、史两个政权在蕃部结构、权力建设、礼制信仰等诸多内部特质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对其宏观演进中的巨大变化仍缺乏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安史易代完全可以称为这场叛乱的分水岭,当时人对于这种差异的体认甚至比后世要深刻很多。从目前所见文献来看,当时已有人将史思明所建政权称为“后燕”,以别于安禄山所建之“燕”。尽管安禄山在圣武二年(至德二载,757)正月为其子庆绪所弑,但安氏父子的政权具有内部的延续性。燕朝立国之初所行用的“圣武”年号,在禄山被弑后又继续使用了十个月之久。房山石经中易州遂城县史道明、毕子钊等32人上经题记的时间就记为“圣武二年三月廿七日”,可见安氏父子的易位只是宫廷内斗,安庆绪对其辖下的燕朝区域仍保持有效管辖。当年十月十六日晚,面对日益逼近的唐纥联军,“庆绪帅其党自(洛阳)苑门出,走河北”,而出土的《徐怀隐墓志》也记载志主于“圣武二年□月廿七日殒于私第”,“十月十六日,殡于汤阴县城西十五里平原”,汤阴正是安庆绪北逃所经过的地方,表明直至此时仍行圣武年号。当月下旬滏阳河之战击溃驻守唐军后,安庆绪将其辖下分为八道,遍行露布,声言“其先溃将士于相州屯集,限此月二十六日前到取,来月八日再收洛阳”。据此来看,安庆绪当于圣武二年(757)十月底或十一月初改元天成。一个月后,史思明在幽州发动兵变,囚禁阿史那承庆等安氏心腹要员,宣布归唐,幽州在名义上复为唐有。房山石经中有“幽州节度都巡游奕烽铺使、汝州梁川府左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赏绯鱼袋上护军南阳张鼎,造经一条,乾元元年四月八日”的题记,证明当时幽州方面确实行用唐朝年号。此时史思明事实上已与安庆绪集团宣告决裂,燕政权辖区内呈现出邺城与幽州对峙的局面。乾元元年(758)六月,史思明借口搜出唐朝方面的铁劵及叛将簿书而唆使军士哗变,杀害唐廷任命的幽州节度副使乌承恩等,再次叛唐。按:《资治通鉴考异》引《河洛春秋》称乌承恩“四月始为节度副使”,此为唐朝中央与李光弼共同商议的结果,试图在幽州方面安插亲唐势力,牵制并逐渐削弱史思明的势力。胡三省早已指出,这是史思明造伪证“抗表以罪状光弼”,并激使幽州将士“与己同反而无他志”。前引房山石经题记中的张鼎时任幽州节度都巡游奕烽铺使,是负责治安巡察的中下级军官,却以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的身份编入汝州梁川府。他很可能正是在四月初随乌承恩到任幽州,深感史思明麾下的恐怖氛围,造经以求福佑。而安庆绪则面对唐朝九节度大军和史思明的双重压力,直至乾元二年亦即天成三年(759)三月,史思明在邺城南合河口军营发动政变,以“杀阿爷夺职掌”的弑父篡位罪名“召庆绪等杀之,并有其众”,次月于幽州改元顺天。《资治通鉴考异》引《河洛春秋》言,“思明怀西侵之谋,虑北地之变,乃令男朝义留守相城,自领士马归范阳,因僭号后燕,改元顺天元年”,完成了后燕政权的创建。《程庄墓志》中也有“后燕顺天二年”的明确记载。当然,目前所见其他几方顺天及显圣年间的墓志仍统称“大燕”,史思明似乎也没有必要在自己新建政权的前面加上一个“后”字,但至少在当时人看来,这一政权是重新建立且有别于安氏父子的,“后燕”的说法已存在于当时的燕朝治下。如果用统治者姓氏加以区别,我们也可以分别称其为“安燕”和“史燕”。安燕的统治范围,包括战前河北道所辖诸州,河东道北部的代北、淄青诸州,以及洛阳至长安一线的两京地区;史燕的统治范围,则主要为河北诸州以及洛阳周边地区。相较而言,安燕的统治区域更为广阔,但其对淄青、长安等地的统治并不稳固;史燕的辖区虽有明显缩小,但统治范围却日益明晰。燕政权统治者的更替变化及与唐朝皇帝的对比,可参见表6.1。 表6.1 唐、燕双方皇帝及年号变化对照表
这种差异在唐朝方面的语境中也得到了体现。对于唐廷来说,安史之乱其实经历了两次平定,而史思明的复叛成为这一事件的分水岭。当安禄山最初叛乱时,唐廷自然地将其指称为“逆胡”或“羯胡”的“乱常”。至德二载(757),唐朝收复两京,以史思明为首的叛军将领一度归降唐朝,但不久再度叛乱,这就使得唐廷面临对第二次叛乱的定性。在《张献诚墓志》中,以“肃宗清华夏之岁,思明蓄横猾之谋”的修辞将史思明复叛看作一种阴谋。降而复叛,是时人对于史思明的定位;而讨伐史燕,实为戡定安禄山之乱的“善后”事宜。总之,无论从何种角度审视,燕与后燕,或者说安燕与史燕两个政权之间的延续性都不是很明显,两者更多地表现出差异而非相似。 至于安史并称,与唐朝中央和河北藩镇双方的政治话语不无关系。一方面,代宗朝以降的唐代官方史家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历史观,将安禄山、史思明看作相继为乱。我们此前曾提及的权德舆便将这一事件分为“幽陵首祸”、“史羯继乱”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另一方面,河北藩镇为了追溯其割据的合理性,刻意塑造出了安、史父子的“四圣”形象。在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唐后期社会中逐渐形成了安史一体为乱的观念。及至五代,文献中出现了明确的“安史之乱”的称谓。例如,作于宪宗元和年间的《石神福墓志》记其先祖“遇安史作乱,漂泊至恒阳”,而撰于文宗大和年间的《张秀诚墓志》同样以“安史凭凌,四郊多垒”统称安史之乱。大致而言,河北形象在经历元和削藩后趋于固化,乾元中兴、重整朝纲的历史观日渐消解,而“安史之乱”这种概括性的称谓则逐渐在社会中普及。 本文选自《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王炳文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注释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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