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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董卓政府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军政府。董卓死后，王允改制的失败使他身败名裂。此后，李傕、郭汜兴难，李傕控制天子，代表国家最高元首，郭汜劫持公卿百官，实际上控制了中央决策机关——这个背景和冲突倒很像是民国初期袁世凯去世后的府院之争。中央既已分裂，地方军阀遂乘势而起，相互攻斗，也是和民国有几分相像的。 但汉是周之后的第一个稳定的大一统时代，秦的短暂且动荡的统一被当时的五行学说视为“闰水”，汉的统治也是被视为“承天意”的。于是，任何对汉帝的取代都被视为“篡夺”，西汉末的王莽固然如此，东汉末的群雄也无一不如是。故此时在李傕、郭汜治下，一些别有居心的地方势力都愿意对二人所组建的军政府投靠、请降。 马腾、韩遂打着“诛灭宦官”的口号对抗中央政府，然而董卓执政的三年政治已经瞬息万变，二人在凉州的势力也不断被董卓一系打击，最后在“胡萝卜加大棒”的作用下向董卓请降，共同对付反董联军。 二人尚未到京，董卓已死，所以转投李郭二人麾下。曹操则在毛玠的劝说下，认同“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手段，认为只有控制唯一的中央政府才能在乱局中找到自己的地位，所以必须向李、郭请降，以获得接近并最终代表最高权力机关的机会。 袁术则将李、郭以势力最强大的军阀视之，他的请降不过是借用二人的势力，以在和袁绍争夺反董联军政治果实的过程中获得绝对优势。 因此，就公开的政治声明来看，曹操与袁术实在都是军政府的拥趸。但就军阀们内在的派系来说，则曹操又与袁绍为同党，公孙瓒、陶谦等人则是属于袁术的一派。于是曹操伙同袁绍在高唐县和平原县分别击败了公孙瓒的两位部将刘备和单经，又在发干县击败了陶谦。 这时候，徐州下邳县发生民变，民变领袖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三国志·武帝纪》上说陶谦与阙宣同时举兵，同书《陶谦传》却说：“谦初与合从寇钞，后遂杀宣，并其众。” 相较而言，《陶谦传》的说法是更为可信的，盖当时的阙宣不过是民变的领袖，固然有些气候，实力却难与同期诸侯媲美。陶谦若与之同时起兵，必有名分之争，以阙宣为领袖则自降身价，自为领袖则成为众矢之的。 故以陶谦的老练，自然是暗中支持，待时机不对，便击杀阙宣，自以为功。但曹操当时刚担任兖州全权州长（州牧），风头正盛，所以用此理由征伐徐州，以排除异己、扩大势力，攻克十余座城，陶谦只好躲在州治所在地，不敢轻举妄动。 但在次年（公元194年，即兴平元年）年初，曹操之父曹嵩及弟曹德等人死于琅琊去兖州的路上，《三国志》于此未作说明，裴注引《魏晋世语》说是陶谦派数千人袭杀了曹嵩一家，韦曜的《吴书》却说是陶谦的部下张闿觊觎曹嵩的家财，所以临时起意，击杀了曹嵩一家。 《三国志演义》为了择清陶谦的责任，选用了后一种说法，全然没有提及他的野心及与曹操的矛盾，只是说“平生温厚纯笃，人皆敬之”，先强调道德，以此映衬后文的曹操无德，再说“谦知曹操势大，意欲结识，正无其由，听知操父经过，遂出境迎接，再拜致敬，如父事之，大设筵会”，意在说明陶谦礼节不亏，且充满好意，曹嵩被袭杀不过事出偶然而已。 其实，就历史的情境看，陶谦与曹操互为军事上的敌对，若有意讨好曹操，则必为袁术一众不满，加之张闿流亡淮南以后，陶谦也没有给出应有的交待，因而很难说张闿的作为没有得到陶谦的授意。 但自古以来，杀父之仇就是重仇之一，加之汉代以孝治天下，曹操起兵报父仇的行为很容易得到读者或听众的“理解之同情”，于是作者不得不做此预先的安排，于是野心家陶谦一变而成为无辜且忠厚的长者，曹操的兴兵则多了一点无理取闹的嫌疑。 之后的徐州大屠杀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罪行，《三国志》上说：“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但并没有说这数以万计的死者是战争中的牺牲者还是平民，《后汉书》写得则更为清楚些：“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徐州简直成了人间炼狱。 如果想要突出曹操的罪恶，这里是大有文章可作的，但《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仍然只从宏观的政治处着眼，不重视民生，只说“操大军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山无树木，路绝人行”，并且这一句还是为了后面陶谦哭诉“我获罪于天，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难”而伏笔的。 作为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三国志演义》未能脱出唐传奇以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为主题的窠臼，桃园三结义是英雄故事，貂蝉与吕布是才佳故事，写历史的自然是帝王视角，从未有细民的视角。直到《金瓶梅》出来，才算是有了世情的视角，此后三国题材的改编文学诸如戏曲和曲本之类，才开始有了一般民众参与的影子。 为了证明曹操在道德上的亏欠，《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得不另谋出路，让陈宫再度出场劝说曹操。历史上陈宫恰是在此时背叛曹操，联合张邈迎接吕布的。 关于其叛逃的原因，《后汉书》及《三国志》并没有给出解释，《资治通鉴》将之和曹操杀时任九江太守的边让一事联系在了一起，但遭到了当代史家的反对，理由是边让之死本在建安年间（196—220年）而非此时，然而无论如何陈宫都不可能拥有道德的立场代表徐州百姓说出劝阻曹操的话。 《三国志演义》既已将陈宫的叛逃移在了曹操过中牟县时，此种道德压力自然已不复存在，加之又被设计为曹操的恩人，对曹操说以大义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更何况在小说的设定里，陈宫又是吕伯奢事件的惟一见证人，是以李卓吾和毛宗岗父子都把曹家的被灭门和吕伯奢被灭门联系在了一起，说：“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是有意，陶谦害曹嵩一家是无心。”并代陈宫向曹操一问：“将军之言，孝子之言也，宫何敢非，第亦思吕伯奢全家被杀乎？彼当摘谁人之胆，剜谁人之心以祭其一家也？” 这一问算是读懂了《三国志演义》作者的衷心的。但是，即便在小说的情境里，陈宫也不会多此一问，毕竟曹操的逻辑他是懂得的，也便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于是，正义在暴力面前变得脆弱万分。 在这种设定下，波谲云诡的政治世界便被划分成了三种角色：暴力的决策者，即帝王或诸侯；暴力的执行者，即武将；暴力的附庸者，即文人。 在《三国志演义》中，文人或附骥于权贵集团，成为谋士，或对抗暴政，在成为道德捍卫者的同时也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这种逻辑不但影响了后来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如《封神演义》、《说唐三传》等，也影响到一些专业学者的史观，甚至时至当代，仍有学者批评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事件中的文臣们“固执”，认为他们应该“更多地从嘉靖皇帝感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试图把一部历史变成君主正确的教科书，这恐怕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始料未及的。 还原到历史上看，文官的作用绝不止于出谋划策和道德捍卫两种职能，正如武将绝非是两军阵前比武争胜的个人英雄主义者。 历史上的陈宫是能够亲自带兵进攻东阿而令“吏民皆恐”的，同样是文官的程昱和荀彧则能带领军民守住曹操的大本营鄄城。在现代战争题材的著作中就特别重视文官对于战争决策和统帅的意义，如在《红日》和《亮剑》里，梁波和赵刚就既有政治家的风度也有军事家的果敢，绝非传统小说中只会给“主公”支损招、耍嘴皮子的文人形象，沈振新和李云龙虽然不乏卤莽和粗犷，但却能站在全局的角度缜密部署，敢于冒险进攻不等于与敌将捉对厮杀。 即便那些公开对领袖人物提反对意见的角色，如《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楚才，也是有自己对政治局势的见解而非为了舍生取义而故意为之的，这其实才是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常态，远非《三国志演义》中的脸谱化形象。 在《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笔下，李儒、贾诩、荀彧、程昱等人除了名字之外别无不同，即便上了回目的人物如阚泽、庞统等也往往即来即去，缺乏形象的一惯性，只有诸葛亮集决策者、幕僚、外交家乃至道士（如借东风）和文人（如空城计）于一体，算得上是文官描绘中的典范。 说到底，《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终究是说话家，所接触的最多是吏而非官。在底层民众看来，最能代表文官的无非县令，但却实在不知县令们除了审案外的其它职能。于是，说话家一方面将对基层文官的期许定位为正直和公平，塑造了数以百计的公案小说，另一方面则将文官系统的职能简单化，使之成为暴力系统的统治工具。 事实上，文官的真正意义是重定秩序，所以华盛顿才在独立战争结束后在国会上对文官系统脱帽致敬，并发表宣言将权力转交给这一系统。即便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文官集团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汉朝刚建立的时候，刘邦试图建立军政府，并有自己的理论：“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却告诉他：“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自此以后，直至董卓以前，文官系统成为了皇帝决策权的重要分担者，成为有五种权力集团之一：皇权、皇权的外放、士权、官僚权力及豪强权力。皇权即王夫之所谓“治统”，士权即其所谓“道统”，官僚权力优游于二者之间，正孔子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皇权是传统皇朝社会最为合法的权力中枢，但却由于一些皇帝冲龄践祚或怠于政治，其权力往往外放至诸王、外戚及太监。 到了西汉第七任帝刘彻的时候以推恩令瓦解诸侯王，以至于代共王的儿子蔺侯刘罢军因为偷盗别人家的东西而被免除侯位，平城侯刘礼利用侯爵身份，威胁对方把鸡给自己，平侯刘遂则因为藏匿一个盗马犯而犯罪，盗马者犯盗的居然是在刘恒、刘启两朝就已经被人鄙夷的母马，说明刘遂连赏赐给别人一匹母马的能力也没有。如果不是《汉书·王子侯表》的记载，简直无法想象当时诸侯会是这样的境遇。故终汉一朝，皇权的外放只有外戚与太监为最。 相较之下，由于没有子嗣，太监往往不为传统的宗法制度限制，故深为官员所惧，以袁绍为代表的官僚集团附骥何进对抗太监便是应有之义。迄董卓入京，宦官、外戚同归于尽，旧的权力集团中只剩下官僚独自支撑，士大夫则欲以道统之尊试图重塑朝政，惟有董卓企图树立另一种力量，即军阀作为一种平衡。军阀本身固然有其权力，但仍然不过是旧的权力集团的一种变体。 董卓所依靠的凉州兵团只能帮助他镇压反对力量，却不足以帮他重塑秩序。于是他利用自己的权威做两件事情：第一是换皇帝，将刘辩换为刘协，由自己代行皇帝的权力，这样皇权就有了着落。第二件事是拉拢和扶植当时的名士蔡邕、郑玄等人，建立起新的官僚团队。 但在他企图代行皇权的时候，其军阀旧部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认为董卓掌握了实质皇权以后，自己理应成为新的官僚阶层，于是与董卓新扶植的蔡邕等人产生一系列冲突。王允看中了这个机会，挑拨董卓麾下第一战将吕布和他的关系，终于使蔡邕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并成为反董战争的牺牲者。 但单靠原有的官僚集团和新兴的士人集团是无法稳定军阀割据的秩序的，于是王允失败，李傕、郭汜再起，其中的谋士贾诩成为秩序破坏的另一个关键。我们读《三国志演义》的时候，从刘备三顾茅庐开始，才觉得故事进入正轨，也不过是因为《隆中对》在小说中是第一个规划秩序的策略。 与传统军阀如曹操和袁绍依靠旧官僚集团不同，刘备的崛起始终依靠地方豪强的势力，在徐州他结交糜竺，在荆州则请出了寓居在荆州的琅琊诸葛氏的力量作为支撑。豪强集团被时下的流行史观称为“乡绅”或“地主”，实则这里的“地主”指的是欧洲历史中的“领主”，与中国历史上的“豪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中国传统的政治中，皇权不下县，地方上会结合本地的地理、文化资源形成一种以地域为特色的政治力量，取代皇权发生影响。所以在统一的或具备帝国意识形态的王朝里，皇帝们都试图摆脱豪强的影响，甚至对他们及相关官员进行打击乃至肉体消灭。 以西汉第七任帝刘彻为例，其杀窦婴，正因为其与豪强领袖灌夫走的太近；又消灭郭解，乃是因为郭解已经联合了官僚中的最高首脑卫青。 至迟在刘宏、刘协的时代，豪强集团已经于政治有所影响，《抱朴子·外篇》说那时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说法。到了三国时期，各国都需要依靠本土势力，孙权不得不任用虞翻、陆绩，把国家重任交在陆逊父子手上；刘备在托孤时选择一文一武，文官选择诸葛亮，是荆襄豪强的代表，武官只好选李严，虽是荆州出身，却长期在益州为刘璋服务，是蜀中豪强的代表。 吴蜀两国的政治虽然没有完全被豪强集团左右，但豪强集团在两国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所以诸葛亮后来针对李严发动了一次夺权斗争，其实不单是为了自己权力的扩大，也是为了消灭蜀中豪强集团在本土的影响。 至于曹魏，虽然有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代行皇权，却也无法分辨群臣中孰效曹氏、孰忠汉室，故为培养自己的势力，曹操虽号称“唯才是举”却也不得不任用豪强司马氏的子嗣司马懿、司马孚等。 至于曹丕代汉，为求政治的稳定，干脆在陈群的建议下制定“九品中正制”，从制度上为豪强子嗣进入到官僚系统铺路。 由是，豪强与官僚两大集团合并为“豪强—官僚”集团，由于其身份取决于豪强的社会地位，即门第，故又称这一集团为“门阀”。所以，文官们的“择主而事”不单是为自己找一个好的前程，也是为自己支持的军阀找到后盾，更是为自己的门第找到可以延续、发展的政治力量。 皇朝时代结束后，中华由帝国发展为民国。表面上看，最大差别是皇权的消失，但若是其他权力集团仍不动摇，则皇权必将以其它的名目重回历史舞台。 杨义先生断戊戌为中国新文学乃至新思想的纪元，盖由此之后，传统的士人变为了知识阶层，以理性的价值独立于权力之外，作为权力的监督、批判乃至解构者，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参与者。于是决策的权力自下而上产生，这便产生了对权力的制约，即议会，也就是立法的权力。 为防止最高决策权力的滥用，必要取消传统皇帝的终身制与世袭制，于是一方面用选举制衡，一方面以宪法作为约束，使皇权成为行政的权力。为限制皇权的外放，则致力取消皇族、外戚、太监们的特权，便产生司法的权力，在法律面前，一切人物都是公民，一律平等，任何身份都不具有特殊权益。 限制官僚，则用监察的权力，对官员进行弹劾、纠举及审计。限制豪强则必将选举权力收归中央，在皇朝时代便是科举，及民主时代便是考试的权力。故限制原有五权，必以崭新的五权代之，孙中山称之为“五权宪法”，以为“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政体，以使各机关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效能。” 这是符合中国的政治传统的，而新生的五权则无外以文官政治为核心，这也是由传统的官僚权力集团及士权集团在新时期的延续。故传统社会的五种权力集团交相辉映，却实以此两种权力集团为之核心。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所谓道统与文官并不只是简单的说教，更为重视的当是一种现有政治下的平衡。不同政权之间的外交，讲的则是自身的实力与政权间的利益纠葛，一言一行之间务必抓住对方或者多方的命脉，使其彼此攻伐，最终满足自身的目的。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子贡如是，《三国志演义》里的陈宫也未尝没有如此。陈宫在陶谦处走后，来到张邈麾下，劝他利用吕布攻袭兖州，“观天下之形势，随时变通，霸业可图矣”。 于是，吕布攻打兖州，曹操回兵，徐州之围便解，此等计策已经达到了围魏救赵的效果，难怪毛宗岗父子说：“不是刘备救陶谦，却是吕布救陶谦；亦不是吕布救陶谦，仍是陈宫救陶谦也。” 如果把这个计策多加延伸，陈宫的形象便立住了，故事的层次也不致过于单薄。但作者才力不逮，让陈宫在既没有门阀为依据，也没有政治作为权衡的前提下，纯粹以道德的立场作为曹操的对立面出现，这对于政治来说当然没什么用。 换在历史上，陶谦是不会行此下策，陈宫自身也绝不会为此孤身犯险。故此，这番情节除了使曹操在道德上难堪以外，也难免给人一种文人无用的错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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