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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冬梅 立足于儒家经典的中国经学，作为我国古代传统学术的主干，由汉至清，绵延了20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数次的演变，中国经学因经书文字与内容的不同，在今文学与古文学的相互纷争之下，历代经学家研究的旨趣亦各有不同，从而形成所谓的汉学、宋学以及清学之别。
关于中国经学的具体沿革与流变，《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首次作了分期说明，其云：“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四库馆臣认为2000多年的经学演变，共有6次变迁，依次为两汉时期、魏晋至宋初时期、宋初至宋末时期、宋末至明初时期、明正德至明末时期、清初时期，并以拘、杂、悍、党、肆、琐6字概况6个时期各自的弊病，而最终统归于汉学、宋学两派。
其后，有关经学通史或经学历史方面的著作相继出现，这些著作或以朝代为断，或以学派为别，对中国经学史的分期提出各自意见。如皮锡瑞著《经学历史》，大体全以朝代为断，将中国经学史分为10期，为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春秋时期）、经学流传时代（经学传于孔门，七十二子支流，分于战国）、经学昌明时代（西汉）、经学极盛时代（东汉）、经学中衰时代（魏晋）、经学分立时代（南北朝）、经学统一时代（隋唐）、经学变古时代（两宋）、经学积衰时代（元明）、经学复盛时代（清代）。皮氏这一分期，优劣共存，其优点是简明扼要，又不失系统性，将二千年来经学的变迁，清晰明了地呈现给读者，“为经学史辟一新途径”①。其不足则是学术演变的脉络不清，学术发展的轨迹不明。舒大刚先生曾说：“学术产生和发展有政治因素，但也不完全随着改朝换代而变化。一种学术的发展和勃兴，必然有其自身的理路；一种新兴学术取得统治地位，也有一个由渐而肆、由微而显的过程。上一个学术典范的结束，其实也是下一个学术典范的孕育。”②因此，皮锡瑞关于经学史的这10个分期，有学者就认为，“他的分期看来清清楚楚，实则不清不楚，是一种表面上的分期，只在现象上求同存异，而没从根本上去探究原因。他的分期说也反映了明显的今文经学立场”③。周予同先生也指出不要忘记皮锡瑞是经今文学者，不要忘记皮锡瑞究竟只是一个经学家而不是史学家，对于《经学历史》这部著作，“假使粗忽的披览，似乎不能将经古今文学、宋学的发生、变迁、异同、利弊一一明晰地显示给我们。他不能超出一切经学的派别来记述经学，而只是立在今文派的旗帜之下来批评反对派。诚然，就经学说，他是没有失掉立足点；但是，就史学说，他这书就不免有点宣传的嫌疑了。”④
继皮锡瑞《经学历史》之后，龚道耕先生亦著有《经学通论》。龚道耕（1876—1941），字向农（又作相农），一字君迪、悲庵，别署蛛隐，晚而重听，又自号翁。其先浙江会稽人，家牒承传，蔚为士族。七世祖受易公，官四川长寿典史。八世祖湘浦公，就养来蜀，会故人黔西李恭勤公世杰总督四川，请参幕府，暂游成都，乐其土风，遂家焉，因著籍成都。祖玉彬，广西平南、苍梧等县知县，以军功擢知府，治行卓异，遂高止足，弃官而归。父维翰，附贡生，署理番厅教谕，创办成都县小学堂及师范班，博学开敏，有闻于邦，有子7人，先生居其长。清光绪二年丙子（1876），先生生于成都，历县学生员、副贡、举人，随后即入赀为内阁中书。但无意做官，遂归故里，专事教育。光绪末年，先生曾在四川学务处襄理办学诸事，为其涉足教育行业之始。至父藩侯创办成都县小学，先生亦参赞其事，从此与教育结下毕生情缘。其后，先生亦曾任官立四川优级选科师范学堂监督。至辛亥革命后，先生又历任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眉山县立中学、成都县立中学校长。民国十五年（1926）起先后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代理校长。民国二十年（1931）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与公立四川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合并成立国立四川大学，先生乃卸师大校长任，专任国立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两校教授，主讲经学，直至民国三十年（1941）谢世。
龚道耕先生不仅仅是近代四川高校的知名教授，亦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学术大家、蜀学的重镇人物、一代经学大师。先生于学为大儒，于行为大师，两肩道义，经师人师，为完人矣。故姜亮夫言“先生始终以儒师为职志，牖启民愚，成就多材，贞壮为世所罕见，毁家以救上庠之厄，而非专固自私，则亦儒者传习所事，醇雅为当时学人之所不及。则学识人品，俯仰不愧其所业，门子弟与时人皆奉为大儒、纯儒”①。其学问渊博，勤于著述，学贯四部，平生所著论著自《仓》《雅》《说文》、音韵、训诂，以及经注、经疏，辑遗校勘，无不涉猎。其学又不拘家法，汉宋兼主，今古并治，左右采获，卓然成一大学宗。其著《经学通论》一书，系龚道耕先生任教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时，在所编经学讲义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一部经学概论著作。是书卷首有华阳林思进丙寅（民国十五年，1926）二月《叙》，述及撰著大略和刊刻缘由，云：“方庚子、癸卯之际，吾与龚君相农年皆盛壮，亦尝稍稍窥览其域。退而审谛，知不必然，陵夷至今，猥怪之说，视昔尤众，凡当日号称闻人钜子者，莫不俯首却行，仰号令为进退。呜呼！学之不讲，乃至是乎！今者群咻渐止，读经之声稍传庠序，而相农以经教授吾蜀高等师范者十年矣。其搘柱飙狂涛骇中者最久，于是有《经学通论》之作。诸弟子著录者，亦并服膺师说，惟恐或失，请于君，得印行之。”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创建于民国十五年（1916），先生于是年起在此任教，为诸生讲授经学，历时10年之久，在其所编经学讲义的基础上，故有《经学通论》之作。 是书正文除设《群经名义》《群经篇目》《群经学说》三章论述经学的基本问题和主要内容外，又设有《经学沿革略说》一章，按照经学的发展脉络来阐述各个时期的经学流变。其具体分期就是将中国经学史分为“经学始于孔子”“晚周秦代经学”“汉初至元成时经学”“哀平至后汉经学”“郑氏经学”“魏晋经学”“南北朝经学”“隋及唐初经学”“中唐以后至北宋经学”“南宋元明经学”“明末清初经学”“清乾嘉经学”“道咸以后经学”13个时期。 统观龚道耕先生的13期分法，与皮锡瑞的10期分法相比较，实有出人意表者。如将“郑氏经学”划分为一个时期，先生说：“兼用今古两家之学而会通为一者，郑玄是也……黄初以后，郑学遂立博士……自建安以及三国，数十年中，今古两学皆微，而郑氏学统一天下矣……自兹以后，经学惟有郑学、非郑学两派，而无复今古之辨矣。”①以一个经学人物统领一个时期，这还真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分法。 再如，不是简单地以两汉或者西汉、东汉划分两汉时期的经学，而是细致地划分成“汉初至元成时经学”“哀平至后汉经学”两个时期，指出：“汉代之经学，皆传自秦代者也……西京一代，诏令所引，奏疏所述，民间所业，皆博士所职之经，官师合一，无复歧途……此西京经学之所以称盛也……由哀平以后，至后汉之末，二百年中，经学之争议，则今古文是也。今文之名，始于后汉。古文之名，始于西京之季。”从两汉时期经学的发展脉络而言，从今文经学的形成、嬗变以及古文经学的兴起、今古文经学之争，再到郑学的小一统，龚道耕先生遵循学术发展脉络，依据历史事实进行学术分期，的确是比较恰当的做法。其他如“隋及唐初经学”“中唐以后至北宋经学”“南宋元明经学”“明末清初经学”“道咸以后经学”等分期，大体也是遵循了这一思路。 蒙文通先生研究史学史，最注重通识，其“通观达识，明其流变”的史学思想为众所周知。蒙先生说：“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孤立地提出几个人来讲，就看不出学术的来源，就显得突然。”②诚然，讲学术史更应当关注学术自身的流变和发展轨迹，不能简单、粗暴地仅以朝代的更替来论述，因为一种学术的兴起和终结，与一个朝代的建立和灭亡并不是在一个完全相同的时间轴上，学术的发展和演变有其自身的理路。因此，龚道耕先生对中国经学史的分期，能够以学术演变的脉络为准，注意到每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是非常理智、正确的做法，这相较于仅以朝代废兴而分期者实更具特识。舒大刚先生于此就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历观龚氏的十三个分期，其中固然有按时代或朝代划分者，有的也是约定俗成的，如'晚周秦代经学’'魏晋经学’'南北朝经学’'清乾嘉经学’等。但是，更多的则是将一个朝代分成前后两段，或将几个朝代合成一个时段，如'汉初至元成’'哀平至后汉’'隋及唐初’'中唐以后至北宋’'南宋元明经学’'明末清初’'道咸以后’等等；有的甚至将一个人划分为一个时代，如'孔子’'郑玄’等。这样划分看似零乱，时间长短也不一致，其实有他自己的理由，而且更能体现学术之萌芽、转变和盛衰之真正面貌，更能看出学术典范转换之轨迹。”③龚道耕先生的友人庞俊也评论其《经学通论》一书说：“明经学流变，秩如有条，视皮鹿门《经学历史》，有过之无不及也。”④即指此而言。 龚道耕先生治经不主门户之见，汉宋兼采、不分今古，遂成就了先生在经学上的博大精深。故其所作经学著述，或议论卓识，或考证精湛，盛著一时，深为学者景仰，蜀中故有林（思进）、龚（道耕）、向（楚）之学。 作者：李冬梅（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配图：方志四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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