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一市三制”下的文化差异

     上海开埠以后，1845年开辟英租界，以后又相继辟设法租界（1848）、美租界（1849），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上海居住着众多外国人，1920年的外侨近3万人，来自50多个国家与地区 。这些外侨在上海时间长短不一，到1920年前后，一些年长外侨，来上海时间已超过半个世纪。这些外侨不光与其母国有诸多联系，还由于经贸、文化、宗教等方面因素，与世界各地有错综复杂的联系。 

1931年至1932年，南非法官费唐（1874─1965）应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邀请，来沪调查上海问题，他在报告中指出，作为共管租界，居住众多外国侨民、且有众多外国领事参与管理的上海公共租界，与一般专管租界的国际影响很不一样。上海外侨曾经想把上海公共租界变成“自由市”，上海公共租界曾被称为“袖珍共和国”，其源盖在于此。

近代大部分时间里，上海存在三个行政管理机构，即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三家各自为政，互不统辖。三家之上，没有任何可以统辖或协调三家关系的垂直权力机构。遇到非协调不可的问题，就由各国领事或领事团向上海地方政府交涉，或通过各国驻华公使向中国中央政府交涉。上海两租界各具特点。法租界是专管租界，事务管理归公董局，公董局董事会由纳税人会议选举，但总董由法国领事担任，领事直接受制于远在巴黎的法国当局。

公共租界是共管租界，权力属于纳税人会议，具体行政事务由工部局处理。工部局权力受到上海领事团制约，上海领事团由相关国家驻沪领事组成，包括英、美、日、德、俄、意、比等国。

尽管英国人相当长时间里在公共租界占主导地位，但工部局并不是英国政府的下属机构，英国政府不能直接向公共租界下达指令。法租界实行的是领事独裁制度，公共租界实行的是英国式自治制度。这样，在上海城市内部，华界与两租界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国际关系。

一市三治，本来就会造成诸多管理死角，再加上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的差异，以及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管理方式的差异，导致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

上海两租界管理方式的差异，实质是英美文化与法国文化差异的某种缩影。两租界在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城市管理方面颇不相同。

例如，当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开始运作时，工部局决定向那些交得起费用的人供应自来水，交不出的免谈，而法租界则是由公董局出面向英商购水，然后通过公共水龙头向租界内居民免费供水。在社会管治方面，法租界工商业不及公共租界发达，税收不及公共租界充裕，管治运作时常捉襟见肘。于是，法租界在治安方面，便要倚重黄金荣、杜月笙等帮会人物，这些帮会人物走私贩毒的行为，也就无法遏止。

同时，受所谓法式浪漫主义文化和自由、人权价值观的影响，政治管控相对较松。寓居上海的日本人在1922年时已经明显感受到：“在法租界，从尊重个人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的宗旨出发，与其说对政治犯采取极其宽容的政策，不如说是有庇护的倾向。反之，担任公共租界警察首脑的英国人，受爱尔兰问题以及印度问题等刺激，对政治运动非常敏感”。也就是说，对于不满社会现状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法租界较之公共租界，更适合其工作与生活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