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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者统计，在春秋战国时期的400多年里，有256场列国卷入的战争。也就是说，在公元前656-公元前221年间，平均每1.7年就有一场战争。在战国时期最后的130年里，战争步伐也逐步加快，平均每1.4年就有一场大战。 兵家之兴 战争爆发的如此频繁，也促使了兵家的诞生。特别是《孙子兵法》，在其写成之后就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深具影响。 《孙子兵法》很可能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初，但孙武或者孙子到底是不是作者，目前仍有争论，因为《史记》中关于孙武的记载，表明孙子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但该书描写的战争环境要比其认知的至少晚两个世纪。 《孙子兵法》一直被尊为中国兵书的经典。对《孙子兵法》的注释始自东汉末三国时期的曹操，并一直持续到清末。《孙子兵法》的第一部欧洲语言译本是1772年传教士钱德明的译本；第一部英译本出自一名英国炮兵军官。不过，《孙子兵法》对欧美军事思想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在一些中国学者的著作中有时会出现过于夸大《孙子兵法》在西方影响的观点，值得注意。 战国时期，还有一部以孙膑名义写成的兵书《孙膑兵法》，文献中虽有记载，但在汉末就佚失了。1972年它与《孙子兵法》的部分竹简一起被重新发现，有学者认为该书很可能是战国末年成书的一部集体性著作。 到了宋代，《孙子兵法》与《吴子》《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太公》和《李卫公问对》一起被选入《武经七书》，之后所有这七部兵书均收入了清代的《四库全书》。 “欲霸中原，必先得郑”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相互进行战争规模的扩大、次数的频繁，促使当时有识之士的视野变得广阔起来，考虑战略问题时，开始把“天下”看成是一个由不同区域组成的整体，由此出现了一些“兵家必争之地”，它们的得失对战争结局常常具有决定性作用。 春秋时期诸侯国间的征伐约有380次，值得注意的是，列国都把“郑”作为必争之地，“欲霸中原，必先得郑”渐趋成为“共识”。据学者们初步统一，春秋时期“郑”遭受战争之灾约80次，为各国蒙难最重者，是名副其实的“兵家必争之地”。 郑国在西周时建国很晚，公元前806年始封郑，位于陕西华县；西周灭亡之后，郑迁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占用今河南省中北部一带，成为周都洛邑以东的重要诸侯。春秋时期许多战役，都与“争郑”有直接关系，包括齐楚争郑、宋楚争郑、秦晋争郑、晋楚争郑。直到公元前546年，各大诸侯代表在宋举行“弭兵之会”，订盟休战，列国对郑国的争夺才基本结束。 为什么是郑？有学者研究认为，春秋时期的战略格局形势，基本上是由齐、晋、秦、楚几大国更迭主宰的，齐晋、秦晋、秦楚之间都有疆界相连，但受黄河、秦岭等地形影响，难以展开兵力，且这四大国在这一时期又势均力敌，很难吞并对方的领土。而位于大陆核心的郑国，正处于东西、南北陆路干线汇合的十字路口，从枢纽地理角度而言，完全属于“兵家必争之地”，自然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的，便成为各大国瞩目的焦点。 “兵家必争之地” 战国中叶，最强大的齐、秦、楚各展图谋。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韩、魏两国的作用尤为重要，同样是缘于韩魏两国的枢纽地位和战略价值。韩魏两国处于大陆的中心，控制着当时中国几条重要的水陆交通干线，因此被认为是“天下之枢”。 秦最后之所以取得成功而齐楚等国会失败，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在选择主攻方向上出现了不同的选择。齐楚两国主攻方向偏离了枢纽韩魏，而秦国则一开始就将主攻方向和占领对象锁定在韩魏，控制了枢纽地带，取得了主动权。 秦与六国对立时期，还有一个地方经常被提及，那就是函谷关。函谷关故址在豫西灵宝县旧城西南，是在公元前329年-公元前314年间由秦国建立起来的。它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18年。此后，秦与六国近百年战争中，函谷关所在的崤函地区，就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战国时期还逐步形成两大的经济区即“山东”（此山东非今天的山东，而是指崤山以东，是完全不同的地理概念）与“关中”，其代表就是六国与秦。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军事斗争在地域上也就呈现出东西对立的基本特点，群雄割据逐渐演变为“山东”与“关中”两大集团相互争雄的局面。 虽然秦与六国之间纵贯南北绵延千里，但横贯东西的陆路干线却只有三条：晋南豫北通道、豫西通道和商洛南阳通道。秦与六国的经济往来和军事交战基本都是沿着这三条通道进行的。而在这三条通道中，豫西通道对于秦国而言利多弊少，所以经常作为了秦向六国发动战争的主攻方向；而函谷关又是这条通道西段的咽喉要地，因而成为双方殊死相争的战略枢纽。 随着古代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演变，这些“兵家必争之地”的战略地位也会发生升降变化。 秦与六国的东西对抗军事格局和豫西走廊的首要战略地位延续到东汉末年，直至以董卓与关东诸侯联军的战争为尾声而暂告结束。 东汉之后，南方经济增长，关中地区实力下降，战争基本形势变为南北对抗，荆襄、淮南成为主要战场，豫西地位下降。直到北朝后期，关中经济复兴和关陇地主集团的崛起，北方才重新出现关东、关西两大势力的角逐，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也再次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隋唐的统治者对豫西同样给予了高度重视，这一时期爆发的大战也主要在这个地区展开。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愈演愈烈，朝廷已衰弱到无力控制豫西，于是就出现了黄巢大军长驱直入直捣长安的局面。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再次演变为南方和北方的对抗，襄阳、淮南再次成为屏障。 元、明、清三代，国家大一统，大规模的战役和两军长期对阵的情况都极少发生过。这一时期的政治地理的基本形势仍是南北对立，北、南中心分别是北京和南京，连接两京的交通干线是大运河，靠近大运河的开封则成为新的“四战之地”。 “兵家必争之地”之所以能够在战国至唐宋的战争里发挥重要作用，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当时的冷兵器性能与战术相对落后，且对城池壁垒缺乏有效攻击破坏手段，而元末之后，火药、火器在军事上开始得以普遍应用，城垒的防御作用明显下降，从而大大减弱了战略枢纽区域对战争的影响程度。 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战争 在中国古代史料中提及的成千上万次战斗中，有几十次战争、战斗或者围城在中国古代史中最为重要，许多都标志着国内或者国际政治史进程中的戏剧性变化，包括王朝更迭、疆域变化，或者二者兼有。 关于中国古代战争，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清，最全面列举的是顾祖禹，他提供了一个对6192次战争的地理环境分析即《读史方舆纪要》；而现代学者中也有人统计了1616-1911年间发生的战争2703次，二者合计约9000次。《中国战典》一书则提供了1920-2005年间的6000次战争资料。以上相加，中国历史上共发生了约15000次战争。不过，在世界史范围内，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在世界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100次战争中，只有3次，分别是垓下之战（公元前202年）、襄阳保卫战（1208-1273年）以及淮海战役（1948-1949年）。 综合中外多位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粗略地列举出对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战争有：逐鹿之战及阪泉之战，商建立；牧歌之战，周克商；城濮之战，晋称霸；长平之战，秦统一关键之战；巨鹿之战，秦亡；垓下之战，楚汉争霸，汉建立；汉匈之战，中国首次采取对外进攻政策；赤壁之战，三分天下关键之战；淝水之战，南北朝分治；怛罗斯之战，唐与大食之战，中亚丢失；西州之战，唐与吐蕃之战，之后近1000年中国失去对西域的控制；獾儿嘴之战，蒙古灭金；襄阳保卫战，蒙古灭南宋，元朝完成统一；鄱阳湖之战，朱元璋大败陈友谅，奠定明朝之基；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巩固东北霸权，之后导致灭明建清；康雍乾三帝分别收复台湾、准噶尔、西藏、西南以及青海，当代中国版图初步形成；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中日甲午海战，晚清30年洋务改革自强运动毁于一旦，日本借机崛起；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清亡民国立；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抗日战争爆发，至1945年日本投降，中华民族觉醒；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基石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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