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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历史上贤明的皇帝，“唐宗宋祖，秦皇汉武”则是最典型的代表。他们要么开辟了一个时代，要么把自己的国家推上了历史的顶峰。然而，其中有个人比较特殊，那就是汉武帝刘彻。 纵观汉武帝一生，最大的功绩就在于征伐匈奴。其他的，无论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后期搞得巫蛊之祸，客观地讲都不算什么光彩的事情。那么，汉武帝究竟称得上是“千古一帝”吗? 雄才大略之主 不同时代的史家，基于不同的立场，对汉武帝作出过不同的评价，但无论怎样的评价，都无法否认汉武帝不愧为雄才大略之主，其文治武功均对此后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汉朝初立，经过文景两代休养生息，国力得到极大恢复。汉武帝登记时，全国人口已达到5000万，这在当时的世界范围而言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数字。此时的汉朝度过平稳发展阶段，国力充盈。 汉武帝统治的50多年（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期。汉武帝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采取的措施、改革的制度，均是以适应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为需要的。 自汉武帝时期开始，中国古代王朝开始使用年号，在此之前的君主，从即位开始虽记年数，但没有年号，而且，汉武帝一代之中还使用了多个年号。这种在一世使用多个年号的“规制”，直到14世纪的明代才最终为一世只有一个年号的“规制”所取代。 “秦皇汉武”并称的说法，就有一种强调秦始皇与汉武帝共同点的意思。这一说法源自宋代司马光，他认为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几与秦始皇无异。不过，司马光却认为，秦之亡，汉之兴，在于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 抛开受历史影响制约的政治军事政策之外，单就个人行为而言，秦始皇与汉武帝的确有些相似之处，特别表现在“寻仙”之上。1982年在渤海，辽宁、河北二省交界地区发现了秦汉离宫遗址，出土有秦、汉两代的文物。秦始皇第四次巡行时曾到过这一带，之后100年，汉武帝追随其脚步也来到这里，并对秦的离宫进行了增修改建。残存的历史遗迹见证着这两个伟大帝王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意义。 而对于汉武帝时期，另一影响深远事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评价，史学界也颇有争议。有学者研究发现，其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并不见于汉代史籍，这是近代的说法。 1916年，易白沙在《青年杂志》上发表题为《孔子平议》的文章，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正因为如此，他们质疑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真实性。不过，目前综合考量，汉武帝时期，这一政策应是被推行了，只是程度如何，是否如我们之想象，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当时楚汉之争是仅局限在中原地区的。在岭南地区，赵佗也已建立了越国，并自立为武王。汉朝初立，曾承认其地位，但因之后吕后政策，双方断绝了关系，赵佗进而由武王“升格”自称为“武帝”，在汉武帝四年才去世，也就是说有4年时间，中国大地上同时存在着两个“武帝”。 汉匈大战 战国中期，匈奴崛起。秦统一中国后，曾派军北击匈奴，夺取河套地区，迫使匈奴北迁。但秦末战争爆发后，匈奴趁中国内乱，又南下夺取河套。 汉初，匈奴不断侵扰汉朝边境，汉高祖刘邦曾率大军前往阻击匈奴，但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陷入包围，被困七天七夜，险些被俘。此役对汉朝来说是一次重大挫败，也令刘邦意识到当时并不具备用武力解决匈奴的国力，于是采取“和亲”之策略。“和亲”虽然缓解了汉匈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并未完全杜绝匈奴入侵，汉文帝时期虽有心北击匈奴，但未成行。于是，匈奴在汉初无疑已成为心腹大患。 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33年，有大臣建议在雁门马邑设围诱歼匈奴，虽未成功，但“马邑之谋”是汉朝第一次有计划地试图与匈奴展开军事上的角逐。实际上，“马邑之谋”也标志着汉匈大战拉开了大幕。 汉武帝时期是对匈奴作战的密集期，而且集中在卫青、霍去病两人身上。从公元前129-公元前119年，十年间，卫青七次、霍去病三次出长城远征，其中有三次是共同作战，都取得了大胜。 分析汉武帝时期汉匈间的地理形势，就会发现汉武帝时期十次大规模远征的内在原因究竟是什么？ 匈奴与汉的国境线，即秦始皇时期的长城，但中部的河南（今鄂尔多斯）地区已沦为匈奴的领地，长城因此被切断，如果匈奴进攻长安的话，并非难事。汉武帝远征的目的：一是收复河南，复兴秦长城；二是将匈奴包围牵制，确保长城一线向西直至祁连山的河西走廊畅通，以维持与西域的交通。最终的结果，卫青收复河南，建立朔方郡，霍去病确保了河西走廊，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 汉之后的各朝各代，多有史官和士人认为，汉武帝频繁发动对匈奴大战，耗尽了汉朝经过“文景之治”而积累的财富，导致了汉朝自汉武帝之后开始走向衰落。汉武帝是否真的是因为他的军事行动导致了汉朝衰落，折断了汉帝国的脊梁，其实历来多有争论。 从《史记》记载来看，对匈奴作战耗费极大。司马迁称内陆向前线输送64石粮食只有1石可运达前线。但是，对匈奴作战最高潮的时候，汉朝境内的繁荣景象，在文献中却未出现明显的记载变化，此中文献间的矛盾记载值得深思。究竟是战争耗费了大汉的底蕴，还是大汉发展后期的政治、经济政策出现了大问题，导致了帝国的衰落，目前史家们没有统一的定论。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历史事实是，汉武帝去世后，他所倡导的积极进攻政策也被放弃，但同时匈奴自身也无法维持他们的团结而走向分裂，至公元前55年，匈奴分裂为五部，自相征伐，再未重现昔日“盛世”，“匈奴”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也逐渐湮灭在尘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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