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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代，因有一部《三国演义》而为读者广为熟知，好处是有利于普及三国“历史知识”，坏处则是这些“历史知识”往往存在着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问题。我们应当知道历史上的三国与小说戏剧中的三国的区分和异同，指出这些异同与真伪，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更客观地去看待历史。毕竟，历史与演义是不同的。 三国时代与三国演义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史实上的真伪异同，这在三国演义中比比皆是；二是地理空间上的错误；三是时代背景的错误，有一些14世纪的事物“穿越”到了3世纪的三国时代。 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是未被写进三国演义的大事件。在古代，“君子不党”这是一个共识。对于皇帝而言，群臣如果结党营私的话，对皇权会造成很大的威胁，因此为防止结党营私，多采用平衡之术，也称之为“帝王之术”。在西汉时期，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对于皇权而言，就是三个支柱。掌控能力强的君主，通常会在这三方势力之间维持着一种平衡。而一旦皇帝自身的掌控能力弱化，则会出现皇权旁落的局面，于是，三方势力之间的彼此消长就会给政治格局带来巨大影响。 而发生在东汉晚期的著名的两次党锢之祸，其实质就是两次针对以清流士大夫为核心的官僚集团的镇压和摧残，其结果则是带来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大分裂。两次党锢之祸，看似宦官集团取得了胜利，但他们没有料到，清流士大夫被打入另册之后，宦官们在之后的政治斗争中也被清洗屠杀。然而，宦官集团的消失，并没有挽救东汉的亡国命运，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正在隐隐逼近。黄巾之乱（也有学者称之为黄巾大起义）正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爆发的。 黄巾之乱，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中国历史上，它第一次将农民斗争和宗教结合起来。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暴动，单靠农民和宗教的力量是组织不起来的。于是有学者由党锢之祸而推测认为，有相当一部分对政治不满的下层读书人加入其中。 正是在镇压黄巾之乱的过程中，与清流士人接近的一些官僚掌握了主导权，而黄巾军主力集结的颍川地区，也正是清流士人大量聚集的地区，很多受过党锢之祸的士人，多出自这一地区。而这一地区的士人，在之后的曹魏阵营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有学者由此推测出一点：当时的知识阶层内部存在着谋求体制变革的稳健派和企图推翻政权的激进派之间的冲突，两个阵营的冲突和妥协，是导致黄巾之乱规模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最终镇压黄巾之乱的主要功臣，则多是来自汉朝边远地区的官僚和将领，似乎也可以为这一观点提供一个旁证。 那些著名的“浊流”们 张角，这个黄巾首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很遗憾史书对此保持缄默，只字不提。三国演义里也只说其是“不第秀才”，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汉朝还不存在科举制度。不过由此推测，张角的身份可能是一个对东汉政治体制不满的底层知识分子，从这一角度上讲或许是一个正确的答案。毕竟，在19世纪的清朝，以类似的宗教形式掀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其领导者洪秀全就是一个“落第书生”。历史有时会重演的，这句话或许没错。 同样梳理曹操、孙坚（孙策、孙权）、刘备三人的经历，也会发现，这三人虽然出身、性格各不相同，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共同点的，即对东汉末期的统治阶层而言，对于大士族阶层而言，他们都是游离在主流之外的一部分少数群体。 曹操，祖父是宦官曹腾，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相对于清流士人而言，曹操恰恰属于被人唾弃的“浊流”。孙坚，出身吴郡富春，这一带是当时汉族移居的最前线，还是未开发地区，《三国志》中对孙坚的父亲只字不提，可见孙坚也不是什么大族出身。刘备，出身幽州涿郡，自称是西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的后裔，不过刘备这个皇族身份水分很大。 刘关张桃园结义，这一经典情节除了刘备带手下在幽州加入义兵是真的之外，其余都是杜撰。有学者就认为，历史上真实情况或许是，参加“结义”的可能是与刘备关系不错的一起求学于卢植的公孙瓒。《三国志》引用《英雄记》记载，公孙瓒厌恶士族，多与巫师、商人结拜兄弟，桃园结义很可能就是以公孙瓒为原型，由此推断，刘备的身份地位可想而知。 另外，董卓在三国演义中是被夸大丑化的，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法，后来被曹操继承并发扬广大，仔细分析会发现，董卓与曹操也有许多共同点：都重用清流士人，董卓用蔡邕，曹操用荀氏，同样是控制天子和知识阶层，曹操是否模仿董卓不得而知，但两人的结果却千差万别，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还原历史真面目 自古以来，在中国常有“关西出名将，关东出名相”之说。这里的“关”指的是函谷关，以函谷关为界，关东与关西在气候风土、民情风俗上大不相同。关西在军事上一直处于优势，但东汉后期重文轻武的风气，使关西势力表明上对关东文人势力很服从，但根本上两者还是处于敌对关系。因此，有学者据此就认为，史书和三国演义中均提及的关东诸侯讨伐董卓，并不是什么正义对邪恶的抗争，而是关东、关西两大势力的对抗。 三国演义中讲刘备参加了关东诸侯讨伐董卓，实际上根本就是虚构的，而且杀华雄的也不是关羽，而是孙坚部将。其实，三国演义中对关羽的描写多是虚构的，包括赤兔马、过五关斩六将，等等，这与后世对关羽的官方和民间崇拜有很大关系，是一种被圣人化的故事传说而已。 还有，官渡之战之后，曹操平定河北的相关叙述则是被三国演义简化了的，只用了三回的篇幅，这多少给人一种平定河北只不过是官渡之战的善后工作之感。但实际上，曹操最后平定河北已是208年了，也就是说为了平定河北，曹操整整耗费了7年时间，官渡之战后，曹操三分之一的人生都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可想而知，平定河北对于曹操具有怎样的意义。 关于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中描写最精彩的章回，但其中绝大多数故事基本上都是虚构的，只有蒋干作为使节被派往周瑜阵营这一点是事实，不过时间节点却是在赤壁之战之前，即曹操为了怀柔孙权而派使者前往孙权阵营联系、活动。 对诸葛亮和鲁肃的不同态度 如果说三国演义中对何人过于贬低的话，那非鲁肃莫属。历史上的鲁肃是最早建议孙权：鼎足江南，伺机消灭刘表，占领长江以南，以成霸业。他的这一战略构想和诸葛亮“三分天下”的主张大体相同，而鲁肃提出这一构想要早于诸葛亮。至于“连刘抗曹”，更是鲁肃一手促成的，而将南郡和荆州的支配权借给刘备，从大局出发为曹操多树一个敌人，进而让刘备打开进入益州的道路，“三分天下”计划因此才得以最终实现。可以说，鲁肃才是三国时代首屈一指的战略家。三国演义中对鲁肃的贬低，是源于作者是将以代表着“善”的刘备与代表着“恶”的曹操两者关系作为矛盾主线的，吴和孙权自然处于陪衬地位，对鲁肃的描写尤其反映出这一点。 与鲁肃的待遇相反，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的美化则无处不在，因此才有“诸葛之智近乎妖”的说法。实际上，对诸葛亮的评价，《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评价很公正：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而著名的诸葛亮 “六出祁山”典故，从严格意义上讲，真正是经由祁山出兵的只有第一次和第五次，之所以出现“六出”之说，与三国演义中的地理错误密切相关。宋代出版的《历代地理指掌图》是现存最古的历史地图册，这本地图册里的《三国鼎峙图》可以看到，祁山的位置比实际要靠东得多，而旁注中有诸葛亮“由斜谷道取眉，遂据箕谷，攻祁山”的记述。而这句话实际上是把《资治通鉴》里的“由斜谷道取眉，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率众据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这段话大幅省略的结果。这种因省略而造成的错误在当时的地理书籍中很常见，三国演义中的地理差错，就与参考了这些书籍有关。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三国演义总计120回，第119回还在讲蜀国灭亡以及司马受禅，最后的120回就突然到了吴国灭亡，结束得非常仓促。其实，从黄巾之乱到吴国灭亡前后共96年，蜀国灭亡之后，吴国单独与魏晋对抗长达17年，差不多占了其中六分之一的时间，可三国演义只用了一回，由此可见对吴的轻视。 史料中，对于吴蜀的灭亡，吴人与蜀人的态度有着鲜明的对比，吴人哀惜之，且为身为吴人而骄傲；而蜀人则相对冷淡。其后，整个南北朝时期，先后有宋、齐、梁、陈四个汉族政权在吴地建国，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吴的历史遗产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是得到了继承的，而蜀则逐步沉寂。 三国演义中，最知名的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怎么理解？有学者总结认为，这句话其实是在阐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两个“必”字连起天下的分与合；两个“久”字推动着分与合周而复始的循环。 鼎有三足，三分而立，然而三足毕竟不是全鼎，它们最终还要统一于鼎身之上。三国时期，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黄河流域的基础；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初步格局；夷陵之战则是这个格局的最后定型。三国的鼎立只是达成暂时的平衡，打破平衡需要时间，历史只能等待。然而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三个国家都在各自追求努力，这种努力是汹涌的暗流，终将冲垮暂时的平衡，形成新的统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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