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南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人口第一次大迁移。此时期人口迁移包括：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内迁；已经进入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继续向中原推进；为了避乱，中原的汉人则纷纷外迁，外迁的方向一是南方，一是迁至河西走廊、辽东及朝鲜半岛等局部平静地区。 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南迁因集中发生在永嘉年间（307—312年），所以史称“永嘉南迁”。有学者对这一时期人口迁移的数量有个大体的判断，到南朝刘宋时，南迁人口大约为90万。这次南迁对中国历史的进程，特别是对南方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移民及其后裔人数虽然只有南方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但由于移民中多有宗室贵族、官僚地主、文人学者，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文化水平远高于常人很多，所以在南方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有学者统计，在《南史》列传中有人物728人，原籍北方的有506人，南方籍的只有222人，这说明在南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北方移民。隋朝统一后，虽然随着北方文化的再次复兴，南方文化总体上仍处于次位，但差距已经很小了。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的内迁，同样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各民族的分布和数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民族的迁移甚至是以灭绝而告终的，以至于没有留下有数量意义的移民。还有一些民族虽然并没有遭遇这样的厄运，但由于史料的散佚，现在也已经在历史记载中消失了。但是这些迁移的最终结果，是产生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新的民族融合体，这不仅是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复兴，更是以巨大的历史代价换来的历史进步。但是，这种代价是极其惨重的，某些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往往是以更多地区的衰落和荒芜、大量人口的死亡、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 “王与马，共天下” “永嘉南迁”，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大迁移，其中有平头百姓，也有世家大族，甚至还有皇室宗亲，他们拖家带口，连同整个家族一起迁移。 在这次迁移的队伍中，有两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是琅琊王司马睿，另外一个是北方世家大族的领袖王导。正是由于他们的南迁，改变了中国历史。东晋建立后，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门阀政治模式自此形成。 门阀政治下的世家大族和皇权的关系，是一种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的关系。东晋百年，皇权始终不振，内外大权俱操之于世家大族之手。王氏之后，大权又分别为庾氏、桓氏家族把持。 皇权与世家大族的关系，还只是东晋王朝的内部事物，而南朝与北朝之间的矛盾，则是生死攸关的外部矛盾。来自北方的威胁和压力始终高悬在东晋政权之上。然而，当北方外部矛盾减弱之后，能够维系东晋门阀政治的平衡也被打破了，门阀政治赖以生存的环境也不复存在了。淝水之战就是最后的挽歌。从此北方再次陷入混乱，南方的内忧也随之产生。 402年，桓玄以“清君侧”之名攻入建康，自己做皇帝，国号楚。404年，刘裕起兵反对桓玄，再次攻入建康，大败桓玄，重新找回司马氏登上帝位。不过，刘裕已不是世家大族出身，他的所作所为也不是为了保持世家大族与皇权之间的平衡，而是取而代之。从此之后，寒族开始登上并逐步主导政治舞台，严重冲击着世家大族的统治根基，这也标志着东晋门阀政治的没落，乃至最终衰亡。 东晋皇权与世家大族“共治天下”，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专制皇权，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权力平衡，从而也激发了魏晋士人自由的个性和思想，成为魏晋风度的滋生土壤。东晋虽非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却成为文学、艺术极为兴盛的时代。因此有西方学者就认为，门阀政治或许可视为现代民主参政的雏形。但是，如果仔细研读当时的史实会发现，世家大族与皇权之间的这种平衡，多取决于门阀世族苟且偷安、维持现状的现实考虑，他们并没有要开辟出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体系的构想和实践，于是当环境改变，门阀政治烟消云散之后，中国历史再次回归到传统皇权政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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