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的北京五中，简直是神仙校园

原标题：《忆1960年代的五中校园》

我在1960年秋季考入北京五中，直至1966年高中毕业，共学习了6年，其间的校园生活至今记忆犹新，一切都似乎发生在昨天。

辗转于胡同间办学的中学

辗转于胡同间办学的中学北京五中创办于1928年5月11日，原为北平社会局办的一所平民学校，专门招收家境贫寒、无能力缴纳学费的孩子。首任校长蔡诗可先生是一位致力于“教育救国”的社会名流，与这些贫苦学生亲如父子，至今在校园内树立的蔡诗可校长纪念碑的碑文中，还有“公之教学也，不尚严厉，不事敷衍，对于学生一若家人父子，然循循善诱之”这样的内容。他为五中赢得了“朴实、扎实”的社会声誉。1929年11月改称北平特别市公立第五中学校。抗战胜利后改称北平市立第五中学。1949年9月改名为北京市立第五中学。五中曾以“勤朴”为校训。

五中最初校址在朝内后炒面胡同13号。1930年夏迁往安内方家胡同6号，这里曾是清代循郡王府旧宅，也是国子监南学、京师官立第一师范学堂、法文预备学校和国立京师图书馆旧址。当1945年学校面临困境时，得到沈兼士、英千里两位爱国学者型官员的鼎力支持，1946年春迁至东四北大街326号，日本人占领时期修建的城北国民学校旧址，同时又得到细管胡同8号国民学校宿舍。沈兼士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抗战胜利后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负责接收敌伪文化教育机关，其后复任教辅仁大学。英千里时任市教育局长，他的长子英若诚是北京人艺著名演员，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孙子英达则以导演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而为人们所知。

五中所在的细管胡同在北新桥路口南边路西，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胡同，中午一放学，满胡同都是佩戴“北京五中”4个仿宋体字校徽的学生。胡同东口是13路汽车船板胡同站，我家在和平里住时每天都坐这趟车上下学。从胡同东口进入往西，走不远会看到路北有一座红色大门的四合院，这里是著名的剧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的作者田汉居住的地方。再往前走，隔两个宅门便是五中的大门了。五中当时是一所男校，与相邻不远的女二中曾是京城东北角小学生向往的好学校。

四合院式的校园建筑

20世纪60年代的五中大门是灰色砂石砖砌成的一座圆拱型大门，门上是庄严醒目的“北京第五中学” 6个红色大字。

五中校舍由于地处城内居民区之中，校园不大，由4 座教学楼组成：连在一起的灰色二层北教学楼和西教学楼是日本人建的，铺地板，门都是推拉式的；红砖二层南教学楼是解放前盖的，也是木地板、推拉门；东边是三层青砖楼，年头较短，显得很新，全部是水泥地面、内开门，窗户朝西的教室外面都有草帘子，夏天放下来遮阳防晒。四座教学楼前都种植着树木，有不少阴凉地。当时教室里虽然没有电扇、空调等设备，但夏天上课并没感到有多热。到了冬天，教室里没有暖气，都烧半人高的煤火炉子，同学们按小组轮流值班，早晨提前到校和校工一起生炉子。

4座教学楼的中间是个有4个篮球场大的操场，特别是学校大门正好位于校园的东南角，使得整个校园犹如一座老北京大四合院。五中对教学楼年级的分配很有意思，从初一到高三是依次从东楼、南楼、西楼再到北楼进行安排。我上初一、初二时在东楼，初三在南楼，高一在西楼，高二、高三则在北楼，六年学习，在这座大四合院里转了个遍。

学校北楼可算是校园的主楼。楼下东侧是党支部、校长室、教导处（有段时间好像曾分为教育处和教务处，分别管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学），楼下西侧则是语文、数学和外语三大教研组，尽头是教师团支部办的黑板报。楼上中间部位是教师会议室，中间楼梯东侧是团委会和学生会，我曾在这里编辑过油印小报《团内通讯》。北楼的东南角和西北角曾是化学实验室和物理实验室。楼上楼下北侧墙上挂着祖冲之、李时珍、张衡、牛顿、伽利略、米丘林等中外科学家的画像，使整个楼道充满了浓厚的科学氛围。东楼和南楼除了学生教室外，还有史地政教研组、理化生教研组、音体美教研组等，以及生物和物理的实验室。北楼后有卫生室，配有两名医生，学生有小病都可以在这里免费拿药，不小心受点外伤，也可以及时得到处置。

沸腾的校园操场

北楼前面是司令台，每天全体学生和老师都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随着喇叭里播出的广播体操音乐做课间操。每学期的开、结业式和每周一次的校会也都在操场上举行。记得上高中的时候，一次结业式上，几位青年教师还登台表演了话剧《年轻的一代》片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0年在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中，报名参军最多的初二甲班同学，在班主任吕清寰老师支持下，将该班命名为金日成班，相传至今从未间断。因此每年在朝鲜国庆或中朝友好合作条约签订纪念日时都举办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全校学生都能参加的是在操场上举办的电影晚会，在校长和朝鲜驻华使馆官员讲话之后，司令台上便挂起银幕，放映尚未正式公演的新片，记得一次是《哥俩好》，一次是《红日》，使同学们大饱眼福。司令台后面北楼中间过道东侧第一间是广播室，管理着司令台上各种活动的扩音设备，也是学生会主办的红五中广播站的播音室，常常在下午课后播送各个班级的来稿，我也曾一度担任过广播员。广播室里有一部挂在墙上的电话，供老师们对外联络时使用。

司令台东侧是《红五中》板报区，共6块大黑板，每周六出刊一次。板报由学生会主办，设有编辑、抄板、美术三组。后来由于收到的稿件很多，又在学校大门右侧平房的山墙上开辟了新的板报区。我在初中时曾担任过抄板员，高三时也曾参与编辑工作。每当新的一期板报出来后，往往吸引很多同学阅览，看到有自己班的投稿被采用就会特别高兴。

四座教学楼围起来的渣土铺成的操场不大，周长只有200米。操场简陋，地面损坏很快，隔不久就会出现坑坑洼洼。我们常见体育老师在课后亲自修补场地。隔段时间还要进行大修，这时高年级学生都参加进来，在老师的带领下刨场地、运黄土、浇水、拉碾子，干得热火朝天。操场外东北部是单双杠、西北部是跳远用的沙坑、西南边有攀杠和跳高用的沙坑、北楼后有两个水泥乒乓球台。4个篮球场和两个乒乓球台是课间最抢手的运动场地，往往下课后，人还没跑到场上，球已经从教室窗口飞到篮下占了地儿。下午两节课后，操场上更是龙腾虎跃，班级篮球赛激战正酣，喜欢长跑锻炼同学在跑道上跑得满头大汗。暑假的操场上往往是为参加国庆活动的体育大军在操练，同学们挥动着红黄两面大旗行进表演旗操。1965年则是为参加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团体操而排练，时而在沙坑上练习叠罗汉，时而高举红绸制成的火炬昂扬奋进。

多彩的周末校园生活

当时五中的社团活动十分活跃。每到周五下午，面对学校大门的南楼后墙根上就放满了社团活动通知的小黑板，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学科课外兴趣小组的；有民乐队、西乐队、军乐队、合唱队、舞蹈队的；有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的；有航模组、舢舨队、射击队、无线电报务组的，真是五花八门，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参加。周六下午没课，校园里一片生动活泼景象，打破了日常的宁静。南楼下军乐团鼓号齐呜、气势非凡，他们常常走在学校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在西楼教室里活动的民乐队、西乐队演奏着悠扬名曲，各种庆祝活动少不了他们的表演。操场上体育爱好者正在奋力拼搏。操场东北角有一小小的温室，里面有各种植物，温室外面还养着兔子、青蛙等动物，学生们在那里和老师一起探索生物世界的秘密。我们班也曾利用周六下午排练节目，有山东柳琴书、三句半、天津快板等。有时学生会还在广播室代售周日的交道口影院学生场电影票，每张1角5分钱。

吸人眼球的校园图书馆

吸人眼球的校园图书馆校园西楼南半部分楼上是图书馆，有一个大书库，藏书很多，由两位老师管理。课间和每天下午两节课后，都办理图书借阅手续。下课铃声一响，老师刚一宣布下课，想借书还书的同学马上像离弦的箭，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图书馆，尤其是在东楼上课的同学还真是要跑上百米才能到西楼。但十分钟时间毕竟有限，即使两位老师快速办理，也只能有少数同学能借上书，上课铃声一响，不管是否借上书，大家又飞奔跑回教室，即使这样也乐此不疲。我在图书馆里就先后借阅了《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海鸥》《青年近卫军》等小说。图书馆有一间很大的阅览室，有各种报纸和杂志。下午两节课后，那里常常是座无虚席。与图书馆相邻的是音乐教室，初一年级的音乐课和学校合唱团的活动都在这里进行。

西楼南半部分楼下是教师学生食堂，主要是部分教师中午在这里就餐，学生绝大部分都住在学校附近或公交车五、六站距离的地方，中午都是回家吃饭。后来一方面从大学分配来的青年教师增多，招生地区范围也有所扩大，有的学生居住地离学校较远，因此在西楼和东楼三层增加了教师和学生宿舍，我们班就有两名同学住校，自然在学校食堂就餐的师生就多了起来。还有的学生从家里带饭拿到食堂里加热。全校师生喝的开水也由食堂师傅烧锅炉供应。

劳动实践的校园工厂

一进学校大门的右侧是个有几排平房的小院，除有一排是总务组老师的办公地点外，其余是为贯彻“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而建立的校办工厂的两个车间，一个是化工车间，一是个钳工车间。当时各年级学生每学期都有一定课时的劳动课，有时则每隔一周有一天在校园工厂的车间劳动。我们班曾在化工车间劳动，在工人师傅的带领下生产化学试剂钠石灰，大家穿着工作服、手戴橡胶手套、脚蹬胶靴，按下料、装盘、烘干、砸块、分装等工序分组，完成产品的整个制作过程。劳动间隙，在语文老师的指点下还自编油印的《劳动快报》，表扬劳动中的好人好事，刊登大家参加劳动，向工人师傅学习的心得体会。钳工车间曾生产过一种铁制书挡，上面有“和平”两字及一只和平鸽。我曾经买过一对，还带到了北大荒。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时的校园已不复存在，但那个充 满了朗朗读书声和欢声笑语的校园却永远留在脑海里。

作者 | 俞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