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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碑志和寫本材料，中古北方大族敕勒與鐵勒的族名應復原爲“敕勤”與“鐵勤”，相應地《敕勒歌》也應復原爲《敕勤歌》；而“敕勒”來自čol“川野”的對音、“鐵勒”來自türk“突厥”的對音等假説難再成立。敕勤與鐵勤族名的語源是鮮卑語*terigin，意爲“大車”，來自鮮卑、柔然等古蒙古語族群對丁零的他稱，“高車”是該族名的意譯形式，音譯名從“敕勤”改爲“鐵勤”反映了古漢語從晚期上古音到早期中古音的演變。鐵勤與突厥在族名和族源上各不相同，兩者不容混淆；古突厥語碑銘中的“oγuz（烏護）”基本相當于漢文中的“鐵勤”，隨著突厥汗國的衰落，鐵勤－烏護諸部中的回紇强盛起來，族名“鐵勤”也逐漸淡出了史籍。 關鍵詞 敕勤 鐵勤 敕勒 鐵勒 高車 突厥 丁零 一、問題的提出 岑仲勉先生在探討鐵勒族名的語源時，曾論及有人因《阿史那忠碑》上刻的是“鐵勤”而懷疑“鐵勒”或本作“鐵勤”，他不同意這一懷疑，認爲《阿史那忠碑》中的“鐵勤”乃是“鐵勒”的訛寫： 抑《阿史那忠碑》有“鐵勤”怙亂之文，或疑特勤之訛爲特勒，則鐵勒或本作“鐵勤”；是又不然，蓋特勤之字，石刻一律，板本中亦尚見之，鐵勒作鐵勤，僅此孤證（百衲本《社爾傳》曾一見鐵勤，然不可爲據），弗能相提並論也。《關中金石記》曾舉出宿勤與宿勒，以余所見，《大代修華嶽廟碑》有“直勤尼須”，而《舊唐書》一九〇上、《謝偃傳》曰“直勒氏”，亦似勤、勒互訛之一例，且《于孝顯碑》既可訛“敕勒”爲“敕勤”，安見《阿史那忠碑》不可訛“鐵勒”爲“鐵勤”耶？[1] 他在同書另一處也提到，《阿史那忠碑》上的“鐵勤”訛，當復原作“鐵勒”[2]。 賈敬顏先生曾撰《勑勤即鐵勒》一文，其中也論及《阿史那忠碑》與百衲本《舊唐書·阿史那社爾傳》中的“鐵勤”，但他不認爲那是刻寫的訛誤，而推測“鐵勤”或是“鐵勒”的異譯，文章在結尾處指出： 書籍容有板刻之誤，“勒”、“勤”或“勒”、“懃”形極相近，碑碣出諸當時人手筆，且多名家製作，不得有此舛訛。知勑勤或勑懃、鐵勤爲勑勒或鐵勒之異譯也。古人讀“勑”音如“忒”（見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卷六頁二十九特勒當從石刻條），而“勒”之與“勤”或“懃”，則l、n對轉也。烏拉爾阿爾泰語系諸語族各語言，漢語常讀l爲n。[3] 其基于l、n對轉認爲“勑勤”、“鐵勤”是“勑勒”、“鐵勒”的異譯，這一推論或可商榷，但他注意到並提出的問題卻極有價值，其中特别提出强調的是：作爲當時的第一手材料，又多出于名家製作，碑銘上刻寫的文字理應具有較高的正確性和權威性。 隨著碑銘、墓志以及其他相關材料不斷被發掘面世，尤其是近年出土的唐代鐵勒部落首領僕固乙突的墓志中也出現了確定無疑的“鐵勤”字樣，以“鐵勒”爲正確而“鐵勤”爲訛誤的傳統觀點現在看來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本文提出並嘗試論證：一方面，族名“鐵勒”在碑銘、墓志中寫作“鐵勤”，已經遠遠不止《阿史那忠碑》一個例子，而且迄今尚未在碑銘、墓志中發現把“鐵勤”寫作“鐵勒”的例子；百衲本《舊唐書·阿史那社爾傳》中的“鐵勤”或許正可以作爲傳世文獻保留了原始正確形式的證據；另一方面，《于孝顯碑》上的“敕勤”也許並非訛誤，傳世文獻中通行的“敕勒”反倒可能是寫錯了。 以下先搜集臚列碑銘、墓志及傳世文獻中出現的可確定爲族名的“鐵勤”和“敕勤”，然後對其外語原文進行推測和構擬，考證其可能的語源，並簡要討論其族與丁零、高車、突厥、烏護及回紇等諸族之間的關係。 二、碑志載籍中的“鐵勤” （一）《僕固乙突墓志》中的“鐵勤” 唐《僕固乙突墓志》，全稱《大唐故右驍衛大將軍金微州都督上柱國林中縣開國公僕固府君墓志銘並序》，2009年于蒙古國出土。志主乙突是首任金微都督僕固部首領歌濫拔延之孫，卒于儀鳳三年（678），也是迄今發現的提到族名“鐵勤”的最晚的碑志材料。志文第一句便出現了“鐵勤”：“公諱乙突，朔野金山人，蓋鐵勤之别部也。”一般録文都將“鐵勤”校正爲“鐵勒”[4]，但這一校改出于習見，根據並不充分。該處“鐵勤”的“勤”字拓本圖片見圖1-1，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勤”字。 日本學者石見清裕認爲，“勤”和“勒”這兩個字在當時已經混同了，他指出： 這裏的“鐵勤”無疑就是鐵勒，與史書中記載在唐的羈縻支配下，在鐵勒僕固部設置了金微州相一致。此處將“勒”寫作“勤”，也令人想起tigin的音譯“特勤”在史料中有時被寫作“特勒”。一直以來，大家都認爲“特勒”是“特勤”的錯誤寫法，但從本墓志可以看出，不能簡單將其看作是抄寫錯誤，應該説當時的人們已經將“勒”與“勤”混淆使用了。[5] 對此論點，另一位日本學者笠井幸代（Yukiyo Kasai）也有注意到並加以援引[6]；俄羅斯學者季申（В. В. Тишин）在討論《僕固乙突墓志》的文章中也認爲“鐵勤”是“鐵勒”的訛誤[7]。可是，《僕固乙突墓志》中除了“鐵勤”（第2列）之外，還各自另外出現了一處“勤”（第12列：“並效忠勤”，見圖1-2）和一處“勒”（第22列：“□勒而有詞”，見圖1-3）[8]，對比之下不難看出，此墓志中的“勤”、“勒”並不混同。由此可見，石見清裕所謂“當時的人們已經將'勒’與'勤’混淆使用了”的推測不能成立。
（二）《阿史那忠碑》中的“鐵勤” 唐《阿史那忠碑》，全稱《大唐故右驍衛大將軍薛國貞公阿史那府君之碑》，碑主是突厥啟民可汗母弟蘇尼失之子，卒于上元二年（675）。[9]在《全唐文新編》的《阿史那忠碑》録文中，出現“鐵勤”的相關部分爲：“廿年遷右武衛大將軍，復屬延陀縱慝，鐵勤怙亂；乘壯月以控弦，候朔風以鳴鏑。”[10]這是指貞觀二十年（646）阿史那忠從江夏王道宗北伐薛延陀之事[11]。仔細查看《阿史那忠碑》拓片，録文“鐵勤怙亂”中的“勤”字拓本圖片見圖2a-1[12]、圖2a-2[13]，很明顯，這是“勤”字而非“勒”字。1972年發掘出土的《阿史那忠墓志》中對應的部分只提到“延陀”而没有出現“鐵勤”，但墓志銘文部分有“踈勒麾還”（“踈勒”即“疏勒”）之語，其中“勒”字見圖2b[14]，與“勤”字截然不同，可證“勤”、“勒”在當時的書寫中並不相混。
圖 2a
圖 2b （三）《劉仁願紀功碑》中的“鐵勤” 位于現今韓國扶余市的唐《劉仁願紀功碑》，建造于龍朔三年（663）百濟復興軍滅亡之後[15]，因在海外，長久以來不爲國人所知。《海東金石苑》收録了該碑文，其中“鐵勤”凡三見，分别是：“隨英國公李勣經略延陀並迎接車鼻安撫九姓鐵勤……永徽二年更入鐵勤撫慰……後□鐵勤安撫。”[16]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全唐文·唐劉仁願紀功碑》將這三處“鐵勤”都轉録爲“鐵勒”。[17] 查閱字圖，上述三處“鐵勤”的“勤”字在碑文拓本中分别見圖3-2、圖3-3、圖3-4[18]，顯然是“勤”字無疑。碑文中另有“疏勒被圍”之語，“勒”字見圖3-1，可證碑文中“勒”、“勤”二字不混。 《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卷二八在論及《闕特勤碑》時曾指出： 特勒者，突厥可汗子弟之稱，史皆作勒，碑獨作勤。按九姓鐵勒之勒，劉仁願紀功碑凡三見，皆作鐵勤，與此正同。碑爲當時撰刻，不應先後皆誤，史家沿訛，其或然歟？[19] 則陸繼輝早已發現並指出史書中的“鐵勒”當改正爲“鐵勤”，其根據正是《劉仁願紀功碑》。賈敬顏也注意到此點，並指出《金石續編》卷二十一所本碑文皆改“勤”爲“勒”是錯誤的。[20] 借助《劉仁願紀功碑》的記載，不少學者都注意到唐太宗和唐高宗分别于貞觀二十一年（647）、永徽二年（651）和顯慶二年（657）前後三次派劉仁願去安撫九姓鐵勒，但其大多没有意識到或論及碑文中將“鐵勒”寫作“鐵勤”的問題。[21]
圖 3 （四）《鄭仁泰墓志》中的“鐵勤” 1971年冬發掘整理、1972年發表的唐《鄭仁泰墓志》，全稱《大唐故右武衛大將軍使持節都督涼甘肅伊瓜沙等六州諸軍事涼州刺史上柱國同安郡開國公鄭府君墓志銘並序》，志主生卒年是601－663年。[22]志文云：“顯慶二年，入爲右武衛大將軍，仍檢校右衛、右領二大將軍事。尋以龔奴怙亂，命公爲盧山、降水、鐵勤三大總管，甘山、葛水隸焉。”[23]其中“鐵勤”的“勤”字拓本圖片見圖4-1[24]，《昭陵碑石》中“鐵勤”的録文正確無誤。墓志中另有兩個“勒”字：倒數第6列“燕峰勒美”，“勒”字見圖4-2；倒數第1列（最後一句）“勒翠琬以題貞”，“勒”字見圖4-3。對比可知，此墓志中的“勤”、“勒”並不混同。傳世史料中，大將軍鄭仁泰在龍朔年間曾擔任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率領以漢將漢兵爲主力的部隊出師漠北，討平鐵勒部落的叛亂，爲後世傳頌的薛仁貴“三箭定天山”之事，就發生在這次行軍中，薛仁貴是鄭仁泰的副手，另一個副手是燕然都護劉審禮，而最終處理善後事宜的蕃將契苾何力則是鐵勒道安撫大使。[25]志文中提到“龔奴怙亂”，即是指傳世史料中的漠北鐵勒叛亂，《阿史那忠碑》中有“鐵勤怙亂”之語，對比可知，《鄭仁泰墓志》中的“龔奴”應指代鐵勤，該次行軍以主要目標“鐵勤”命名也可以佐證這一點。
圖 4 （五）《王敬墓志》中的“鐵勤” 唐《王敬墓志》，全稱《唐故遊擊將軍高望府果毅王府君墓志銘》，志主卒于龍朔三年（663），墓志出土于洛陽，收藏于河南新安鐵門鎮千唐志齋博物館。[26]《全唐文補遺》中刊出的墓志録文有如下語句：“永徽四年，擁旄出塞，再履鏤冰之浦，頻登刊石之峰。金祠影滅，剿靈人于天祭，鐵勒氣讋，招神鼐于地角。”[27]其中的“鐵勒”在《唐代墓志彙編》龍朔083和《全唐文新編》的録文中也作“鐵勒”。[28] 王敬的事蹟僅見于其墓志銘[29]。提到“鐵勒”的語句在永徽四年（653），其中有祭天金人之語，的確可能與北族戰事有關，但具體是何族尚難確定[30]；不過，永徽四年處于西突厥賀魯叛亂時期，在唐朝三次出兵征討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間[31]；而高宗時期針對西域的歷次軍事行動（主要是討平西突厥賀魯之亂），作爲唐朝燕然都護府轄下的漠北鐵勒諸部似都曾出兵參與[32]；《王敬墓志》中關涉鐵勒之事，或即與徵調漠北鐵勒組建討伐賀魯的聯軍一事有關[33]。 録文中“鐵勒”的“勒”字在墓志拓本圖片中見圖5-1。[34]雖然不是十分清晰，但仍能明顯看出左側部件最下面的筆劃是横（或提）而非豎，這更像是“勤”字而非“勒”字。除“鐵勤”外，墓志中還有一處“久勤軍幕”，其中“勤”字見圖5-2；另外也有一處“勒裕□燕”，其中“勒”字見圖5-3。對比可知，此墓志中的“勤”、“勒”並不混同，被識讀作“鐵勒”之詞應復原爲“鐵勤”。
圖 5 （六）《宇文述墓志》中的“鐵勤” 隋《宇文述墓志》，全稱《隋故司徒公尚書令恭公宇文公墓志銘》，2006年陝西涇陽縣雲陽鎮出土[35]。墓志中有如下語句：“渾境逆命，爲歲已淹；鐵勒契弊，遞相摇蕩。”[36]該處提到鐵勒契弊的時間約在大業三年至四年（607－608）[37]，當時正處于契苾－薛延陀聯合建立的鐵勒（勤）汗國的興盛時期。類似于歌邏禄、葛邏禄之間的時代差異，契弊、契苾也存在時代差異，“契弊”是隋代的寫法，唐代則寫作“契苾”。[38]仔細查看墓志拓片，可以確認刻寫的是“鐵勤”而非“鐵勒”，“鐵勤”的“勤”字拓本圖片見圖6-1[39]、圖6-2[40]，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勤”字。墓志中除“鐵勤”外，還有一處“出則勤功入能替否”，其中“勤”字見圖6-3，另外也有一處“突厥可汗親勒兵衆”，其中“勒”字見圖6-4。對比可知，此墓志中的“勤”、“勒”並不混同，被識讀作“鐵勒”之詞應復原爲“鐵勤”。
圖 6 （七）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的“鐵勤敦” 《吐魯番出土文書·唐貞觀廿二年庭州人米巡職辭爲請給公驗事 73TAM221:5》中，有“駝壹頭黄鐵勤敦捌歲”的記載，一般解釋爲：“駱駝一頭，黄色；鐵勤敦馬，8歲。”[41]該文書原件圖版在《吐魯番出土文書（三）》中[42]，查得其中“鐵勤”之“勤”見圖7，可以確認是“勤”字而非“勒”字。 “驐”或“敦”是給動物去勢、閹割的意思；經過閹割的馬，又被稱作“驐馬”或“敦馬”。[43]“鐵勤敦”，即是來自“鐵勤”的經過閹割的馬。敦煌吐魯番文書中還有“突厥敦”、“波斯敦”等名目[44]，所以“鐵勤敦”中的“鐵勤”應視爲標識產地的族稱[45]，也即是文獻中位于高昌近鄰的“鐵勒”[46]。貞觀廿二年（648）正值薛延陀汗國覆滅未久，唐朝在漠北剛剛設置了燕然都護府轄下的六府七州羈縻鐵勒（勤）諸部，而車鼻可汗仍然割據漠北西部及金山一帶，横亘在已經歸附唐朝的伊、西、庭三州和漠北十三府州之間；庭州地面出現的鐵勤敦，應該與當時廣泛分佈在漠北、阿爾泰山和天山之間的衆多鐵勒（勤）部落有密切關係；而此文書中“鐵勤敦”的寫法，也可佐證通行的“鐵勒”或爲“鐵勤”之訛。
圖 7 （八）五臺山的鐵勤寺 明代高僧鎮澄《清涼山志》卷二提到，山西五臺山有一座鐵勤寺，在西臺外九寺之中：“鐵勤寺：臺西南六十里鐵勤山，唐慧洪大師建。”[47]同書卷三記載：“慧洪大師傳：金鐵勤院慧洪，字子範。”[48]據此可知，慧洪是金代僧人，出自鐵勤院，卷三中的“鐵勤院”當即卷二中的“鐵勤寺”[49]；同時可以確定，卷二中所謂“唐慧洪大師”係誤記，慧洪並非唐代僧人，不過從上述記載可以推測，作爲金代五臺山鐵勤寺的代表人物，慧洪有可能主持過寺院的重修，而鐵勤寺的初建時間，則或許可以上溯到唐代。 在關于五臺山傳志的歷史文獻中、成書于唐高宗末期、藍谷沙門慧祥所撰的《古清涼傳》中没有提到“鐵勤寺”，但關于“佛光寺”的記述占據了較大的篇幅。[50]“鐵勤寺”的較早出現可以追溯到成書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妙濟大師延一重編的《廣清涼傳》[51]，在其中的《釋五臺諸寺方所七》一節有如下記載：“東峨谷南，有鐵勤寺、向陽寺、日照寺、壘石寺，並在谷中。林木高深，聯綿不絶。佛光寺僧，多來棲止。”[52]佛光寺是唐代大寺，離鐵勤寺不遠，明代曾經重修，但保留了部分唐代的建築。[53]在明代沙門普曉爲佛光寺補塑羅漢像一事而題寫的《重修佛光寺補塑羅漢之碑》中，出現了“後倚南臺錦繡之高嵬，前對鐵勤古刹之雄壯”的語句，原碑仍存，其中提到的“鐵勤古刹”即是鐵勤寺，碑文拓片中“勤”字見圖8a-2，可以確認是“勤”字而非“勒”字。[54]
圖 8a 在敦煌莫高窟第61號窟中，有一幅繪于10世紀的山西五臺山圖，圖中畫有一座題名爲“鐵勒之寺”的寺院，有學者認爲這與漠北回紇汗國破散後南下降唐的嗢没斯部有關。[55]作爲最早的發現者和記録者，伯希和已經注意到敦煌五臺山圖中的鐵勒寺[56]；後來的學者一般都將圖中該寺的名稱識讀爲“鐵勒”[57]。趙聲良指出，莫高窟五臺山圖中的“鐵勒之寺”就是山西五臺山的“鐵勤寺”，也即是圓仁《巡禮記》中靈仙三藏所曾住過的“鐵懃蘭若”（見後文）；他把“鐵勒之寺”和“鐵勤寺”作了勘同，但没有討論正確的形式究竟是什麼。[58] 從敦煌莫高窟第61號窟五臺山圖的照片圖版上看，“鐵勒之寺”的“勒”字見圖8b。[59]這固然可以識讀爲“勒”字，但也存在另一種可能，即這是敦煌材料中常見的“勤”字的俗寫字形。[60]所以，單憑這一材料，還無法確定五臺山中這座寺院的名稱到底是“鐵勤”還是“鐵勒”。
圖 8b 渤海國僧人貞素于唐太和二年（828）曾撰《哭日本國内供奉大德靈仙和尚詩並序》一文，保存在日本國僧人圓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之中，其中兩處提到五臺山的鐵勤寺，分别是： 長慶二年，入室五臺，每以身厭青瘀之器，不將心聽白猿之啼。長慶五年，日本大王遠賜百金，達至長安。小子轉領金書，送到鐵懃。 太和二年……向老宿問靈仙三藏亡處。乃云：靈仙三藏先曾多在鐵懃蘭若及七佛教誡院，後來此寺，住浴室院，被人藥殺，中毒而亡過。[61] 其中所用的“懃”字與“勒”字明顯不同，不容易引發傳抄訛誤，此例可以佐證寺名的正確形式是“鐵勤”而非“鐵勒”。 上述靈仙三藏所曾住過的“鐵懃蘭若”，還出現在另一處石刻材料中，且年代更早，這就是1996年發現于五臺山佛光寺東山坡的《唐東都同德寺故大德方便和尚塔銘並序》，作于貞元十一年（795）。[62]大德方便和尚即無名和尚，生卒年是722－793年。[63]塔銘的早期録文記載：“于是杖錫挈瓶，周遊五頂，初止清涼前峰鐵勒蘭若。”[64]根據後出更佳的録文，該句應校訂爲：“于是抗錫挈瓶，周遊五頂，初止清涼前峰鐵勤蘭若。”[65]查閱拓片，“鐵勤蘭若”四字在碑銘正文第十二列起首，其中“鐵勤”的“勤”字見圖8a-1[66]，可確認是“勤”字而非“勒”字。根據《宋高僧傳·無名傳》的記載，無名到達五臺山的時間是在貞元六年（790）[67]，河東節度使李自良供養和邀請無名在此後與無名去世之間，即790－793年[68]，而據塔銘記載，無名在五臺山最初的住所正是五臺山前面的鐵勤蘭若即鐵勤寺，那麼，似可據此將鐵勤寺在當時碑銘記載中出現的最早時間上推到貞元六年（790），于是，鐵勤寺的實際修建時間就更應在那之前。 五臺山鐵勤寺的始建年代，有論者認爲在北齊，但未交待根據。[69]也有論者認爲始建年代在大曆十二年（777）之前，然而同樣缺乏可靠的論證。[70]既然成書于唐高宗末期的《古清涼傳》中没有提到“鐵勤寺”，那麼鐵勤寺的始建時間應當在那之後，即可能介于7世紀80年代和8世紀80年代之間。 鐵勤寺的得名 關于五臺山鐵勤寺的名稱來源，因材料不足，只能略作推測。如前所述，有論者認爲它與南下降唐的回紇嗢没斯部落有關[71]，然而根據本文上述考證，鐵勤寺的最早修建年代至遲在貞元六年（790）之前，而嗢没斯投唐則在開成五年（840）漠北回鶻汗國崩潰之後，兩者時代不合，故其説難以成立。不過，把寺院名稱復原作“鐵勒寺”從而將其與文獻中的鐵勒部族聯繫起來，這一思考路徑確有可取之處。類似的例子，可以舉出北周時的“突厥寺”[72]，也是用北蕃部族名來命名寺院。如本文所論，文獻中的部族“鐵勒”正確的名稱很可能應復原爲“鐵勤”，而歷史上的鐵勒（勤）部族又確實在鐵勤寺鄰近地域活動過且爲時不短（見下），那麼，鐵勤寺得名于鐵勒（勤）部族就是一個相對合理的推測。 貞觀四年（630）東突厥汗國滅亡，族衆大部分降唐，其中有思結部落四萬餘衆被安置在河東北部地區，先後輾轉朔州、忻州和代州一帶，以在代州五臺縣地域活動的時間最久，直至貞觀十五年（641）才大部分叛唐前往漠北投奔薛延陀汗國。[73]此思結部正屬于鐵勒（勤）諸部，原居地本在漠北土拉河[74]，隋仁壽三年（603）漠北大亂時，以思結爲首的多個鐵勒（勤）部落南下投靠啟民可汗，奠定了啟民在隋朝的支持下重新統一東突厥汗國的基礎，思結部很可能在此後一段時期主要遊牧于漠南，和突厥本部較爲接近[75]，故一度也被稱作“突厥思結”[76]，然而其畢竟不是突厥嫡系部落，即使在漠南追隨突厥本部三十餘年，仍不被後者認可和接受[77]。作爲擁有至少四萬餘衆的部落，思結主體返回漠北後，很快位居鐵勒（勤）大部之列，薛延陀汗國滅亡後，唐朝在思結部落設置了盧山都督府，屬于統轄漠北鐵勒（勤）十三府州的燕然都護府管内的六大都督府之一，表明其部族勢力相當强盛。據此，思結部主體于貞觀前期曾在五臺山鄰近地域活動約十五年，而其中没有追隨主體返回漠北的殘部則有可能在當地繼續活動，這是文獻記載中鐵勤寺周邊有鐵勒（勤）部族活動的較早例子。[78] 另一個例子是開元四年（716）從後突厥汗國南下降唐的拔曳固、同羅、回紇、僕固和霫等五部，也被安置在河東北部，在文獻中被稱爲“河東九姓”或“太原九姓”[79]，同樣本來是漠北鐵勒（勤）部族，且是主要活動于土拉河一帶的大部族，其中前四個在唐朝羈縻統治漠北時期都在六大都督府之列。其南下投唐後，隸屬于大武軍（大同軍）及天兵軍等，很可能也有部分活動于五臺山鐵勤寺鄰近地域。這些内屬的鐵勒（勤）部落人數相當衆多，據估算至少有近三萬兵之多[80]，按照五人出一兵的慣例粗略估計，部落總人數當在十萬以上。儘管其在史料中被記載爲“九姓”，但可以想像之前沿用已久的族稱“鐵勤”可能會繼續在當地民間流行相當長的時間。河東九姓五部活動的時代下限尚不是十分清楚，一種看法認爲，開元八年（720）討平康待賓之後不久，這些部落就從并州地面遷走了，而且無疑是返回了漠北[81]；然而該推測並無可靠根據。有跡象表明，河東北部的九姓部落在開元天寶年間似乎始終活動于當地[82]，且可能經歷安史之亂而不衰[83]，並一直延續到九世紀前期沙陀東遷至代北之後[84]，如此就和至遲于貞元六年（790）已見諸塔銘的鐵勤寺產生了連接，雖然目前鐵勤寺的淵源還難以確證，但基于上述材料所作出的其與唐代前期活動于當地的鐵勒（勤）部族有關的推測，應該説還是具有較高的合理性的，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將族名“鐵勒”復原爲“鐵勤”的可信度。 三、碑志載籍中的“敕勤” （一）《于孝顯碑》中的“敕勤” 唐《于孝顯碑》，全稱《大唐故騎都尉濮州濮陽縣令于君之碑》[85]，唐貞觀十四年（640）刻，碑在陝西三原[86]。殘存的碑文中有兩處提到“敕勤”，均寫作“勑勤”，一處是“魏孝文以勑勤地居□□”，一處是“勑勤犁顙樹頷，獻馬稱藩”，説的都是碑主曾祖于提在魏孝文帝時出使高車之事，碑中的“勑勤”在《魏書》中作“勑勒”，也即是高車。[87]這兩處“勑勤”的“勤”字碑文拓本圖片見圖9[88]，可以明顯地看出是“勤”而非“勒”。 陸耀遹《金石續編·唐濮陽令于孝顯碑跋》云： 是碑“敕勤地居□□”、“敕勤犁顙”，一見再見，字皆作“勤”。蓋“敕”之作“特”，以音近而通；“勤”之作“勒”，以形似而誤。……史多傳寫失真，碑乃當時手跡，必以爲書碑筆誤，焉有一碑屢誤，諸碑同誤，不謀而畫一耶？是史誤而碑不誤也。[89] 陸氏認爲，碑文的可信度高于史書，宜以“敕勤”爲正。這一點在《晉書斠注》討論《馮跋載記》中出現的“敕勤”時也會提及，見後文。
圖 9 （二）《宋雲行紀》中的“敕勤” 保存于《洛陽伽藍記》中的《宋雲行紀》有一段對嚈噠國四境所至的記載：“南至牒羅，北盡敕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嚈噠南境所至的“牒羅”，一般認爲是《魏書·西域傳》所記“疊伏羅”的異譯，即Zabulistan[90]；嚈噠北境所至的“敕勒”，一般認爲是位于準噶爾盆地一帶的阿伏至羅高車國[91]。“敕勒”兩字，在有些版本中寫作“勑懃”或“敕勤”[92]，也有些版本將“勑懃”的“懃”寫作上“勒”下“心”，即用“勒”代替“懃”字中的“勤”，但這很可能是一個訛誤，因爲字典中並無此字[93]，增加“心”字底的寫法可能正好表明其原本正確的寫法應當是“勤”/“懃”而非“勒”。 《宋雲行紀》中還有另一處提到“敕勒（勤）”：“（乾陀羅國）本名業波羅國，爲嚈噠所滅，遂立敕勒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這也是《魏書·乾陀國傳》的史源之一，後者對應的記載是：“本名業波，爲嚈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臨國已二世矣”，但該處記載中的“敕勒（勤）”一般多認爲是官號，即突厥官號“特勤”（tigin）的變體，表示王子、親王之意，所以不能用來當作族名“敕勒”應復原爲“敕勤”的證據。[94]不過，這處記載卻有助于證明前述記載嚈噠國“北盡敕勒（勤）”中的“敕勒（勤）”不可能是指“立敕勒（勤）爲王”的乾陀羅國，因爲後者位于嚈噠的東南方[95]，與位于嚈噠北方的敕勒（勤）明顯不同。 （三）其他載籍中的“敕勤” 前面提到的賈敬顏之文已指出，百衲本《魏書·爾朱榮傳》有“勑勤北列部若反于沃陽”及“勑勤解律洛陽作逆桑乾西”之句，他本“勑勤”作“敕勒”。[96]這兩處“勑勤”在中華書局點校本《魏書》中都作“敕勒”，卻没有出校記。此外，還能找到若干其他文獻載籍中作爲族名的“敕勤”，試列如下。 1.《晉書·馮跋載記》 《晉書》卷一二五載記第二十五《馮跋》載： 蝚蠕斛律爲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館之于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爲昭儀。時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棄國萬里，又無内應。若以强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里襲國，古人爲難，況數千里乎！”斛律固請曰：“不煩大衆，願給騎三百足矣。得達敕勒國，〔二六〕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97] 校勘記〔二六〕載： 得達敕勒國：各本“勒”作“勤”。周校：“敕勒”誤“敕勤”。按：《北史·高車傳》云：“初號爲狄曆，北方以爲敕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字當作“勒”無疑，今據改。[98] 《晉書斠注》載： 唐濮陽縣令于孝顯碑云：“勅勤犁顙樹頷。”案：勅勤，他書往往作勅勒，獨此碑可爲碻證，猶唐時闕特勤碑之“勤”，唐書亦誤爲特勒，周家禄《校勘記》不知敕勤誤作敕勒，反以“勤”爲訛文，非也。[99] 比較之下，《晉書斠注》所論更有道理，似應以“敕勤”爲正。時當5世紀初，柔然可汗斛律剛剛失位、大檀在位，阿伏至羅高車國尚未建立，該“敕勤”似指在柔然統治之下、位于北燕馮跋西北方的東部高車。[100] 2.《北史·爾朱榮傳》 在《北史》卷四十八《爾朱榮傳》中，出現了兩處被校改爲“敕勒”的“敕勤”。一處是： 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爲《樹梨普梨》之曲。見臨淮王彧從容閑雅，愛尚風素，固令爲敕勒舞。日暮罷歸，便與左右聯手蹋地，唱《迴波樂》而出。[101] 中華書局點校本作“敕勒”，並在校記注10中説： 固令爲敕勒舞：諸本“勒”訛作“勤”，據《通志》改。[102] 實則有可能諸本並不訛，反而《通志》才是錯誤的。 另一處是： 初，高平鎮城人赫貴連恩等爲逆，共推敕勒酋長胡琛爲主，號高平王，遙臣沃野鎮賊帥破六韓㣼夤。[103] 中華書局點校本作“敕勒”，並在校記注24中説： 共推敕勒酋長胡琛爲主：諸本“勒”訛作“勤”，據《通志》、《通鑒》改。[104] 與上例類似，實則有可能諸本並不訛，反而《通志》、《通鑒》才是錯誤的。上述兩處“敕勒”很可能都應復原爲“敕勤”。 3.《冊府元龜》、《太平御覽》 《冊府元龜》卷二〇四《閏位部·知臣·念良臣》有“斛律金敕勤老公”的記載： 丞相謂文襄曰：庫狄于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勤老公，並性純道直，終不負汝。 在較多保存了原始面貌的《宋本冊府元龜》中，相關内容寫作“勑勤”，“勤”字見圖10-1[105]。然而，2006年出版的校訂本《冊府元龜》則將其改成了“敕勒”且未出校記。[106] 類似的文字也見于《太平御覽》卷一三〇《偏霸部一四·北齊高歡》，在中華書局影印本中，相關内容出現了兩處“勑勤”，“勤”字分别見圖10-2、圖10-3： 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勑勤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 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勑勤老公，並性純道直，終不負汝。[107] 但在1994年出版的校點本中，這兩處“勑勤”都被改成了“敕勒”。[108]上述校改都出于習見，根據並不充分，很可能“勑勤”才是正確的形式。
圖 10 四、“勒”還是“勤”？ “勒”字和“勤”字確實字形較爲接近，經常容易出現訛誤和混同，但是，在字形清晰可辨的情況下，這兩個字的混用關係一般是單方向的，即：“勤”字有可能被寫成“勒”字，但“勒”字一般不會被寫成“勤”字。换言之，當我們看到某材料中的“勒”字時，它既有可能被識讀爲正寫的“勒”字，也有可能被識讀爲俗寫的“勤”字（圖10-4）[109]，至于哪一種識讀正確需要依據上下文確定；但當我們看到某材料中的“勤”字時，它就幾乎只能被識讀爲“勤”字，而基本不太可能被識讀爲“勒”字，除非該材料的作者寫了錯别字。 例如，越勤爲高車之一部[110]，在傳世文獻中，“越勤”多誤爲“越勒”[111]。在碑志中通常作“越勤”，也有作“越懃”之例，而在《魏書·官氏志》等文獻中則多作“越勒”，正是由于“勤”與“勒”二字形體相近，容易訛誤。[112]又如，唐乾封二年（667）《婁敬墓志》中的“勤”（圖10-5），會昌元年（841）《陳少公夫人蔣氏墓志》中的“勤”（圖10-6），都是“勤”寫作“勒”的例子[113]，這兩個例子中的“勒”，實際上都是“勤”的俗寫字形，稱其爲“訛”並不準確[114]。又如，在碑志材料出現之前，衆多的傳世文獻都將北族名號“直勤”、“特勤”寫作“直勒”、“特勒”，現已被證明是不容置疑的錯誤，這是“勤”被訛作“勒”的經典案例。對音譯的外語專名來説，僅憑載籍中出現次數的多寡來判斷孰正孰誤是非常不可靠的，而且，官方所制碑銘、墓志文字的可靠程度要遠高于傳世文獻，若能再加上對應外語原文的考定，其可信度便會更高。 就本文論題來説，當我們看到某材料中的“鐵勒”字樣時，它既可能被讀作“鐵勒”，又可能被讀作“鐵勤”，在缺乏其他參考資訊時是難以確定的；但當我們看到某材料中的“鐵勤”字樣時，便基本只能讀作“鐵勤”，而幾乎不存在將其讀作“鐵勒”的可能。上述衆多的碑志載籍材料表明，傳世文獻中的族名“鐵勒”或許存在訛誤，其正確的形式很可能應當復原爲“鐵勤”，迄今所見的碑銘墓志無一例外，統統都寫作“鐵勤”。至于更早時期的“敕勒”，情況則有所不同，寫作“敕勤”的碑銘證據只發現一例，而墓志證據尚付闕如，其原因有待進一步研究，但結合載籍中出現的若干“敕勤”，再加上“敕勒（勤）”與“鐵勒（勤）”之間的密切關係（見下），也可推論其正確的形式或亦當復原爲“敕勤”，當然，這一推論不如“鐵勤”那樣直接有力，具有高度的假説性質，還需要發掘更多的證據支撐。 五、“敕勤”與“鐵勤”原文的構擬 作爲北朝隋唐時期活動于大漠南北的重要的北方部族集團，高車、敕勒與鐵勒諸族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族名的語源一直是學界孜孜以求的難題，前賢對此進行了艱辛的探索，但一直未能獲得較有説服力的結論。[115]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對“敕勒”、“鐵勒”中“勒”字的對音和還原始終無法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116]然而，若將漢文記載的族稱“敕勒”與“鐵勒”復原爲“敕勤”與“鐵勤”，則以往某些假説中的扞格不通之處就基本可以得到合理的闡釋，以下試考論之。 關于高車、敕勒與鐵勒，學界基本達成的共識是，這三者其實指的是同一個部族集團，只是“高車”來自意譯，“敕勒”與“鐵勒”來自音譯，而後兩者的區别在于使用時代有先後早晚之分，其語源則應是同一個。[117]但是，從漢字古音分析，“敕勒”與“鐵勒”有明顯不同，“敕”和“鐵”的入聲韻尾分别是*-k和*-t，對這一差異的解釋存在較大困難。[118]另一方面，“勒”的古音近似*lək[119]，由此“敕勒”、“鐵勒”和高車的另一組族稱“丁零”、“狄曆”等也存在同源的可能[120]，然而，爲如此衆多的族稱探尋一個共同的語源，不免陷入左支右絀、疲于彌縫之境，提出的複雜解釋中猜測的成分過多，令人難以置信。[121]而一旦把“勒”字訂正爲“勤”字，則上述困難都可迎刃而解。基于前述碑志載籍中以“敕勤”和“鐵勤”爲正確形式的考論，本文擬提出新的假説：“敕勤”與“鐵勤”是來自鮮卑語對丁零族稱呼的音譯形式，語源與古蒙古語teregen / telegen有關，意爲“車，大車”，“高車”是該族稱的意譯形式[122]；漢語譯名從“敕勤”到“鐵勤”的轉换反映了漢字語音從上古到中古的演變。 “敕”字的古音從上古到中古有一個較大的轉變。“敕”，上古音屬透母職部，擬音爲*t'ĭə̆k；中古音《廣韻》作“恥力切”，音韻地位是徹母、職韻、開口、三等、入聲、曾攝，擬音爲*ȶ'ĭək[123]；高本漢的擬音與之基本相同，分别爲上古音*t'i̯ək和中古音*ȶ'i̯ək[124]。李方桂所擬的上古音則有明顯不同，可推導爲*t'rjək[125]，主要區别在于引入了介音*r。較新的研究表明，介音*r的引入或許是改進古音構擬系統模型的有效途徑之一，能夠對古漢語音韻系統從上古到中古的演變過程提供更加簡明合理的解釋[126]。具體對屬于中古舌上音的徹母*ȶ'而言，其在上古屬于舌頭音的透母*t'，但後面還帶著一個*r介音，若*r介音後不帶*j介音，則變爲中古的徹母二等，若*r介音後帶著*j介音，則變爲中古的徹母三等；兩種類型的上古透母可分别擬音爲*t'r-及*t'rj-；而*r介音在漢語音系中消失的時間，約在隋代之前不久，也就是五、六世紀前後，這正是從晚期上古漢語到早期中古漢語的過渡時期。[127]據此可知，“敕”字的上古音*t'rjək在中古時變成了*ȶ'ĭək，聲母由舌頭音的透母*t'變成了舌上音的徹母*ȶ'，並且丟失了流音介音*r，這一變化很可能使得時人感到繼續用“敕勤”去和原文對音已經不夠準確，于是開始改用更準確的新譯名“鐵勤”，“鐵”字的中古聲母仍然是舌頭音的透母*t'，而且，“鐵”字的入聲韻尾*-t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擬和彌補“敕”字中丟失的*r音。[128] 根據上述討論，“敕勤”的晚期上古音可以構擬爲*t'rjək-ɡiən，“鐵勤”的早期中古音可以構擬爲*t'iet-ɡĭən。[129]現在參考古漢語與古突厥語的專名對音研究成果，嘗試構擬“敕勤”／“鐵勤”的原文，以使得“敕勤”與“鐵勤”這兩個對音都能得到合理的解説。參考“特勤”*dək-ɡĭən的原文爲tegin，可以將“勤”復原爲*gin；又因“敕”*t'rjək的元音部分與“勤”*ɡiən相當接近[130]，所以“敕”原文的主元音也可復原爲*i，則“敕勤”可以復原爲*trigin。包含“鐵”字且已經考定的譯名對音較爲難尋，需要借助同韻部其他字的對音復原來推論其可能的主元音。“鐵”字中古音屬“屑韻、開口、四等、入聲”[131]，在與這些音韻屬性完全相同的“涅”、“頡”、“跌”、“咥”諸字所構成的譯名對音中，“移涅”*jǐe-niet的原文爲inäl，“頡跌利施”*ɣiet-diet-li-ɕǐe的原文爲elteriš，“曳咥”*jǐɛi-diet的原文爲irtiš[132]，由此可見，中古音“屑韻、開口、四等、入聲”*-iet所對音原文的主元音有ä、e、i等多種可能，考慮到古蒙古語中不會出現*ti-[133]，又因古突厥語的ä對應古蒙古語的e[134]，故而該主元音宜構擬爲*e，于是可將“鐵勤”復原爲*tergin。 基于上述討論，綜合兩者，“敕勤”*trigin和“鐵勤”*tergin的共同原文可以構擬爲*terigin。這裏存在著一個廣義的音位置换（metathesis），*-ri-變成了*-er-，即：*t'rjək-ɡiən ≈ *trigin > *tergin ≈ *t'iet-ɡĭən；或者换一個説法，存在兩種不同的元音脱落路徑：一種是*-eri- > *-ri-，另一種是*-eri- > *-er-。這一變化也可以理解爲：*r本來在介音或複輔音聲母的位置，後來變到了入聲韻尾的位置。其中，前期即上古音晚期常見的形式是“敕勤”*t'rjək-ɡiən，係用第一字的複輔音聲母*t'rj-去對應原文中的第一音節*tri-（亦即對應“鐵勤”的“鐵”*t'iet），而第一字的韻尾*-k則與第二字的聲母*ɡ-發音部位相同從而形成輔音連綴[135]；後期即中古音早期常見的形式是“鐵勤”*t'iet-ɡĭən，採用的是CVC（“輔音+元音+輔音”）型的普通音節對應（“鐵”和“勤”分别對應原文中的*ter和*gin），其中既没有出現複輔音聲母，也没有出現輔音連綴。 存在類似音變情況可資參考的，有唐代北方部族結骨／黠戛斯在漢代的兩種譯名形式：“鬲昆”與“堅昆”，上古擬音分别是*kreeɡ-kuun與*kiin-kuun[136]，根據上古漢語*-r韻尾構擬的較新研究成果[137]，再結合學界對該族名稱語源各種歷時形式的比較分析[138]，可以將“鬲昆”與“堅昆”的上古音構擬修正爲*kreɡ-kun與*kir-kun，在這裏，“鬲昆”*kreɡ-kun和“敕勤”*t'rjək-ɡiən相類似，係用第一字的複輔音聲母*kr-去對應原文中的第一音節（亦即對應“堅昆”的“堅”*kir），而第一字的韻尾*-ɡ則與第二字的聲母*k-發音部位相同從而形成輔音連綴；“堅昆”*kir-kun則和“鐵勤”*t'iet-ɡĭən相類似，採用的是CVC型的普通音節對應，其中既没有出現複輔音聲母，也没有出現輔音連綴。 此外，“突厥”一詞的對音和轉寫也存在類似的音變情況，同樣可資參考：其中既有古突厥盧尼文中的türük或türk，及古漢語中的*dwət-kuat[139]，也有粟特語中的tr’wkt，及藏文中的drug或dru-gu；而于闐文中則tturka-和ttruka-兩種形式都有[140]。 族名“敕勤”來自東胡部族，尤其可能和鮮卑有關，最早的行用或許可以追溯到檀石槐鮮卑聯盟時代，是當時草原上占據統治地位的鮮卑人對之前匈奴屬部丁零人的“他稱”，故而較可能來自鮮卑語。[141]前賢早已指出，族名“敕勒”的語義與“高車”有關，且很可能與古蒙古語terge / tergen / teregen / telegen“車，大車”關係密切[142]，但因受到“敕勒”、“鐵勒”中訛字“勒”的誤導，始終難以從對音上進行合理的闡釋。現基于正形之後的對音“敕勤”、“鐵勤”復原得到的族名原文*terigin，同上述“車，大車”的古蒙古語teregen / telegen就相當吻合了，這也符合並印證了鮮卑語屬于一種古代蒙古語的通行看法。[143] 關于族名敕勒與鐵勒的語源及異名，曾有過衆多的推測。如有學者認爲：斛律金所唱《敕勒歌》中之“敕勒川”即土拉河（Tula daria）或伏爾加河（Atil），古名Til原字義爲“河”，敕勒和鐵勒是因古土拉河及伏爾加河而得名，魏晉之敕勒即隋唐之鐵勒，且與丁零之稱同源。[144]也有學者認爲：“敕勒”的涵義爲“川”、“野”，出自突厥語之čol，“鐵勒”可能是突厥語tala“草原”的音譯[145]；鐵驪即鐵勒，迪輦、敵烈等是鐵驪或鐵勒的異譯或變體，遼代的述律氏爲南北朝時期敕勒的異譯[146]。還有學者認爲：根據沙畹早年的一個建議，“鐵勒”一詞來自突厥盧尼文的tölis，今阿爾泰山南麓的烏倫古河曾被稱爲“多羅斯川”，也即是史籍中的“敕勒川”[147]。較新的一則相關討論來自法國學者魏義天，他在推測新解讀的婆羅米文《慧思陶勒蓋碑》的歷史背景時，提出一個假説，認爲銘文中三次出現的töröxs一詞或許可以釋讀爲Torog即“鐵勒”。[148]現在從“敕勒／鐵勒”應糾正爲“敕勤／鐵勤”的角度視之，上述諸看法已經失去了立論的基礎，故而全都不再能夠成立。换言之，按照本文的考證，《敕勒歌》和《敕勒舞》的正確形式應該是《敕勤歌》和《敕勤舞》，“敕勒川”也應復原爲“敕勤川”，《敕勤歌》和《敕勤舞》的得名都和敕勤－高車部落相關，而陰山下的“敕勤川”之名也很可能來自當地人數衆多的敕勤－高車部落。 近年學界對婆羅米文《慧思陶勒蓋碑》的深入解讀表明，直到7世紀初期，漠北腹地的土拉河流域還生活著通曉某種柔然語或鮮卑語的部族[149]，如此便大可以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即7世紀長安和洛陽的漢人及漢化鮮卑人因已不通鮮卑語而將族名“鐵勒”誤寫作“鐵勤”並刻諸碑銘墓志。漠北土拉河的“鐵勤之别部”僕固乙突、西域庭州的“鐵勤敦”以及五臺山的“鐵勤寺”等例子更是表明，無論官方還是民間、中心還是邊緣，各種碑志寫本材料中族名“鐵勤”的形式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故而很難想像當時幾乎所有的群體（其中很可能還包含尚通曉鮮卑語的人或其直系子孫）都犯了將“鐵勒”改寫爲“鐵勤”的集體性錯誤。 匈奴統治草原的時代，丁零族以“丁零”或其異譯“丁令”、“狄曆”等名稱爲漢人所知，這一組族名的語源或者是其自稱，或者來自匈奴。[150]草原霸權從匈奴向鮮卑過渡的時代，部分追隨匈奴南遷歸附漢地的丁零部族繼續被漢人稱爲“丁零”，其居地已深入黄河流域及太行山區。[151]鮮卑人確立了對草原世界的統治權之後，臣服于鮮卑聯盟統治下的部分丁零部族開始以鮮卑語的名稱“敕勤”進入漢人的視野；當慕容、拓跋等鮮卑部族先後南下華北、逐鹿中原之時，“敕勤”出現在漢文載籍中的次數也明顯增多了，這些被鮮卑族帶入塞内的丁零族也通過“敕勤”這一新的族稱與之前被匈奴族帶入塞内的同族部落區分開來。[152]而當拓跋魏遷都洛陽、加速漢化並禁斷北語之後，官方史書又多以漢語意譯的“高車”來作爲敕勤的族稱。是以，在某些漢文史料中，可能會同時出現“丁零”、“敕勤”或“高車”等族稱，對此，需要結合時代、地域和書寫者的種族文化背景等諸多因素，作出具體的分析和理解。 六、高車國、敕勤國與鐵勤國 如前文所考，*terigin是鮮卑人對丁零人的稱呼，該詞與古蒙古語teregen / telegen“車，大車”同源，意思也是“大車”，漢文史料記載中的族名“高車”是對該詞的意譯，其音譯則是“敕勤”或“鐵勤”，所以，史料中出現的“高車國”可以復原爲“敕勤國”。由于敕勤即高車部落衆多，分佈廣泛，需要區分載籍中各個不同的“高車國”與“敕勤國”。 較常見的情況，是用“高車國”指敕勒（勤）族副伏羅部首領阿伏至羅率部從漠北西遷到西域建立的敕勤國。前面曾提到兩次出現“勑勤”字樣的《于孝顯碑》，碑主曾祖于提在魏孝文帝時所出使的“勑勤”國就是阿伏至羅的高車國；而保存在《洛陽伽藍記》中的《宋雲行紀》所載嚈噠國北邊鄰接的“敕懃”國，也是指阿伏至羅的高車國。[153]據此還可推知，當時官修史書中的“高車國”是一種經過改寫的意譯的名稱，而其音譯的國名“敕勤／勑勤／敕懃”則保留在某些内部流通的家族傳記材料中。[154] 《魏書·世祖紀》載太延二年（436）“高車國遣使朝獻”，此高車國肯定不是太和十一年（487）才建立的敕勒（勤）族阿伏至羅高車國。一種看法認爲，該“高車國”可能是高車其他部落，或系“高昌國”之誤。[155]也有學者推論其可能是指敕勒人已君臨其地的乾陀國或康里國。[156]另外，《北史·魏本紀》載延興四年（474）“粟特、敕勒、吐谷渾、高麗、曹利、闊悉、契丹、庫莫奚、地豆于等國並遣使朝貢”，此敕勒國也肯定不是阿伏至羅高車國，有論者認爲其是指蠕蠕（柔然）國。[157]因材料不足，上述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但我們注意到，漢文史料中有嚈噠爲“高車之别種”的記載[158]，故也不能排除用“高車國”或“敕勒（勤）國”指稱某一時段的嚈噠國家的可能。 突厥興起後，阿伏至羅高車國的餘部大多數以“鐵勤”之名被納入阿史那土門的突厥國中，約五十年之後，鐵勤諸部反抗突厥暴政，成功之後再度建國，這個由天山、阿爾泰山之間的契苾和薛延陀主導的國家在史籍中被稱爲“鐵勒（勤）國”，某種意義上，它可以被看成是阿伏至羅高車（敕勤）國的復興，同時，它也開啟了之後薛延陀和回紇等鐵勤部族先後在漠北取代突厥建立汗國的進程。[159] 七、鐵勤、突厥與烏護 就族名“鐵勒”與“突厥”之間的關係而言，曾有論者認爲“鐵勒”是“突厥”türk或其派生形式的對音，該觀點雖已不如早年那樣流行，但至今仍在學界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160]不過，一方面，此説的對音解釋不夠嚴密，古突厥語讀元音ü爲高圓唇前元音，與之對音的漢字中古音一般都是合口呼，而“鐵”*t'iet與“勒”*lək都不是合口呼，用它們分别去跟tür與rük對音，顯得不合常規，缺乏充足的説服力；另一方面，鐵勒和突厥兩族淵源有自，實在難以勘同（見下），故而其説也常常遭到質疑。[161]但只要以“鐵勒”作爲正確形式，該説法就始終還保有成立的空間，難以被輕易地徹底否定。現在從“鐵勒”應糾正爲“鐵勤”的角度來看，“鐵勒”是“突厥”原文的另一種對音的觀點就明顯不再能夠成立：如前文所論，族名“鐵勤”的語源可能來自鮮卑語*terigin“大車”，與古蒙古語teregen / telegen“車，大車”同源，其早期漢語對音形式“敕勤”在四世紀之前即已出現；“突厥”則遲至六世紀才見諸史乘，其語源涵義雖仍在研究之中，但對音原文早已確認是türk或其派生形式，且可以肯定與鮮卑語*terigin“大車”無關。[162]由此可見，鐵勤與突厥在族名起源上並不能勘同。 從族源上看，鐵勤的主體來自柔然的屬部敕勤，更早可溯源到匈奴的屬部丁零；突厥的起源在信史的記載中只能追溯到柔然的屬部（身份是“鍛奴”），更早時期的事蹟則屬傳説或神話而難以證實。高車即敕勤所操的語言已經被證明屬于突厥語族[163]，鐵勤主體部落所操語言也基本屬于突厥語族[164]，則丁零－高車（敕勤）－鐵勤族系在語言文化上與突厥確實較爲接近，但兩者在族源上並没有直接的傳承關係。同樣都曾經作爲柔然汗國的屬部，早期的嚈噠曾被視爲高車即敕勤之别種[165]，那麼早期的突厥很有可能也曾被視爲敕勤－鐵勤之别部[166]。 鐵勤隸屬于突厥汗國之後，鐵勤諸族也相應變换身份成爲突厥别部[167]，由于阿史那突厥人使用古突厥語，與鐵勤人的語言和風俗文化都相當接近，因此“鐵勤”這一來自古蒙古語的族稱便逐漸式微；新的統治者將鐵勤稱爲“烏護”（oγur / oγuz）[168]，對這一族名的語源研究也還在不斷推進中，至今尚無定論[169]。“鐵勤”之名的使用時限，大致始于北魏末期，終于唐高宗末期。[170]族名“敕勤”變更爲“鐵勤”的原因，可能與北魏末期六鎮之亂引發的政治分裂及種族文化傾向有關，原先的政治中心洛陽分别隨東魏和西魏遷移到鄴城和長安，導致漢語通語的標準音發生裂變，並各自開始了新一輪的胡漢民族融合，新政權裏有的譯語人感到原來的譯名“敕勤”已經不能準確地反映實際的發音，于是採用了新的譯名“鐵勤”。北周、北齊作爲過渡階段，“敕勤”和“鐵勤”兩者並用了一段時間。[171] 西域阿伏至羅高車國，其音譯之名即爲“敕勤”，6世紀40年代亡國後，曾有鐵勒（勤）五萬帳打算東伐柔然，半途被新興的突厥截擊收降，這些部落一般認爲就是高車國餘部[172]，而其族名其實並未改變，如前所論，從“敕勤”改爲“鐵勤”只是漢譯用字不同。突厥降服高車國餘部後，緊接著進軍漠北滅亡柔然國，于是幾乎所有原先在柔然統治下的敕勤部落都臣屬于突厥，因而它們都被稱爲“鐵勤”，這其實仍然沿襲著十六國、北朝的稱呼傳統，只是將族稱的譯名由“敕勤”改爲了“鐵勤”。 隨著突厥勢力在歐亞大陸的擴張，作爲主要屬部的鐵勤也延伸到遠比之前遼闊的地域，甚至連那些在柔然汗國或更早時期已西遷至歐亞草原西部的oγur等部落也被視爲鐵勤聯盟的成員，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隋書·鐵勒（勤）傳》中鐵勤部落的廣泛分佈，也契合于前述烏護（oγur / oγuz）實即鐵勤的比定。隋朝前期，突厥進入動亂和分裂時代，鐵勤也分屬漠北和西域的不同可汗勢力，在泥撅處羅可汗激起鐵勤暴動之後，西域的鐵勤部落變亂成功，獨立建國，即契苾歌楞和薛延陀乙失缽聯合建立的鐵勤汗國，此時可以認爲其是阿伏至羅高車國的復活，兩者的族稱同樣都是“敕勤－鐵勤”*terigin，只是統治部族有所變化，大小可汗分别出自契苾部和薛延陀部。射匱可汗復興西突厥汗國之後，鐵勤汗國滅亡，至統葉護可汗末年，西突厥再度變亂，薛延陀乙失缽之孫夷男率部東返漠北投奔東突厥頡利可汗，旋即在唐朝的扶持下，聯合漠北鐵勤諸部，建立了新的汗國，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國家可以被看成是十餘年前鐵勤汗國的延續，只是從前的小可汗部族薛延陀變成了新汗國的大可汗部族。[173] “鐵勤”*terigin不見于突厥盧尼文材料[174]，因爲此詞並非來自古突厥語，也不是突厥人對鐵勤人的稱呼，而是來自古蒙古語，是東胡族系的鮮卑人對丁零人的稱呼，十六國－北朝時代，鮮卑人在北中國得勢，漠北霸主柔然也出自東胡，所以對北族的稱呼大都從古蒙古語尤其是鮮卑語音譯。可資參照對比的是，族名“室韋”也來自古蒙古語，突厥人則將室韋人稱爲“tatar”[175]，在這裏，族名“室韋”與“tatar”的關係就好比“鐵勤”與“oγuz”的關係：“室韋”和“鐵勤”分别是鮮卑人及漢化的鮮卑人對這兩個部族的稱呼，而突厥人對它們的稱呼則分别是“tatar”和“oγuz”。 王方翼碑傳中曾提到7世紀後期的一個中亞大部族烏鶻。[176]《新唐書·回鶻傳》載：“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結合前文所論，上引記載可以理解爲：高車六種之一的袁紇，即唐代回紇的前身，也曾被視爲烏護或烏紇，烏紇與烏鶻古音接近，可以和oγur / oγuz對音，烏護則可兼指兩者；烏護（烏紇／烏鶻）分佈甚廣，近似于廣義的鐵勒（勤）聯盟。由此可以推論，盧尼文碑銘中對應漢文中“鐵勒（勤）”的族稱oγuz，與歐亞草原西部的oγur同源（一般認爲oγur是oγuz的顫音化形式，但oγur在史料上出現的時間更早），其漢文對音可能即爲烏護（烏紇／烏鶻），它曾經是丁零－高車（敕勤）聯盟的一部分，並將回紇的前身（袁紇／韋紇）包涵在内。[177] 八、鐵勤的别部與本部 據《僕固乙突墓志》記載，僕固部落是“鐵勤之别部”，這與文獻中的相關記載可以印證。《通典》和《太平寰宇記》都有“僕骨，鐵勒（勤）之别部”的記載。此外，《通典》和《太平寰宇記》記載是鐵勒（勤）之别部的部落還有薛延陀、同羅、拔野古、斛薛、阿跌等。而從《舊唐書·契苾何力傳》“契苾何力，其先鐵勒（勤）别部之酋長也”的記載來推論，契苾也是鐵勤之别部。歸納上述材料可以推知，在一個部族集團中，“别部”一般並不包含種族或語言存在明顯差異的意思，更主要是標明政治地位的不同，即只有占據統治地位的部族才是該集團的“本部”，處于被統治地位的其他部族則都是“别部”[178]；在某些情況下本部的名號還可以凌駕于别部族名之上，故而史書中會存在同一個鐵勒（勤）部落有時被當作突厥部落、有時又被歸為回紇部落的現象。當薛延陀在其汗國的統治崩潰之後，唐朝扶植回紇成爲鐵勤諸部的盟主，則對該時期而言，鐵勤本部專指回紇，而其他諸部就都只能是“鐵勒（勤）之别部”，不僅僕固如此，連之前曾經作過本部的契苾和薛延陀也都如此。《舊唐書·回紇傳》載：“龍朔中，婆閏死，姪比粟毒主領回鶻，與同羅、僕固犯邊，高宗命鄭仁泰討平僕固等，比粟毒敗走，因以鐵勒（勤）本部爲天山縣。”回紇首領菩薩曾于貞觀初年在天山擊敗突厥欲谷設，這個天山一般認爲位于漠北而非西域，且離回紇居地不遠。[179]唯一提到“鐵勒（勤）本部”的上面這處記載被放在《舊唐書·回紇傳》中，是以很難不把這個設置了天山縣的鐵勤本部與回紇聯繫起來。上述情況表明，在漠北鐵勤聯盟諸部被唐朝羈縻統治期間，回紇是聯盟的盟主，是鐵勤族群的統治部族，故而唐朝將其視作鐵勤本部，並于平定漠北鐵勤叛亂之後的龍朔三年（663）在鐵勤本部設立天山縣，又將燕然都護府治所從漠南遷往漠北的回紇部落，並改稱瀚海都護府。[180]就在唐朝的金微都督僕固乙突下葬之後不久，漠南叛亂起事的單于都護府突厥殘衆竄入漠北，擊潰鐵勤諸部，恢復建立了突厥第二汗國，漠北的唐朝勢力及親唐的回紇、契苾、思結、渾等四部遂南遷河西走廊。至突厥第二汗國滅亡之際，此前已復歸漠北舊地的回紇再一次整合鐵勤諸部，在鬱督軍山東麓的鄂爾渾河畔建立了汗國，自茲以後，族名“鐵勒（勤）”便連同“突厥”一道，逐漸淡出了史家的視野，一個熔鑄了鐵勤諸部的新興北方大族開始成形，其族名“回紇／回鶻”uyγur更在後世產生了强勁有力的迴響。 九、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並嘗試論證，中古北方大族敕勒與鐵勒的族名很可能應當復原爲“敕勤”與“鐵勤”，這兩個族名可能分别是晚期上古漢語與早期中古漢語對鮮卑語*terigin“大車”一詞的音譯，族名“高車”則是該詞的意譯。倘若這一新證能夠成立，則可以得到以下幾點推論。其一，由于“鐵勤”可能才是正確的族名，因此“鐵勒”是“突厥”türk的異譯、鐵勒和突厥實爲同一部族的早期假説將徹底被否定。其二，由于“敕勤”、“鐵勤”可能才是正確的族名，而“勤”字的聲母並非邊音[l]，因此“丁零”、“狄曆”、“敕勒”、“鐵勒”等衆多族名都具有同一個語源的假説也難再成立。其三，敕勤－鐵勤族是古突厥語部族，其族名卻來自古蒙古語的鮮卑語，類似現象在中古時代可能並不少見，那些用漢語音譯記録下來的、在古突厥語材料中遍尋不獲的突厥－鐵勤部落名稱、官號及有關的各種名號，其語源或即隱含在諸如鮮卑語這樣的古蒙古語中。在中古及上古北族名號研究不斷突破與深入推進的過程中，時時對一些習以爲常的基本假設和推論進行質疑和檢討，可能仍是十分必要的。 註釋 [1] 岑仲勉：《突厥集史》，中華書局，1958年，第662－663頁。 [2] 岑仲勉：《突厥集史》，第785－786頁。 [3] 賈敬顏：《民族歷史文化萃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2頁。 [4] 楊富學：《蒙古國新出土僕固墓志研究》，《文物》2014年第5期，第77頁；馮恩學：《蒙古國出土金微州都督僕固墓志考研》，《文物》2014年第5期，第83頁；石見清裕著，王博譯：《唐代的民族、外交與墓志》，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220頁；羅新的録文作“鐵勤”，但其文中未論及該詞與“鐵勒”之間的關係，參見羅新：《蒙古國出土的唐代僕固乙突墓志》，氏著：《王化與山險：中古邊裔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99頁。 [5] 石見清裕著，王博譯：《唐代的民族、外交與墓志》，第207頁。 [6] Yukiyo Kasai, “The Chinese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of Old Turkish Words in the Chinese Sources from 6th-9th Century: Focused on the Original Word Transcribed as Tujue突厥”.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29, 2014, p. 81. [7] В. В. Тишин, Некоторые замечания к переводу и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эпитафии Пу-гу И-ту 僕固乙突// ОбществоигосударствовКитае / сост. и отв. ред. С.И. Блюмхен; глав. ред. А.И. Кобзев. М.: ИВ РАН, 2019. Т. XLIX. Вып. 1. С. 197. [8] 第22列第1字，楊富學、馮恩學都釋讀爲“方”；羅新、石見清裕則空而未釋。參見楊富學：《蒙古國新出土僕固墓志研究》，《文物》2014年第5期，第78頁；馮恩學：《蒙古國出土金微州都督僕固墓志考研》，《文物》2014年第5期，第84頁；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邊裔論集》，第99頁；石見清裕著，王博譯：《唐代的民族、外交與墓志》，第222頁。 [9] 岑仲勉：《突厥集史》，第779－787頁。 [10] 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13683頁。 [11] 賈敬顏：《民族歷史文化萃要》，第32頁；吴玉貴：《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中華書局，2009年，第229－230頁。 [12] 日本“拓本文字資料庫”網站《阿史那忠碑》拓本圖片，網址：http://coe21.zinbun./djvuchar?query=%E9%90%B5%E5%8B%92。 [13]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碑帖中圖録部分《阿史那忠碑》，參見周欣平主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碑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4頁。 [14] 何炳武主編：《大唐墓志書法精選：阿史那忠、安元壽墓志》，世界圖書西安出版公司，2011年，第5－7頁。 [15] 拜根興：《七世紀中葉唐與新羅關係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49頁；姜維東：《唐東征將士事蹟考》，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84頁。關于劉仁願的生平事蹟，參見拜根興：《七世紀中葉唐與新羅關係研究》，第150－170頁；拜根興、胡婷：《唐將劉仁願的流配生涯及悲慘結局：以〈劉仁願紀功碑〉等史料爲中心》，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20輯，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64－76頁。 [16] 劉喜海編著：《海東金石苑》第一冊卷一《唐劉仁願紀功碑》，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30－32頁。 [17] 董誥等編：《全唐文》，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卷九九〇，第10250頁。 [18] 碑文拓本圖片參見拍賣網頁《雅昌拍賣首頁·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中國嘉德2016年春季拍賣會·古籍善本》2195《唐劉仁願紀功碑》，網址：http://img1.artron.net/auction/2016/art005563/d/art0055632195.jpg；另參見韓國研究海外資源中心網頁《당랑장류인원기공비（唐郞將劉仁願紀功碑）》，网址：http://kostma./viewer/viewerDes?uci=RIKS+CRMA+KSM-WH.0000.0000-20090715.AS_SA_374&closed=true；原碑數字照片參見韓國國家文化遺產門户網站網頁《부여당유인원기공비 (扶餘唐劉仁願紀功碑)》，网址：http://www.heritage./heri/cul/culSelectDetail.do?ccbaCpno=1123400210000&pageNo=1_1_1_1。 [19] 《續修四庫全書·史部·金石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第64頁。 [20] 賈敬顏：《民族歷史文化萃要》，第32頁。 [21] 岑仲勉：《突厥集史》，第258、272、275、1006頁；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72頁；馬馳：《鐵勒契苾與契苾何力家族》，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編：《陝西師範大學民族學論文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69頁；姜維東：《唐東征將士事蹟考》，第85－86頁；李青分：《鐵勒拔野古部研究》，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第22－23頁；尹偉先：《中國西北少數民族通史隋、唐、五代卷》，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62頁；吴玉貴：《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第275、331、355頁；任寶磊：《薛仁貴“三箭定天山”事蹟考——兼論7世紀中葉唐與鐵勒之關係》，周偉洲主編：《西北民族論叢》第九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03頁。 [22] 陝西省博物館、醴泉縣文教局唐墓發掘組：《唐鄭仁泰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7期，第33－45頁；孫遲：《鄭仁泰墓志中的幾個問題》，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文史》第21輯，中華書局，1983年，第262－263頁。據其墓志，鄭仁泰卒于龍朔三年（663），時年六十三，故當生于601年，參見劉群：《唐昭陵牛進達墓石門簡析》，樊英峰主編：《乾陵文化研究》第7輯，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415頁。 [23] 張沛編著：《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155頁。墓志全文另參見孫遲：《鄭仁泰墓志中的幾個問題》，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文史》第21輯，1983年，第262－263頁；吴鋼主編，王京陽等點校：《全唐文補遺》第2輯，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92－194頁；後兩者録文均作“鐵勒”。 [24] 陝西省博物館、醴泉縣文教局唐墓發掘組：《唐鄭仁泰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7期，第39頁。 [25] 關于鄭仁泰對鐵勒用兵的詳細情況，參見孫遲：《鄭仁泰墓志中的幾個問題》，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文史》第21輯，1983年，第266－267頁；任寶磊：《薛仁貴“三箭定天山”事蹟考——兼論7世紀中葉唐與鐵勒之關係》，周偉洲主編：《西北民族論叢》第九輯，2013年，第97－113頁。 [26] 洛陽市文物管理局、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編：《洛陽出土墓志目録》，朝華出版社，2001年，第128頁；郭培育、郭培智主編：《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25頁；北京大學圖書館金石組胡海帆、湯燕、陶誠：《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曆代墓志拓片目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00頁。 [27] 吴鋼主編，王京陽等點校：《全唐文補遺》第2輯，第188頁。 [28]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彙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91頁；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第14125頁。 [29] 姜維東：《唐麗戰爭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321頁；姜維東：《唐東征將士事蹟考》，第96－97頁。 [30] 姜維東將其解釋爲出使西域；吴玉貴則將該材料放入其編年末尾的“備考”中未作考證，並把録文中的“招”改爲“控”；參見姜維東：《唐東征將士事蹟考》，第97頁；吴玉貴：《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第341頁。 [31] 唐朝前後三次出軍討伐賀魯叛亂，分别是在永徽二年（651）、永徽六年（655）和顯慶二年（657），參見吴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391－392頁；楊富學：《蒙古國新出土僕固墓志研究》，《文物》2014年第5期，第80－81頁；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第466頁；其中第二次出軍的時間爭議較大，而以永徽六年的可能性最高，參見許序雅：《唐代絲綢之路與中亞歷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62頁；陳濤：《唐代程知節生平履歷考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12期，第91頁。 [32] 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第466－468頁；楊富學：《蒙古國新出土僕固墓志研究》，《文物》2014年第5期，第80－81頁；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邊裔論集》，第103頁。 [33] 劉仁願曾在永徽二年（651）和顯慶二年（657）前往鐵勒安撫，又以行軍子總管的身份參與了程知節統率的第二次出軍討伐賀魯，可與王敬之事相參證。參見拜根興：《七世紀中葉唐與新羅關係研究》，第152頁；姜維東：《唐東征將士事蹟考》，第85－86頁。 [3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陽地區文管處編：《千唐志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95頁。 [35] 賀華：《隋〈宇文述墓志〉述略》，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碑林集刊》（十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年，第262頁。 [36] 賀華：《隋〈宇文述墓志〉述略》，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碑林集刊》（十三），第263頁。 [37] 周偉洲編：《吐谷渾資料輯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4頁；樊波、李舉綱：《〈隋書·宇文述傳〉與新見〈宇文述墓志〉比事》，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碑林集刊》（十四），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年，第236頁。 [38] 馬馳：《鐵勒契苾部的盛衰與遷徙》，《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3期，第94頁。 [39] 賀華：《隋〈宇文述墓志〉述略》，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碑林集刊》（十三），第267頁。 [40] 胡戟：《珍稀墓志百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52頁。 [41] 榮新江：《7－10世紀絲綢之路上的北庭》，陳春聲主編：《海陸交通與世界文明》，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67頁；録文另參見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7冊，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8頁；石墨林編著，陳國燦校訂：《唐安西都護府史事編年》，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頁。 [42]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三）》，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06頁。 [43] 劉戈、郭平梁：《“大宛汗血天馬”揭秘：兼説中國家畜家禽閹割傳統》，《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2期，第89頁；王啟濤編：《吐魯番出土文獻詞典》，巴蜀書社，2012年，第287頁。 [44] “突厥敦馬”、“波斯敦父駝”見于《唐天寶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池田温著，龔澤銑譯：《中國古代籍帳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第309頁；相關論述另參見仁井田陞著，那向芹譯：《吐魯番出土的唐代交易法文書》，周藤吉之等著，姜鎮慶、那向芹譯：《敦煌學譯文集——敦煌吐魯番出土社會經濟文書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06頁；周偉洲編：《吐谷渾資料輯録》，第382頁；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上卷）第一分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16頁；李明偉主編：《絲綢之路貿易史》，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17頁；朱雷：《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時價簿口馬行時沽〉考》，氏著：《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3頁；吴震：《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的絲織品考辨》，氏著：《吴震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54頁；古怡青：《唐前期西北的交通運輸——以西州爲中心》，張達志主編：《中國中古史集刊》第2輯，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335頁；李錦繡：《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代絲綢之路上的劍南絲綢》，《敦煌學輯刊》2019年第3期，第34頁。 [45] 薛宗正曾指出，北庭伊西節度使治下伊、西、庭三州諸縣交易的商品中，出現了突厥敦馬、鐵勒敦、波斯敦父駝等帶有原產地名稱的商品，參見薛宗正：《絲綢之路北庭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6頁；其中所引的“鐵勒敦”即爲出自上述《吐魯番出土文書·唐貞觀廿二年庭州人米巡職辭爲請給公驗事 73TAM221:5》中的“鐵勤敦”，只是按照此前通行的看法將“鐵勤”改成了“鐵勒”，這也表明作者認定該處的“鐵勤”是文獻中部族名“鐵勒”的訛寫。類似將上述“鐵勤敦”引作“鐵勒敦”的情況還有不少，參見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87頁；李明偉：《隋唐絲綢之路——中世紀的中國西北社會與文明》，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4頁；高子華：《唐代前期粟特人的經濟活動》，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編：《中外關係史論叢》第4輯，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23頁；鄭顯文：《敦煌吐魯番文書中所見的唐代交通管理的法律規定》，《西南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第136頁；袁黎明：《唐代絲綢之路演變與西北市場格局的變動》，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71頁；李錦繡：《漢唐西北邊疆地區農業開發和畜牧業發展綜述》，劉進寶主編：《絲路文明》第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14頁。 [46] 高昌所需的馬匹多從鐵勒、突厥處購買，雙方存在著錢馬貿易，參見王新民：《麴氏高昌與鐵勒突厥的商業貿易》，《新疆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第60－61頁；關于高昌文書中出現的鐵勒人及其與高昌的關係，參見姜伯勤：《高昌文書中所見的鐵勒人》，《文物》1986年第12期，第53－58頁；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第105－112頁。 [47] 釋印光重修：《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2輯第29冊228《清涼山志》，民國二十二年（1933）排印本，第90頁；也見于崔玉卿點校：《清涼山傳志選粹》，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6頁。 [48] 釋印光重修：《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2輯第29冊228《清涼山志》，第132頁；也見于華和平主編：《文白對照清涼山志傳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9頁。 [49] 王嘉元：《宋金元代名僧》，《文史月刊》1994年第4期，第72頁。 [50] 任思捷：《唐初五臺山佛光寺的政治空間與宗教構建》，《建築學報》2017年第6期，第23頁。 [51] 杜瑞平：《清涼傳研究》，三晉出版社，2013年，第9、222頁。 [52] 陳揚炯、馮巧英校注：《古清涼傳·廣清涼傳·續清涼傳》，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8頁。 [53] 張弘、劉超編著：《梁思成評點的中國著名建築》，遠方出版社，2006年，第25－30頁。 [54] 趙林恩主編：《五臺山碑文》，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21頁。 [55] 楊聖敏：《回紇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12頁。 [56] 在敦煌石窟筆記中，第117號洞（即敦煌所編號第61窟）背屏畫面的五臺山圖，其題識之48作“鐵勒之寺”，參見伯希和著，耿昇、唐健賓譯：《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7頁；在西域探險日記中提及鐵勒寺，參見伯希和著，耿昇譯：《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1906－1908）》，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年，第502頁。 [57] 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臺山圖”》，《文物參考資料》1951年第5期，第61頁；趙聲良：《莫高窟第61窟五臺山圖研究》，《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第95、106頁；鄭炳林、鄒清泉：《文殊堂：曹元忠時代佛教文化與視覺形象個案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8、51頁；敦煌研究院主編：《敦煌石窟藝術全集·建築畫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39頁。 [58] 趙聲良：《莫高窟第61窟五臺山圖研究》，《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第95頁。 [59] 《五臺山化現全圖》，敦煌研究院主編：《敦煌石窟藝術全集·佛教東傳故事畫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02－205頁圖版176；另可參見“數字敦煌”之《莫高窟·第0061窟·主室·西壁·五臺山圖》，網址：https://www./cave/10.0001/0001.0001.0061。 [60] 張湧泉：《漢語俗字研究》（增訂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62頁。 [61] 圓仁原著，小野勝年校注，白化文等修訂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307－308頁；孫玉良編著：《渤海史料全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310頁；關于日本高僧靈仙的事蹟，參見劉耀等主編，廉考文執筆：《五臺山旅遊辭典》，團結出版社，1993年，第158頁。 [62] 楊曾文：《〈唐同德寺無名和尚塔銘並序〉的發現及其學術價值》，《佛學研究》2000年第9期，第208頁；王文思編著：《中國建築》，時代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108頁。 [63] 杜瑞平：《清涼傳研究》，第109頁。 [64] 楊曾文：《〈唐同德寺無名和尚塔銘並序〉的發現及其學術價值》，《佛學研究》2000年第9期，第212頁。 [65] 趙林恩主編：《五臺山碑文》，第704頁；秦建新、趙林恩、路寧點校，《山西文華》編纂委員會編：《五臺山碑刻》第4冊，三晉出版社，2017年，第874頁；許明編著：《中國佛教金石文獻·塔銘墓志部·東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卷下》，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第819頁。 [66] 趙林恩主編：《五臺山碑文》，第705頁；秦建新、趙林恩、路寧點校，《山西文華》編纂委員會編：《五臺山碑刻》第4冊，第875頁。 [67] “至貞元六年，往遊五臺，居無定所。”參見贊甯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91頁。 [68] 楊曾文：《〈唐同德寺無名和尚塔銘並序〉的發現及其學術價值》，《佛學研究》2000年第9期，第211頁。 [69] 李碧：《金代之前五臺山佛教文化與寺廟建築探析》，太原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21、24頁；案該文第26頁又稱鐵勤寺修建于唐代：“鐵勤寺：唐；五臺山鐵勤嶺；遺址尚存。”似前後矛盾。 [70] “五臺山圖在山門内繪有幾十處大小寺院，如……大竹林之寺……鐵勤之寺……等等。在這些著名寺院之中，只有大竹林之寺的建造時間爲最晚，它爲唐大曆十二年（777年）建成。”參見孫果清：《敦煌壁畫〈五臺山圖〉的初步研究》，《五臺山研究》1989年第3期，第23頁。 [71] 楊聖敏：《回紇史》，第212頁。 [72] 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第145－147頁。 [73] 吴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第254－255頁；孫瑜：《唐代代北軍人群體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89、93頁。 [74] 隋朝時斯結（即思結異譯）牧地在獨樂河北，見于《隋書·鐵勒傳》，參見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第402頁。 [75] 張文生：《東突厥建牙漠南小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第69－71頁。 [76] 王永興：《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09頁。 [77] 張莉：《唐貞觀時置突厥府州新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8年第3期，第69－70頁。 [78] 另有論者提出，思結部從頡利滅亡時開始在代州定居營田達百年之久，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臺山圖》中的鐵勒寺當與定居其地的思結部有關，參見楊聖敏：《〈資治通鑒〉突厥回紇史料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5頁。 [79] 李錦繡：《從漠北到河東：薩珊銀幣與草原絲綢之路》，《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6－107頁。 [80] 王永興：《唐代前期軍事史略論稿》，昆侖出版社，2003年，第160頁。 [81] 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第536頁。 [82] 卒于大曆五年（770）的金州刺史高弘諒的岳父李浩川曾任“大同軍兵馬使、兼知九姓部落使”，其任職時間約在開元天寶年間，説明當時大同軍轄有鐵勤部落，這些部落很可能即是河東九姓之鐵勤五部，參見孫瑜：《唐代代北軍人群體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93、289頁。 [83] 加莫洛夫著，楊富學、田小飛譯：《安史之亂中的突厥與回鶻》，《甘肅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第36－40頁；李振華：《隋唐時期河東道北部地方治邊機構演變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50頁。 [84] 關于9世紀前期代北沙陀所威伏的“九姓”可能指鐵勒（勤）南附諸部，參見廖靖靖：《唐代北都與北方諸族》，《信陽師範學院學報》2018年第5期，第139頁。 [85] 陸心源：《唐文拾遺》卷六二，收入董誥等編：《全唐文》（附唐文拾遺、唐文續拾、讀全唐文劄記），中華書局，1983年，第11070頁；毛鳳枝著，李向菲、賈三强點校：《毛鳳枝金石學著作三種》，三秦出版社，2017年，第10頁。 [86] 趙平編：《中國西北地方歷代石刻彙編》第1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6頁。 [87] 賈敬顏：《民族歷史文化萃要》，第32頁；毛鳳枝著，李向菲、賈三强點校：《毛鳳枝金石學著作三種》，第10頁。 [88] 拓本圖片參見網址：http://book.kongfz.com/159070/1047165445/。 [89] 轉引自張湧泉：《漢語俗字研究》（增訂本），第162頁。 [90] 余太山：《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7頁。 [91] 周偉洲：《敕勒與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1頁；松田壽男著，陳俊謀譯：《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年，第252頁；陳世良：《敕勒非丁零考辨》，《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第74頁；余太山：《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第277－278頁。 [92] 賈敬顏：《民族歷史文化萃要》，第32頁；陳世良：《敕勒非丁零考辨》，《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第74頁。 [93] 蒲立本著，潘悟雲、徐文堪譯：《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中華書局，1999年，第190－191頁。 [94] 松田壽男著，陳俊謀譯：《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研究》，第198、474頁；蒲立本著，潘悟雲、徐文堪譯：《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第190－194頁；韓儒林：《突厥官號考釋》，氏著：《穹廬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2頁；儲泰松：《〈魏書〉及其相關文獻所見的語言現象》，《中國語言學集刊》第六卷第一期，2012年，第5頁。案：作爲嚈噠官號的“敕勤”不同于族名的“敕勤”，而與北魏拓跋鮮卑官號“直勤”可能有共同的來源，限于篇幅，對其語源的探討需要另撰專文，此處暫不涉及。 [95] 當時嚈噠國中心在阿姆河流域上游、今阿富汗北部及塔吉克斯坦一帶，乾陀羅國則在印度河上游喀布爾河流域、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帶，參見顏世明：《宋雲、惠生行記研究》，《青海民族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第119頁《圖三宋雲、惠生出使西域路線示意圖》。 [96] 賈敬顏：《民族歷史文化萃要》，第32頁；《百衲本二十四史·魏書》第30冊，商務印書館，1934年，卷七十四列傳六十二《爾朱榮》三下。 [97] 《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第3132－3133頁。 [98] 《晉書》，第3139頁。 [99]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史料編纂組編：《柔然資料輯録》，中華書局，1962年，第87頁。 [100] 贊同周校而將此“敕勤”改爲“敕勒”的例子，還可參見樸興鎮總主編，崔文值副總主編：《中國二十六史及明清實録東亞三國關係史料全輯》第1輯，延邊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618頁。 [101] 《北史》，中華書局，1974年，第1762頁。 [102] 《北史》，第1778頁。 [103] 《北史》，第1773頁。 [104] 《北史》，第1780頁。 [105] 《冊府元龜》，中華書局影印本，1989年，第610頁。 [106] 王欽若等編纂，周勳初等校訂：《冊府元龜》（校訂本），鳳凰出版社，2006年，第3冊，第2295頁。 [107] 《太平御覽》，中華書局影印本，1960年，第630頁。 [108] 李昉編纂，王曉天、鍾隆林校點：《太平御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54頁。 [109] 俗書“勤”字的字形易與“勒”字相混，突厥官號“特勤”之訛作“特勒”，可能即是因爲“勤”字多俗書爲近似“勒”字的字形，以致傳刻時誤認作“勒”字。參見張湧泉：《漢語俗字研究》（增訂本），第161－163頁。 [110]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訂本），中華書局，2007年，第243－244頁；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86頁。 [111] 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中華書局，2005年，第259－260頁。 [112] 郭洪義：《碑志所見北朝非漢族姓氏雜考》，《五邑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第86頁。 [113] 郭洪義：《碑志所見北朝非漢族姓氏雜考》，《五邑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第86－87頁。 [114] “勤”的某些俗寫字形，容易與“勒”相混，在敦煌文獻中不乏其例，參見王翠：《〈甘肅藏敦煌文獻〉俗字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46－47頁；張湧泉：《漢語俗字研究》（增訂本），第162－163頁。又，日藏《文館詞林》中“死痛生勒”應當復原爲“死痛生勤”，是“勤”訛作“勒”的另一個例子，參見吴金華：《〈文館詞林校證〉八議》，氏著：《古文獻整理與古漢語研究續集》，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302頁；王曉平：《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訛字類釋》，《西華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第12頁。 [115] 較新近的研究及綜述，參見劉迎勝：《古代中原與内陸亞洲地區交往中的翻譯和語言學習問題》，氏著：《華言與蕃音：中古時代後期東西交流的語言橋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9－64頁；包文勝：《鐵勒歷史研究》，内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包文勝：《鐵勒族名考——兼談史料中的狄系諸族名》，《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包文勝：《鐵勒族名再考——兼談高車與康里及相關部名》，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3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哈密頓著，耿昇譯：《九姓烏古斯和十姓回鶻考》，《敦煌學輯刊》1983年第0期，第132頁；Peter B. Golden, “Nomads of the Western Eurasian Steppes: Ογurs, Οnoγurs and Khazars”, PhilologiaeTurcicaeFundamenta, III, ed. H. Roemer et al., Union Internationale des Études Orientales et Asiatiques, Berlin: Klaus Schwarz Verlag, 2001, 282-302; Peter B. Golden, “Some Notes on the Etymology of Sabir”, ΚΟΙΝΟΝ ΔΩΡΟΝ: Studies and Essays in Honour of Valery P. Nikonorov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ixtieth Birthday presented by Hi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Alexander A. Sinitsyn and Maxim M. Kholod), St. Petersburg: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Faculty of Philology, 2013, 49-50;Cheng, Fangyi (2012). 'The Research On The Identification Between Tiele (鐵勒) And The Oγuric Tribes', ArchivumEurasiaeMediiAevi, 19, s. 81-113. [116] 例如較新提出的一種論述路徑是：先考證古蒙古語tergen和telgen同源，後分化爲“車”和“大車”之意，然後考證tergen的原形是tegrek，原義爲“輪轉”、“圓圈”，由此“狄曆”、“丁零”、“敕勒”的古音皆與之相符，而“鐵勒”則可與tegrek的變異形式terek對音，這一精心構建的解釋過程充滿艱辛和曲折，主要即圍繞著如何闡明“勒”字的古音北語復原，參見包文勝：《鐵勒族名再考——兼談高車與康里及相關部名》，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36輯，2018年，第99頁。 [117] 周偉洲：《敕勒與柔然》，第1－8頁；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第11－35頁；劉迎勝：《華言與蕃音：中古時代後期東西交流的語言橋樑》，第60頁；包文勝：《鐵勒族名考——兼談史料中的狄系諸族名》，《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第147頁。 [118] 關于譯名用字從“敕”到“鐵”轉换的原因，包文勝指出，因語音演變在漢語音譯時需要重新選擇透母字，“敕”、“鐵”兩字聲母相近，是*ȶ'-與*t'-、捲舌與不捲舌的區别，但因其基于文獻中習見的“敕勒－鐵勒”形式，故而對韻母入聲-k與-t的改變暫時還無法作出合理解釋；參見包文勝：《鐵勒族名考——兼談史料中的狄系諸族名》，《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第150－151頁。 [119]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35頁。 [120] G. Clauson, Turkish and Mongolian Studies,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62, pp. 20-21；中譯文見傑·克勞森著，李國香譯：《突厥語民族古代歷史概述》，《西北民族文叢》第2輯，西北民族學院歷史系、民族研究所，1983年，第138頁；白鳥庫吉著，何建民譯：《匈奴民族考》，林幹編：《匈奴史論文選集》（1919－1979），中華書局，1983年，第214頁；周建奇：《遼代契丹半丁零：〈遼史〉中的迪輦爲高車丁零異譯補證》，《内蒙古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第92－94頁；馬長壽：《北狄與匈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第99頁；穆廣文：《西元四世紀至七世紀初的高車、敕勒和鐵勒——維吾爾族的起源和居地續考》，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北京史苑》編輯部編：《北京史苑》第1輯，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116頁；哈密頓著，耿昇譯：《九姓烏古斯和十姓回鶻考》，《敦煌學輯刊》1983年第0期，第132頁；韓百詩著，耿昇譯：《葉尼塞河上游三部族考》，鄭炳林主編：《法國西域史學精粹》，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76頁；林恩顯：《突厥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40－42頁；蒲立本著，潘悟雲、徐文堪譯：《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第149頁；儲泰松：《〈魏書〉及其相關文獻所見的語言現象》，《中國語言學集刊》第六卷第一期，2012年，第6頁；劉迎勝：《華言與蕃音：中古時代後期東西交流的語言橋樑》，第60－62頁。 [121] 劉迎勝：《華言與蕃音：中古時代後期東西交流的語言橋樑》，第60－62頁。 [122] “高車”是意譯名，係來源于綽號或諢名的他稱，參見内田吟風：《北アジア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同朋舍，1975年，第427、491頁；周偉洲：《敕勒與柔然》，第3頁；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第12頁。 [123]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第86頁。 [124] 高本漢著，潘悟雲等譯：《漢文典》（修訂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年，第407頁。 [125] 在李方桂的上古音體系中，中古徹母來源于上古的*thr-，即*t'r-；中古職韻開口三等入聲來源于上古的*-jək；參見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15、37頁。 [126] 羅傑瑞著，張惠英譯：《漢語概説》，語文出版社，1995年，第42頁；楊劍橋：《漢語現代音韻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48－182頁；施向東：《漢語和藏語同源體系的比較研究》，華語教學出版社，2000年，第172－190頁；李行健、余志鴻主編：《20世紀中國社會科學·語言學卷》，廣東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0－76頁；陳芳：《漢語古音比較研究：從顧炎武到高本漢的模式演進》，海峽文藝出版社，2015年，第130－139頁。 [127] 包擬古著，潘悟雲、馮蒸譯：《原始漢語與漢藏語》，中華書局，1995年，第107頁；楊劍橋：《論端、知、照三系聲母的上古來源》，《語言研究》1986年第1期，第112頁；楊劍橋：《漢語現代音韻學》，第177頁；賀德揚：《三等字上古r介音探討及其它》，《聊城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第110頁；劉鎮發：《上古介音[r]的崩潰與中古二三等韻的產生和演化》，《南開語言學刊》2005年第2期，第34－35頁。 [128] “鐵”字的上古擬音爲*t'iĕt，中古擬音爲*t'iet，參見高本漢著，潘悟雲等譯：《漢文典》（修訂本），第550頁；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第67－68頁；用入聲韻尾*-t對譯古突厥語、粟特語及其他外語中的-r是當時通行的慣例，參見Yukiyo Kasai, “The Chinese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of Old Turkish Words in the Chinese Sources from 6th-9th Century: Focused on the Original Word Transcribed as Tujue突厥”.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29, 2014, p. 100. [129] “勤”字的上古擬音爲*ɡ'i̯ən或*ɡiən，中古擬音爲*ɡ'i̯ən或*ɡĭən，參見高本漢著，潘悟雲等譯：《漢文典》（修訂本），第208頁；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第378頁。 [130] 在高本漢的上古擬音中，“敕”*t'i̯ək、“勤”*ɡ'i̯ən兩個字的元音都是*i̯ə，完全相同。參見高本漢著，潘悟雲等譯：《漢文典》（修訂本），第407、208頁。 [131]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第68頁。 [132] Yukiyo Kasai, “The Chinese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of Old Turkish Words in the Chinese Sources from 6th-9th Century: Focused on the Original Word Transcribed as Tujue突厥”.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29, 2014, p. 91. [133] 在比古蒙古語更古老的原始蒙古語中，位于*i或*ï之前的*t-已經變成了č，參見N.鮑培著，周建奇譯：《阿爾泰語比較語法》，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6頁。 [134] G. J. 蘭司鐵著，周建奇譯：《阿爾泰山語言學導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15頁。 [135] 外語中兩個音節之間的一個輔音，在漢譯時既將其作爲前一音節的韻尾，又將其作爲後一音節的聲母，即《悉曇要訣》中所謂“連聲之法”，是古代番漢對音及漢譯外語的常用方法，參見儲泰松：《梵漢對音概説》，《古漢語研究》1995年第4期，第8頁；施向東：《梵漢對音與“借詞音系學”的一些問題》，氏著：《古音研究存稿》，南開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11頁。 [136] “鬲”、“堅”、“昆”上古擬音參見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29、287、393頁。 [137] 早前已有學者注意到，在兩漢及其以後的一段時期内，漢語譯語人習慣于用以鼻音-n結尾的陽聲字來音譯他種語言中以-r結尾的音節，較新的研究表明，在某些情況下，中古的部分*-n在上古可能原本即是*-r；參見劉迎勝：《華言與蕃音：中古時代後期東西交流的語言橋樑》，第57頁；蒲立本著，潘悟雲、徐文堪譯：《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第145－149頁；包擬古著，潘悟雲、馮蒸譯：《原始漢語與漢藏語》，第94頁；WilliamBaxterandLaurentSagart(2014), OldChinese: ANewReconstruc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pp. 252-268; 王弘治：《關于上古漢語*-r韻尾構擬的漢語文獻證據的再檢討》，《中國語文》2019年第2期。 [138] E. G. Pulleyblank, The Name of the Kirghiz,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4, nos. 1-2. Wiesbaden, 1990, pp. 98-108; 中譯文參見E. G. Pulleyblank著，黄建華、曜堂譯：《柯爾克孜族稱考》，李祥瑞、牛汝極主編：《阿爾泰學論叢》第一輯，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24－134頁；蒲立本著，潘悟雲、徐文堪譯：《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第86頁；劉迎勝：《華言與蕃音：中古時代後期東西交流的語言橋樑》，第59頁；王潔：《漢譯黠戛斯族名考釋》，《古代文明》2013年第3期；李榮輝：《堅昆、黠戛斯族名新探》，周偉洲主編：《西北民族論叢》第20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 [139] E. G. Pulleyblank,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1, pp. 311, 168. [140] “突厥”的于闐文tturka-, ttruka-，藏文drug, dru-gu，乃藉由常見音變ur > [u]ru譯自türk而非türküt，參見卓鴻澤：《吐谷渾的藏文拼寫、藏文名稱及其阿爾泰語源》，沈衛榮主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3輯，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30頁；關于ur > [u]ru是一種常見的音變，參見H. W. Bailey, Indo-Scythian Studies Khotanese Texts VII,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01;關于粟特語中與-u-有關的音位置换，參見S. G. Kljaštornyj& V. A. Livšic, “The Sogdian Inscription of Bugut Revised”.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ScientiarumHungaricae, Vol. 26, No. 1 (1972), pp. 87-88;中譯文參見克利亞什托爾内（S. G. Kljaštornyj）、列維謝茨（V. A. Livšic）著，陳浩譯：《第一突厥汗國〈布古特碑〉釋讀》，陳浩主編：《西方突厥學研究文選》，商務印書館，2020年，第51頁。 [141] 周建奇：《鬼方、丁零、敕勒（鐵勒）考釋》，《内蒙古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第33頁；劉迎勝：《華言與蕃音：中古時代後期東西交流的語言橋樑》，第63頁；包文勝：《鐵勒歷史研究》，2008年，第43－45頁；包文勝：《鐵勒族名考——兼談史料中的狄系諸族名》，《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第150頁。 [142] 蒙古語terge是所有車輛的總名稱；《元朝秘史》中的“帖列格”和“帖列堅”一般復原爲telege和telegen，意爲“大型車輛”；terge的古蒙古語讀音爲tergen，telege / telegen的古代寫法是telgen，tergen與telgen同源，其中r / l音的差異源自方言替换，參見白鳥庫吉著，何建民譯：《匈奴民族考》，林幹編：《匈奴史論文選集》（1919－1979），第214－215頁；包文勝：《鐵勒族名考——兼談史料中的狄系諸族名》，《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第153頁；包文勝：《鐵勒族名再考——兼談高車與康里及相關部名》，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36輯，第98、99頁。關于tergen —> terge“車”等詞中的-n脱落，屬于蒙古語的一種常見語音現象，參見哈斯巴特爾：《阿爾泰語系語言文化比較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84頁。 [143] 關于鮮卑語屬于一種古蒙古語或原蒙古語的假説，自巴贊（1950）、李蓋提（1970）等學者作出翔實而有力的論證以來已逐漸成爲學界主流看法，參見Louis Bazin, “Recherches sur les parlers T'o-pa”, T'oungPao, Second Series, Vol. 39, Livr. 4/5 (1950), pp. 228-329; Louis Ligeti, “Le Tabghatch, un dialecte de la langue Sien-pi”, in: Louis Ligeti ed., in: MongolianStudies (Bibliotheca Orientalis Hungarica, Vol. XIV),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0, pp. 265-308; Д. 卡拉著，范麗君譯：《蒙古人的文字與書籍》，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頁；亦鄰真：《中國北方民族與蒙古族族源》，烏雲畢力格、烏蘭編：《般若至寶：亦鄰真教授學術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06－112頁；聶鴻音：《鮮卑語言解讀述論》，《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劉迎勝：《西北民族史與察合台汗國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5頁；劉迎勝：《察合台汗國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頁；姚大力：《論拓跋鮮卑部的早期歷史——〈讀魏書·序紀〉》，氏著：《北方民族史十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5頁注1。由于婆羅米文《慧思陶勒蓋碑》的解讀近期取得突破，銘文所用語言（Vovin早先認爲即是拓跋語即一種鮮卑語，較新的看法則認爲更可能是柔然語）屬于一種原蒙古語的假説在較大程度上得到證實，並且它比契丹語要更加接近蒙古語主支，這也爲基本處于同一時期且與之關係密切的鮮卑語的系屬確定提供了堅實的證據；參見Dieter Maue, “Signs and Sounds”, Journal Asiatique 306.2 (2018): 291-301; Alexander Vovi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Journal Asiatique 306.2 (2018): 303-313; Alexander Vovin, “Groping in the Dark The First Attempt to Interpret the Bugut Brāhmī Inscription”, Journal Asiatique307.1 (2019): 133. [144] 劉義棠：《維吾爾研究》，正中書局，1986年，第79－80、87頁。 [145] 周建奇：《鬼方、丁零、敕勒（鐵勒）考釋》，《内蒙古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第39頁。 [146] 孟廣耀：《遼代烏古敵烈部初探》，《中國蒙古史學會成立大會紀念集刊》，中國蒙古史學會編印，1979年，第246頁；周建奇：《遼代契丹半丁零：〈遼史〉中的迪輦爲高車丁零異譯補證》，《内蒙古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第91－94頁；賈敬顏：《東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叢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54、67頁。 [147] 林梅村：《西域地理劄記》，氏著：《古道西風：考古新發現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267－269頁；反駁的意見參見阿爾丁夫：《蒙古和其他北方民族文史論叢》，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30頁。 [148]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o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JournalAsiatique 306.2 (2018): 318. 中譯文參見魏義天著，敖特根、馬納琴譯：《慧思陶勒蓋碑銘的歷史背景》，劉進寶主編：《絲路文明》第五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53頁；反對的意見參見Alexander Vovi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JournalAsiatique 306.2 (2018): 304. [149]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o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Journal Asiatique 306.2 (2018);Alexander Vovi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 Journal Asiatique 306.2 (2018);Alexander Vovin, “Groping in the Dark The First Attempt to Interpret the Bugut Brāhmī Inscription”, Journal Asiatique 307.1 (2019). [150] 周建奇：《鬼方、丁零、敕勒（鐵勒）考釋》，《内蒙古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第33頁。 [151] 周偉洲：《敕勒與柔然》，第15－30頁。 [152] 一般認爲，較早南遷的丁零族與敕勒（勤）族之間並不存在直接的族源關係，敕勒（勤）即高車的族源與留在漠北並同匈奴餘部發生融合的那部分丁零族直接相關，參見胡玉春：《再論丁零與敕勒、高車之族源關係》，《陰山學刊》2015年第2期，第25頁；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第11－24頁。 [153] 毛鳳枝著，李向菲、賈三强點校：《毛鳳枝金石學著作三種》，第10頁；陳世良：《敕勒非丁零考辨》，《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第74頁。 [154] 于提和宋雲都是北魏朝廷派出的對外使節，所記外國名號多經過官方專業譯語人員確認，準確度較高；另有證據表明，于提之子于謹擅長多國外語，其中很可能也包括高車（敕勤－鐵勤）語在内，而于謹之孫即于孝顯，這就更加提升了《于孝顯碑》中“勑勤”記録的可信度。關于宋雲出使身份及在使團中所處地位的討論，參見余太山：《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第48、269頁；顏世明：《宋雲、惠生行記研究》，《青海民族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第115頁；對于謹“兼解諸國語”的分析，參見張金龍：《北魏政治史》（七），甘肅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35頁。 [155] 周偉洲：《敕勒與柔然》，第45頁。 [156] 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第22頁。 [157] 鍾興麒：《丁零、高車、柔然、敕勒和鐵勒考辨》，《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88年第2期，第58頁。 [158] 余太山：《嚈噠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5－16、189、194頁。 [159] 唐張守節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太羹長路正北，經沙磧，十三日行至其國。”《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三《隴右道四·伊州》載：“伊州，本漢伊吾盧地，漢書謂鐵勒國也，在燉煌之北，大磧之外，非九州之域。”（參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中華書局，2007年，第2961頁）《太平御覽》卷七四《地部三九·沙》中也有“伊州，鐵勒國也，而路多沙磧，磧内時聞叫唤聲，不見人，或聞歌笑之聲，蓋鬼物也”的記載（參見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第349頁；校點本參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45頁）。從時代及地域來看，上述材料中地近伊州、路多沙磧的“鐵勒國”就是指以契苾、薛延陀爲首的鐵勒人7世紀初在準噶爾盆地一帶建立的汗國，據本文應復原爲“鐵勤國”。關于契苾－薛延陀聯合建立鐵勒（勤）汗國一事，參見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第348－357頁；段連勤：《隋唐時期的薛延陀》，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37－49頁；錢伯泉：《鐵勒國史鉤沉》，《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 [160] 羽田亨：《九姓回鶻とtoquz oγuzとの關係を論ず》，氏著：《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歷史篇，同朋舍，1957年，第377－378頁；馬長壽：《突厥人和突厥汗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83頁；小野川秀美著，王恩慶譯：《鐵勒考》，《民族史譯文集》第6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歷史研究室資料組，1978年，第29－37頁；片山章雄著，邢玉林、劉世哲譯：《關于Toquz Oγuz與“九姓”的幾個問題》，《世界民族》1986年第5期，第42－44頁；松田壽男著，陳俊謀譯：《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研究》，第271、473、474頁；周偉洲：《敕勒與柔然》，第7頁；楊聖敏：《突厥即鐵勒考》，王宗維、周偉洲編：《馬長壽紀念文集》，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楊聖敏：《可薩與鐵勒考》，中央民族學院民族學系、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編：《民族·宗教·歷史·文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第509－511頁。對此觀點較新的討論或引用參見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頁；Cheng, Fangyi (2012). “The Research on The Identification Between Tiele (鐵勒) and The Oγuric Tribe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9, pp. 85-86; 管俊瑋：《胡漢語境消解與史官的歷史書寫——以司馬光〈資治通鑒〉爲例》，《武漢大學2014年歷史學博士論壇論文集》，第33頁；杜旭初：《論古突厥語與鮮卑語的部落名號後綴》，沈衛榮主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7輯，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34頁；王小甫：《中國中古的族群凝聚》，中華書局，2012年，第2頁；王小甫：《邊塞内外》，東方出版社，2016年，第17、261頁。 [161] 岑仲勉：《突厥集史》，第7頁；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第42－46頁；劉迎勝：《華言與蕃音：中古時代後期東西交流的語言橋樑》，第62頁；包文勝：《鐵勒族名考——兼談史料中的狄系諸族名》，《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第148－149頁。 [162] 關于族名“突厥”語源研究較新近的論述，參見卓鴻澤：《雜胡稱兜鍪爲“突厥”説》，氏著：《歷史語文學論叢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2－58頁；Yukiyo Kasai, “The Chinese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of Old Turkish Words in the Chinese Sources from 6th-9th Century: Focused on the Original Word Transcribed as Tujue突厥”. StudiesontheInnerAsianLanguages 29, 2014, pp. 102-110. [163] E. G. Pulleyblank, “The 'High Carts’: A Turkish Speaking People Before the Türks”, AsiaMajorthirdSeries, Vol. 3, Part. 1, 1990, pp. 21-26; 中譯文參見蒲立本著，徐文堪譯：《蒲立本西域史二題》之一《高車——突厥之前的一個説突厥語的族群》，《西域研究》2015年第1期，第97－100頁。 [164] 劉迎勝：《華言與蕃音：中古時代後期東西交流的語言橋樑》，第60頁。 [165] 余太山：《嚈噠史研究》，2012年，第15－16、213頁。 [166] 關于鐵勤的别部與本部，參見本文第八節。 [167] 同羅、僕骨、回紇、延陀等鐵勒（勤）部落被視為突厥别部，參見《舊唐書·張公瑾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2507頁。 [168] 關于oγuz是“烏護”的語源，參見岑仲勉：《突厥集史》，第666－667、867－869、1062頁；哈密頓著，耿昇譯：《九姓烏古斯和十姓回鶻考》，《敦煌學輯刊》1983年第0期，第134－135頁。《中國歷史地圖集》有一幅《西州回鶻、于闐、九姓烏護、葛邏禄等部》圖，在西州回鶻和葛邏禄等部之間、伊麗河流域，標注了一個“九姓烏護”，該部名的語源即是toquz oγuz，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隋·唐·五代十國時期），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圖94。從標準音的角度視之，“烏護”不是oγur / oγuz的精確對音，蓋因“護”字《廣韻》胡誤切，非入聲字，不能體現詞尾的-r / -z音；也有學者從方言音的角度認爲“烏護”是可以和oγur / oγuz對音的，參見杜旭初：《論古突厥語與鮮卑語的部落名號尾碼》，沈衛榮主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7輯，2014年，第30頁。若參照番漢對譯時過濾形態成分之慣例，將-r / -z視爲某種方音詞尾或形態成分不予譯出，即只音譯詞幹部分，則“烏護”與oγu-是完全能夠精確對音的，此時族稱“烏護”也可將oγur和oγuz兩者都包含在内。關于漢語在音譯外語時對形態成分的過濾，參見施向東：《再談梵漢對音與“借詞音系學”的幾個問題》，沈衛榮主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8輯，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181－183頁。 [169] 哈密頓著，耿昇譯：《九姓烏古斯和十姓回鶻考》，《敦煌學輯刊》1983年第0期；哈密頓著，耿昇譯：《九姓烏古斯和十姓回鶻考（續）》，《敦煌學輯刊》1984年第1期；Peter B. Golden, “Nomads of the Western Eurasian Steppes: Ογurs, Οnoγurs and Khazars”, PhilologiaeTurcicaeFundamenta, III, ed. H. Roemer et al., Union Internationale des Études Orientales et Asiatiques, Berlin: Klaus Schwarz Verlag, 2001; Cheng, Fangyi (2012). “The Research on The Identification Between Tiele (鐵勒) and The Oγuric Tribe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9. [170] “鐵勒”這一稱呼在突厥第二汗國時期已經不再出現，參見石見清裕著，胡鴻譯：《唐代北方問題與國際秩序》，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170頁。 [171] 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第25頁。 [172] 馬長壽：《突厥人和突厥汗國》，第13頁；小野川秀美著，王恩慶譯：《鐵勒考》，《民族史譯文集》第6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歷史研究室資料組，1978年，第39頁；松田壽男著，陳俊謀譯：《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研究》，第269頁。 [173] 有學者認爲，從契苾－薛延陀鐵勒汗國成立之前的6世紀90年代開始，作爲準噶爾地區統治部落的薛延陀所主導的聯盟即已經成型，其多次率領鐵勒諸部反抗突厥統治，從處羅可汗徵税引發抗暴事件可以看出，薛延陀在聯盟中自始至終都處于首領地位，而烏護、袁紇等則處于從屬地位；之後薛延陀的勢力始終没有衰退（契苾則衰退了，先西遷熱海，後東投唐朝），故而從西域的鐵勒汗國一直延續到漠北的薛延陀汗國，至7世紀40年代汗國滅亡爲止，前後共計約五十年之久。參見Б. Еженханұлы, Туцзюеши мен гаочэ: көне қытай жазбаларындағы қыпшақтар, Түркологиялық жинақ. – Астана: «Сарыарқа» баспа үйі, 2012, С. 316-323. [174] 片山章雄認爲，“鐵勒”是來自中國的他稱，也是突厥諸部落的總稱，但在突厥第二汗國時期不使用這一總稱，因此不可能在突厥碑文中發現鐵勒的原音，參見片山章雄著，邢玉林、劉世哲譯：《關于Toquz Oγuz與“九姓”的幾個問題》，《世界民族》1986年第5期，第43－44、52頁。 [175] 亦鄰真：《中國北方民族與蒙古族族源》，烏雲畢力格、烏蘭編：《般若至寶：亦鄰真教授學術論文集》，第115－116頁；韓儒林主編：《元朝史》上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頁；白玉冬：《九姓達靼遊牧王國史研究（8－11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2、6、15、32、55頁。 [176] 穆廣文：《維吾爾族的起源和居地考》，《中央民族學院學術論文選集·史學》，中央民族學院科研處，1980年，第85－87頁。 [177] 羽田亨：《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歷史篇，第325－394頁；哈密頓著，耿昇譯：《九姓烏古斯和十姓回鶻考》，《敦煌學輯刊》1983年第0期；哈密頓著，耿昇譯：《九姓烏古斯和十姓回鶻考（續）》，《敦煌學輯刊》1984年第1期；Peter B. Golden, “Nomads of the Western Eurasian Steppes: Ογurs, Οnoγurs and Khazars”, PhilologiaeTurcicaeFundamenta, III, ed. H. Roemer et al., Union Internationale des Études Orientales et Asiatiques, Berlin: Klaus Schwarz Verlag, 2001; Cheng, Fangyi (2012). “The Research on The Identification Between Tiele (鐵勒) and The Oγuric Tribe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9. [178] 關于“别部”、“别種”及“雜種”等詞涵義的較新研究，參見王義康：《魏晉“雜胡”釋義問題探析》，《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第55頁；李志敏：《魏晉六朝“雜胡”之稱釋義補説——兼同王義康先生商榷》，《喀什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張俊明、劉有安：《我國古史籍中“别種”“别部”考辨》，《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謝思煒：《“雜種”與“雜種胡人”：兼論安禄山的出身問題》，《歷史研究》2015年第1期。 [179] 岑仲勉：《突厥集史》，第1080－1082頁；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第480頁；陳懇：《漠北瀚海都督府時期的回紇牙帳——兼論漠北鐵勒居地的演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1期。 [180] 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第480頁；陳懇：《漠北瀚海都督府時期的回紇牙帳——兼論漠北鐵勒居地的演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1期；李丹婕：《瀚海都護府與瀚海都督府之辨——兼及唐前期管轄北方遊牧部族勢力的軍政建制及其調整》，《民族研究》2019年第6期，第91－94頁。 【註】文章原載於《歐亞學刊》新11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6月，第59—8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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