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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27岁的汉武帝下诏向朝中诸儒问策，71岁的公孙弘应诏写下《举贤良文学对策》（又称《贤良策》）。 在一百余篇对策中，公孙弘的对策本来被主管文化教育的机构太常判为“第居下”（等级为下等）呈给汉武帝，汉武帝阅后却将公孙弘的对策擢为第一，并亲自召见他，后拜他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此后，短短几年时间内，公孙弘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从布衣变为宰相，成为西汉建立以来第一位以丞相封侯者，开创了“以丞相封侯”的先例。 观人类文明历史，知西汉乃伟大时代，汉武帝乃伟大人物。汉武帝问策，其中必有奥妙，被汉武帝擢为第一的公孙弘对策，其中也应有玄机。  汉武帝在其诏书中首先列举了一些祥瑞出现、山川鸟兽人各得其宜的治世现象，向诸儒表明了他对上古治世的向往：“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并明确向他们发问：“今何道而臻乎此？”汉武帝在诏书中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复兴上古五帝三王之治。 他的问题可分为两个层面：理论层面“至治之世是什么”，技术层面“怎样才能造就至治之世”。汉武帝期待朝中诸儒能圆满作答。 “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按正常逻辑，公孙弘应当先从“是什么”谈起，公孙弘对策却反其道而行之，从“怎么办”谈起，努力上接“是什么”。公孙弘承接汉武帝的发问，直接表明他的观点：“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认为“上古至治”是“遇民信”的结果。 如何“遇民信”？公孙弘在对策中列举八端：因能任官；去无用之言；不作无用之器；不夺民时，不妨民力；有德者进，无德者退；有功者上，无功者下；罚当罪；赏当贤。公孙弘认为，行此八端，则能立信，“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公孙弘所主张的“信”，并非我们现在说的信用，而是诚实不欺之意。公孙弘也并非无缘无故借“信”侈言八端，这八端的反面，正是当朝时政之弊端。公孙弘早年曾在基层做过主管刑狱的小吏，还曾因家贫在海边养猪，对下层情况比较了解，有鲜明的现实主义指向。实事求是、顺乎人心才能立“信”。除信之外，公孙弘还向皇帝谏言“和”，倡导“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认为祥瑞出现、山川鸟兽人各得其宜皆是“和之极也”。 汉武帝发问的重点在于希望诸儒能告诉他怎么做才能重现“上古至治”。公孙弘显然领会了汉武帝的真正意图，借尧舜言治道八事，明显是针对武帝时期的社会状况而发。汉武帝生为帝胄，当时即位已11年，对西汉王朝的情形已基本掌握，公孙弘所言八端，实事求是，切中要害，汉武帝读后有“抓住把手”的感觉，故而对其青睐有加。 汉武帝制诏向诸儒询问国计，除了前文所提的一个总问题外，又接连提了五个分问题：“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智）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按正常行文逻辑，回答者应当先从第一个分问题谈起，公孙弘对策，却又不按套路回答，避开前三个问题，直接从第四个问题谈起。 因为前三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天人感应问题。当时天人感应说笼罩人心，汉武帝也深受影响。尤其是第三个问题——大禹治水，商汤祷雨，是著名的显示圣德之举，汉武帝却问：大禹既然有圣德，为何会遇洪水？商汤既然有圣德，因何会遇大旱？是他们的圣德招致的水旱吗？还是另有缘由呢？这些著名而庸俗的话题，自春秋战国以来便受到广泛的讨论，学者们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故而汉武帝发问的潜台词是：天人感应真的可信吗？如果可信，朕应当从哪些地方入手？这些话题，汉武帝以前曾咨询过董仲舒等一批人，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故而又问计于公孙弘等另一批人。 公孙弘没有冲撞天人感应学说，而是从天人感应说陈陈相因、讲也讲不清的“迷魂阵”中穿越而出，清醒地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考察现实，技术性地应对现实。除了前面所言“信”“和”之外，又分析“仁义礼知（智）”四者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而“仁义礼知（智）”皆与人有关，“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并认为“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顺便还把第五个问题给予了回答：“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只要立足于现实，教导人民崇尚“仁义礼知（智）”，就能将先人开创的功业传之后世。 毕竟第三问皇帝较为关心，公孙弘也不可能完全避而不谈，在文末，他只是轻描淡写几句：“臣闻尧遭鸿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之余烈也。桀纣行恶，受天之罚。”认为坏因是前面种下的，故而才有禹汤的水旱，但水旱与禹汤的圣德无关，其意还是人要发挥作用，“禹汤积德，以王天下”。 汉武帝诏问指向“天”，公孙弘对策指向“人”，天道虚渺，难以捉摸，人事笃实，大有可为。公孙弘虽未正面回答皇帝所问天人感应问题，但立足于人事、切中肯綮，却深得武帝诏问之意。 公孙弘开篇专门言“信”，也有拾遗补阙之意。汉武帝在诏书中所问第四个问题是：“仁义礼知（智）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当时人们将“仁义礼智信”并称为五常，如董仲舒在向汉武帝上的《举贤良对策一》中就提出：“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汉武帝诏书却于五常中遗漏了“信”，公孙弘知道却不明说，而是在其对策中巧妙地开篇将“信”点出，毫无违和之感。 此外，汉武帝在诏书中描述上古治世山川鸟兽人各得其宜的现象时，提到“北发渠搜，南抚交阯”，用于表现上古治世影响远及四方。公孙弘在其对策中，对于诏书中提到的治世现象也都再次一一列举，以表明他对诏问的重视，“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唯独不提“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而是用“远方之君莫不说（悦）义，奉币而来朝”来表达同样的意思。 清代经史考据大家王先谦认为“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这八个字，乃皇帝诏书用错了典故。“北发渠搜”语出《大戴礼记·少间》：“夷夏同风，海外肃慎、北发、渠捜、氐、羌来服。”渠捜是西域之国，不在北方，北发为北狄地名，而汉武帝诏书却把“北发”与“南抚”对举，明显是误用。公孙弘以贤良文学两次被征为博士，熟知天文地理人事，对于汉武帝在诏书中错用典故心知肚明，但他在对策中却略而不言，这或许与公孙弘的经历有关。 公孙弘早年曾为狱吏，因有罪而被免职。从40余岁开始学《春秋》。60岁时，曾以贤良文学被武帝征为博士，出使匈奴，回来向武帝汇报工作，因不合上意，惹怒武帝，吓得他以病为由辞官回乡。10年之后，汉武帝复征贤良文学，公孙弘又被郡国推荐至朝廷。这一次，公孙弘有了与汉武帝打交道的经验，老成持重的他知道皇帝诏问意图何在，在对策中不纠结于皇帝诏书的细枝末节，而是突出重点。 公孙弘的《举贤良文学对策》对于我们今天写好对策类的公文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对策文章不同于工作总结，也不同于理论文章。对策文章强调的是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并不需要像工作总结那么强调全面系统，也毋需像理论文章那样讲究逻辑严密。对策文章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直面问题。文风体现作风，常言道“功夫在诗外”，写好对策文章需要像公孙弘那样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涵养务实的思想和素质。 《举贤良文学对策》可谓是公孙弘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也是汉代政论文中的经典。刘勰在《文心雕龙·议对》中给予很高评价：“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并将其与晁错、董仲舒、杜钦、鲁丕等四人的对策誉为“前代之明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来源：《秘书工作》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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