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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贤良文学对策》对写好公文的启示

 快乐者生存 2022-11-27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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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27岁的汉武帝下诏向朝中诸儒问策,71岁的公孙弘应诏写下《举贤良文学对策》(又称《贤良策》)。

在一百余篇对策中,公孙弘的对策本来被主管文化教育的机构太常判为“第居下”(等级为下等)呈给汉武帝,汉武帝阅后却将公孙弘的对策擢为第一,并亲自召见他,后拜他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此后,短短几年时间内,公孙弘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从布衣变为宰相,成为西汉建立以来第一位以丞相封侯者,开创了“以丞相封侯”的先例。

观人类文明历史,知西汉乃伟大时代,汉武帝乃伟大人物。汉武帝问策,其中必有奥妙,被汉武帝擢为第一的公孙弘对策,其中也应有玄机。

谈“信”谈“和”,切中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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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在其诏书中首先列举了一些祥瑞出现、山川鸟兽人各得其宜的治世现象,向诸儒表明了他对上古治世的向往:“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并明确向他们发问:“今何道而臻乎此?”汉武帝在诏书中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复兴上古五帝三王之治。

他的问题可分为两个层面:理论层面“至治之世是什么”,技术层面“怎样才能造就至治之世”。汉武帝期待朝中诸儒能圆满作答。

“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按正常逻辑,公孙弘应当先从“是什么”谈起,公孙弘对策却反其道而行之,从“怎么办”谈起,努力上接“是什么”。公孙弘承接汉武帝的发问,直接表明他的观点:“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认为“上古至治”是“遇民信”的结果。

如何“遇民信”?公孙弘在对策中列举八端:因能任官;去无用之言;不作无用之器;不夺民时,不妨民力;有德者进,无德者退;有功者上,无功者下;罚当罪;赏当贤。公孙弘认为,行此八端,则能立信,“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公孙弘所主张的“信”,并非我们现在说的信用,而是诚实不欺之意。公孙弘也并非无缘无故借“信”侈言八端,这八端的反面,正是当朝时政之弊端。公孙弘早年曾在基层做过主管刑狱的小吏,还曾因家贫在海边养猪,对下层情况比较了解,有鲜明的现实主义指向。实事求是、顺乎人心才能立“信”。除信之外,公孙弘还向皇帝谏言“和”,倡导“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认为祥瑞出现、山川鸟兽人各得其宜皆是“和之极也”。

汉武帝发问的重点在于希望诸儒能告诉他怎么做才能重现“上古至治”。公孙弘显然领会了汉武帝的真正意图,借尧舜言治道八事,明显是针对武帝时期的社会状况而发。汉武帝生为帝胄,当时即位已11年,对西汉王朝的情形已基本掌握,公孙弘所言八端,实事求是,切中要害,汉武帝读后有“抓住把手”的感觉,故而对其青睐有加。

立足于“人”,避不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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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制诏向诸儒询问国计,除了前文所提的一个总问题外,又接连提了五个分问题:“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智)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按正常行文逻辑,回答者应当先从第一个分问题谈起,公孙弘对策,却又不按套路回答,避开前三个问题,直接从第四个问题谈起。

因为前三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天人感应问题。当时天人感应说笼罩人心,汉武帝也深受影响。尤其是第三个问题——大禹治水,商汤祷雨,是著名的显示圣德之举,汉武帝却问:大禹既然有圣德,为何会遇洪水?商汤既然有圣德,因何会遇大旱?是他们的圣德招致的水旱吗?还是另有缘由呢?这些著名而庸俗的话题,自春秋战国以来便受到广泛的讨论,学者们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故而汉武帝发问的潜台词是:天人感应真的可信吗?如果可信,朕应当从哪些地方入手?这些话题,汉武帝以前曾咨询过董仲舒等一批人,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故而又问计于公孙弘等另一批人。

公孙弘没有冲撞天人感应学说,而是从天人感应说陈陈相因、讲也讲不清的“迷魂阵”中穿越而出,清醒地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考察现实,技术性地应对现实。除了前面所言“信”“和”之外,又分析“仁义礼知(智)”四者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而“仁义礼知(智)”皆与人有关,“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并认为“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顺便还把第五个问题给予了回答:“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只要立足于现实,教导人民崇尚“仁义礼知(智)”,就能将先人开创的功业传之后世。

毕竟第三问皇帝较为关心,公孙弘也不可能完全避而不谈,在文末,他只是轻描淡写几句:“臣闻尧遭鸿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之余烈也。桀纣行恶,受天之罚。”认为坏因是前面种下的,故而才有禹汤的水旱,但水旱与禹汤的圣德无关,其意还是人要发挥作用,“禹汤积德,以王天下”。

汉武帝诏问指向“天”,公孙弘对策指向“人”,天道虚渺,难以捉摸,人事笃实,大有可为。公孙弘虽未正面回答皇帝所问天人感应问题,但立足于人事、切中肯綮,却深得武帝诏问之意。

巧补遗阙,讳错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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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开篇专门言“信”,也有拾遗补阙之意。汉武帝在诏书中所问第四个问题是:“仁义礼知(智)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当时人们将“仁义礼智信”并称为五常,如董仲舒在向汉武帝上的《举贤良对策一》中就提出:“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汉武帝诏书却于五常中遗漏了“信”,公孙弘知道却不明说,而是在其对策中巧妙地开篇将“信”点出,毫无违和之感。

此外,汉武帝在诏书中描述上古治世山川鸟兽人各得其宜的现象时,提到“北发渠搜,南抚交阯”,用于表现上古治世影响远及四方。公孙弘在其对策中,对于诏书中提到的治世现象也都再次一一列举,以表明他对诏问的重视,“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唯独不提“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而是用“远方之君莫不说(悦)义,奉币而来朝”来表达同样的意思。

清代经史考据大家王先谦认为“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这八个字,乃皇帝诏书用错了典故。“北发渠搜”语出《大戴礼记·少间》:“夷夏同风,海外肃慎、北发、渠捜、氐、羌来服。”渠捜是西域之国,不在北方,北发为北狄地名,而汉武帝诏书却把“北发”与“南抚”对举,明显是误用。公孙弘以贤良文学两次被征为博士,熟知天文地理人事,对于汉武帝在诏书中错用典故心知肚明,但他在对策中却略而不言,这或许与公孙弘的经历有关。

公孙弘早年曾为狱吏,因有罪而被免职。从40余岁开始学《春秋》。60岁时,曾以贤良文学被武帝征为博士,出使匈奴,回来向武帝汇报工作,因不合上意,惹怒武帝,吓得他以病为由辞官回乡。10年之后,汉武帝复征贤良文学,公孙弘又被郡国推荐至朝廷。这一次,公孙弘有了与汉武帝打交道的经验,老成持重的他知道皇帝诏问意图何在,在对策中不纠结于皇帝诏书的细枝末节,而是突出重点。

直面问题,写好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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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的《举贤良文学对策》对于我们今天写好对策类的公文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对策文章不同于工作总结,也不同于理论文章。对策文章强调的是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并不需要像工作总结那么强调全面系统,也毋需像理论文章那样讲究逻辑严密。对策文章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直面问题。文风体现作风,常言道“功夫在诗外”,写好对策文章需要像公孙弘那样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涵养务实的思想和素质。

《举贤良文学对策》可谓是公孙弘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也是汉代政论文中的经典。刘勰在《文心雕龙·议对》中给予很高评价:“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并将其与晁错、董仲舒、杜钦、鲁丕等四人的对策誉为“前代之明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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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秘书工作》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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