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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普遍承认《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中曾有过五个题名：《石头记》《情僧录》《红楼梦》《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作者每增删一次，就增加一个题名，它们所题的是同一部小说在不同创作阶段的稿本……却不等于说，作者在甲戌年之前有过五个稿本，实际上，前两次增删即在初稿之上进行，因为目前我们能够肯定确实存在过的稿本只有两本：曹棠村作序之《风月宝鉴》，二是明义、墨香、永忠等所见之《红楼梦》”［1］。 《风月宝鉴》一稿因有甲戌本眉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被学界认为早于《红楼梦》，在乾隆甲戌年（1754）已不存在。 《红楼梦》甲戌本“凡例”开篇说：“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錾'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说明《风月宝鉴》的主旨是要“劝诫”。今本已删“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故事，庚辰本第十一回前有批语：“古今风月鉴，多少泣黄泉。”基本说明秦可卿故事亦在此稿中。 能大致确定属于此稿“妄动风月之情”的还有薛蟠故事、二尤故事、秦钟和智能故事、多姑娘故事等，也就是说今本《红楼梦》中的一些故事是从《风月宝鉴》中发展而来的。《红楼梦》成书研究中著名的“一稿多改”和“二稿合成”的说法，就是围绕这两部书稿的关系而产生的。 目前这方面研究的关注点基本都集中在《风月宝鉴》中有哪些具体情节、是如何被增删成今本《红楼梦》的问题上，但对二者创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却研究不足。 也正是因为对二稿创作思想缺乏了解和深入认知，导致很多人谈“风月宝鉴”而色变。因为研究表明，《红楼梦》的“前身”《风月宝鉴》似乎是专事“淫邪”之书，迫使一些热爱《红楼梦》的学者每提及此就要特意宣布：“《风月宝鉴》决非一部黄色小说。因为其中石头与绛珠仙草的爱情悲剧乃系写'儿女真情’之文字，未可与传统的风月故事等同。且雪芹对'风月’的理解与流俗不同……”［2］，“必须首先说明的是，辨识分析《红楼梦》中由《风月宝鉴》迁入部分的不足之处，或者说异质性，从根本上无损于《红楼梦》的伟大……”［3］。 之所以存在这类缺乏自信的宣告，还是因为对二稿创作思想及其关联缺乏了解。不理解《红楼梦》思想的进步到底在哪里，学术自信也无从谈起。因此，对《风月宝鉴》和《红楼梦》中创作思想嬗变问题的研究亟待展开。 本文尝试提出《风月宝鉴》是传统“女祸”思想的延续，并探讨《红楼梦》作者如何借用了《风月宝鉴》“镜子正反面”分别代表“美女和死亡”的“女祸”思想，巧妙设计了贾宝玉和甄宝玉的两个完全相反、相当于照“风月鉴”正反面的游历，以此宣扬他的政治观。而作者的政治观恰好借助其“女性主义萌芽思想”得以与传统决裂，这也是小说被清廷查禁的原因之一。 作者用镜子的“正即反，反即正”（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二元对立，和贾瑞、贾宝玉、甄宝玉、黛玉和秦钟几种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各自对仕途的态度，来衬托作者思想中的两个正反面（悔和不悔）。 本文结合曹寅《楝亭集》中所体现出来的对出仕和归隐思想的强烈比照，返观《红楼梦》，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明显的相似性。而《红楼梦》作者在运用“劝诫”方法时，摆脱了中国古代小说传统“劝诫”套路的束缚（中国古代凡“劝诫”小说，绝大部分都是用规劝的过程和结果来表现规劝的好处，比如被劝者诚心改过，之后便家道兴盛、子孙功成名就、封妻荫子等，但从未有一部小说像《红楼梦》这样，“劝诫”的结果是无效的）。 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 作者的思想有质的飞跃，而用来表现这一思想的正是新颖而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从而使《红楼梦》“反封建反传统”的思想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从《风月宝鉴》一稿中，《红楼梦》作者借鉴的是形式，改善和提升的是思想。《红楼梦》第十二回，贾瑞病，有道士给他一面镜子“风月宝鉴”（也叫“风月鉴”），并叮嘱他只能照反面，不能照正面。贾瑞在镜子的正面看到的是凤姐的召唤，在镜子的反面看到的却是“一个骷髅立在那里”。于是，贾瑞不顾道人告诫，只看正面，不看反面，最后精尽而亡。这是典型的传统“女祸”思想的表现，即“美女=死亡”，我们后文详论。 在《红楼梦》中，作者没有抛弃《风月宝鉴》中贾瑞的故事，并不代表他赞成其中的“女祸”思想。恰恰相反，《红楼梦》被官府查禁和所谓的“反封建”意识正是“出淤泥而不染”，是从这一窠臼中脱颖而出的结果。 作者借用了“女祸”思想所附着的贾瑞正照“风月鉴”的情节，设计了贾宝玉和甄宝玉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游历，来告诉读者“真”和“假”的定义，进而体现他的政治观。第十二回，贾代儒夫妇要烧“风月鉴”： 只听镜内哭道：“谁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 ［4］ 作者明确提出了“以假为真”的命题。两百多年的《红楼梦》研究一直存在着对小说思想中“真假”的论争。太虚幻境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和小说中江南甄家的存在，更为这一主题铺设了巨大的谜团。 但如果从贾瑞照“风月鉴”故事的角度来看，似乎又另有一番解释。如果“风月鉴”正面即指恶的、坏的、错误的；反面即指善的、好的、正确的。那么，这就是“正即反，反即正”，如果用真假来替换就是“真即假，假即真”（第一百三回甄士隐说：“什么真，什么假！要知道真即是假，假即是真。”）也就是所谓的“假作真时真亦假”。 但是，舒元炜序本中的太虚幻境对联却不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而是“色色空空地，真真假假天”。一般认为是没有修改完好的句子，应该是早期的文字。 那么，作者可能最开始就打算用“真假”来表现其色空观，而他的色空观最终的落脚点是对政治前途的态度，即对出仕和归隐的思考，这个思考是通过甄贾宝玉来体现的。 关于《红楼梦》中甄贾宝玉的关系及其寓意的说法从清代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始终是红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但答案却莫衷一是。 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中认为作者之所以要创造出一个和贾宝玉外貌相同的甄宝玉，就是为了“恐阅者误以贾宝玉为绝特也”［5］，要让人们知道世上的宝玉还有很多；裕瑞在《枣窗闲笔》中认为作者写出的两个宝玉真假难辨，便是妙文，后四十回续作者“不解其旨，呆呆造出甄贾两玉，相貌相同，情性各异”，让二宝玉梦见，是荼毒了作品，而作者的本意应该是写甄宝玉，“受责呼姐妹止痛，及惟怜爱女儿情性”的目的是“先为贾宝玉写照”［6］，即甄宝玉只是为突出贾宝玉而存在；侠人《小说丛话》认为以往的说法都太复杂了，甄宝玉就是指真玉，贾宝玉就是指石头而已［7］；芙萍在《曹雪芹的生活观——小说研究之一》中说：“贾（假）宝玉是甄（真）宝玉的影子”，贾宝玉是“梦中人”，甄宝玉才是作者要表达的对生活的真态度［8］；茅靡在《红楼新话》中认为，甄宝玉和贾宝玉其实就是一个宝玉，即“甄应嘉”者，“真应假”也［9］，诸如此类的说法，不一而足。虽然都指出二人之间存在某种辩证的关系，但也都没说清楚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笔者发现，《红楼梦》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专门设计了两个重要游历，分解了贾瑞照“风月鉴”的故事，即让两个宝玉分别经历“风月鉴”的正反面。 这两个梦中游历和贾瑞照“风月鉴”的关联，始终没有被学术界注意，其实这是反映《红楼梦》思想主脉的典型例证： 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作者创作思想的嬗变轨迹 1.“风月宝鉴”正面：宁荣二公对贾宝玉“以毒攻毒”的性教育 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说自己“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她的任务就是来“访察机会，布散相思”的，即负责教人经历男欢女爱。正因为她的这个“职业”，宁荣二公的魂才会来请求警幻仙姑以女色引诱贾宝玉（即所谓“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 （警幻仙姑）“偶遇宁荣二公之灵，嘱吾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代，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惟嫡孙宝玉一人，……万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令其再历饮馔声色之幻，或冀将来一悟，未可知也。”……“今既遇令祖宁荣二公剖腹深嘱，吾不忍君独为我闺阁增光，见弃于世道，……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令汝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尚如此，何况尘境之情景哉？从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说毕便秘授以云雨之事…… 在贾府先祖眼中，声色是破坏子孙投身仕途经济学问的毒药。但是他们也知道，再严格的外力限制也不可能使子孙超越人性。于是他们选择了一种截然相反的劝诫方式——给他以极致的声色满足：仙女不过如此，何况凡间女子，希冀宝玉能从情欲之念中超拔出来，不要因沉迷女色而自毁前程。 但是，《红楼梦》作者却与古代小说“劝诫”传统决裂，故意让“劝诫”失效，偏让贾宝玉体会过仙界男女欢爱之后，依然逃不过跌入“迷津”的劫数。小说写虽然警幻仙姑让宝玉“快休前进，作速回头要紧”，并告诉他：“此即迷津也……设如堕落其中，则深负我从前谆谆警戒之语矣”，但很遗憾，“只听迷津内水响如雷，竟有许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宝玉被拖到哪里去了？人间。 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人间即是迷津。并且暗示：即便有宁荣二公和警幻仙姑对贾宝玉“入于正路”的声色引导，贾宝玉最终还是没能走上仕途经济的道路（劝诫失灵）。所以，在后文中，我们看到贾府祖先们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教育方式，只是教会了宝玉如何“云雨”。 因此，贾宝玉在太虚幻境中看到的全是貌美如花的女人，经历了和仙境中最美女子的欢爱：我们要注意，其实贾宝玉这次的经历和贾瑞照风月鉴的“正面”同理，即美人和欢爱。作者说贾宝玉所到之处的匾额叫“孽海情天”：“'从今倒要领略领略。’宝玉只顾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盲了。” 我们要留意：这里作者明确指出宝玉在太虚幻境的所见是“邪魔”之事，即和贾瑞的“邪思妄动之症”是异曲同工的。正因为二人照的都是警幻仙姑所制的“风月宝鉴”的“正面”，所以，他们经历的就是“邪”的一面（正= 反）。作者也再次暗示，贾府祖先的劝诫计划终将失败，劝诫是无用的。 2.“风月宝鉴”反面：甄宝玉“见鬼”以后的“改邪归正” 第九十三回，关于甄宝玉，甄家奴包勇这样描述： 从小儿只管和那些姐妹们在一处顽，老爷太太也狠打过几次，他只是不改。那一年太太进京的时候儿，哥儿大病了一场……幸喜后来好了，嘴里说道，走到一座牌楼那里，见了一个姑娘领着他到了一座庙里，见了好些柜子，里头见了好些册子。又到屋里，见了无数女子，说是多变了鬼怪似的，也有变做骷髅儿的。他吓急了，便哭喊起来。 老爷知他醒过来了，连忙调治，渐渐的好了。老爷仍叫他在姐妹们一处顽去，他竟改了脾气了，好着时候的顽意儿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书为事。就有什么人来引诱他，他也全不动心。如今渐渐的能够帮着老爷料理些家务了。 这一段描写很明显是借甄府家奴之口补叙了甄宝玉小时候的游历。这种补叙直接和前八十回内容相呼应，也是后四十回不容易被续写的内容之一。 正是因为以往一些学者想当然地认为后四十回没有价值，说所谓的续作是在模仿贾宝玉游太虚幻境的故事，目的是要强调甄贾宝玉的相似性，才使得甄宝玉的这一游历一直没能被和贾宝玉的游历联系起来看，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关于贾宝玉到底应不应该科举之类的争辩才得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如果仔细分析，其实甄宝玉所到之处与贾宝玉游历的太虚幻境简直是截然相反的两个地方，根本不能说成是模仿。 包勇所说甄宝玉梦中去的地方虽然也有牌楼，也看到好多柜子和册子，但他所到之处却是“一座庙里”，而贾宝玉梦中却是“转过牌坊，便是一座宫门……进入二层门内，至两边配殿”。贾宝玉游历的环境中充斥的是为男女欢爱营造的美好氛围，而甄宝玉游历的环境中却是让人有“灭欲”之感的“庙”。 甄宝玉虽然看到的也是无数女子，但她们却都变成了鬼怪和骷髅。我们要注意，甄宝玉这次经历的是和贾瑞所照“风月鉴的反面”同理：美人即是鬼怪骷髅，即是死亡。 道人让贾瑞照反面，看美人变骷髅，是要救他性命，治疗他的“邪思妄动之症”，结果贾瑞没听，照了正面就死了。甄宝玉看到了“反面”，见了美女变鬼怪骷髅之后，就一改往日和贾宝玉一样的脾气，开始远离女孩子们，“惟以念书为事”。似乎甄宝玉是“得救”了。 甄宝玉虽然没有像宁荣二公那样用美人计教育孙子的祖先，但最终却成为了宁荣二公理想中的样子——专心仕途。他所经历的是“正”的一面，即“色空”，也就是“反=正”。 至此，也许有人会问：作者这是在赞同甄宝玉的选择吗？不是。虽然作者文字中写的是贾宝玉代表“邪”，甄宝玉代表“正”，但不要忘记作者在小说中提醒我们的话：不要看正面，要看反面。 所以，作者的真实思想是：贾宝玉代表的蔑视仕途是“正”，甄宝玉代表的臣服仕途是“邪”，因为我们马上就可以在小说的后四十回中看到贾宝玉对甄宝玉“禄蠹”行为的批判。 作者模仿《风月宝鉴》中镜子的“正反”原理设计的两个游历的目的有两点：一是把一个二元对立的政治观摆在读者面前，即要么出仕，要么归隐；二是告诉读者“劝诫”对贾宝玉来说是无效的。这两点就是我们下面要论证的《红楼梦》作者的创作思想，即二元对立的政治观的基础。 为什么“劝诫”对贾宝玉来说是无效的？这就引出了我们要谈的主要问题：《红楼梦》作者的政治观。《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要谈曹雪芹的政治观，首先来看一下他的祖父曹寅的政治观。 鉴于学界在曹寅对曹雪芹思想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楝亭集》和《红楼梦》之间的继承关系的研究方面已经基本可以达成共识，这里就不多赘言。[10]我们只探讨曹寅的政治态度对曹雪芹创作思想可能产生的影响，或者说是祖孙之间的相似之处。 1.曹寅“出仕和归隐”的矛盾思想的影响：“呜呼！仕宦，古今之畏途也。” 曹寅生前便出版了《楝亭诗钞》（康熙己丑精刊），他的这种思想连今天的我们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何况其孙曹雪芹。 如果说“无论从血统继承还是从文化因缘上看，都可以讲，没有曹荔轩便没有曹雪芹，没有《楝亭集》便没有《红楼梦》。”[11]那么还可以说，从阅读和接受的角度看，没有《红楼梦》也就无法完全彻底地理解《楝亭集》。 从曹寅的《楝亭集》[12]可以看出他对仕途生活的不满和失落，归隐还是出仕始终是他一生都无法解决的课题。他的这种感受又源于他对事业和功名的向往和执着。 曹寅是积极入世的，“莫叹无荣名，要当出藩篱”（《黄河看月示子猷》），他经常感到自己像孤鸟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亦有投林鹊，素色含孤”（《黄河看月示子猷》）。《楝亭词钞别集》第一阙《洞仙歌·三屯道上题龙女庙》说：“都莫管兴亡事如何，但助我乘风，一鞭东去。”此时正值他26岁，作为康熙侍卫随扈东巡。这让我们想到宝钗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志向。 但是另一面，不管他是因为自己是包衣下贱“充任犬马”[13]，还是因为“旧日侲童半服官”（棟亭诗钞》卷五的《南辕杂诗》组诗二十首中的第二首）[14]，他又都时时在作品中流露出对奔波服役、劳累无趣的为官生涯的厌恶和无奈。 《恒河》诗序中说：“因悲世路之险，嗟行役之苦，遂赋此篇”。“慨然叹行役”（《读梅耦长西山诗》）、“尘役苦无厌，俯躬自彷徨。” （《不寐》）“何时来往一身轻”（《人日和子猷二弟仲夏喜雨原韵）他还在写给表弟甘国基的《东皋草堂记》中直白地说： 呜呼！仕宦，古今之畏途也，驰千里而不一踬者，命也。一职之系，兢兢惟恐或坠，进不得前，退不得后，孰若偃仰箕踞于籧蒢袯襫之上之为安逸也？纡青拖紫，新人满眼，遥念亲故，动隔千里，孰若墦间之祭，挦鸡渍酒，倾倒于荒烟丛筱之中，谑浪笑傲，言无忌讳之为放适也？ 这段话道出了他对仕途生活的深层惶恐与忧虑，他实在是不想继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生涯，于是就和表兄设想弃官归隐的美好生活：“予异日倘得投绂以归，徜徉步屧于东皋之上，述今日之言，仰天而笑，斯乃为吾二人之厚幸矣。予家受田亦在宝坻之西，与东皋鸡犬之声相闻。…… 中年以后，事业虽然又有所发展，但曹寅的归隐之念逐渐加深。感叹“宦游常苦累”（《西轩赋送南村还京，兼怀安侯姊丈冲谷四兄，时安侯同选》）“人生富贵聊复耳，怀抱于今何有焉。”（《三月六日登鼓楼看花》）经常想到退隐。看到弟弟，会说“掩泪看孤弟，西山思郁陶”（《北行杂诗》），想效仿伯夷和叔齐隐居首阳山的行为。与朋友们诗酒唱和，也会羡慕他们可以有隐居避世、参悟禅理之愉“清时低赁伯通庑，残年高枕瞿昙书。”（《一日休沐歌》） 直到他辞世的前一年，他还在诗中说“每于欹枕际，时起入山心”（《睡适》）。明明一生都在官场谨慎经营，却要时常对归隐神思遐往。只要看到友人可以离世蛰居，便生出羡慕之意“执戟起家同避世，荷锄归隐即真儒。”（《郑谷口将归索赠》） 些微事物也能引发他退隐的念头“三十六陂身已到，不胜清冷欲归难”（《和芷园消夏十首·盆荷》）只要有机会给族人写诗，便要说“交游山水间……烟霞相与期”（《松茨四兄远过西池，用少陵“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十字为韵，感今悲昔成诗十首》）。 独自观景时亦会想到“欲寻幽境挂瓢笠”（《虎丘僧轩坐雨，迟培山未至漫成》）。奉差偶寓乡村，更是满腹离世之感“散发坐疏林，遥山入空绿。”“俗客不入山……经营无我心，茗香睡方熟。”（《村居二首》）令他心生退隐之念的不仅是仕途的艰辛和壮志不得酬，还有对朝堂政局风云变幻之迅速的担忧与无奈“诸君诸君慎相见，长安容易改头面。隐囊纱帽吾何恋，不惜频来布亲串。”（《一日休沐歌》）以及对家世凋零的慨叹“奕世身名悲汩没”（《呼卢歌》），甚至还有对身处宦海、时政动荡的隐隐恐惧“忽忆寒蝉号，西风发深警”（《闻蛙》）、“荣名罚恒忧”（《松茨四兄远过西池，用少陵“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十字为韵，感今悲昔成诗十首》）。 曹寅的诗始终在出仕和归隐的思想间徘徊。他的这种矛盾心态，被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一语道破。贾政不是曹寅，但在对待归隐的问题上，他们不无相似之处。 我们还记得第十七回贾政见到稻香村时说：“倒是此处有些道理。固然系人力穿凿，此时一见，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他不是不知道这是虚假风景，但依然愿意在假景色所提示的情感里去寻找真的归隐之感。 这种缘木求鱼、自欺欺人的态度立刻被宝玉嘲笑了一番。宝玉所嘲笑的不仅是稻香村“人力穿凿”之假，更是贾政对做官本来很执着，且殷切盼望子辈、孙辈也统统都做官，自己却时时把归隐挂在嘴边的假情假意。 莫说是贾政或曹寅，绝大部分的士大夫皆如此。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历史上大多数文人归隐的意图本来也是为了更好的谋求名声与官位。因此，在《红楼梦》中，曹雪芹让宝玉为了家族的荣誉和报答亲恩而参加科举，然后毅然决然弃世而去，这里面没有矛盾，没有犹豫，在曹雪芹眼中，这才是真正的归隐，真正的两全其美。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出仕和归隐的态度比起曹寅在《楝亭集》中混沌的表现而言，就显得有自知之明和明朗清晰很多。贾宝玉骂官员是禄蠹，他真心不喜仕途。但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必然要去经营他不喜欢的“仕途经济”。因此他才对女孩们说：“事事我常劝你，总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是。比不得我们没这清福，该应浊闹的。” 他不喜女孩谈仕途经济，是在替她们不值和遗憾。因为女性原本可以远离，不像男人们摆脱不了为家族、为生活不得不走进俗世，混迹于江湖的厄运。 作者说后悔自己荒废一生，不听父兄之教，这是真情的流露。他对自己的行为不符合礼法和世情、没有为家族增光抱有某种遗憾和无奈。如同曹寅在康熙四十二年的诗作《读洪昉思稗畦行卷感赠一首兼寄赵秋谷赞善》中说：“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文章恐惧成。礼法谁尝轻阮籍，穷愁天亦厚虞卿。纵横捭阖人间世，只此能消万古情。” 宝玉对仕途的独到看法和决绝的做法，恐怕与曹雪芹对祖父内心在出仕和归隐上的挣扎和矛盾的体悟不无联系。他深刻理解了曹寅所描述的“呜呼！仕宦，古今之畏途也”的可怕事实。 作者在表现政治思想时也使用了一面“风月宝鉴”，也有正反两面。正面是“悔”，即他自己说的“实愧则有余，悔则无益”，而反面则是“不悔”，即他借贾宝玉所表现出来的喜欢女性、选择归隐。 他用辩证的方法将两种性格的两种命运分别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辩证思想。而且古代读书人都明白：“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红楼梦》作者却恰恰相反，他让贾宝玉为完成孝道去应科举考试，而后决然离去，不为朝廷效力，这与很多归隐、拒绝出仕的明遗民有什么区别？ 曹寅一生多有明遗民朋友，经常诗文唱和，不能说完全不受其影响。一部《红楼梦》就是一篇拒绝出仕、拒绝为清廷服务的宣言，又怎么能让朝廷不列入禁书严查呢。 2.《红楼梦》和中国古代小说中“劝诫”功能的区别：作者对“劝”的反抗 《红楼梦》中的“劝诫”一点也不比别的古代小说少，但它之所以能给人非劝诫小说之感，是因为作者在被劝者的态度和结局的处理上的差异。中国古代不同文体和题材的各类小说，绝大多数作者都秉持同一个初衷，即“警世”“劝世”。他们讲一些充满危险、狡诈、欺骗、性犯罪、不道德的故事，希望这些故事的结局——善恶有报，能令世人产生畏惧和退缩的情绪。 比如《肉蒲团》是古代狭邪小说的典型，但作者在言及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肆意描写淫欲的小说时却表现得振振有词，说出了一番惊世骇俗的大道理，为证明自己“以毒攻毒”的警世、劝世的创作价值，作者居然建议读者把色情故事当作经史来读。 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说：“《金瓶梅》，秽书也。……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诫，非为世劝也。”［15］以淫劝淫，与《红楼梦》中贾宝玉祖先之所为毫无二致。 对这种无趣的套路，《红楼梦》作者有清醒的认识：“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 但是更加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凡“劝诫”小说，绝大部分都是用规劝的过程和结果来表现规劝的好处，比如被劝者诚心改过之后就能遇难成祥、家道兴盛、子孙功成名就、封妻荫子等，基本上没有哪个作者苦口婆心规劝一番，最后却毫无结果，或者是作品中人物依然表现出无奈和反抗的。 《红楼梦》正是这里面的“异类”。《红楼梦》中最著名的“劝”就是宝玉最知己的两个朋友：黛玉和秦钟的“劝”。这种“劝”所反映的恰恰是“不劝”， 是个人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时采取的“绥靖政策”，也更加深刻体现了封建制度的巨大的不可抗拒力。 宝黛之间“求全之毁，不虞之隙”，“求近之心，反而求远”，“看来两个人原本是一个心，但都多生了枝叶，反弄成两个心了。……如此看来，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 如此之话，皆他二人素习所存私心，也难备述”（第二十九回），作者为了表现这种奇特的情感而刻意安排了黛玉的几次“劝”，其矛头决非指向劝诫本身，因为三次宝黛关于“仕途经济学问”的冲突都以不了了之而告终。黛玉所谓的“劝”并非真劝，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无奈或者试探，和以往古代“劝诫”小说迥然有别。 秦钟在宝玉心中的身份地位堪比黛玉。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留下了和自己过去相反的言论：“并无别话。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了。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第十六回） 庚辰本此处有两条重要批语：“此刻无此二语，亦非玉兄之知己。”（侧批）“观者至此，必料秦钟另有异样奇语，然却只以此二语为嘱。试思若不如此为嘱，不但不近人情，亦且太露穿凿。读此则知全是悔迟之恨。”（眉批） 秦钟临终的劝，脂砚的批，已经早在第十六回就和作者开篇的“悔”遥相呼应，给了读者暗示。虽然当时没有写明宝玉的态度，但《红楼梦》惯于伏线千里，宝玉后四十回所以能参加科举的根由，可追溯至此。 黛玉一介弱女子，看到宝玉被迫读书，痛苦不堪，当然要“劝”；秦钟面对死亡，有顿悔之心时，当然要“劝”。但他们对宝玉的规劝都是在极度无奈和被动的状态下说出的，他们的“劝”就是一种自我理想崩塌时的不得已而为之，是作者用来表现社会制度之影响力的方式，和其他古代小说作者说教之后想要达到的目的有本质不同。 这是作者更为突出地表现其反封建思想的地方：他用来表现封建制度巨大吞噬力的方式是浓墨重彩地描写新生力量的死亡和无奈地妥协，而不是封妻荫子、世代为官的满足感的建构。 《红楼梦》作者在一开篇便明确说出写这部书的目的就是要讲明自己“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并且在作品中不断设置各种人物对男主角贾宝玉进行各种“规劝”。比如袭人、宝钗、湘云劝他读书上进，贾母、王夫人、贾政劝他为家族争荣，甚至连死去的祖先也要托梦劝他莫要迷恋女色，这些人皆是软硬兼施。 作者让贾宝玉整日生活在“劝诫”中，但却完全不给他听进去的机会。宝玉依然口口声声坚持：“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第三十六回）“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人事莫定，知道谁死谁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遂心一辈子了。”（第七十一回） 更不管什么祖先之“色劝”，梦醒后立刻和袭人实践刚刚学到的云雨之事。甚至在面对两个最重要的知己的“劝”时，依然故我，在黛玉劝他“改了罢”时，还说：“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第三十四回） 可见，《风月宝鉴》的“女祸”思想并未影响到《红楼梦》作者，也就是说，古代小说的“劝诫功能”到了《红楼梦》就失效了，各种人的规劝之后，小说主人公依然坚持以批判社会现实的态度写作。 所以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16］。同时也证明了《红楼梦》作者坚定的“反传统反假道学”意识，而这种意识在小说中的具体表现是通过反《风月宝鉴》“女祸”思想实现的。 传统“女祸”思想认为“女人是祸水”， 而《红楼梦》作者偏要为女性树碑立传，宣扬女性的美，提倡至情至性，倡导真情实感。 传统“女祸”思想包括很多内容，美貌、妇言等都是亡国灭族的根源。“红颜祸水”的说法，古已有之。《史记·外戚世家》《列女传补注》《春秋左传诂卷十八》《韩非子·十过》等诸多史书、子书都有论述，古代小说中亦是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绝大部分古代小说中都免不了“女祸”描写，女性的“破坏力”在小说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在诸多女性带给男性的“祸事”中，美貌惹的“祸”最可畏惧［17］。 1.“风月鉴”的功用与疗效：《风月宝鉴》故事的“女祸”思想。 传统“女祸”思想在《红楼梦》初稿之一的《风月宝鉴》中依然发挥着强大的威力。前文说过，今本《红楼梦》第十二回“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应该是《风月宝鉴》原有的故事。这个回目在已知的脂本中基本没有异文。 中国古代小说从宋元话本起就有“头回”，它“在情节上和正话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但它对正话却有启发和映带作用”［18］ 贾瑞照“风月鉴”故事在《红楼梦》中的叙事作用与话本“头回”的功能相似，但却又有不同。 不同之处在于，贾瑞的故事并不是开篇便出现的，另外，“头回”是为了突出正话的主题思想，但“风月鉴”故事应该是《风月宝鉴》一稿中的，也就是说，曹雪芹在对整部小说的创作中只是把《风月宝鉴》中贾瑞的故事当作了一个基础模板，其主题思想内涵却与之无关，甚至与之相反。 我们先来看贾瑞故事的内涵，也就是《风月宝鉴》一稿创作思想的主旨：“女祸”，美人即是死亡。 《红楼梦》第十二回，作者说：“（道士）从褡裢中取出一面镜子来”，己卯本此处夹批说：“凡看书者从此细心体贴，方许你看，否则此书哭矣。可见，这面镜子在小说中的重要性，作者在这面镜子后面解释了一句：“两面皆可照人”，己卯本此处又有夹批，说得更明白：“此书表里皆有喻也。” 也就是说，镜子是小说的喻体，镜子的正反面，就代表了小说的“表里”，这部小说是有寓意的。 我们再来看这面镜子的基本信息：（1）制造者：“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2）功能：“专治邪思妄动之症”；（3）疗效：“有济世保生之功”；（4）治疗对象：“聪明杰俊，风雅王孙”，己卯本夹批又解释为“所谓无能纨绔是也”，即镜子专门治疗无能的纨绔子弟的邪思妄动之症的，把他们从对女性的迷恋中拯救出来，让他们走上济世保生、争取仕途的正确道路，即改邪归正；（5）使用方法：“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己卯本夹批又进一步解释说：“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庚辰本侧批：“谁人识得此句！”两个本子的批语都指向这句话，可见其重要性。 《风月宝鉴》作者要警醒男性读者：沉湎女色的最终结局就是死亡。把女性看作是红粉骷髅，放弃迷恋方能走上正途。 从这一点上看，《风月宝鉴》和以往的小说在“劝惩”的创作目的上几乎没有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研究者会担心对《风月宝鉴》的更深一步分析会“影响”《红楼梦》的经典魅力的部分原因所在。 2.《红楼梦》作者以“为闺阁昭传”的写作目的宣布与传统思想的决裂。 （1）面对社会现实时：贾宝玉的“后悔” 《红楼梦》第十二回，在贾瑞看到“风月鉴”反面是一副骷髅的文字之后，己卯本有批语道：“所谓'好知青冢骷髅骨，就是红楼掩面人’是也。作者好苦心思。” 作者什么苦心？应该是前面所说，希望能够“治邪思妄动之症，济世保生”，即作者的劝诫，也是“自悔”。作者在开卷第一回中说：“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 此一段悔恨之意并非作者矫揉造作，虚情假意，联系《风月宝鉴》情节看，这恰恰是作者要展示给读者的思想的“正面”，即面对现实时，作者是后悔的，唯其后悔，所以才要在小说中以一面能治疗他往日纨绔子弟身上所有的毛病、能把他引导到正路的镜子为隐喻，在镜子的两面分别给出了两种人生选择；而甄宝玉和贾宝玉正是这两种人生选择的描写的展开。 （2）面对内心的理想时：贾宝玉的“不悔” 《红楼梦》第一百十五回题目中有“证同类宝玉失相知”，虽然没有明言“失相知”者到底是贾宝玉还是甄宝玉，但从文字意思上看，失相知者是贾宝玉，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认识。 作者让甄贾宝玉相见，互相试探彼此对仕途的看法。贾兰因赞同甄宝玉，而被贾宝玉认为：“这孩子从几时也学了这一派酸论！”直至甄宝玉说出真心话：“…… 显亲扬名……著书立说……言忠言孝……立德立言……不枉生在圣明之时，也不致负了父亲师长养” 育教诲之恩。”贾宝玉的感受是： 今儿见面原想得一知己，岂知谈了半天，竟有些冰炭不投。……宝钗便问：“那甄宝玉果然象你么？”宝玉道：“相貌倒还是一样的，只是言谈间看起来并不知道什么，不过也是个禄蠹。”……宝玉道：“他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 且不论后四十回这段文字的作者为谁，他描写的贾宝玉对仕途的看法和前八十回中基本是一致的。 可见，作者让贾宝玉表现出对甄宝玉仕途观的厌恶，是为了告诉读者：面对内心的理想时，和初稿之一的《风月宝鉴》不同，《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不悔”的，作者自己也是不悔的，而他表现自己“不悔”的最好证据就是他在小说中对女性的无尽赞美。 （3）表现“不悔”的方式：为闺阁昭传。 我们研究《红楼梦》在清朝为什么被禁时一般都强调它可能有僭越或违禁内容，其实也不妨从性别制度建构的角度来考虑。姑且不论《红楼梦》甲戌本凡例的作者是曹雪芹还是脂砚斋，抑或是书贾、无名氏，它都直截了当地向读者宣布了这部小说的内容主旨和创作目的：“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一并使其泯灭也。” 作者因为看到了一些性别的不平等现象，企图为女性树碑立传，希冀唤醒更多人的同情，公然与主流意识对抗，这种想法和做法对性别制度来说有相当大的解构作用，不利于女教的传播，当然会引起朝廷的反感和提防。 更主要的是，这种文字的确引发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程甲本序）。另外，《红楼梦》的出现除了在闺阁中引发了强烈震撼之外，甚至也是推动女性参与小说创作的因素之一。 魏爱莲在《美人与书：19 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中认为中国19 世纪的闺阁女性开始大量阅读小说并进行小说创作，其影响多来源于《红楼梦》［19］。女性参与写作就是有了话语权，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有了历史就有了性别认同及很多男权中心社会所不提倡的内容。 1791年，法国贵族女性奥林波·古杰发表《女权宣言》，1792 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女权辩护》，她们的言论是19 世纪声势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声。 1791 年和1792 年这两个数字对于关注《红楼梦》传播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最早的《红楼梦》活字本：程甲本和程乙本，分别在这两年中刊刻而成，而曹雪芹开始创作小说的时间大约在乾隆九年（1744）左右。 如果说《红楼梦》具有女性主义萌芽思想的话，那么这种女性主义萌芽思想的发生或者说实践比欧洲早了近半个世纪。作者创造了中国古代作品里几乎找不到的“生齿日繁，事务日盛”的大家族，描写了如此众多的女性在五代同堂的大家族中如何行使着男人的职责，描写了女性在智力上的自由、男性从女性群体的智慧中获得的利益和理想的女性之间的关系等，而这些都是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中的重要话题。 《红楼梦》的作者借用了传统的“女祸”思想，却没有固守它，而是把它作为一种隐含的批判对象，用“真假”“正反”等二元因素来衬托和证明自己的信仰，将这种思想运用到男性仕途的实践中。这种讽喻是通过小说中几种人的故事表现出来的： 贾瑞正照“风月鉴”，等于是选择了女色，结果是死亡。贾宝玉和贾瑞的经历相仿。按作者的说法，他一生下来抓周时抓的就是脂粉钗环，贾政因此认定他是酒色之徒。 虽经宁荣二公梦中托付警幻仙姑以“色”警示，贾宝玉依然秉性不改，他在后四十回中疯癫和出家（在某种角度看，也是无路可走）的命运也正好符合正照“风月鉴”的不良后果。甄宝玉照了“风月鉴”的反面，等于是践行了“色空”观，结果他“成功”喜欢上仕途，体现了前面列举的“风月鉴”的疗效：济世保生，走上“正路”，却遭到贾宝玉的唾弃。 秦钟和黛玉两个贾宝玉的重要知己，都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候为了让朋友生存得更好而发出无奈的提醒。作者把这几种“风流情种”型人物对“仕途”的选择和对贾宝玉是否出仕的态度逐一讲出，目的就是要让读者看到他自己内心关于“悔与不悔”“出仕还是归隐”的矛盾和挣扎。 但挣扎和矛盾只是现实和情感的冲突，并没有消解他要表达的不为朝廷服务的决心。他依然要让贾宝玉对甄宝玉的“禄蠹”气表现出极度的厌烦，让贾宝玉科举之后拂袖而去，依然不遗余力为女性树碑立传。宣扬“红颜”的美好，就是与传统“女祸”观决裂，与男性中心主义制度决裂，就是坚持“反封建”“反传统”“反假道学”，坚持真情实感的现实主义表达的思想依托。 《红楼梦》之所以能够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就是因为作者对人生、社会有诸多疑问和思考，但很多问题他自己也没有答案，小说所贡献的是他的整个思考过程，主要是许多的矛盾和挣扎。他的思想在现实和理想中徘徊，出仕和归隐的问题始终贯穿于整部小说，但我们并未感觉到他的犹豫和迟疑。 可以说，一部《红楼梦》就是作者不为清廷效力的宣言。他借用旧稿《风月宝鉴》的隐喻建构自己独特的政治观和性别观；借用《风月宝鉴》的劝诫功能，却完全摆脱了古代劝世小说中被劝者诚心改过，家道兴盛、子孙功成名就、封妻荫子等故事套路的限制，证实了劝诫的无用。《风月宝鉴》只是《红楼梦》成书过程中的一个初稿，《红楼梦》的创作思想正是在其基础之上的升华与鼎新。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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