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悠久，名臣辈出，但是能称得上“救时名臣”的却是少之又少。至于原因，则很好解释。因为但凡能够“救时”之人，除却了要有名臣的基本条件——出类拔萃的才智之外；还要有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契机，这一点上则是“因时、因势”才有的。正所谓“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是也。一如，面对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京师危殆的“破局”，于谦的挺身而出，力主北京保卫战；又如，面对财政危机，大明岌岌可危，张居正的“挺然为之”。而在唐王朝的辉煌篇章中，郭子仪亦是这样的一位“救时名臣”。
郭子仪，再造大唐之臣
755年，一场安史之乱终于爆发。
在唐王朝历经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武则天的上承下启之后，年轻的唐玄宗李隆基锐意进取，开元盛世的开启将大唐的辉煌推向了顶峰。
但“月满则亏”的道理，从不会缺席。隐藏在盛世背后的是唐王朝地方上节度使的尾大不掉，藩镇林立；在内的宦官专权、吏治腐败，经济上均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的加重，而这些因素又伴以唐玄宗李隆基自开元晚期开始的怠政，宠信李林甫、杨国忠；耽于享乐，沉湎于杨贵妃的温柔乡，终于演变成了这场席卷唐王朝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
此时的郭子仪，正在家中丁忧。出生于武周时期的他，在早年参加武举之时便成绩出色，以“异等”步入仕宦。在天宝十三年时，他已经出任朔方节度右厢兵马使。而这场安史之乱的爆发，让他被“夺情”启用，随即成为朔方军的节度副使。
坦白讲，当时的唐王朝面对安禄山、史思明的大军仍占据很大优势，但是唐玄宗的昏聩却让这场本该早早结束的叛乱绵延了八年之久。是时，高仙芝、封常清帝国双壁尚在。可惜的是，战争的背后并不只是军事上的斗争，而在安禄山横扫河北，进而攻克洛阳，直指关中之时，固守关中门户潼关的高仙芝、封常清，却在宦官边令从城的谗言之下，惨遭杀害。
临阵杀帅，是为兵家大忌，人心浮动之下即便后来老将哥舒翰被启用，也已经是于事无补。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即便在哥舒翰被启用之后，唐玄宗仍旧坚持错误的决策，敦促哥舒翰兵出潼关，但实力之上的差距，也注定了唐军惨败的结果。哥舒翰在被迫兵出潼关之后，惨遭大败，哥舒翰本人也被俘虏，没有了关中门户长安很快便沦陷，而唐玄宗本人也只得“幸蜀”。此时，郭子仪、李光弼等人谋划的抄安禄山后路的谋略也只得搁浅。唐军也只得陷入了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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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年，太子李亨在灵武由朔方将领拥戴即位，是为唐肃宗。作为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也被重用，而在郭子仪与李光弼的攻略之下，又有叛军中安禄山被杀的事情，很快唐军终于收复了长安，郭子仪也领军收复了洛阳。
但是，在取得战果的同时，木秀于林的郭子仪要面对的不仅是安史之乱的叛军，还有朝堂之上的构陷。宦官鱼朝恩害怕郭子仪“功高盖主”，在唐军接连打败史思明、安庆绪之时，却将郭子仪召回京师，以致于后来史思明降而复叛。而在肃宗去世代宗上位之后，宦官程元振亦是多次离间诬陷，以致于郭子仪的副元帅之职、兵权皆丧。
不过，对于这些构陷、架空自己权力的猜忌之举，郭子仪却是泰然处之，始终以大局为重。
763年，安史之乱终于平定。
但是，此时的唐王朝仍旧不安定。同年，吐蕃率军入寇。此时的长安，几无兵丁，很快便沦陷，唐太宗只得出逃。
已经被解除了兵权的郭子仪，面对王朝危亡之际却又一次选择了挂帅出山。由于部曲被解散，此时他的身边只有20余骑，但他却凭借赤胆甘心一路募集兵勇，在面见唐代宗时更是声泪俱下，誓要光复长安。
最终，在郭子仪的谋划以及各地支持之下，长安光复。
而在764年，仆固怀恩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对封赏不满，选择了勾连回纥、吐蕃反叛之后，已经年逾70岁的郭子仪再次当仁不让的冲在了最前方，甚至还有一人单骑说退回纥的故事。
公元781年，郭子仪去世，年84岁。在他去世后，不仅被追赠太师，就连他的后人也是受其荫庇，加官进爵。
对于郭子仪的功绩，唐肃宗并不讳言，有语：“吾之家国，由卿再造”。唐代宗则是赐其丹书铁劵，画像置于凌烟阁之上。而作为治学严谨的史学大家刘昫更是在《旧唐书》中称赞他：“猗欤汾阳，功扶昊苍。秉仁蹈义，铁心石肠。四朝静乱，五福其昌。”
如何处世
“救时之臣”的名号，郭子仪当仁不让。但是，在历史上的“救时之臣”却大都不能善终。于谦如此，张居正亦是如此，但郭子仪却是例外。
那么郭子仪又是如何“五福其昌”，如何善终的呢？
所谓五福，是指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这一点，郭子仪显然当得此评价，而之所以能够荫及子孙，五福齐聚，则是郭子仪历经四朝，为人处世的大智慧的体现。
这一点，从郭子仪面对唐代宗封赏时的态度更是可见一斑。
在郭子仪率兵退吐蕃之后，郭子仪的声望已经增长到了可谓是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唐代宗便要敕封郭子仪为“尚书令”。尚书令，是古官名，属于职阶轻、权利重的职位，位同宰相。但在唐朝，尚书令则因为唐太宗曾任尚书令的缘故而弃之不立，代宗的举动显然是有着试探郭子仪之心的目的。
作为四朝老臣，郭子仪自然是心知肚明。他坚辞不受，上表推辞。这样一来，既表明了自己无僭越之心，又安了代宗的猜忌之心。
但是，作为救时之臣，不犒赏郭子仪显然难以说的过去。于是，代宗又做了一件令人大开眼界的事。
当时的郭子仪已经年逾70，他却令鱼朝恩传召赏赐郭子仪美人卢氏等六人，从者八人，并车服、帷帐、床蓐、珍玩之具。
但是就是这样的赏赐，郭子仪却欣然接受，更有趣的是郭子仪在接受后还大有几分“沉迷其中”的意思。平素里郭子仪不仅与美人嬉戏打闹，饮酒作乐，甚至就连有大臣前来做客，也不做避讳。
这在旁人看来，颇有一丝戏谑的味道。但在功高盖主之下，显然是明哲保身的良策。古往今来，无论是正反例子都有很多。
由于君主专制之下，皇帝手握生杀予夺，而权臣要想真的能平安落地，显然“自污”就成为了必要的。
萧何如是，郭子仪此举亦是如此。也正是如此，郭子仪才能在宦官的构陷之下能够泰然处之，最后84岁才寿终正寝。
作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也详尽的记载了郭子仪的事例。都说“以史为鉴”，《资治通鉴》显然就是这样一本合适的书籍。
作为编纂者的司马光，本身便是一位居于权力中心的政治家，与王安石有着不同的见解。在其中涉及的一千多年历史中，不仅仅有史实，更有其关于权谋的剖析，可以毫不讳言的说，《资治通鉴》是史书，也是一本权谋之书，读懂其中不仅能让我们受益无穷，更能让我们趋利避害。
无论是曾国藩，还是伟人对此书都是推崇备至，非常值得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