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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史||译者与学者:香港与大英帝国中文知识建构

 时宝官 2022-11-28 发表于河北
本文转自:翻译史研究
作者:关诗珮
编者按

对于十九世纪中英交往过程中的译者及其翻译活动的研究,内陆学者每每为资料所限,讨论的重点多着落于中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关诗珮,广泛发掘和辨识保存在英国等地的一手史料,在《译者与学者:香港与大英帝国中文知识建构》一书中以英方视角,考察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飞即(Samuel Turner Fearon, 1819—1854)、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等来华英藉译员在搜集中国情报和建构汉学知识过程中的译者和学者身份,并突出香港和粤语在其中的重要地位。该书材料丰富详实,论述细致严密,为19世纪翻译史、外交史及汉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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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关诗珮,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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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诗珮,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现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近年主要研究兴趣包括翻译研究(中英政治、外交及翻译关系、中日文学翻译、性别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以及英国汉学史。作者在中国内陆《翻译史研究》、《复旦学报》、《国际汉学》、《现代中国》、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汉学研究》,以及日本《松本清张研究》、《村上春树研究》,英国Transl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等著名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内容简介

本书研究的是十九世纪英国建立汉学与大英帝国培训对华外交译员的紧密关系,以及在此前题下,香港在英国汉学成立过程中的角色、位置及功能。过去讨论到中国现代化的著作,都关注到中国如何通过各种翻译活动而达到现代革新。事实上,不谙中国事务的英国,能够在中国现代转化过程中攫取准确的中国情报,让英国国会及外交部厘订适时及时的中国政策,大量在华英藉译员功不可没。这些英籍译员均长时间在香港及中国生活,掌握中国第一手政情及民情。他们的另一特色是,结束远东外交及政治生涯后,被英国最高学府罗致成为首席中文教授,他们遂利用自己从外交经验、在地中国知识、管理殖民地的愿景中得出来的一套实用的中文知识,建构出有别于欧洲的汉学理念,奠定了十九世纪创立的英国汉学基石。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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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作为翻译史和汉学研究领域的一本力作,该书广阔的学科视野和扎实的文献挖掘让人印象深刻,其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料丰富、立论扎实
翻译史研究以译者或译员为中心,其目的是为了探究他们工作过程中的史实及其在“文化、社会及历史上带来的贡献”(关诗珮,2017:5)。因此,为了探究该书中关涉到的译者的史实和贡献,尤其是斯当东、飞即在英国汉学初创阶段的贡献和威妥玛、理雅各在译员培训计划中的重要作用,作者不辞辛劳地查阅了大英博物馆及图书馆、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大学档案馆和民间及私人的档案室等各处资料,在挖掘资料的广度和深度上都下足了工夫。比如,作者通过发现170多年前威妥玛学习粤语的手稿,从而揭示了威妥玛学习粤语的教材和途径。推动英国汉学研究的根本原因是英国对华殖民过程中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其中尤以译员的极度缺乏成为主因,这个结论立足于一系列书信、手稿和官方档案,具有扎实的文献依据。此外,在以往关于英国汉学史和汉学发生史的研究中,汉学家的译员生涯和背景从没得到应有的重视,这都是该书的新发现和学术贡献。
(二)澄清错讹,重树史实
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一系列真实可信的前提之上,尽管对于何为历史的真实存在争论,但起码应该做到有理有据。以往涉及该书主要人物的研究,要么因为资料占有不够,要么因为以讹传讹,造成了诸多史实上的错误。作者基于丰富的一手资料和档案,有力澄清了多处错讹,为后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例如,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重要译者和伦敦国王学院的首任中文教授,飞即几乎隐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甚至连他的姓氏和名字也被拼错或张冠李戴(关诗珮,2017:135)。作者通过查阅大量资料,不仅澄清了飞即的姓名,更考证出了飞即作为译员在鸦片战争和英国汉学初创阶段的贡献。基于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的观点,以往的翻译活动应被置于社会文化的框架下重估。通过考察威妥玛在华期间编撰的一系列著作,如《寻津录》《语言自迩集》,作者指出:以往研究此类著作的学者多采取汉语教学的角度,而其“真正作用和最终目的是要训练翻译专才”(关诗珮,2017:325)。总之,书中多处对以往错误史实的澄清和新论点的树立,让人豁然开朗。
杨华波/《英国汉学的传统兼论译者的作用——<译者与学者:香港与大英帝国中文知识建构>评介》,刊于《东方翻译》2018年第3期

书 摘


自1980年香港步入回归时间起,香港开始涌现大量探索香港街道名称历史来源的著作,香港街道的名称,不少是以香港殖民地官员命名。可惜,这些研究与众多中英关系史著作,鲜有提到这些官员是译员出身,而只以为他们区区为殖民地官员、外交官或军事谋略家。事实上,香港市民熟悉的街道及人物,如湾仔的杜老志道、中环的梅道、半山毕拉山金文泰道,纪念的对象分别是杜老志(Malcolm Struan Tonnochy,1841—1882)、香港第十五任总督梅含理(Francis Henry May,1860—1922)以及香港第十七任总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1875—1947)等这些前殖民时代的知名香港官员,他们挤身英国文官制度的机缘便是投考大英帝国设下招揽精英的翻译课程,他们在殖民者首要正式官方身份亦是译员,然后才慢慢晋升为治港官员,甚或港督。很多早年的香港双语法律、命令、布告等,不单由他们厘订,更是由他们利用口译的方法向市民宣解甚至执行;因此在早年香港社会中,外国译员与本地市民有深刻的互动及接触。另一些在香港史中长期成为翻译美谈的趣译,如街道路标「如要停车乃可在此」,很可能都是出自他们手笔,原因是华人译员的地位并不高,华人译员早年只被安排起译稿甚至可能誊写而已,遇有翻译问题因地位悬殊也难以跟英籍上司商榷。这些英籍译员,因为在香港的识见及历练,成就了他们日后成为中英外交史上的明日之星,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往往被看成是中国通(Old China Hands)、爱汉者(Sinophiles;或今天称的中国文化迷)、专业或业余汉学家,而本书特写的几位人物,更是在香港担当军事、外交、殖民管治的翻译工作后,回到英国被罗致成为大学教授的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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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志道
在展析香港如何成为十九世纪英国汉学的基地或缓冲地之外,本书希望以较人性化的角度回顾这些飘洋过海曾寓居香港的来华英籍译员的故事。因此,本书会以他们各人的事迹作独立章节,并集中以译者的身份、工作范围、能力反映他们参与香港、中国、英国内政及外交事务。历史研究重点不一、取材各异、硏究理路有别,有文化史、制度史、经济史、医疗史、本地史等等。翻译史中以译者为研究重心的目的,就是以译员为主,深入了解他们的工作性质及担当位置,如何影响或干扰历史的发展过程及结局,以及他们在文化、社会及历史上带来的贡献。十九世纪初期,大英帝国对中国认识不深,这些译员在没有半点国家经费支持下自学汉语,荜路蓝缕,钻研学习中文的方法及知识工具,不少是通过刻苦自学、触类旁通对比语言学的方法、辗转利用欧洲于十五到十八世纪已出版的汉学读本,自学后成为汉学先驱。在推动汉学方面,早年来华译员在清廷《防范外夷规条》生效的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多违抗清廷命令,偷偷收买中国人并向他们学习汉语;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他们也甘于耗资巨额,耗尽积蓄购买中国典籍,及后远渡重洋带回英国,最后甚至捐赠到英国不同的学术机构,以此奠下了英国成立汉学教席的基本条件。马礼逊在宗教、中英外交上的事迹学界都耳熟能详(见下2.2章),他捐献万册中国典籍奠下了英国汉学的基石外,而此举的意义远远超过书籍本身价值及文字承载的内容。跟从他步伐的,有把汉字拉丁拼音集大成者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他捐献四千多册私人珍藏到剑桥大学,让剑桥于19世纪末年终能跟牛津分庭抗礼成立了中文课程,而他亦顺理被推选成为剑桥首任中文教授。这些中西文化的译员使者于在华其间,不单走到中国人群中打探各种情报,有时甚至与中国人合译共著,并邀请中国人出国考察西方,让中国知识走向世界,全面展现中国到国际平台。最好的例证,就是翻译《四书五经》及其他中国经籍的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他于1867年邀请王韬(1828—1897)外访到牛津,成就了王韬鼓吹思想变革的嚆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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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妥玛

中英关系于十九世纪初因广州贸易分歧而日渐交恶,中国人长期视西方译者为侵略者或帝国附庸,甚至是走狗,清廷发出追杀令驱逐译者出境。而英国人同样瞧不起他们走入华人社群中与黄种人打交道;有些译员对本地市民产生同情心,甚至更迎娶了本地妇女,他们的文化身份从此变得复杂,他们的爱国心常被质疑。本书涉及论到的香港「恶名昭彰」的译员高和尔(Daniel Richard Caldwell, 1816-1875;见下3.6章),他的汉学水平虽然不高,由于他说得一口流利本地语,他曾叱咤香港殖民政府管理阶层,甚至垄断了香港政府所有重要部门的翻译工作,他与香港政府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形成了他三次就任与辞任。他在位担当译者与否,要挟着香港政府在1850年十年间的有效运作,他是继郭实猎后又另一个翻译史上的丑闻。这些因译员忠诚问题而引申的政治阴谋论,令香港政府及英国外交部明白到培训可靠译员实在急不容缓。事实上,在世界文化史上因为译员文化身份而引发出来的背叛及谍变问题,多不胜数。而这些来华担当中间人的译员,往往在中国历史史籍上被描述为东方冒险家及机会主义者,这些极度单薄贫乏的描述,桎梏了深入讨论他们贡献的可能。无可否认,这些英国人生长在大英帝国殖民主义狂飙的年代,难免受时代思想影响而以英国子民的利益为先;他们当中也会有些立心不良,看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不能沟通而两方欺瞒,以取渔人之利,中饱私囊。然而,从本书描述的历史事件可见,这些译员不少在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者(如在英法联军曾主张吞噬中国的额尔金伯爵(James Bruce, 1811—1863; 8th Earl of Elgin))面前,译员都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维护中国的见解,避免真正的侵略者大肆蹂躏这片土地。此外,译员也致力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计划。清廷设置首个官方外交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筹办第一所语言学校同文馆时,威妥玛以及他主理翻译学课程下的学生赫德(后封为爵士;Sir Robert Hart;1835—1911)都提供了极多的宝贵意见,推荐有益于中国参与世界事务及国际法政的书单供翻译,并引荐外国人教习,甚至引进外交惯例,让中国逐步离开「天朝」心态,以对等的方法接待外使。当然,外交译员或领事工作也涉及文化推广,然而他们当时的工作重点并不是在华推广英国文化,而是当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盛事(如1851年英国伦敦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及1899—1900年法国世界博览会时),他们替中方担当极重要的顾问, 从展品、形象以及筹办过程的行政疏导工作,这些都是鲜为人注意的文化译员的工作及贡献。在中国设立邮政电报、铁路、征收外国关税并建立稳固的现代化基建措施上,译员的角色更是举足轻重。因此,如果不深入研究他们每个人的中英关系建交时担当的角色,我们实在无法持平地衡量这些介于中西交往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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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巴黎航空博览会照片

然而,要全面论述这些在港译员对中国文化、中国现代化、中国历史的贡献,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本书特别申论的要旨,是英国汉学的分水岭肇自鹘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的五口通商及殖民地成立,促成了大英帝国长远发展汉学的决心及计划。固然,英国首个汉学教席成立于鸦片战争之前的1837年,课程成立于伦敦大学的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然而当时在紧绌的资源下并于英国一片反对声音之中,英国汉学只能捉襟见肘成立为期五年的一届,后便无以为继。虽然第一届的汉学课程无论在知识深度、课程内容及教授资历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见下2.3章),然而这却没有奠下英国汉学后来发展的内涵。直到鸦片战争把香港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外交及殖民管治两方面都因译员不足问题而出现极大管治上的困扰,而同时香港又成为吸纳华人教员、华人菁英以便培训英藉译员最方便的地理位置,以香港为基地的译员培训中介站的概念便渐渐形成。

筹办大学学府的中文课程并不是一蹴而得,若非当中由具有远见及魄力的人物促成,英国汉学还只是停留在民间学社,并只由业余爱好者或宗教团体经营。自十八世纪以来,英国译员不足的问题,一直折腾着英国外交事务,这问题拖延到十九世纪仍然没有长远国策。「英国汉学之父」斯当东见证着鸦片战争后英国译者不够、译员水平不足带来海内外一连串的翻译丑闻,包括上段所述《江宁条约》双语文本出现译文不对等,甚至欧洲怀疑英国译员受贿出卖国家等,于是他着手建构当时的中英历史线索,探讨一手策划出来集政治、宗教、学术合一的汉学制度。他利用自身的资源、热忱,并集合民间、海外内商人及英国政府的力量,摸索出一条崭新的英国汉学理路出来。他大力推销新的汉学课程必须结合实务翻译训练。这以后,英国终于知耻近乎勇,明白语言是外交不可忽略的利器,于是有系统地筹办汉学,以此基础训练译员。这新制度首先于1847年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本书简称「国王学院」)首任中文教席飞即(Samuel Turner Fearon,1819—1854)的就任而得以实现。过程充满困难,这是承着之前在伦敦大学学院首个教席失败后所起的另一炉灶。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成功后,汉学重镇开始在伦敦形成,随着第二任教授上任,紧密地与英国外交部及殖民地部合作而成了一个学术及政治的权力中心。在伦敦大学以外,英国汉学依次于1867年在牛津大学成立,由首任中文教席理雅各担任。理雅各不单曾协助香港殖民政府成立翻译课程并亲身教导官学生译员,他在牛津的就职演讲,就是号召英国青年学习汉语(见下5.4章),并投身远东帝国事业,报效国家。继牛津后,剑桥大学也于1888年成立中文教席,由1843年以译员身份来华后晋升成为英国驻华公使(British Minister)的威妥玛担任。这两所最古老的英国大学成立汉学的资金各有来源,但从聘任人选及厘定学术发展理路去看,关键条件是中文教授必须有长年的在华经验、能说流利汉语、对中国有亲身体会,而从事实可见,在华译者的身份更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政治及文化资本。亦即是说,译者在英国汉学奠下基础首数十年的发展上,担当了不能忽略的重要角色,构成英国汉学的特质。而只要我们以此鉴别首任中文教授的继任人去看,不单能找到统一的线索,甚至可以说这是英国汉学十九世纪发展的基调。剑桥大学第二任中文教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是威妥玛在华译员计划的学生;牛津大学第二任中文讲座教授布勒克(Thomas Lowndes Bullock,1845—1915)亦即是理雅各继任人,不单是来华译员,两人更同属1867年入学参加外交部主持的中国译员学生计划学员。此外,国王学院第三任中文教授道格拉斯(Sir Robert Kennawa Douglas,1838—1913),同样通过外交部中国译员学生计划来华,而第四任中文教授禧在明(Sir Walter Caine Hillier,1849—1927),不单是翟理斯、布勒克的同年入学的中国译员学生计划同窗,他在中国担当外交工作时,常直接与当时的驻华公使,亦是外交部译员计划旗手威妥玛接触,取得甚丰富的工作经验。至于末代皇帝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是1898年参与从外交部蜕变出来的另一课程香港翻译官学生计划(Hong Kong Interpreter Cadetship Scheme)的学生,他回国后更成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SOAS)远东系的中文教授。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急遽出现了对华认识的需要,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环境,令这些来华译员退下仕途后,走入黉宫,并结合了今天看来截然不同的两个职业——译者与学者。用翻译研究的概念来说,学者其实只是译者的后延生命(afterlife),译者与学者是互为因果的知识系谱,在英国这制度内通过人脉互动、资源共享、学术与政治发生微妙的推动作用下,两个领域自十九世纪中叶起产生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之效。英国汉学在十九世纪中叶后发展一日千里,形成一套有别于欧洲汉学风格及内容的知识系统。而这论点,正是过去研究英国汉学从无提出的观点,本书会细心分析十九世纪英国首任中文教授,以及他们作为来华译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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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雅各

本书以极丰富及详尽的原始文献,揭示之前汉学研究所未及响应最基本的学术问题英国汉学为什么在特殊的历史时空(十九世纪中叶)产生,香港的角色又是什么?十九世纪的英国汉学为什么会以伦敦为基地?本著内很多中英历史文献都是第一次向学界公开的档案数据,而且都是取材自英国、欧洲、香港、中国、日本各地,集合了中英两国政府官方档案、各英国大学校档、私人档案、宗教档案等的数据,目的只是希望能信而有征地带出上面说到的各种论点。过去研究英国汉学的诸种著作,由于忽视学术史背后的潜在历史动因——翻译问题,因此都只能抽取一些零散现象,停留在表面考察,或就某层面尝试解释及回应英国汉学的特质,或就个别汉学家作人物传记硏究,或以某出版物某本汉语教科书为中心(如《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中国评论》[China Review]),随机组合几位不同时期的汉学家,交代一下他们的生平,局部综述他们在华的活动,以及归纳一下这些人物后来发展出来的个别学术范畴:社会、经济、考古、医学、植物或货殖。这当然有一定的学术贡献,却未能兼顾个别与整体的关系。本书希望另辟新径,特别以翻译硏究(Translation Studies)的论点及视角作为主线,而且专门以译者为研究重心。尽管本书所用的概念术语虽是取自翻译硏究的理论(见下1.2),但重点是结合翔实的史料,以此反映翻译与中国研究在十九世纪英国及亚洲的互动关系,以及英国本土中国学的发生史。
(摘自“绪论 1.1 译者与学者:译者历史研究的转向”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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