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领域全球治理中的污名与越轨行为：一项新的研究议程  作者：阿尼鲁达·萨哈（Aniruddha Saha），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院博士候选人。 来源：Saha Aniruddha, “Nuclear Stigma and Deviance in Global Governance: A New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6, No. 3, 2022, pp.1-12. 导读 当前，学者们逐渐转向规范研究来探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和身份转换。然而，这类研究很少涉及核领域，即出现违反核不扩散准则的越轨行为之后，国家如何处理它们被污名化的身份。综合国际政治社会学、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方法以及核领域治理的相关文献，本文：1.将污名理解为不遵循规范的国家（recalcitrant states）与主导规范竞争时所处的一种关系性权力动态（relational power dynamics）的地位，2.将污名管理的新范畴概念化为“污名修订”（stigma redaction），即不遵循规范的核国家偶尔会采取纠正措施，以防止其身份被主导大国永久定性为流氓国家（rogue）。并且，本文用1974年印度核试验后的印美关系作为案例检验上述论点。这项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国际政治社会学中越轨行为的理解，并对国际安全研究做出了贡献。 引言 国际政治的许多研究都与行为体针对常规观众（“audience of normals”）构建和强加的规范做出的越轨行为有关。越轨（deviance）可以被理解为“任何与平均值相差太大的行为”，它是一种结果，即当常规观众普遍理解什么是越轨行为，并成功地将这个标签应用于这种行为时，越轨行为就会发生。社会学在对越轨进行理论化的过程中，提出了污名（stigma）的概念。自21世纪以来，社会学中的污名概念得到发展，并成为理解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越轨行为的工具。第三波建构主义规范研究颠覆了社会互动和共有认知学习中出现的对污名概念的负面感知，关注点从制定/遵守规范的国家转向出现越轨行为的国家/越轨行为者（performers of the deviant）及其对主导规范构成的争议行为。然而，在核领域治理中仍然缺乏这种讨论，在核领域规范做出越轨行为的国家常常会被贴上污名的标签。 因此，本文将在核领域治理进行“自我”（遵循作为规范而被接受的行为标准的行为体）与“他者”（由于不遵守规范而被污名化的行为体）的理论对话。首先，本文认为，污名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属性或过程，而应被理解为一种关系性权力动态的地位（a position of relational power dynamics），不遵循规范的国家在与主导规范的竞争中处于这种地位。第二，本文将污名管理的新范畴概念化为污名修订（stigma redaction），即不遵循规范的核国家偶尔会采取纠正措施，以防止它们被主导大国永久定性为流氓国家。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强调污名如何可以成为核领域研究中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第二部分将不遵循规范的国家描述为越轨行为的表演者，并借鉴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相关成果，将污名界定为一种地位，指出该地位的三个明显特征。第三部分发展了污名修订的概念，并借鉴了焦虑管理的理论，以理解国家如何在本体论上将合法和不合法的行为模式日常化，以逐渐摆脱底层污名的地位。最后一节以1974年核试验后的印度-美国关系为例检验了本文的分析框架。 污名视域下的核武器研究 核领域中的越轨行为给拒绝遵守1970年生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范的拥核国家（nuclear weapon states, NWSs）和无核国家（nonnuclear weapon states, NNWSs）贴上污名的标签。然而，企图通过污名化和人道主义倡议向拥核国家施压，从而迫使其弃核的做法本身存在问题。尽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关于核威慑、核不扩散和不使用核武器的准则已经持续了50多年，它造成了种族等级和权力差异，无力防止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扩散，并不断面临来自伊朗和朝鲜等事实上拥核国家的越轨行为的挑战。但拥核国家是否放弃核武器取决于互惠原则，即拥核国家是否一起弃核。当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意义已逐渐制度化，并在过去50年里一直围绕着哪些国家可以拥有核武器，哪些国家不能拥有核武器而展开。然而，主体间关系的复杂性仍可能迫使无核国家走向“有核化”（尽管知道可能会被污名化），并强调了国家作为社会施动者在做出越轨行为并面临社会的激烈挑战后，最后如何制定一个管理他们被污名化的身份的策略。 将越轨行为和底层污名地位概念化 污名往往被理解为是差异产生的过程和结果。2001年《社会学年度评论》上发表的题为“将污名概念化”的文章中，将污名视为以下相互依赖的条件的建构过程: 树立差异的标签、对他者的负面刻板印象、将自我与他者分离，丧失社会地位、以及基于地位丧失而遭受的歧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社会施动者的国家本身在国际政治中的社会化进程会出现越轨行为，本文将这些国家视为越轨行为体（performers of the deviant）。 相比于属性或过程，不遵守规范的国家还使得污名成为在已有的和规范共享的行动和话语空间中的一种地位。在对这种污名的理论研究中，本文转向了有关身份和地位的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地位是对等级概念的本体论演绎，明确关注等级体系中两个或多个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其中，底层地位是相对静止的，无法获得承认的，而正是因为无法被承认，促进了越轨身份和污名地位的确立。 那么，当越轨行为体在核领域治理中处于底层污名地位时会发生什么? 首先，与霸权国和常规观众相比，不遵守规范的国家导致了对现实的不同预期，这种预期往往被“具象化和本质化为不可避免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许多学者提出用混合方案（hybrid solution），即各国“根据权力和合法性，在当地和国际等级与规范、制度、法律、权利、需求和利益之间进行主体间调解”。然而，这种方法反映了国际体系中根深蒂固的权力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使我们有理由将印度的核身份及其与全球核体系的关系作为案例在本文探讨。 其次，当一个越轨行为体处于底层的污名地位时，他就具有底层的身份。在这种污名地位下，越轨行为体倾向于不断挑战一种规范，以恢复他们反对常规观众的施动者地位。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不遵循规范的国家将会冒着底层污名地位身份被固化的风险。最终，越轨行为体发现，使自己的身份正常化、挑战主流话语和/或克服底层污名地位，会变得更加困难。 第三，当越轨国家被其他国家制裁时，行动是将他们被污名化的身份正常化的最主要方式之一。当国家处于底层污名地位时，任何将其行为视为符合社会规范的情况都不会自动发生。相反，常规观众会构建并赋予这些国家遵从社会规范的意义。然而，在试图展示遵从规范和争取社会接受的过程中，出现越轨行为的国家可能会失去他们的能动性意识以及在一开始就冒险发展核武器的“正当”理由。 底层污名地位是由三个已确定的社会因素相互联系而产生的: （1）在社会行为的规范空间中，不被常规观众认可的核不遵守行为（an act of nuclear noncompliance）; （2）常规观众在口头上对越轨行为体进行一致的谴责和制裁; （3）另一（污名）身份的出现，其规范价值和世界观被常规观众感知为与其他国家有根本不同。尽管困难重重，但越轨国家摆脱其底层污名的地位还是有可能的。因此，本文试图找出一种新颖的方式，让不遵循规范的国家成功地管理他们被污名化的身份，并逐步走向正常化，重新获得它们作为常规观众的地位。 污名管理的新途径 污名管理理论的应用在社会心理学、健康科学和行为研究中非常普遍。但直到2014年，污名管理才作为一种拟人化的方法应用于国际政治中。核领域中的污名管理理论在研究越轨行为体如何在核领域治理中管理其污名身份方面相对被忽视。在国际政治，特别是核武器治理领域，还没有充分研究本文称之为“污名修订”的污名管理策略的概念。污名修订与污名承认（stigma recognition）不同，它并不需要国家完全诉诸于改变行为以使其趋于纠偏或顺从。污名修订也与污名排斥（stigma rejection）不同，并非国家拒绝接受被污名化。相反，它介于污名承认和污名排斥之间。污名修订是对污名进行策略性的部分纠正，即污名国家在接受底层污名地位后采取的部分纠正行为。当国家进行污名修订时，它们会表明放弃某些方面的意图，以使其国际承认更具有社会一致性。如果它在较长时间内继续从事越轨行为，它可能会有进入污名承认类别的风险。类似地，如果它停止通过符合规定的实践偶尔进行合法化的活动，越轨行为体可能会滑向污名排斥的类型。 因此，越轨行为体需要将其合法和不合法的行为模式日常化，以便逐渐摆脱底层的污名地位。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还需要耐心地捕捉战略机遇，以巩固与常规观众在事实上的承认地位。为了理解国家是如何将上述行为模式日常化的，本文转向了国际政治关于本体安全的研究。许多文献借鉴了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和恐怖管理理论，将国家概念化为寻求自身存在的确定性/安全以及身体安全的社会主体。 在越轨国家的本体行为中，焦虑是永恒存在的。污名修订的发生使得没有社会期望的越轨行为体必须摆脱他们的日常行为。同样，常规观众也不会改变他们对自身的社会认知。因此，双方关系正常化的变化发生在令人不安的政治张力的历史中。而且，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和焦虑只是暂时被遗忘，并没有完全消失，且有可能在未来再次出现。下一节将通过分析核领域治理中印度对其底层污名地位的修订，来说明这一过程。 案例检验：1974年核试验后的印—美关系 1974年印度进行核试验后，由于不遵守规范、其他国家的共同抗议以及印度的“他者”身份的出现，印度逐渐“占据”了底层污名地位。1974年印度发生核爆炸后，作为霸权的美国带头谴责和制裁印度，日本，瑞典和加拿大等国紧随其后。 当印度因其核越轨行为“获得”底层污名的地位时，其对“和平核爆炸”（PNE）的辩护没有被承认，“军事意图”被转嫁于这场“和平核爆炸”……印度越抗议这种解读，人们就越不相信。与此类似，1988年印度在联合国会议上放弃使用核武器的本土解决方案也被置若罔闻。 然而，任何一种来自处于底层地位的越轨国家的主张，通常都依赖于被其他国家视为合法。1980年，卡特政府暂时批准了向印度出售38吨低浓缩铀的命令，并将其“和平核爆炸”视为合法。尽管如此，直到2001年，布什政府才决定取消对印度的所有与核相关的制裁，印度事实上的拥核地位直到2008年才由美国正式确立。 1974年核试验后，印度诉诸于取消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和平核贸易协定，以及1998年核实验后瓦杰帕伊（Vajpayee）给克林顿总统的信是其参与污名修订的经验实例。这些行为都加强了印度“作为一个致力于联合国宪章原则和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国家”的责任感，采取被美国视为符合规范的修订措施是印度能和美国展开对话的关键原因之一，该对话是基于“重新定义美印关系”，即在打击“全球恐怖主义、支持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国家”的基础上实现“民主、共同原则和共同利益”。如果没有污名修订，印度可能会被永久贴上流氓国家的标签，无法逐渐摆脱底层地位的污名。 虽然印度获得了美国事实上核地位的承认，但正常的拥核国家身份仍然不完整——印度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在美国，关于污名修订是否使印度摆脱了底层污名身份的讨论仍在继续。印度表现出的对规范的遵循行为不能脱离其发生的社会背景——将零星的纠正行为常规化，以减少核越轨行为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关于本体安全的文献几乎是缺失的。印度和美国具有的例外论品质（exceptionalist qualities）是基于对普适价值观的共同信仰，这使得两国能建立一种“特殊关系”，以抵御崛起的中国。通过国际政治中的例外论概念，这种理解倾向于“冒着将身份概念本质化的风险，并重新产生世界政治的民族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叙述”。在污名修订的情况下，越轨行为体会选择构建本体论惯例，因为他们不断地寻找机会，通过参与顺从的实践来摆脱底层污名身份。 “9/11及其导致的'打击恐怖主义’行动促进了印度—美国关系进入一种新自由主义形式的相互依赖关系，使两个处于等级体系的国家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核技术合作问题上进行互动。”印美核关系的本体安全并不一定是“稳定的”。相反，这是一段“不安全的关系”，充满了永恒的焦虑，只有当印度零星地表现出对核规范的遵守时，这种焦虑才会得到控制。 结论 本文为核领域全球治理中污名和越轨行为的概念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起点。虽然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方法，在一个复杂的结构行为逻辑网络中将底层污名地位和污名修订概念化，但它绝不是详尽的。随着后现代主义对国家身份流动性的研究的不断发展，通过各种特定行为体的案例研究来探讨污名的概念仍然很重要。这篇文章已经指出了被污名化的国家是如何在国际等级体系中获得底层地位的，但还应该研究这种等级体系可能发生变化的程度，因为目前“非法”拥核国家被认为是越轨的国家，无核国家则被广泛认为是正常国家。这样一来，对于“非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即现在被污名化的国家)的身份是否可以在实际上被定性为底层国家，仍有更多的研究空间，因为它们在军事论坛和其他外交谈判中与无核武器国家相比仍将具有潜在优势。 词汇积累 污名 stigma 越轨行为体 performers of the deviant 关系性权力动态 relational power dynamics 污名修订 stigma redaction 庶民研究/底层研究 Subaltern Studies 译者：刘若锋，国政学人编译员，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研究兴趣为全球（恐怖主义）治理、上海合作组织。 校对 | 魏康桥 张鸿儒 阮镇炜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闫珂菲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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