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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洪洞贾村人景大启在山东观城、茌平等县任典史，当时还有一名洪洞人刘子林也在山东为官，景、刘二人相商后，遂起创修古大槐树遗迹之意。 二人在山东募得纹银390两，寄回洪洞托人维修广济寺残存之塔基，并修建古大槐树纪念亭，然而未等工程完工，银两耗完，创修大槐树遗迹之事只好停顿。 恰好此时曾在河南确山、登封等县任知事的洪洞人贺柏寿致仕还乡，又募得钱300余吊，使得创修大槐树遗迹建设继续进行。 民国二年(1913年)，三人完成了包括大槐树、碑亭、茶室和牌坊在内的遗迹创建，从此“洪洞大槐树”开始有迹可寻。而在此之前，自认是大槐树移民后裔的他乡客来到洪洞，虽有“不胜故乡之感”，但无处可觅先祖出发处，只能站在汾河边上“抚景流连”。 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景大启在确定地点时依照的依然是“故老之传闻”，他在《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说：“古大槐树子在敝庄广济寺之西，即世所谓迁民处也。” 不仅仅是正史没有记载这一事件，就连移民的发生地洪洞，在从明至清所修的六个版本的县志中，也都对大槐树只字未提。 “传说进入族谱，便成为可信的史料，族谱所说再被采择进入正史或者学术性著作，历史就这样被亦真亦幻地建构起来了。”(赵世瑜) 在这样的潮流中，众口相传的“洪洞大槐树”迅速被纳入到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来。洪洞地方的知识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进行再造，他们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的象征，改造成为一个国族的象征。 民国六年(1917年)，大槐树第一次出现在了洪洞县志中，在其卷七《舆地志 古迹》中，“大槐树”等条记为“新增”， 即：“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因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民国二年邑人景大启等募赀竖碑，以志遗迹。” 《洪洞古槐树志》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呢？ 民国十年(1921年)，景大启又编撰了《洪洞古槐树志》百余本行世。 1921年，山西的同盟会会员赵戴文在为《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做序，但是让他遗憾的是，这样的一场移民运动“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 十年（1931年）后，洪洞人柴汝桢在旧志基础上重新编撰，汇为《增广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时任洪洞知县的柳蓉为之撰写序言，再一次把大槐树与蒸蒸日上的民族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无数的人都心系大槐树，“何以故，种族观念使然也……现值大同世界，一本散为万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奋斗，异族罔感侵略，同种日跻富强，遐迩交称曰：古大槐树关系种族，杨国争光，晋乘生色。” 自民国以后，直至上世纪70年代，洪洞大槐树移民几乎被淹没在历史尘埃中。 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任洪洞县委书记王德贵与县委副书记刘郁瑞,确定整修景大启等人留下的大槐树遗迹,建设一个大槐树公园。“大槐树公园”就是靠他俩运筹兴建的。 要建公园,不能只有祖堂亭榭,还应有谱牒、碑文等丰富的文化内容。刘郁瑞想出了征集的办法,他手拟了《征集洪洞县志资料启事》,并在《参考消息》发布。 1982年8月，洪洞县志办在《参考消息》上发布了一则三百字的启事，征集古大槐树迁民资料。 1984年底,大槐树公园于民国初年景大启等人创建的大槐树遗迹处落成,除了修茸原有的建筑碑亭、茶室、牌坊和经幢,又新建了祭祖室、望亲亭、迁民壁画、大门等建筑。事业单位“洪洞大槐树公园管理所”同时成立。 1986年11月,林中园、张青等人在21省市、四百多个县(市)的大槐树后裔寄来的家谱和碑文资料基础上,编成《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令“但不见诸史”的“洪洞大槐树”的历史叙事变得丰满起来。 张青，洪洞县志办主任。历经30多年艰苦努力，做出了较为详尽的统计：从在明初洪武至永乐的50年间，从洪洞大槐树下出发的移民运动达18次，有汉、蒙、回、满四大民族参与，大槐树的移民始祖姓氏为1230个，直接移民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陕西、安徽、江苏、甘肃、宁夏、广西、湖北、山西等18个省(市)，600多个县份。而后经过历代转迁，大槐树的移民又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的后代”，总人数超过两亿人。 “大槐树已经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意义被提升到团结民族、抵御外侮的高度，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在“大槐树”成为中国移民史上最为闪耀的关键词的同时，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无数的大槐树后裔，都在一次次发出疑问，为何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广泛的移民运动，却不见诸于正史的记载？大槐树移民到底是一场真实的历史事件，还是一部被建构的历史？为何数以亿计的人，都把“洪洞大槐树”作为遥远的故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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