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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里，刘琮不过一个小脚色，曹操说过，“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一锤定音，是说琮还是琦，抑或哥俩都是，在众人眼里都已不必在乎。然而，使居处刘琮之景况，问君又能几何？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八月，刘表去世，刘琮在一片山雨欲来、内忧外患中匆匆接掌荆州，身边是强势的外戚蔡瑁家族，不远处有野心勃勃的刘备集团，江夏是心怀忿怨的兄长，东边则是虎视眈眈的世仇孙家。千头万绪，孝服未除，而就在这时，来自北方的乌云却已排山倒海般掩至，迅雷不及掩耳。荆州这个烫手山芋，当初实在不必跟刘琦争抢。 九月，曹操大军已抵新野，相距不过百里，襄阳就在呎尺。此前，看不出荆州方面有任何防御战备动作，其时，连作动员的时间也没有，而对手则是刚刚踏平河北剿服辽东士气高昂身经百战的兵团，这根本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事态势。铁骑扬起的烟尘已经可望，刘琮需要立即为自己的命运作出抉择。 仓促间就在襄阳、樊城一线展开正面抵御，看不到有成功的可能，要么就是利用战略纵深以空间换取时间，主力撤往江南，依托荆南四郡，构筑长江防线。问题是镝锋相距如此之近，是否能做到有组织建制的撤，而不至于溃逃，演变成另一幕的当阳杀戮。 即便成功南渡，又有几个问题：刘琮对荆南有多大的影响力、是否愿意为他效忠？荆州的菁华在于荆北（襄阳、江夏、南郡），开发程度不高、经济人口单薄的荆南是否有守住长江的力量？不可能指望与孙家联盟（刘琮的垮掉倒才会促成孙与荆州余部刘备刘琦的联合），而且曹操在制服荆州之前，不会另辟战线去动江东。 权衡下，年轻气盛的刘琮依然说到，“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乎？”但很快便被部下谋士泼以冷水。傅巽对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乎，则虽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乎，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三国志》） 从义理上看，刘琮是汉臣，向朝廷投诚也确实说得过去，于是，琮决定把过去皇帝颁发的州牧符节交出。（出于一向的不信任，行动没有通知樊城的刘备，试想通知了，备亦不可能追随，因他的纪录实在太糟糕了，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相信曹还会再相容。） 这时有一段小插曲，部将王威建议刘琮，“曹操得将军既降，刘备已走，必解弛无备，轻行单进；若给威奇兵数千，徼之于险，操可获也。获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虽广，可传檄而定，非徒收一胜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难遇之机，不可失也。”（《汉晋春秋》）很多人喜欢谈论日后魏延的子午谷战略，却几乎没有说起王威的奇兵徼险计划，同是冒险，其实魏延也只有成功的可能而无成功的必然，这是个有趣的话题，也许是因为王威的名气逊色得多罢了。 刘琮没有采纳建议，遂被任命为青州刺史、封侯爵，部属蒯越等封侯者十五人，荆州人士大多得到擢升任用。以琮的资质能耐得到这个结果，恐怕就其自己和身边的人来说，已经是最好的了。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以其一贯的手法诬说曹操诛杀了刘琮母子，并栽赃于禁，实在有点不公，曹对降员是一向优容的，后来还再次表封刘琮，即《表青州刺史刘琮令》，全文如下： “楚有江、汉山川之险，后服先疆，与秦争衡，荆州则其故地。刘镇南久用其民矣。身没之后，诸子鼎峙，虽终难全，犹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洁，智深虑广，轻荣重义，薄利厚德，蔑万里之业，忽三军之觽，笃中正之体，教令名之誉，上耀先君之遗尘，下图不朽之余祚；鲍永之弃并州，窦融之离五郡，未足以喻也。虽封列侯一州之位，犹恨此宠未副其人；而比有笺求还州。监史虽尊，秩禄未优。今听所执，表琮为谏议大夫，参同军事。” 评价与藻词可算优厚有加。现在在回到文章开始的那句“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与表文之所誉又大相径庭，语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所引《吴历》，为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春，曹操进军濡须口与孙权对峙时所说，作为“生子当如孙仲谋”一语而带出，究竟只是为了加强语气使句式更加完整，还是曹内心对琮的真实评价？ 《吴历》旧底在史部中被分入“伪史类”（为什么这样叫不太清楚），作者是胡冲，而胡冲又是谁？冲的父亲乃胡综，在《三国志》吴书中有传，评其为“孙权之时干兴事业者也”，是“榱椽之佐”，并提到“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干，天纪中为中书令。” 天纪（277-280）是孙皓的年号，事实上，当王濬逼近建业时，孙皓最后正是用光禄薛莹、中书令胡冲之计送降文于濬。其时离濡须口之战（综当时也不过31岁左右）已67年，从年龄推度，胡冲不可能亲历，只能是据闻了。至于曹操是否真这样说过，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鲸鱼腹 2004-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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